大道国学:“躲猫猫”与“南海强拆”
下面不妨先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1】人民日:“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据人民日2011年06月16日评论文章指出,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政府一时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
翻开纸,转发微博,评论新闻……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宜黄强拆”,这些借助媒介迅速蹿红全国的符号提醒我们,今天,治理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介呈现、传播甚至放大,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新闻发言人不断亮相,越来越多党政干部回复留言板、走进直播间,1700多个政府机构微博随时发布权威信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聚光灯越来越自信自如,这样的变化令人欣喜。
当然,变化是一个过程,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媒介意识的淡薄。或是躲避媒介,“杞人忧钴”、“响水逃城”等事件,暴露引导手段的缺失。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
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
【2】最高法前院长曝15年间腐败资金外逃可能超1.5万亿
据第一财经日2011年06月16日道,日前,一份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贴出的课题告显示,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
据这份2008年6月完成,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至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可能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
万亿规模?
腐败分子外逃与向境外转移资产(跨境洗钱)密不可分,《告》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腐败分子需要通过跨境洗钱活动将侵吞的国有或集体资产转移到对其相对安全的境外;另一方面,为能够更安全地享受侵吞的物质财富,腐败分子最终要逃往境外。整个过程利用了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制度差异,实质是意欲逃避本国法律的惩罚。《告》在提到我国资金外逃现状时,开始便称: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外逃的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至境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至今还没有一组公认的数字,只能根据各方道勾画出大体状况。
本记者比较了2001年至2010年的最高检年度工作告,其中关于“加强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的数据时就发现,追逃的职务犯罪人数已经从早期的数百人到高点时候的数千人,而追赃金额也从几亿元到高点时的几百亿元。中国反腐败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告诉本记者,2009年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日益紧张、热钱越来越多、打击腐败力度越来越大,这些因素都使得越来越多的资产被转移到境外。
地下钱庄
腐败分子资产大量被转移到境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告》总计列举了八种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办法:现金走私、替代性汇款体系、经常项目下交易、境外投资、信用卡工具、借道离岸金融中心、海外直接收受、借道境外特定关系人。
避税天堂
《告》重点分析了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的方式,其中包括: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汇,用假的进口合同骗取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汇汇出境外,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等。
对于后者,震惊中外的广东开平中行案中,许超凡等人就是通过对境内外多家公司的同时控制,以公司间资金往来、虚假交易或关联交易等各种形式来实现大笔资金的转移。此外,那些监管制度极其宽松和低透明,亦被称为“避税天堂”和“洗钱天堂”的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百慕大等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所属的众多全球著名的离岸中心也为境外转移资产提供渠道。
腐败分子要想这么做,通常分为两步:第一步,转移企业资产,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高进低出”或者“应收账款”等方式,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第二步,销毁证据,漂白身份。腐败分子通过第一步将公司或国有资产转移至境外后,比较容易被监管部门或企业的下一任管理层发觉。为此,他们会故意将企业做亏做垮,然后用外企的身份尤其是离岸公司来购买,堂而皇之地吃掉了受害企业的最后残骸,同时将第一步中的“偷盗”行径彻底抹净。
境外循环
虽然腐败分子转移资产主要是从境内向境外转移,但是也不排除一切赃款就直接在境外循环。《告》将其归纳为“海外直接收受”和“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对于前者,有案例就显示,发案单位在国外进行采购时,有实际控制权的腐败分子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而是直接存入腐败分子在境外银行的账户,或转换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动产。更隐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现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学等方式作为交易。
《告》称,以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腐败活动虽然在表面上没有资金的外逃行为,但实际仍是钱权的交易,交易的背后一定有权力的滥用,以牺牲国家或集体利益为代价。
另外,近年破获的贪腐大案显示,通过在海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成为贪污腐败分子转移资金的新趋势。“两高”对特定关系人的司法解释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此类参与转移资金的特定关系人在他国均已取得合法身份,或者是留学,或者是他国居民或公民。境内的腐败分子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特定关系人以合法手续携带或汇出资金;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关系人利用其国外身份在当地注册企业后,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更堂而皇之地转移资金。
除了这些手段之外,目前还有通过书画艺术品的方式进行财产转移,比如齐白石、陈逸飞等人的作品不断被炒高到上千万元,而这些作品的出境通常并不受限制,这样腐败分子只要通过携带这种作品出境,然后趁机出手,那么基本上就可以顺利达到洗钱的目的。
【3】外媒称对冲基金开始作空人民币 押注中国经济出问题
据财经网2011年06月16日消息,据华尔街日道,大多数投资者对于押注人民币升值已是习以为常。但有些对冲基金却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越来越不放心,他们认为人民币势必走软。道称,得州沃思堡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哈特就在使用看跌期权作空人民币。康州斯坦福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长Edward Grebeck也表示,人民币被低估的说法可能将成为历史了。
哈特在上个月的纽约Sohn投资大会上指出,中国货币供应增长强劲、严重依赖房地产、以及政府对信贷的严格控制都是让人担心的问题。一旦出现危机,外资可能会马上撤离中国。如果经济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可能倾向于通过本币贬值来促进贸易。Grebeck补充称,这实际上就是2008年以来美国的状况。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中国人也得开动印钞机刺激经济。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比4月份上涨0.1个百分点,5月CPI涨幅创下34个月新高。部分专家对未来几个月通胀形势的预期也并不乐观,认为今年6月份CPI指数可能会突破6%,再创新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近日表示,中国面临滞胀风险,经济已出现滞胀苗头。
【4】菲律宾出动海军拆除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标识
据环球时2011年06月16日道,菲律宾15日宣称,已经出动海军拆除了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上“非法设置的标识”,引发世界媒体的广泛道。而除此之外,菲律宾媒体在15日“欢呼”的另一件事,就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获得了美国支持”。
据法新社6月15日道,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汤森中校当天说,“菲律宾将这些标志挪走,因为这些地方是菲律宾领土。”道称,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牛车轮礁、安塘滩、礼乐滩,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对它们拥有主权。众多媒体把菲律宾此时公布这一消息称为是对中国的反击,菲律宾“Everything In Budget”网的文章在标题中说:“勇敢的菲律宾人动手拆除了中国标识”。而在南海问题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也在15日成为令菲兴奋的头等大事。“abs-cbnnews”网道说,菲律宾海军清除了“西菲律宾海”上中国军队做的标记,而美国也越来越愿意“涉水南沙群岛争端”,并发出“全力支持菲律宾”的最新信号。今年8月将有几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二手军舰装备到巴拉旺省的菲律宾海军中,有利于菲加强对这一海域的控制。
菲律宾清除所谓“中国标识”的海域也是美菲将要进行联合军演的地方。澳大利亚广播电台15日的分析说,在南沙群岛争议升温之际,菲律宾和美国宣布将于月底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地点就在最近连连触发争议的礼乐滩附近海域。
【5】中国4月增持76亿美元美债 此前连续5月减持
据新华网2011年6月15日电,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比前一个月增加99亿美元。中国当月也增持了美国国债76亿美元,扭转了连续五个月减持的局面。 当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25万亿美元,仍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6】网闻博评: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矛盾凸显期”?
在当下的“矛盾凸显期”,《人民日》就舆情反应迟钝而对执政者官僚作风提出的批评,应是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共鸣。但自从有了所谓的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以来,以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布道者自居的专家精英们,就一直以强势话语权主导和引领着社会主流舆论。对这些主流文化精英而言,上至“文革遗毒”下至“国进民退”,他们左右开弓口诛笔伐,从来就不会存在言论平台和发声通道的封堵问题。而真正被淹没于强大声场之中“沉没的声音”,往往是话语表达权上的弱势群体或“非主流群体”。当30多年的主流精英“众声喧哗”过后,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之际,如今恐怕的确是到了该认真倾听代表弱势群体的“非主流”声音时候了。
这里,我们首先还是要问,时下的“矛盾凸显期”究竟是怎么积累形成的?或者说,是谁将执政者与广大弱势群体推向了矛盾冲突的前沿?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搞清楚,就是再高超的“媒介素养”,恐怕也依然会是被动维稳的疲于应对。“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这样的一个论述前提,显然是有些含糊其辞。
社会转型怎么转?为什么?
体制转轨怎么转?为什么?
思想转变怎么转?为什么?
这些“改革发展共识”前提真的存在吗?譬如说,与被改制下岗分流的广大职工干部们有共识吗?与被强征强拆的广大农民和市民们有共识吗?难道少数主流专家精英的意见,就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吗?
恰恰相反,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失衡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危机,以及“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这个“矛盾凸显期”的积累形成,正是主流专家精英们鼓噪的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接轨的结果。这样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接轨的前提,又是基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设定与判断。于是,我们便有了“向钱看”争先富的GDP发展“硬道理”。但问题是,这个世界真是和平的世界吗?帝国主义分化演变和灭亡中国的战争“敌情”真的不存在了吗?
再看看“富跑跑”们争先携款移民孝敬“新祖国”,腐败分子和“裸官”们纷纷“转移支付”于美国,“世界工厂”以“出口退税”奖励补贴美国人高消费,中国以外汇积累换取美元债券“白条”而摘取美国最大债主的世界桂冠,以及美联储“量化宽松”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等等,这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接轨的辉煌成就,也无一不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
据此,我们也就能够比较“公开透明”地看到,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的财富和改革发展的巨大蛋糕,最后切分留在中国国内的本来就少得可怜了。官僚与资本精英既得利益集团强势群体,还要再先占有享用很大部分。最终可供最广大人民群众分配和消费的,就愈见其少了。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矛盾凸显期”的不期而至,根源即在于此。
亦如网闻博小社员在此前的《美“黄金失踪”拿啥保证还债》、《高考作文:折射人才选拔历史变迁》及《“圣地之光照耀中国”引发媒体关注》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前苏联的被“和平演变”和被肢解灭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资本贪婪与野蛮,不仅仅是“谋财”而且是“要命”。从“热战”到“冷战”,再从“冷战”到“热战”,从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从美日韩黄海军演与东海军演,再到美越美菲南海军演,乃至给菲律宾海军壮胆撑腰,对中国南海领土标识进行“强拆”,都是在活生生显示着,美国“坚船利炮”的战争机器始终没有熄火。
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设定与判断,到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再到中国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加速到来,30多年来主导中国改革发展政策研究和“顶层设计”论证的主流专家精英们,你们谁能够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当中国面临美国得寸进尺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时,难道美国“坚船利炮”的军费开支中,没有中国“借钱”给美国的“支援”吗?这种弱己以资敌的馊主意,到底是哪些专家精英们的智慧共识?
有社会贫富阶层两极分化,就必然会存在阶级斗争。有帝国主义的世界资本市场垄断,就必然会存在民族压迫与剥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这些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市场化私有化主流专家精英的批评与质疑,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些“非主流”舆情,之所以会成为“沉没的声音”,正是因为市场化私有化主流专家精英们强大声场的“屏蔽”。
今天,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执政者“媒介素养”的提高,首先应该是过滤掉市场化私有化主流专家精英们的“众声喧哗”,释放出“沉没的声音”的呐喊与智慧,以群策群力共克时艰。
美国军舰纵容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领土搞“强拆”,中国给美国进行“财富输血”,美国向中国输入通胀,华尔街金融大亨“做空中国”山雨欲来,美国军舰纵容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领土搞“强拆”步步逼近。在这个“矛盾凸显期”,民族矛盾已经陡然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敌当前,“反腐肃奸,保家卫国”,这才是当务之急。任何转移舆情焦点,激化内部矛盾的言行,都是对国家与民族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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