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穷匕见：“精英”的“已知方向”和卖国行动
“精英”的“已知方向”和“精英”的卖国行动
田忠国
樊纲：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是“不务正业”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在本次点评会上， 樊钢 先生以“中国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转变”为题，对中国的改革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改革并非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方向明确的改革开放，而这个方向，简单的说就是私有化。据 樊钢 先生透露，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讨论了大量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什么要民营化等等。90年代初又开始鼓吹发展民营经济，产权规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谈公有制改革的时候，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根本要走条路，当时改不动怎么办？要创造条件，发展民营企业。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通过 樊钢 先生以上的话，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精英明确的改革方向就是，通过私有化改革，挟迫政府朝着他们既定的方向改革，而精英们的既定方向，就是弗里德曼的政治经济自由化。
有人可能以为，政治经济自由化对中国有益无害，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政治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其实不是别的，而是根据资本的多少分配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的权重的时候，人们将会发现，平民百姓在毫无资本可言的时候，你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毫无民主权的，因为，资本拥有量是决定你权重的关键。至此，或许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资本自由掠夺加剥夺平民百姓的基本政治经济权利，就是“精英”们明确的改革方向。
或许，有人认为这个结论有点武断，但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刚刚经历的现实，如，在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曝出，因危机面临倒闭时，人们竟然发现，中国的外汇储备竟然投到两家公司近四千亿美元，而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却声称，中国的金融不存在安全问题。而 周其仁 先生的两个重大论点，一是热钱不是个金融阴谋，二是医疗改革人人享受医疗保险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加上 茅于轼 先生的富人富了穷人才能富论，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精英”们不仅目标明确，而且还步骤精细，相互配合，但目的只有一个，通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对主权经济的出卖，挟迫政府最终只能选择资本自由掠夺的资本民主社会。
当然，如果仅仅是私有化，仅仅把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内的人士的手里，不论这种转移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但毕竟，这份资产、资本还在国内，还掌握在自己同胞手里，虽然这样可能危及到平民百姓的生存条件，但是，当中国的主权经济不在属于中国的时候，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逻辑，我们将会发现，中国的政治也将不由中国人民当家了，不仅不由中国人民当家，而且那些卖国的“精英”也当不了家，只会成为西方强国的狗腿子，那时，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成了由中国人管理的别国的国家。
这样说有人可能以为，我这是危言耸听，因为，一个国家要成为别国的国家，就必然由别国占领国土空间，但是事实上，如果别国并不由本国人占领，而是由被占领国家卖国势力占领，不是比自己占领代价更小、效果更好、收益更大么！
也可能有人认为，我这是庸人自忧，再怎么说“精英”也是中国人，怎么也不会无耻到哪种地步，但是，近四千亿美元的国家资本，白白送给了美国人，在香港政协委员的质疑下，不仅没有个正确答复，而且还声称中国金融是安全的，又如何解释呢？当然，“精英”们可能会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四千亿美国，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给美国，中国将会更加安全。因为，中国成为美国的资产后，不论是欧盟还是俄罗斯，连偷看一眼中国的胆量都不敢有，更不用说印度、日本了。也就是说，把中国无代价出让给美国，中国就被送到保险柜里了。
由此可知，中国要想走出“精英”为中国设下的圈套，就必须率先打掉国内的卖国势力，因为，不打掉国内的卖国势力，就无法有效扼阻腐败，也无法有效扼阻出卖主权经济的大潮。
无法扼阻出卖主权经济的大潮和腐败大潮，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出路！
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附文：
中国的改革，是在向已知的方向转变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樊纲先生的演讲。
主持人：接下来请樊纲先生有感而发了。
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樊纲：谢谢，刚才张教授说79年的时候研究358，87年是三年、五年、八年，现在弄不好30年、50年、80年，也是358，中国如果能够有80年的时间，经济能够不断发展，体制不断成熟，不断发展，能够有80年达到相对完整的健康运行的市场体制，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体制，成为世界的强国，人均收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错的前景，别看这80年，这也是别人走过200年走过的路，我们即使有80年，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是落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这30年我都做了什么？都研究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现实的关系。从78年到88年，这十年我在上学，88年以后，开始工作，开始写文章，开始研究，一开始的注意力是所有制问题，是产权关系问题，是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的问题，张教授提到公有制公关理论大纲，为什么把“公有制”这个词放上去，当时把宏观经济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而我们那本书是把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公有制，是因为你搞了这个制度，必然会产生后面的一系列经济现象。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讨论了大量为什么不能搞国有制，为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为什么要民营化等等。90年代初又开始鼓吹发展民营经济，产权规范化等等，在92年初期大家都谈公有制改革的时候，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根本要走条路，当时改不动怎么办？要创造条件，发展民营企业。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一系列改革创造了条件。后来也讨论政府改革等等，但是没有把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做下去，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做更多的东西，后来发表一些东西都是以前发表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讲讲也讲腻了，觉得国有企业必须改，民营化、私有化这些东西是理论上成熟的，被所有人论证过的东西，觉得谈着没意思了。
我们当时在想，中国的改革能对经济理论有哪些贡献？真正做点新的贡献，不是老在那里谈老问题，当然了老问题也需要谈，因为老问题很多人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把已有的思想传播开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决策者都能够知道，也确实需要谈。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思考，中国经济学者能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哪些新的贡献。在转轨经济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对改革，对经济学理论将来有所贡献，从92年开始发表第一篇有关改革的问题，当时叫论改革过程，讨论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改革当中的利益冲突，旧制度下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等一些开始，后来学术性的文章从那个时候多数在转轨经济学领域。
最近向大家道，改革30年了，得写一篇文章，还是在这个领域里做一些思考，比如说可以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问题上，可能能做出点贡献的，比如说跟胡永泰一起发表的文章叫循序渐进和平行推荐的问题，还有在北大期刊上发表的过渡性杂种的东西，分析乡镇企业过渡进程的问题，想分析的问题是各个制度各个环节各个构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一个制度下，推进改革，如何使制度的各个构件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和保持互相依存的关系。这里大有文章可做，不仅是改革制度的思考和研究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具体到改革的问题上，你是不是出现瓶颈，在某一个阶段，改革的重大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来消除这个瓶颈，可以使整个体系的制度，体系的效率得到改进，而且使整个改革得到推进，相反你一个瓶颈不动的话，会使各个领域的改革很难推动下去。
你要防止出现冒进的情况，其他领域改革都需要时间，这个时候某个领域改革出现过超前，也会出现混乱，会出现问题。比如最近越南也在闹事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当其他制度都没有改的时候，冒进搞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结果导致大量金融混乱，你的体系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类似这样的问题来反思中国的问题，大模型上推出一个结论，现在中国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让我说现在的瓶颈确实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残余，张教授说的权力的问题，这些不改，我们其他很多领域改不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每次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新的体会，在这个时候比较明朗起来的问题，究竟什么叫转轨，究竟有没有转轨经济学，有没有特殊的问题叫转轨，制度经济学从来是研究制度变迁的，从中世纪的制度到现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诺思都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历史数据的研究，有没有东西跟制度变迁不一样，叫制度转轨。仔细分析我们和中欧和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把它一般化，我们仔细想一想。转轨在现实当中特指20世纪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它的特点在于人类第一次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个已知的已经存在的制度转变，历史上的制度变迁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根据条件的变化捕捉新的机会，一点点往前走，这次的转轨都知道，知道朝什么方向转轨。当时东欧苏联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回到欧洲去，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从来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改革初期讨论最激烈的是目标模式，讨论半天都是反复修改，反正不是向市场经济，一开始都是加点商品经济要素诸如此类。
如果把改革整个改革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一样，也是在向已知的东西转变，这一开始比较模糊的已知的东西，后来是逐步逐步清晰的已知的东西。你就想想到后面每走一步，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决策者，一个基本的决策方式就是把各国的模式拿来看看，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人家的法律，人家的规则拿来先看看，转轨另一特征在旧制度既得利益关系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走不太多，就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往前走，再往下走又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再往下走。从整个全过程来讲，人们知道要转成一个什么东西，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这叫转轨。向一个未知的东西过渡那叫制度的转变、进化等等，这个不叫转轨。这是转轨经济学的特点。
回过头再想邓小平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要过河是知道的，邓小平大概知道要过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模糊河的对岸，怎么过不知道，怎么过恰恰是转轨经济学需要研究的，我们不去论证为什么以前那个不好，为什么这个好，这说实话叫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研究，转轨经济学是知道有一个彼岸，知道要走过去，研究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这叫转轨经济学。
这30年都在研究这些事情，实践当中都在逐步实践这个转轨，如果我们理论更清楚一点，理论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不仅对现在的改革在概念上有所指导，我相信这些因素的发展，包括刚才说各个制度相互关系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心制度所经历的复杂过程，所面对的利益冲突，这些东西也许会对现代经济理论，再把制度要素带进现代经济理论分析的时候，可能会添加点新的东西，这不见得是我们能够完成的，希望我们更多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也是给大家传递这么一个想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有希望能够做出点新问题。谢谢大家！（稿件未经本人审阅）
不能用“阴谋论”来看待国际热钱
周其仁
July 10, 2008
2008年7月9日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 参与了道。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答记者问。
人家来炒你，因为你里面有失衡给人家提供机会，这个事情，你可以闭起眼睛说阴谋，全世界都是阴谋，你把本事练强一点，就不怕阴谋，你没本事，他好意也是阴谋，因为你受不了。
香港财经文摘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其仁教授。现在热钱在国际上由于越南金融危机爆发，热钱又引发了大家的注意，据相关数字显示，是中国从2008年1月份到5月份，平均每月涌入中国热钱的数量达到30亿左右，但是现在在中国，中国股市被套牢，中国楼市又现在在降价，涌入中国大批的热线现在到底钱漂在哪，不知道周其仁教授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周其仁：热钱是蛮细致的事，到底怎么定义，怎么计算，怎么估量，这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事，担心量很大的钱进来，到时候要跑，如果大量流出，又会变成发展中国家的灾难，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学习各种经验教训，防止中国出此类问题，但是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到底热钱怎么定义，最高估计是亿美元，差不多是外汇储备的量，这个要专业分工，不同的机构要独立估计，来开放、辩论讨论，不能一下子变成大家就认为这就是事实了。
热钱的困难是同一个行为，外国的钱进来，到底是短期炒一把就走还是一直就留下来，这在钱本身上看不出来，我的看法是像热钱这个问题，我们把重点不是完全不要放在那个方向，重点不要放在那个方向，不要防热钱，既不要让它进来，也不要让它出去。所有的活动都有其他派生的代价，因为你对要素的流动，钱流动不光是钱，有信息在流动，对资源配置有其他代价，我们不能看一个事情，因为经济或者好多事情的利弊是互相连在一起的，还有执行成本的问题。
今天中国这么大的GDP，70%的进出口，无数涉外贸易公司，对所有的帐户进行严格的监管，本身监管层要考虑，更重要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把我们自己的宏观环境搞得比较对，因为所有人家来炒你，因为你里面有失衡给人家提供机会，这个事情，你可以闭起眼睛说阴谋，全世界都是阴谋，你把本事练强一点，就不怕阴谋，你没本事，他好意也是阴谋，因为你受不了。
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座很多学经济，学金融，还是要把本事，第一，知识层面不能欠缺，第二，制度层面慢慢建起来，社会的舆论，公众的心理慢慢适应，发展中起来没有一条平路可走，中间一定有波，有浪，这个东西与其说人家太坏，不如把自己的本事练强，把自己的体制和宏观环境搞得健康一点，这是我们可为的地方。坐下来想想他变好人是很难的，他没阴谋，他什么时候没阴谋，他没阴谋可能是更大的阴谋。（本稿未经审阅，正式修订版请关注个人网站 将随时更新）
５位经济学家齐聚北大论改革
2008年07月17日 中国经济时
■本记者 张鲜堂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时节，经济学家的身影一直是最活跃的。在改革刚刚进入３０周年的本年初，一批被称为大佬级的经济学家就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对改革完成了一次初级洗礼。６个月后，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周其仁、陈志武、钱颖一、张维迎１０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观点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汇编成了一本带有思辨性的书。
２００８年７月９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３０年——１０位经济学家的思考》新书发布暨２００８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茅于轼、樊纲、周其仁、陈志武、张维迎五位被邀在本次会议上就３０年的改革以及目前面临的敏感问题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梳理和澄清。
茅于轼：改革开放就是个学西方的过程
半路出家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学术晚期早就不满足于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了。谈起改革，他说应该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这３０年。一个恰当的坐标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它标志着中国认识到落后，开始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但要学哪一个国家？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学习榜样是日本。后来胡适之提倡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等到解放之后就学了苏联。可苏联垮台了，我们学习谁？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大家认为需要向西方学习。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会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个很顺利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改革积累的所有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这个话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把向西方学习的所得和所失进行比较，茅于轼认为所得大大超过了所失。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全都是学习西方的，在经济上、在制度上，我们有不少也学的是西方。学习西方也有很多的毛病，但西方克服了的毛病我们没有克服，我们比人家犯得更多，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发扬我们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
樊纲：计划经济残余仍是改革的瓶颈
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见长的樊纲，其创下的“中国市场化评估指数”在国内外反响很大。他一直在寻找各个制度构建之间的平衡点。他认为，具体到改革的问题上，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改革的重大“瓶颈”在什么地方。如何消除这些瓶颈使得整个体系的效率得到改进，并且使整个改革得到推进。要防止出现冒进的情况，因为其他领域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候某个领域如果改得过于超前的话，也会出现混乱。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当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冒进地搞了资本市场的开放，结果导致了金融混乱。依此反思中国的问题，现在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这些残余不改，其他领域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改不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
谈起转轨问题，樊纲称转轨特指２０世纪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特点在于人类第一次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制度向另一个已经知道的制度转轨，知道我要朝什么方向转轨。如果把改革的整个过程串起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在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也许一开始比较模糊，后来才逐步清晰。转轨的另一个特征是在旧制度的既得利益关系约束下朝前改，后面一大堆利益约束着，于是就变通一个说法，打一个折扣。
回过头来想邓小平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过河是知道的，怎么过不知道，这恰恰是转轨经济学要研究的。所以这３０年实际上我们都在研究这些事情，逐步实现这个转轨。
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虽关注现实问题但一再声称只研究３年后才要解决的问题，周其仁注重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什么叫改革？他的理解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因此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更多的还是改政府。如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对基层做出来的对头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个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包产到户为什么３０年前开始得到承认，再以前就是不承认呢？这就是制度问题。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一定要使得原来维系那个体制的成本非常高，越来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当年所谓若干个１号文件，现在回过头来看，１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主要是教育那些国家干部的，说服他们这么做是对的。改革最难的就在这里。因为过去那条路会形成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计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这是３０年前中国发生变革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陈志武：把财富增值的权利还给百姓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的社会转型。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改革，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在效率上，尤其在资本的使用效率上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上很低，能够带来的投资回、创造的经济机会很少。但是到今天，在中国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工业生产产能已经过剩的前提下，仍有近３／４的社会资源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只有１／４左右的资产型财富掌握在民间。与此同时，收入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配置越来越往政府的手里转移。在中国的民间，消费预算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资产型财富增值的内容。由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配置关系，在需求结构上会非常偏重工业性产品。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和收入主要由政府来花费的时候，最后花费的对象只能是搞新的投资，尤其是大的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在过去３０年的贡献很大，但是到今天在工业产能已经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再进一步由国家来掌握主要的消费决策和投资的权利，这样的经济对于工业化的投资需求肯定会更高，消费需求相对会更低。中国只能够依靠出口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
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把财富增值还回到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预算里去，除了工资收入以外，也可以增加财富增值的内容。由此带来的内需的增长可以从根本上让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这些年，更好地对付目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苗头。
张维迎： 不要动不动就限制市场
基础能源不断涨价，ＣＰＩ居高不下，眼下的中国又进入了一个价格调整的敏感期。作为中国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本次点评会上谈论最多的仍然是价格问题。他认为目前的状况有点接近于１９８４年的那种状态，当时他提出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从整个的过程来看，这一步走了以后，通货膨胀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出现剧烈增长。
张维迎说，尽管到目前价格改革大部分完成了，但要素市场还没有真正完成。比如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了，但是现在政府又开始走回头路，对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好多的限制，如合同的限制，工资的限制，解雇的限制等等，这个实际上又走回头路了，对未来的发展不太好。另外现在的石油和电力，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而且是没有放开的产业。这两个领域还是应该逐步地实现市场化。市场化之后，通货膨胀能不能控制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控制货币的力度。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出现通货膨胀了，要求工资必须跟通货膨胀一起涨，这个可能会导致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张维迎不赞成一些地方规定今年的工资要涨１２％以上。他说，如果ＧＤＰ没有涨到１２％以上，好比只涨了５％，而工资要涨１２％以上，再加上其他社会福利增长的话，通货膨胀也在７％以上，还叫什么控制通货膨胀？西方上世纪７０年代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工资的增长，如果不能控制工资的增长，就甭想再去控制通货膨胀。
任何东西，只要真正地放开它了，它的价格就不会那么一直涨。不要动不动把遇到的问题都归结为市场导向，然后反过来又限制市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坦率地讲，如果这一次国家再不调整成品油价格的话，那下一步的麻烦就更大了，早调比晚调好，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可能是防范下一步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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