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之五：最严重的挑战

　　【网络版专稿】　　

　　 五、结论
　　本项研究对城镇居民收支进行了专项调查和数据分析，同时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不同方面的数据，对调查和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各项验证结果在总体上比较一致，说明目前关于城镇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数据严重偏低。
　　根据推算，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至少应当有1.96万元，而不是现有的统计数据显示的1.05万元。根据这一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元，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城乡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推算的8.7万亿元。
　　根据以上推算，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总和比现有数据多出4.8万亿元，相当于GDP或国民总收入的26％（但GDP也许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有待于更全面的研究）。这与实际观察到的城镇居民购买力水平能够较好地相吻合，也能够较好地解释长期以来困扰有关研究者的一些矛盾现象，即统计显示的低收入水平与超常增长的储蓄、证券投资、住房支出、及奢侈性消费之间的矛盾现象。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阶层，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部分居民200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计为9.7万元，而不是根据现有统计推算的2.9万元。城镇最高与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9倍。与之相应，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而不是按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我国目前实际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分配数据，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造成上述这种误差的原因，是对高收入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存在实际困难，以及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分析说明，这些被遗漏的隐性收入，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这是导致隐瞒收入现象的主要原因。
　　灰色收入的，主要包括财政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流失，金融腐败导致的信贷资金收益转移，由行政审批、许可、监管权力产生的钱权交易，土地收益的流失，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入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还无法从全局角度进行数量分析。但根据一部分有数量依据的项目粗略推算，包括金融腐败、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经接近3万亿元的规模，占了4.8万亿遗漏收入的一多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特别是行政管理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严重的制度缺陷。
　　上述情况说明，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由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漏洞，进而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漏失和收入分配的混乱无序状态。
　　在改革期间，市场化会带来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与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相比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对人力资本的回比过去有大幅度的提高；例如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工、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经营者通过正当经营对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从而得到较高的酬，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促进提高生产率、推动科技进步，保持经济的长远发展。
　　但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它干扰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的存在扭曲了正常的要素酬格局。例如公共投资资金的流失、土地收益的流失、信贷资金使用和行政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是对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公共所有者权益的侵占和掠夺，或者增加要素使用者（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还会严重降低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造成要素配置扭曲，直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公共资金、公共财富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非正当渠道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导致少数人暴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正。
　　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直接影响着经济效率。这表现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储蓄超常增长，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在过去的20年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最终消费率）已经从66.0％下降到51.9％（1985－2005）。同期，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51.7％下降到了38.0％，为解放以来最低点。
　　在低收入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1985年只相当于当年GDP的18％，1995年为49％，2005年已经相当于当年GDP的77％，超过14万亿元。尽管投资在超常增长，金融机构贷存比（贷款比存款）却从1995年的94％一路下降到2005年的68％，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在内需不足的压力下，近年来出口和净出口都呈加速增长的势头。在人民币逐步升值的同时，2006年出口总值已经扩大到GDP的36％（按年底汇率计），净出口扩大到GDP的6.6％，而且还有继续迅速扩大的趋势。这说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的拉动，并正在向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的产能。这不仅导致外汇储备过度（2006年末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使外汇储备难以有效利用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一旦主要出口对象国采取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有可能使目前的经济增长势头中断。
　　通过近30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现在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这也掩盖了经济体系内在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上述这些现象说明，目前的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积累；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中在某些内外因素的诱发下出现经济危机。而增长方式的改变之所以困难，其内在机制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主要根源在于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存在的严重扭曲和公共服务的缺失。
　　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渠道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目前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它威胁着社会稳定，孕育着社会冲突，是对建设和谐社会、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最大威胁。必须作为最严重的挑战，以力挽狂澜的决心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不健全导致的分配扭曲，尤其是发生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中的扭曲，也就不可能单纯依靠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这些问题。收入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缓解社会不满，也有利于缓解消费不足导致的结构失衡；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而且在制度和监督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用于转移支付，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公共资源的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因此需要慎重处理收入再分配与政府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关系。
　　腐败和灰色收入的大量发生说明问题出在制度层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干部素质和社会风气问题。事实上，广大群众和许多干部对于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并进行了抵制的。但制度缺陷对腐败有强烈的诱发作用，而缺乏有效的遏制和监督作用。因此不仅需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而且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的步伐，通过制度改革堵住漏洞，理顺机制，从根本上防止腐败蔓延，也才能挽救大批干部。下面几点可供考虑。
　　——当前需要具体研究如何将灰色收入纳入收入分配统计的视野，至少定期形成专题研究告，对统计数据进行矫正。本项研究依据的资料是有限的。很多方面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搞清楚，才可能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国现有的纪检、监察、审计、公检法等机构以及许多政府职能部门，都在不同方面涉及反腐败的工作，但各有其职权范围，很少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部门通盘考虑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有些工作还需要与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工作结合进行。
　　——政府改革涉及面广，需要逐步推进，当务之急是需要对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制度等方面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学习借鉴国外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逐项形成改革方案，逐项推进政府改革。
　　——治理腐败最有效的切入点，是制度规范化和透明化。因此政府改革应当首先从建立规范和透明的制度入手。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我国财政预算内资金管理的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健全，而脱离了预算管理的资金明显地漏洞较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每年通过“条条”分配到各地的几千亿元财政资金，多数不纳入地方预算，以及可能每年高达上万亿元的各种预算外收费，管理不规范，透明度低，成为地方各部门自己掌握、不受监督的资源，非常容易滋生腐败和导致大量资金流失。针对这个问题，建立透明化的管理制度非常重要。
　　——我国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去年达4.5万亿（包括国有控股），漏洞相当惊人。改革投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关键是形成公开透明的资金管理。
　　——减少腐败，还应当从减少寻租空间入手。因此应当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垄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规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健全审批、许可、监管制度，实行透明管理，接受社会监督。
　　进行这些改革，必然面临很大的阻力。只有动员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形成社会共识，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机制和改革动力。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形成一系列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减少腐败、寻租现象和垄断行为赖以存在的根源，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因此，需要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推进。■（完）

　　

　　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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