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近期公布的历史性决定，破天荒地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天南地北的都市精英和媒介领袖们纷纷弹冠相庆，将之视为解放农村的重要举措。但对一贯坚持以集体行为提高农耕效率的农民马宜场来说，忧虑才是最自然的第一反应。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的次日（2008年10月20日）清晨，《中国日》记者在村外田间向才从河北送货回家的老马转述了土地新政的要点。这个山东汉子沉思片刻，就皱起了眉头，本就刀削一般的脸上转瞬又多了几分沟壑。　　

　　

　　“咱农民的土地本来就不值钱。来几只猛虎，就能把我们这些小动物都给吃掉了，”他对记者说。“我是喜忧参半，就怕走偏。”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老马，并不是这个山东西南部普通村落里对《决定》的基层落实提出质疑的人。但对农民长久以来安身立命、福祸所依的土地，这位皮肤黝黑的姜庄合作社理事长的忧虑和关注，或许比很多旁人都更加强烈和深切。　　

　　

　　“中央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服务弱势群体，而不是让富的更富，”他说。　　

一个中国农村的光明与曲折　　　　

　　《决定》指出，国家将“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但在这个梁山县南，微山湖西的贫瘠村落，居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对天子脚下政策制定者们的坚定态度持谨慎的保留意见。种地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些还在坚持耕种的人们，对新土地政策的可能受惠者（亦即其土地承包权的潜在所有者）相当警惕。最重要的是，农民们担心新政将最终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而在他们眼里，这将使封建地主阶级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谁来种地？　　

　　

　　跟很多其它的中国农村一样，生于姜庄，适龄工作的男男女女，基本都在此城彼市，尽力融入大小都市繁荣昌盛的服务行业。其结果是，在这个约300户、1350名登记人口的村子里，12岁-40岁之间的住户近乎绝迹。　　

　　

　　这里土地生产的主力军，是村内的其余留守人口，尤其是妇女和中老年男子。而这些非壮劳力日复一日的耕作，使早已落后的传统农作方式更加低效。　　

　　

　　平均算来，当地村民每年每亩地的农耕收入是七八百元。但人工与种子费用无算，一亩地的全年化肥花销达三百元左右，农药也差不多要一百元。按村民马培成的话来讲就是，人均每亩一百元/年的国家补贴“很好，但太不够了”。　　

　　

　　即便在田地产量高的情况下，效益也是低的，因为品种混杂。这片绵延数千亩的平原土地，分别属于几个相连行政村的上万农民。大多数村民只有非常少的耕地，自顾自家，各种各花。三十年前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他们的生产力，但到了农民口中“种一年地，不如扛一个月石头挣钱多”的“经济时代”，过于随意的散户农业种植似乎已不再是明智之选。　　

　　

　　“我们农民就算是联合起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大的弱势群体，”老马说。“被它（猛虎）分散着吃……”　　

　　

　　农业机械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能迷信机械作业。这里人均地很少。我家就两亩地，大型机械用不上，小型的（农机具）又没有，还是得人工，”村里一位姓姜的老人说。　　

　　

　　“我们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他说。　　

　　

　　谁来管地？　　

　　

　　对正在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姜庄人几乎一无所知。乡绅干部们偶尔会兴趣浓厚地向外人问起此间故事的来龙去脉，但仅止于此。在这里，土地是唯一真正的共同关注。其重要性从鱼台县计生办四处张贴的标语中可见一斑：“多生一个孩，地从谁家出？”　　

　　

　　姜庄耕地极度紧缺。平均每名村民只有约九分洼地。这不到一亩的洼地，就是普通姜庄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　　

　　

　　但当土地流转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时候，他们担忧监管和集体行为的缺失，会把姜庄带回十多年前一二强人一言九鼎，随意处置全村集体用地的老路上。　　

　　

　　正是为了追回五百亩被时任村支部书记卖与私家的集体用地，老马带领乡亲们进行了十余年的抗争，姜庄也由此得名“上访村”。该支书最终被罢免。但时至今日，那五百亩地的从属关系仍未理清。　　

　　

　　不止如此，被村民们罢免了的村支书竟在离任之后，转而赴镇里就职。在老马最后一次尝试上访前，这位在地方呼风唤雨的人物警告他说：“你就是告到天边，到头来还得是我处理。”　　

　　

　　谁来卖地谁来买地？　　

　　

　　老马从没想过把自己手头的五亩地卖掉。他在姜庄的同龄人、同乡和同志们也大多没有卖地的打算。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农户们各自负债累累，迟早有被迫卖地的一天。　　

　　

　　“要是没有合作社，土地（政策）一开放，很多农民就得卖地还债。这就造成新的地主和雇农了，”老马说。　　

　　

　　“中国不缺有钱人。土地一开放，不都得被他们买了？他们成了大地主，其他人都是佃农，按现在这样风调雨顺的年份还有吃的，不然就要动乱了……要是按这么着搞，原来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什么啊？”　　

　　

　　从村头到村尾，老马们的情绪都很激动。但他们的后代，城市里的新一代农民工们，可能并不赞成其父辈的观点。老马和合作社副理事长周东安都说，年轻人土地意识淡薄，不会回村里发展，毕竟城里挣钱容易。　　

　　

　　而当这些靠天吃饭，靠地过活的庄稼汉们逝去时，卖地对他们那些早就熟稔了都市生活的子孙来说，可能已不仅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而那个时候，谁还会去种地呢？　　

　　

　　周东安的孩子都在城里打工。老马二十三岁的儿子在上海打工，一年回一次家。他二十一岁的女儿没打工，而是去了河北的晏阳初乡村建设中心学习，期望汲取学术院校的营养，为农村发展探索别的出路。　　

　　

　　　合作社的试验　　

　　

　　在穷尽了所有努力之后，村民们想起了合作社。按马培成的话来说就是：“不建立合作社，上边的拨款就被一层一层地扒完了。我们就这么点地，可受不起这个。”　　

　　

　　　马培成家里地只有一亩，人只有一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但吃饱容易致富难。多年在社会底层忍受盘剥与孤立的切实经验，让这个五十二岁的单身残疾农汉自然地产生了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向往之情。　　

　　

　　“假（农）药、假化肥还是经常卖给散户村民。但因为统购统销，这些东西是不敢卖给合作社的，”他说。　　

　　

　　以老马为首的一些村民也有此意。但在尝试之先，他们想到应从各大高校寻求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帮助。2004年4月，马宜场成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培训班的正式学员。　　

　　

　　　“找到晏阳初学院，这才找到路，”他感慨道。　　

　　

　　在学院及北京、济南等地共二十名支农大学生的帮助下，姜庄合作社于2004年6月30日宣告成立。老马被推选为理事长，而马培成成为社保管员。合作社的入股费用是两百元，每年会费为三十元。　　

　　

　　　经过宣传与鼓励，姜庄人普遍支持合作化道路。合作社成立不久，即有一百户农民入社。“零五、零六年那时候最好，人心最齐，一辆小车，一招呼人就来七八个，说上哪就上哪，”马培成说。　　

　　

　　　统购统销使得社员化肥购价明显下降，大米卖价显著攀升。大家人心齐，能把泰山移。在当时看来，合作社的前景一片光明。　　

　　

　　路啊路，充满红罂粟　　

　　

　　然而不久，时运飞转。《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直到2007年才正式颁布实施。在2004年的姜庄，合作社只能以专业协会的形式存在。社员们经讨论决定，以其时财路正旺的养殖业为切入点，开展合作经营。姜庄养殖协会，一个直到今年三月才被姜庄生态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代替的农民合作组织，由此诞生。　　

　　

　　合作社统一饲养、销售起了猪、兔、鸭，并在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梁漱溟乡村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下，为全体村民以姜庄新农村建设学校的形式，开办了每周一次的免费农校课程。作为一个集体，合作社社员与村委、企业各方的谈判力量大大增强。但是很快，优势之源变成了问题之本。　　

　　

　　　“成立了合作社，村委当然不愿意，因为（有了合作社后）他们（就）捞不到一点结留了，”马培成说。而根据老马的观察，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干部都反对自发的农民合作社，因为这样一来，“你还要不要村委会了？”　　

　　

　　　村民们很快发现，合作社既缺启动资金，又无政策扶持，更面临着行政干扰和市场起伏的双重风险。“这就像冬天在温室种菜，是要有保护膜的。不然怎么养？必须要有一定的环境。没有政策没有钱，能有啥？给点水，我们就渴不死，就能茁壮成长。但要这点水，难啊，”老马说。　　

　　

　　　“水多得能把别人都淹死，但（就是不给我们）。　　

　　

　　　“上面是有政策，但在我们这样的基层，真正得到利益的（人），很多都经过了各种关系和交易。我们这不行，太透明了……做好事比做坏事难。”　　

　　

　　　孤立无援的合作社只能依靠市场，但市场却陷入了谷底。2006年，猪饲涨到三块钱一斤，而猪肉则跌至两块五左右一斤。合作社的每位猪农都拿了两千块钱参与统一养殖。在这些投入打了水漂之后，村民对合作社的信心随之动摇。　　

　　

　　“现在又回到解放前了，自个种自个的地，人心涣散。今年，社员连会费都不交了，行情也从来没有这么差过，”马培成说。“现在一袋苗穗的零售价，从七八月份的一百三十元掉到了九十三元。”　　

　　

　　　十几所全国各地高校的学生都曾到姜庄进行支农调研。但姜庄人最急需的财政和政策支持，是他们无法提供的。今年五一期间，最后一批支农学生也从姜庄撤走了。　　

　　

　　　“现在经常有别人问我，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就像当初林彪问毛泽东‘红旗还能打多久’一样，”老马说。　　

　　

　　　“我告诉他们，我们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现在都说农民合作组织，其实又是一窝蜂的，翻牌的有那么多。我们不一样，是实打实地走到这一步的。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但坎坎坷坷这几年，一切都在于坚持。”　　

　　

　　　“道路是正确的，但不好走，”姜老头说。“看着光明，就是走不上去。”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全国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社近六万个，其中不少都和姜庄合作社一样，进入了瓶颈阶段。在习惯了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越来越多。有钱的农民不愿入社，没钱的则希望立即得到回。合作社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而且在新生一代继续进城，留守村民继续耕种的背景下，还在不断变大。　　

　　

　　但只要能得到一些支持，社员们坚信合作化就会成功。　　

　　

　　老马强调，国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减少一部分农民，并允许土地连片种植。　　

　　

　　“这样才便于管理。毕竟每家都只有那么点地，丢了可惜，留着又没用。如果能几十几百亩地，都集合起来，大家共同研究种什么，怎么打品牌，建立一套奖惩制度，再有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地多了，能连成片，就能买大型收割机了，可以大大提高耕作效率，”他说。　　

　　

　　　“外出打工农民的地既可以资源入股，也可以租赁，但不能买卖给有钱人。”　　

　　

　　　集中土地，风险的确很大：社员不同意某个品牌怎么办？亏损了怎么办？打品牌需要时间，大家等得起吗？如果扩大规模，必须雇佣工人。工人动不动就催工钱怎么办？他们等得起吗？　　

　　

　　　但老马识途。他说在土地问题上，合作社是条光明大道。他说火一样的热情，能够融化冰川。他说他不会搞成龙头企业那样的玩意，自己富起来了，不仅不带动别人致富，还掌握了大部分国家资源。他说姜庄合作社甘愿做试验品，垫脚石。他说自己去暗访了南街村，发现人家都能搞得不错，情况虽然不同，但“我们怎么就不行？”　　

　　　请关注下一期关于十七届三中全会土地新政的农民调查：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