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古今中外对于官员的共同要求或者说“普世价值”。只有那种非常长远或者说长远得几代人都看不见的目标，才需要施政者具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想法，踏踏实实地为后任打基础作铺垫。但就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而言，无论如何是需要每一任官员都“从现在做起”甚至“只争朝夕”的。比如明知腐败的蔓延和深化会导致亡党亡政，但却总是强调什么“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那实际上就是为自己任期内的无所作为和不愿作为找遮羞布。如果每一任都对反腐败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任期”，那定然永远都只有腐败的得意和反腐败的窝囊。

　　

　　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功成不必在我任期”提出者的主要的任期吧。在一座西南山城，黑社会的势力发展到“逼”得后任必须像反攻阵地一样“打黑除恶”，腐败在公检法以及宣传文化等系统蔓延深化导致领导干部差不多全军覆没。这就是典型的“功成不必在我任期”。其结果，是让下一任的负担越来越重，让后任成功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再比如提出者的又一个任期，虽然一开始雄心勃勃地高喊什么“杀出一条血路”，但当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地激化社会矛盾，分得很多蛋糕的群体不惜公然损毁公正正义化身的毛主席雕像，摆明绝对不希望让做蛋糕者能够得到比太阳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的时候，又违反常识和旗帜地提出什么做大蛋糕比分好蛋糕更重要，一句话，既然分好蛋糕已经成了不敢或者无力面对的难题，那就坚决让它“功成不必在我任期”！

　　

　　南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地方与中央、本地与全国、先富与后富等方面的历史难题，党中央一直采用空降的办法安排一把手，赋予的最大责任就是要大有作为，使前沿地区成为落实共同富裕承担带动责任的先进地区，绝不会是希望什么事情都“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让情形越来越恶化。可以想见的是，假如以某些后任的做法和作为，相信今天的南方很可能离小平同志当年南方谈话的要求越来越远！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看看现在的东方性都，看看遍布各地的血汗工厂，看看办一件大派对都要驱赶外来民工甚至本地居民的环境，不知道离小平同志的要求还有多远！）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在哪里？相信全国人民心中有数）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一些人最近提出的弱化政府让自由势力放手发展的主张，不就等于公然宣称小平同志的告诫已经明显“输理”）

　　

　　用“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说法作为施政不力甚至无能的推卸责任的托辞的，居然还动不动就用小平同志的语录来为自己助势。殊不知小平同志的很多而且是最近的教导，恰恰就在敲打着他们的脑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