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和选票，哪一个更重要？　　

　　

　　——兼驳右翼经济学者们的“资本无剥削”论　　

　　左派认为：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右派认为：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到底谁养活了谁？　　

　　

　　为使劳动人民对“资本家养活工人”的道理深信不疑，进而对资本家感恩戴德并心甘情愿、誓死不二地接受剥削，由资本家豢养的右翼学者纷纷跳出来炮制“资本无剥削”论：　　

　　

　　茅于轼说，“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并以实例论证“交换创造财富”——　　

　　

　　“假如我有100个苹果，你有100个香蕉，但是我爱吃香蕉而你爱吃苹果，我就可以拿我的99个苹果换你的一个香蕉，同时你也可以拿你的99个香蕉换我的一个苹果。这样，在物品总数不变的情况下，你我的需求就都得到了满足，这样就创造了财富。”（《仇富的社会没前途》）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如此高深莫测的经济理论。通俗易懂还是茅于轼“很多年以后才悟出来的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谁劳动的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仇富的社会没前途》）　　

　　

　　以“谁占有谁创造”论推而广之，古代财富的创造者是奴隶主——“胡瞻尔庭有县貆兮？”、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权臣——“和坤跌倒，嘉庆吃饱”、豪强——“朱门酒肉臭”，国外则有哥伦比亚麦德林大毒枭、索马里海盗……。而“劳动的最多”的奴隶、农民、工匠则不创造财富白让富人养活，所以活该“路有冻死骨”。　　

　　

　　事实呢？是生产环节创造财富；流通环节（交换）不能创造财富，只是参与财富的分配。　　

　　

　　比如一个农民，开了一块地，种了100个苹果。雇佣一个脚夫运到异地换了100个香蕉。扣除付给脚夫的20个香蕉的酬，农民最后得到80个香蕉（含与5个香蕉等量的化肥、农药等成本）。——整个流通环节并未产生任何财富，脚夫只是凭自己的劳动参与财富的分配。　　

　　

　　不久，脚夫积累了小本变成商人。他先用80个香蕉换了农夫100个苹果，再贩到异地卖了100个香蕉，刨掉80个香蕉的本，净赚20个香蕉。——整个流通环节也未产生任何财富。　　

　　

　　后来，货币出现了。商人用80元钱换了农夫100个苹果，贩到贩异卖了100元钱。刨掉80元钱的本，净赚20元钱。——生产者创造的财富（苹果）进入流通环节，价格越来越高，就造成了财富增加的假象——100个苹果的价值由最初的80元变成100元，增加了20元。　　

　　

　　再后来，商人变成奸商，利用消息不称——“商机”、“信息”，压低收购价格，抬高销售价格，从中分配更多的财富，牟取暴利——“投机”，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大批发商，垄断了运输渠道和收购、批发两个市场。——控制了苹果的定价权，分配更多农夫创造的财富。　　

　　

　　最后，大批发商又瞄上了生产环节，通过“圈地”、“改制”、“流转”、“黑白道”、或改进口国外转基因苹果使农夫血本无归等手段，收购了农夫们的土地——生产苹果所必须的生产资料，成为资本家（地主）；失去生产资料的农夫成为只有找到工作才能生存的无产者。由于劳动力成为受供求、竞争影响的商品，他们只能拿到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财富。　　

　　

　　随着机器的推广和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操作越来越简单、单调和易学。因此，工资也就愈减少；由于加班加点和机器运转的加速导致的单位时间工作量增加，使劳动负荷愈加繁重，还要受到工长的奴役。　　

　　

　　机器的进步也使得操作所要的气力减少，于是，他们的妻子和未成年儿子也加入劳动力竞争的行列，使资本家所需支付的工资进一步降低。而无产者为资本家生产的财富却愈来愈多。　　

　　

　　为了更多更快捷地融资扩大再生产和利用资本逐利，以及更容易地操纵商品价格，资本家又开设了股票、期货市场；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寻求更多更廉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剥削具有了世界性。　　

　　

　　当工人领到工资后，马上就有另一部分资产阶级──房东（或按揭银行）、物业、自业水、燃气、供热公司等等向他们扑来……　　

　　

　　马克思指出：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陈志武说，“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观显然是一厢情愿，有悖于中国过去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成就的事实。”为证明这个观点，陈志武在《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中，援引茅于轼的理论——“平等自由的交换”中不存在剥削，基于非自由选择的交易即存在剥削。　　

　　

　　茅于轼所谓的“基于非自由选择的交易”、“一方受控的交换”，即“基于权力垄断的交易”的“国有垄断企业”：“例如，国家电力公司是你唯一能买到电的机构，除了它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选择，于是，价格和服务完全由电力公司定，剥削的基础就在于此；国有石油公司、电信公司，都如此。”　　

　　

　　陈志武左右开弓，自打歪嘴：前面立论“剥削观有悖于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成就的事实”，后面接着就例证国有垄断企业是“剥削”的基础。　　

　　

　　先说“平等自由的交换”，这才是陈志武们的“一厢情愿”。因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下一步就是“垄断”。他们的样板国——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孟山都、微软、英特乐、可口可乐等等都是“平等自由交换”的吗？　　

　　

　　流行美国的一个笑话：某科技公司创业计划干脆写上“第二年引起微软注意；第三年被微软公司收购”。——身为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的美籍华人陈志武，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一个朋友，97年下岗。他见几个80年代卖菜的小贩都成气候了，便也想从头重走他们的“长征”路，于是也开了一个水果店。结果不过一星期就关门大吉。——周围两家“采购-运输-批零”一条龙的大店，以低于他进货价的零售价倾销，堵死了他们来时的路。正如跨国财团堵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路。　　

　　

　　若不信，就请陈志武到“沃尔玛”旁边开小超市，请茅于轼到“国美”对面开电器商店，“平等自由”地竞争一下，如何？　　

　　

　　假如被他们所诟病的国家电力公司、国有石油公司、电信公司，改制成为私人企业，还是垄断，他们就连屁都不会再放一个了，哪怕是外资。国内28家行业的龙头悄无声息地被外资掌控了21家，四个粮商垄断国内70%的食用油市场逆市涨价，已经证明。　　

　　

　　他们鼓吹的“国退民进”，就是要“国退资进”，而非“国退人民进”。　　

　　

　　再说“中国过去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成就”，社会财富在高速增长，资本家的资产成几何倍数上升，而工人的生存状况却急剧恶化，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几座大山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恰恰是严重“剥削”的铁证，旁征“剩余价值”论已显多余。　　

　　

　　经济危机也更加证实了剥削的存在。　　

　　

　　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以至于整个社会无法消化——“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则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则因为工人受剥削严重而无力消费，他们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维持奴隶的生活了。　　

　　

　　劳资矛盾尖锐了。　　

　　

　　类似地方官员的“年终献爱心”和“帮扶对子”，由资本家用榨取来的工人血汗的“零头”集资而成的维权事业、慈善事业也闪亮登场了。　　

　　

　　这证明：工人已经沦落到不能养活资本家，反而要让资本家养活自己的地步。　　

　　

　　但是，他们决不会反哺工人，而且还要销毁掉很大一部分由工人创造的产品。——宁可把牛奶倒进海里，也不白送给穷人，否则更会使牛奶的需求不振而影响开工。因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目的只是为了发财——“谁能够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这就是算有本事。”（龙永图），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保障供给”：　　

　　

　　——“公司不赚钱是不道德也不负责任的。”（马云）　　

　　

　　——“不赚钱的商人是不道德的。”（潘石屹）　　

　　

　　——“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赚钱实现”；“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茅于轼）　　

　　

　　可见，资本家施的粥只是杯水车薪。他们的慈善、维权类似农夫的爱惜耕牛，是为着了更长远的剥削和防止闹情绪不干活。而且，慈善家的身边总少不了写手和摄像机，——广告。　　

　　

　　工人起来斗争了。　　

　　

　　主流经济学家又粉墨登场了，他们偷换概念掩护资本促和谐：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在我们一半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0块钱的情况下，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吴敬琏《仇富的浪潮有利于腐败分子》）　　

　　

　　——“不管自己是穷是富，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的权利一样去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要剥夺他的某些权利，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剥夺他的人权？”（陈志武）　　

　　

　　一向言必称马列吴敬琏党员，这时又开始装混卖傻，企图用所谓的“专业人员以上”的“富人”为大资本家挡箭。他所谓的“富人”只不过是些出卖劳动力（脑力）的无产阶级或者候补无产阶级罢了，怎能与不需劳动，仅凭资本所有权就能占有工人绝大部分劳动的资本家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吴敬琏党员恶补了30多年的亚当·斯密哈耶克，也该补一补《共产党宣言》了：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总之，任他们巧舌如簧、妙笔生花，也掩盖不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消灭了无产阶级，资本家一家男女老少立马就得“运锄耕属侵星起”。——到底是谁养活了谁？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家们的绝大部分资本无非是通过欺诈、剥削、权力、暴力甚至战争获得的。所谓的“合法致富”也不过是“合法的剥削”、“合法的欺诈”而已，公平、等价的交换完不成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市场营销学就是一部“厚黑”“卖拐”学。　　

　　

　　参考王进喜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市场营销学就是：“有需求要消费，没有需求，创造需求也要消费。”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福利住房改革成商品——“以‘房改’拉动内需”；人民医院改革成赢利企业——“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义务学校改革成高收费单位——“教育产业化”、“谁投资谁受益”；大力发展博彩业、性产业、高利货……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某厂积压红色毛衫，便放风说：“某地一客车出事，乘客中除一位着红毛衫的姑娘外，乘客全部遇难”；某厂积压桃罐头，就传出消息：“今年凶星犯界，吃“桃”罐头可“逃”一劫”；本地有一年春节，因为经济危困导致鞭炮滞销。节后风传附近一火葬厂烟囱倒塌。结果积压鞭炮一天卖脱销，——鸣鞭避邪；首饰店猪年隆重推出“转运珠（猪）”。本来没几人真信戴了就能转运，便又传“必须是婆婆为儿媳买”才管用，于是乎疯抢。——充分利用婆媳之间敏感、微妙的关系，这在“市场营销学”上叫作“把握消费者心理”。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无”变“有”，屎变黄金：炒完“价值”炒概念，炒完注资炒重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债务打包卖；“甲流”恐慌卖疫苗；保健食品治百病；田鼠变“金貂”，养殖能致富；大脑空降一个“脑白金”，拉动GDP20亿；“年赚百万的致富项目，只需一次投资2万元”；“加盟XX品牌，开业第一天营业额就突破一万元”；“限量100台！千载之机差一秒就可能错过，还不赶紧拨打电话”；“有奖销售”；“买一赠一”；“转产”“出国”；“房租到期”；“厂价推广”；“最后三天”；“原价800现价80，吐血跳楼甩了”……　　

　　

　　什么？偏激？片面？做大做强还得靠信用？　　

　　

　　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说：“信用是无价之宝”。然而——　　

　　

　　洛克菲勒觊觎梅里特兄弟的一处铁矿，就在经济危机时派牧师劳埃德主动上门贷款给梅里特兄弟，并立字据：“今有梅里特兄弟借到考尔贷款42万整，利息3厘……”待这笔贷款被梅里特兄弟全部投入矿产后，劳埃德立即前来索贷。梅里特兄弟由于无法偿还而被告上法庭。于是，不了解美国法律（依据美国法律，考尔贷款是贷款人可以随时追回的贷款）的梅里特兄弟最后宣布破产，把苦心经营的矿产作价52万元卖给洛克菲勒。　　

　　

　　靠为IBM—PC机提供DOS操作系统起家的比尔·盖茨，羽翼丰满后想甩开IBM；光明正大地竞争，又慑于IBM强大的软件开发实力，便“明修践道”——公开里和IBM共同开发32位的操作系统OS/2（仍然沿袭DOS的命令操作方式），“暗渡陈仓”——背地里单独开发WINDOWS操作系统。待WINDOWS基本成形时，便和IBM分手，把OS/2留给IBM单独开发。于是，在争夺32位操作系统标准的决战中，WINDOWS95一举战胜OS/2成为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标准，从此奠定微软公司的行业霸主地位。　　

　　

　　马克思说，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　　

　　

　　在生活中有情重义的牛根生，挂在嘴边的座右铭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不也陷入“三聚氰胺毒奶门”么？　　

　　

　　即使一个朴实的农民养殖户，如果不采用“科学养殖”法——激素饲料，别人的鸡40天出栏，他的鸡4个月出栏，还不得赔光？　　

　　

　　至于马云、丁磊、马化腾等网络新贵，背后也都站着国际“风投”或纳斯达克。他们的创业资本也都印着印第安土著、非州黑奴、华裔“猪仔”，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斑斑血迹。　　

　　

　　什么？品牌名店都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好一个“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温州鞋厂生产的同一双鞋，零售价400元一双，贴上美国、意大利的商标，就“明码标价”4000元一双；还有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垃圾卖天价。　　

　　

　　对了。哥卖的不是东西，哥卖的是“品牌”、“品味”、“文化”、“时尚”，一如孔乙己的长衫——“高级知识分子”的标识，这是“贵族象征”，“王者风范”、“成功人士的干活”。　　

　　

　　市场经济中，“托儿”业也必不可少，“托儿”族俨然已是一道壮观的风景线：看病有“医托儿”，求学有“学托儿”，买房有“房托儿”，炒股有“股托儿”，坐车有“车托儿”，吃饭有“饭托儿”，旅行有“游托儿”，抽奖有“奖托儿”，涨价听证会有频频举手的“涨托儿”，谈话节目现场有踊跃发言的“话托儿”，婚介所有约会相亲的“婚托儿”，保险公司有说人入保的“险托儿”，一度风靡神州的“传销”，如果不被取缔，恐怕已经十亿人民九亿“托儿”。　　

　　

　　能“登高一呼，买者云集”的“托儿”，则莫过于影星、歌星、笑星、球星等名人。不必质疑他们的百万、千万身价，一个字——“值”。试想他们电视上透露一下：“XXX，我每天都在用”，“XXX婴幼儿奶粉，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今天你给孩子喝了吗？”……那效果，怕是一人要抵百八千个推销员。　　

　　

　　名“托儿”如此多娇，引无数世人竞折腰——“不做总统也要做广告人”，名“托”制造车间就应景而生——“超女”、“快男”、“溜光大道”。一旦获得这些国内“托儿”行最高资格证书，立马就会拥有大批忠实的“粉丝”，你不理财，财都理你——“市场营销学”术语叫做“潜在的顾客群”。　　

　　

　　至于供名“托儿”发挥的各种媒体，就更不必多说了，——“注意力经济”呀。　　

　　

　　茅开轼欺骗民众说，“穷人真正得解放的是改革后的这三十年。现在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能买三辆自行车或八百斤粮食。改革前辛苦一年的工分钱也未必能买一辆自行车。”　　

　　

　　暂不论货币贬值，也不论一个月实际干一个半月的活，三代人挣一套房、两人劳动供养不起一个孩子上大学、一人得大病立刻倾家荡产的事实，就已经戳破了他的谎言。而且，作为生存在地球的生物，无产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生产资料，“失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生产资料所有权是最大的人权，“天赋人权”首先赋予的是人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都将是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空中楼阁。　　

　　

　　60年前，经过亿万劳苦大众的奋斗，牺牲了千百万革命烈士，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就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　　

　　

　　在资改派主导的30年中，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很大一部分在“国退民进”中被少数资本家瓜分。而且不止这些，按照“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自然资源矿山、森林等，都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把这30年消耗、贱卖的资源平均分配，中国人民也富裕了。然而这一切也被少数资本家掠夺了。　　

　　

　　耕田者无粮，织衣者无衣，建房者无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用张宏良先生的话说，鸟兽尚有搭窝筑巢、觅食繁衍的权力，人类就该饿死、冻死只能怪自己“无能”吗？　　

　　

　　资本家掠夺了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资本家随时雇佣、随时解雇的劳动力。为防止人民清算，他们所豢养的主流学者跳出来蛊惑群众：“不要权贵资本主义，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跟我们走，给你选票。”……　　

　　

　　打的好一个如意算盘：掠夺了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想用一张空头选票作为补偿。选票成为最后一张王牌，标志着资改派的黔驴技穷，——资改的俄罗斯的下场已经惊醒了中国人民。　　

　　

　　选票真的比生产资料更重要吗？　　

　　

　　没有生活资料，生存就会有问题；生存有问题，还侈谈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为了生存，工人每天在资本家的厂矿里牛马一样的工作，何来民主、自由？为了生存，工人成了资本家的奴隶，何来人权？例如，照搬美国选票制度的菲律宾，盛产“菲佣”。佣人可是“下人”即“奴仆”啊，奴仆在主人面前谈何人权？还有“被选票”的伊拉克人民，失去了石油资源，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的人权又安在？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作《玩偶之家》（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主人公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而愤然出走），是受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　　

　　

　　在中国，娜拉曾经是妇女解放的代名词；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成为激励进步青年的诗句。然而，鲁迅却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认为，娜拉走后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并提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　　

　　

　　在鲁迅看来，经济权比自由更重要——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再活剥鲁迅先生的下一段话——“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资改派说要国退民进，就答道还我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改派说要政治体制改革，就答道还我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改派说政改后就有民主、自由、选举权了，就答道还我生产资料（公有制）。　　

　　

　　正是：　　

　　

　　富人无务独逍遥。　　

　　

　　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　　

　　

　　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　　

　　

　　从剥削者的手里，　　

　　

　　他们只是讨回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