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恨毛主席 ——从母亲两次蒙冤上访说起（一）
乌云遮不住太阳，一时遮住也要被驱散。草民断言，前述所列政治运动，无论多么猖狂的反动势力都否定不了！
序：毛主席是神，说话总会应验。他知道偶像潜伏危险，可能一世英明被粉碎，更加自信：“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请不要说，天安门城楼还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请不要说，毛主席纪念堂还俨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请不要说，《宪法》和《党章》白纸黑字表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请不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大庆，游行队伍打出“坚持毛泽东思想”横幅；请不要说，央视长期播放讴歌毛主席革命战争年代的电视剧……事实是，他老人家的话应验了！
漫漫几十年岁月，反动派诋毁、诽谤毛主席，畅通无阻，倍受抬爱；老百姓讴歌、赞美毛主席，处处受限，横遭打压，甚至被抓捕被关押。如今，毛主席已经被狗咬，被狼撕，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在一个完全依靠他而诞生的崭新国度，在一个完全仰仗他而跻身世界“三国演义”的国家，他的思想已经灰飞烟灭，他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开创的社会主义伟业已经被扼杀，他给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五免”社会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他打造的民族意志和威望已经被消解；他主导意识形态领域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没有炼就一双火眼睛，谁也搞不懂，弄不清，整不明，个中玄机和诡谲！
毛主席冤么？冤，太冤！天下第一冤！前无古人之冤！后无来者之冤！
这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邪乎的奇葩！这是炎黄子孙旷古未有的闹剧！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一个原因：妖魔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妖魔化新中国的政治运动。
新中国的政治运动，包括“清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W革”等，无不是毛主席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保江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举措，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利益，无可厚非，必须肯定。但是肯定的同时，我们不否认，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尽管毛主席党中央相当注重政策，也无法避免下面具体执行中，因为种种原因发生违背政策的事而伤及无辜。可这毕竟是少数、极少数情况, 是局部而不是整体,是枝节而不是根本,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它绝不是运动本身的错，决不能说明运动的本质。
然而，一些反动精英和汉奸公知却罔顾事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挖空心思造谣、诬蔑毛主席专制、暴政，搞政治运动整人，迫害了多少精英，整死了多少好人，谁又受了多少罪，谁又吃了多少苦。他们强奸民意，调戏共产党，你方唱罢我登台，在长达四十年里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又是控诉又是声讨，通过抹黑毛主席共产党进行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抹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糟蹋得无以复加，暗无天日，不知有多少善良、盲从的人们和年轻后生，受他们的欺骗和蛊惑成为反毛分子！
其实，毛主席是谁，历史就摆在那里。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不世出的旷世奇才，盖世英雄。他缔造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打败了一切内外反动派，拯救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不聊生，殍殣载道的中华民族。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起一个傲然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运动。他只属于劳动人民，只属于无产阶级和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老百姓。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灯塔，永远活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心中。
乌云遮不住太阳，一时遮住也要被驱散。草民断言，前述所列政治运动，无论多么猖狂的反动势力都否定不了！即便如“反右”，尽管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那个人违反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但是这场斗争，对于捍卫无产阶级政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哪怕那个人的“理论家”说得“像鬼子进村一样坏”，但是她的功绩，她彪炳史册，光照千秋，已经彰显并且还将继续彰显的伟大历史意义，任何人企图抹煞和否定，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捍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捍卫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捍卫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未来！
本文旨在以“四清”和“W革”中，母亲两次蒙冤，坚持上访的成功案例，澄清个中是非曲直，展现真理的光芒，为毛泽东时代正名，为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洗刷不白之冤！
本文不藏着，不掖着，一四六九真来真去，包括涉及的人物姓名。可追溯，可对质，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让那些鼠目寸光，小肚鸡肠，哼哼唧唧，涕涕泣泣的反革命分子，宵小们、怨妇们见鬼去吧！
言归正题。我出生重庆，家中五兄妹。父亲是游民，1948年进厂（解放后的中央国营企业重庆钢铁公司）当工人。母亲是区运输联运合作社一家煤园集体企业会计。1964年10月，母亲被打成“漏划地主”遣返原籍农村劳动改造。所谓“遣返”，就是注销你的城市户口，由单位的人和警察押回原籍。原籍有个离婚多年的外婆。母亲带着三岁的四弟和一岁的五妹落户外婆家，从此成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是家中老大，当时不满十三岁，从那时起，便学会了煮饭，洗衣服等一系列家务活。
次年即1965年，我小学毕业升初中，不想因为母亲成份问题，我被圈定为“黑子女”（“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剥夺了读初中的权利，尽管我是品学皆优的“三好”学生，全班唯一臂戴“三根杠”的班头。当时得知这一消息，不啻晴天霹雳，打得我晕头转向！
泪往哪里流？妈妈？是的。二弟三弟学习成绩差些，我学习成绩好，妈妈不操心，最疼我。但是妈妈在受苦，我流一把泪，她要流十把，我害怕告诉她。然而我又不能不告诉她。那时没有公交车，我跋山涉水三十八里去见妈妈，第一眼看着她那憔悴的面容，禁不住泪水扑簌簌下雨一样就淌出来了。一间黑不溜秋，扯满蜘蛛网，龇牙露缝的土墙屋子，妈妈可怜巴巴搂着我，泪水流成了河，抹了一把又一把。外婆也在一旁跟着抹泪。不管家庭出身地主抑或本人成份地主，母亲都不该受这个罪，不单自己被遣返原籍“劳改”，还连累我小小年纪不能上学，这是哪门子政策？
外婆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土改”后戴着地主帽子，与社员们一样靠挣工分吃饭，没啥不一样。她还经常进城来看望舅舅和我们。母亲带着两个小家伙回来，倒把她套着不由自主了。
母亲是政治问题，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使劲劳动挣表现。外婆一天八个工分，妈妈开始九个工分，后来增加到十个工分，壮劳力才十二个工分，母亲算能干的。这时她手上已经打起茧疤。她个头不到一米六，体重不足一百斤，身体瘦削单薄，真是难为她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一则遇到“四清”运动，亦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主要针对农村社队和极少数城镇企业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干部多吃多占和不正之风进行整顿，从“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另外还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达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运动中推广“桃园经验”把矛头指向基层特别是指向普通“黑五类”群众。运输联社作为区属集体企业试点单位，区里派来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和企业领导照葫芦画瓢，清查母亲的账目，这倒也正常。但是母亲账目干干净净，个人表现也没见得“有破坏活动”，却查出个“漏划地主”，说母亲欺骗组织，隐瞒历史，决定谴返原籍农村劳动改造。
显然，这不能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更不能叫“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后来1965年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四清”运动中的二十三条……》纠正“桃园经验”的失误，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母亲在田间地头“劳改”三个多月了。
二则我运气不好，“在教育招生方面，1965年的政治审查重视出身成份”，提出“对中、高等学校新生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学校必须严格把好政审关”（百度文库《“政治审查”的历史演进考察》）。这是教育部和公安部的规定,我当时不知此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今日上网搜索方得证实。本来，当时国家有政策，“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服务的知识分子，如果本人成分不是剥削者，其子女不应该算作剥削阶级子女。”（《文革前高考权利主体的演绎——1953-1965年的高考政审制度》）。但是，因母亲被整成地主(由漏划地主再划成地主)，我便成了剥削阶级子女。学校依据“把好政审关”，就把我这个剥削阶级子女撵出校门了。
这个依据符合共产党的政策吗？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始终坚持“出身不由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始终实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活例为证：大汉奸温世珍解放初被共产党镇压，而他那个小字辈宗亲，从小学读到初中高中，此刻还在北京读大学。这就体现了共产党“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这是大政策，小政策必须服从大政策，各级党政组织都应当以大政策为准，为啥对我就不讲这个大政策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多少人家庭出身是工人、雇农、贫农、下中农、小商、小贩、游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无产阶级？何况我父亲是叫花子出身的产业工人，我还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咋不以我父亲成份为标准，或者以我本人表现为标准呢？政审可以，但是小学升初中，等于升“中、高等学校”吗？即便入团、入党、参军、提干，也没有必要这么“左”吧？
不准我读初中与班主任无关，学校领导的决定。全校不止我一个，有三个。后来母亲才晓得，是单位党支部书记打听得我的年龄和就读学校，悄悄去公函通报的。小小少年受此株连，完全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害怕我等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篡夺无产阶级印把子，滑天下之大稽嘛！不过，怪罪学校在次要，更要怪罪的是母亲单位的头儿。
那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说起很简单。母亲想入党，支书叫黄云海，是个酒鬼，收到《入党志愿书》多次向母亲暗示他就喜欢这一杯。一斤装“五粮液”一瓶3.60元，不要票证随便买，母亲心知肚明却假莽。她工资36元，不是买不起更不是心痛钱，入党是光荣的，咋能干这种下作的腌臜事？此事一拖一年多，党没入成反惹身膻，黄某做贼心虚忌恨母亲，遂起歹猫心肠。其实母亲隐忍怨气并没有发牢骚伤负黄某，不想还是落得挨整的下场。
家里有部“熊猫”牌收音机，母亲在单位能看到报纸，回家还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间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晓得国家一些大政方针。按当时档案填报成份要求，分为家庭出身成份和本人成份。政策规定，解放前年满十八岁仍在家中未外出自己谋生者，家庭出身什么成份本人填什么成份；外出谋生者，家庭成份不变，本人成份是什么填什么。母亲出生于1931年12月底，我市于1949年11月29日解放，算来还差一个月满十八岁，与“漏划”何干？
根据这一事实，母亲绝不屈服，坚信共产党“有错必纠”，“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政策。她要搞清楚，怎么叫“漏划”？哪家王法规定“漏划地主”便要从城里遣返原籍农村劳动改造？她反抗了，上访了。没办法嘛，下面造成的冤假错案，不上访不可能纠正和解决，何况上访是新中国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母亲先区里，后市里，每个月都要跑一两趟。乡下全是熟人，很了解母亲的情况，都为她抱不平说应该告状，每当母亲请假生产队长都很支持。母亲私塾初中，刚解放那几年还当过“扫盲”老师，写点材料不在话下。
母亲不邮寄材料，都亲自交，来回七十六里当天去当天回，绝不超假耽误农活造成不良影响，其间还抓紧时间回家看我们。因为她被整，父亲很怄气，外面不好出回到家里出，常常骂得我们狗血淋头，还经常打我们。他弄了根二指宽的竹片专门打人，抓起就一气乱打。我很少挨打，二弟挨打也不多，三弟最多，隔三差五就遭打一回，主要是放学不回家，被爸爸在半路拦截咆哮如雷赶回来，一路打得哇哇大哭，拢屋还要罚跪。母亲回来主要是关心我们，特别是关心三弟，害怕他挨打，总是没完没了唠唠叨叨。
自从知道我失学后，母亲跑得更勤，一月要跑四五趟，连带反映解决我上学的问题。
有一次母亲回来特别高兴，给我们买了饼干和棒棒糖。原来市委有个头头接见了她，说这事全市统一解决，马上落实政策，不单纠错，补发工资，还要叫黄书记向母亲陪礼道歉。头头批评区里乱整，全区百多家区属企业，就三十几家搞“四清”，他们严重违反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搞出十几个冤假错案。莫说母亲不是漏划地主，就是又咋啦，地主富农十几年都成死老虎了，还要咋个整人家？人家在城里自食其力为人民工作都十多年了，拖儿带崽一大家子，弄回农村劳动改造，还讲不讲点儿良心，乱弹琴嘛。听妈妈说来，我们一家老少笑得嘻嘻哈哈合不拢嘴儿。
一年零两个月母亲终于获得平反。黄支书、区里下来搞运动的人和派出所主管户籍的警察，一起向母亲陪礼道歉。
遗憾的是母亲的会计位置已被别人顶替，不得不服从安排当下力棒锤。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母亲没有一点怨言。那时城里烧煤球，母亲掌控煤球机开关将压出的煤球排放到顾客箩筐，一边打扫散落地上的煤球。顾客络绎不绝，她整天不得休息，上厕所都请人顶着跑步解决，天天汗流浃背，敷得像个黑人。但她需要这份工作，心情很愉快，每天乐乐呵呵。父亲是六级锻工，算八级工资制中的高薪，月薪76.50元，加上母亲的工资，我们一家老少能过得很宽裕。
我也读初中了。市里针对全市“黑子女”失学情况，统一在各区县办起“广播学校”，开学虽然晚两三个月，总算又背上了书包。
所谓“广播学校”，就是一半喇叭一半老师授课。全区一所学校两个老师。全班二十几个同学，差生和“黑子女”大致各一半。读了两个月放寒假，后头又读大约半学期“W革”兴起而停课。从此我再没上过学，直到敲打键盘的今天。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 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然性的经典表述。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不能拘泥于个人恩怨，必须进入那个“时代和条件”去思考，必须联系那个阶段的历史看问题。共产党依靠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即群众运动生存和发展，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继续进行政治的、经济的群众运动，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与社会进程相联系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内在逻辑要求。共产党完全具备领导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能力，把握运动方向，达成运动目的。如果，共产党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搞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她的正常的政治生命也就停止了。
所以我从来不责怪“四清”运动本身，甚至不责怪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混淆两类不性质矛盾而伤害好人，何况“桃园经验”并没有规定把“黑五类”遣返回农村。妈妈得以纠错回来恢复工作，足以说明共产党能正视自己的错误，说明运动本身并不以整人害人为目的；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也从来没有把整人害人作为目的。我甚至认为，即便运动一直有“二十三条”为指导，上司居心不良胡乱整，母亲一样在劫难逃，包括我被取缔读初中的权利。这与运动并无什么本质上的联系。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出现冤假错案，涉及被冤屈的人，怎么都应该相信共产党，进行申诉、上访，以求得纠正平反。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绝不是瞎吹瞎捧出来的。党的“有错必纠”，“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政策，明明白白摆在桌面，鼓励你“有冤必申”，你任何时候都有权利拿来为自己说话。比如被打成右派者，除毛主席党中央点名的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大佬，恕我孤陋寡闻，所谓五十五万右派，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们有谁抗争过，申诉过，上访过。为什么不抗争，不申诉，不上访呢？如果不是像反革命右派分子茅于轼那样，“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2013年5月17日独家网《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还让人怎么理解呢？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啥精英、俊杰，活得这么软蛋、窝囊，帽子一戴二十年，是不是太那个奴，那个悲了？我母亲一介平民耳，因抗争，上访，共产党“有错必纠”，“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政策，不是兑现了吗？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也论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只有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抛弃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犯了主观性，片面性错误。看看我母亲“四清”运动中挨整，殃及我蒙冤受屈不能读初中这事，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能否得出怪罪毛主席共产党的结论呢？肯定不能！如果硬要扯上毛主席，编方打条给他老人家扣顶整人的帽子，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太无耻，太卑鄙了吗？
八年后，母亲告诉我，刚回单位那天有位同事对她说，如果上面不搞“四清”运动，她肯定不会挨整。母亲否定说，不搞“四清”运动她一样要挨整，迟早要挨整，只是不晓得会整到啥程度罢，因为黄某有权。母亲说这话有依据，她没有满足黄某那一杯就一直被忌恨着。同事耷拉眼睑，欲言又止。我想，这位同事若活着，后来又经历W革，如果不是立场问题，怕也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怪罪毛主席，恨毛主席吧。
注：本章完。母亲第二次蒙冤不在重庆在西昌。以官方定性十年W革计，那时正是W革中后期，也是我们一家到西昌支援三线建设的日子。下文第二章和第三章，讲述这段日子中，母亲再次蒙冤受屈，并牵连父亲和我们小字辈，被迫上访成功的故事。从中读者会再次看到，我们为什么不恨毛主席，反而更加热爱毛主席，怀念毛主席。敬请继续关注。
远航 2019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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