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人是动物，而动物不一定是人，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因此，把动物直接视为人，或是把人直接称为动物，都是极其不妥当的。为何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是已经从动物界进化出来的高级动物。但这个高级动物和普通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使用劳动工具、语言文字和意识思维的能力。其实，这只是一个现象性的描述。最本质的，应该是个体与群体行为规则的差异。动物界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类社会具有集体互助的人文精神。这两种行为规则的最根本区别，就是自私自利和克己奉公。简而言之，就是“私”与“公”的精神境界区别。是故，先哲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里的“公乃全”，即“天人合一”的“大道惟公”之理。公则正，私则偏。惟“公”而不惟“私”，才会有公正之心，也才能把握住真伪虚实之变。在所谓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社会上“黄赌毒黑腐假”的沉滓泛起道德滑坡，其实根本就是源于公正之心的缺失。

话说自2011年开春以来，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灾难，日本核危机引发中国市场“盐恐慌”，中国食品市场再遭“瘦肉精”风暴，美英法西方列强联手袭击利比亚-------。世界险象环生，令人眼花缭乱，亦可谓是“夫物芸芸”。那么，这一切又将如何“各复归其根”呢？我们不妨先看一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吴敬琏：中国投资驱动模式造就分配不公 贫者更贫

据中国广播网2011年03月20日报道，他曾经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他曾经提出中国股市的“赌场论”，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他就是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为“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击节叫好，却更加担忧转变中的阻碍与困难。

周六的北京天空灰蒙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一大早就赶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要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作为媒体、大众熟悉的学者吴敬琏一上来就直指过度储蓄与消费不足已经阻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水平呈现出迅速攀升的态势。这让占中国人口70%的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强烈，也进一步推高他们的储蓄意愿。央行公布的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吴敬琏并不认同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过去二十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值已经达到180%，这是在世界各国所仅见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吴敬琏分析货币超发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素是最终需求不足，推不动这个经济，结果你就需要扩需求保增长，就发货币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因为你净出口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外汇结余结汇的时候都要换成人民币，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得被动，你不超发人民币就会升值很快，你净出口就没有了。

吴敬琏看来以上所有的困境都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一种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以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在分配时必将青睐资本，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分配的结构是如何决定的呢？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

按照吴敬琏的理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正是因为如此，吴敬琏对“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击节叫好，然而在他看来，这个转变并不容易，甚至可以用障碍重重来形容：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看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机制上。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就曾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的问题也备受批评。

吴敬琏说，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要真正实现转型，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改革！改革曾经是中国经济列车飞驰30年的重要动力，这种燃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最有效率的，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承受改革的阵痛，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让改革为转变打下坚实基础。

【2】“吴市场”的“改革论”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30多年来，推动中国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接轨，包括接轨世界市场资源配置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被誉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应该是功不可没。所谓的“市场万能论”或“市场崇拜”，其实是与“GDP崇拜”因果相连的。否则，没有GDP的增长奇迹，又怎么解释市场化精英专家们所吹捧的“中国经济奇迹”呢？然而，当承担改革阵痛成本的社会大众，发现GDP原来是一个“被增长”的“鸡的屁”时，市场化专家们又将责任归到中国市场经济的不够法制规范。一句话，市场化是永远正确的，错的是中国的市场。更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市场还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或者说是国企垄断的市场。所谓的“国进民退”鼓噪，病根就在这里。更直白地说，市场化专家们所称的政府和国企的主导，就是“公有制”的主导。而他们所谓的“民企”或“民主”，只是指私企或洋人买办资本家。因而，其所谓的“民进国退”鼓噪，实际上是“私”与“公”与的角力，是对市场化私有化的摇旗呐喊。

但问题是，若按照“吴市场”等精英专家的观点，撇开改革还不到位的中国不谈，美国和日本应该是市场化私有化最彻底的国家，也应该是最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和日本，应该是不存在如中国一样的“投资驱动模式造就分配不公”。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繁荣泡沫的形成与破灭，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发生乃至到现在还“余震”不断，难道也是“中国模式”造成的吗？而中国即使再克服改革阵痛并达到美日一般的市场化标准，难道就可以避免美日两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经济灾难吗？

以此看来，市场化私有化的“普世价值”，已经到了“智慧出，有大伪”的地步！

【3】从“天下无盐”和“瘦肉精恐慌”再看“市场万能论”

巧合的是，如果没有被“吴市场”批判的政府主导和国企垄断，仅凭私企和市场去投机操纵，中国这次的“天下无盐”次生灾害，不知还会演变成怎样的情形。回头再看“瘦肉精恐慌”之类的“毒食品”灾难，也不正是“国退民进”和市场化私有化的副产品吗？进而再看“转基因灾难”和中国的粮食安全隐患，如果放任外企与私企资本逐利和市场投机操纵，又岂是“分配不公”可以喻言！民智不可侮，我们不能不问，“吴市场”之流所谓的改革，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4】西方资本列强下一个“围殴”的对象会是谁？

西方资本列强正在“围殴”利比亚，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到见怪不怪了。因为此前，他们已经“围殴”过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其“围殴”的理由，也一样是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至于已经被“围殴”过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人民，是否享受到了“普世价值”的自由和幸福，“国际社会”是不会去求证和关注的。因为这个“国际社会”，已经是被西方资本列强所操纵的主流媒体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当年被“八国联军”所“围殴”的中国。

当年被市场化私有化原始物欲驱使的西方资本列强，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普世价值”布道，实际上却是以兽类动物的丛林法则，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蹂躏。中国人民，曾经对此深有体会。故此，才有了中国全民族的觉醒与抗争，才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也才有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的迎头痛击。

回顾历史，市场化私有化的西方资本列强的丛林本性，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将来还依然是如此。对于穷国弱国而言，接轨丛林法则或不顺从丛林法则，并不影响西方资本列强的兽性发作。有所区别的，仅仅只是借口和说辞的差异。毕竟，披着人皮的野兽，总还是要伪装着说些人话。

作为曾经被“围殴”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美英法等西方资本列强，下一个“围殴”的对象会是谁？假若是中国，我们准备好了吗？在我们今天作为“围观”的看客时，届时声援救助我们的朋友能有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