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姓“资”、姓“社”说开去

刘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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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资”、姓“社”，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出来的。首先，讲一下关于他的这个头衔或称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由来问题。
这个头衔是一个尊称，它的由来，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理所当然应当由党的代表大会作出才合适。但据查对，近三十年哪一次党代会都没有作过这样的决议。前年，媒体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多数认为这是个人、而不是哪个组织提出的；但具体是谁提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胡耀邦1980年最早在党内说的，称邓小平是“政治设计者”。有人说，这是李鹏1985年访美时，说邓小平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有人说，这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说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没有担任过党的主席，也没有当总书记，但是仍然是“党的政策的总设计师”，等等。这些说法，或者提出的时间较晚，或者提法有出入。至于说邓小平是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更是不准确。邓小平自己就说过，四个现代化是毛主席最早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宣布的。怎么能说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呢？那么这个头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人查找历史，1979年初，邓小平当时任副总理，应邀访美，“总设计师”头衔是那时提出来的。简单经过是：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此时，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实际上是个情报站，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化。他们写回给美国的报告说，中国新上台的总理华国锋，只可能是过渡人物，在国内外不会有大的作为。邓小平具有凤凰涅盘般的神奇能力，从而实现东山再起，已经掌握了中国政局的主动权。于是决定邀请邓小平访美，对此新华社有长篇报导：“邓小平魅力风靡美国”。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以欢迎政府首脑的仪式，检阅三军仪仗队，鸣１９响礼炮，邓小平副总理均欣然接受。这是打破常规的，美国的总统以欢迎政府首脑的礼仪，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美国媒体着力渲染邓小平访美，说盛况空前的宴会，名星荟萃的文艺晚会，新闻媒体超常的报导，远远超过了当年丘吉尔、赫鲁晓夫访美盛况。邓小平在访问时，提供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一些重要资信，如：中美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准备给越南以惩罚性打击；不再提“解放台湾”了，等等。卡特说，邓小平这次访美，收获颇大。前总统尼克松，在卡特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上说：“中国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副总理设计指导下实现的。”（第一次革命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不战而胜”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有战略头脑的尼克松的话，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从此，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头衔，就在国内外流行起来了。
一、关于姓“资、姓“社”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是非常注意姓“资”、姓“社”问题的，提出要关注两种改革开放观。1980年12月，他就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8-369页）“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上，第138页）
1985年9月，陈云不无所指，在党代会上说：“我们是*，*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0页）陈云的这个不平常的讲话，在党内外有很大的震撼力。
邓小平在同一个会上，也说：我们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986年9月，邓小平说：“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当年12月，他号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上，第三卷第194、379、196页）1987年3月，他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同上，第２０７页）1989年11月，指出（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同上，第３４４页）
可是，曾几何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变调了。1992年１、２月，他在南巡讲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２、373页）
这里，邓小平提出对姓“资、姓“社”的看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而且提出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不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主要看生产关系、看所有制，而是看生产力。这样，此时邓小平对改革不问姓“资、姓“社”，实际上自己不就同被撤了职的两个总书记一样，在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于是，全国迅速刮起资本主义改革全盘西化的狂风，中国的面貌很快就改变了。但开始时，也有坚持原则进行抵制的。如国家计委就有局长提出，邓小平是一个退下来的普通*员，已不是中央领导了，为什么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不管对与不对，非听他的不可？后来经逐级请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今后国家计委凡属经济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均按邓小平的指示办，不要再按陈云的意见办了。由此可见，这个头衔的权威。

二、关于姓“公”、姓“私”的问题。

*主张共产，顾名思义是姓“公”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就指出：“*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即“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６５页）对此恩格斯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38页）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是姓“公”的。他一再明确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页）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 邓小平还多次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同上，第三卷第142、149、91页）

邓小平立的第三个总书记江泽民（同上，第319页），在姓“公”、姓“私”的问题上，也一再维护邓小平的观点。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在建党七十周年大会上，反复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649页）他也一再公开表态，反对私有化，坚持公有制。

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2004年修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竟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十七大报告第25页）

以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关于这一重要政策，白纸黑字、明确无误的规定。

当前我国 “公”、“私”经济的实际情况，却是怎样的呢？国家统计局许多年不公开发表这方面的数据了，可以说是失职。国家工商联在《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发表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资料指出，到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42.4%，上升为49.7%；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的比重，由12.6%，上升为15-16%。二者之和即国内外私营经济的比重由55%，上升为65%左右，五年平均每年上升2%。据此推算，到2007年，内外私营经济的比重上升为67%。这样，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应由2000年的45%，下降为2007年的33%；2008年，可能进一步下降为31%了。这就是目前公有制经济的实际情况。
另外，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根据全国经济普查等资料测算，也得出结论：“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其数据与上述数字接近。（具体请参见李成瑞著《大变化》小册子，2007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工业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505页“全部工业主要经济指标（2004）”计算，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具体请参见刘日新著《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年）根据多年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趋势，是缩小其经营范围，减少其个数，降低其比重，按以往每年减少二个百分点估算，目前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可能不到10%了。这就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工业企业总的状况。

我国公、私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此，一些有良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此忧心如焚，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文章，对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改革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改革应当反思，应端正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最近《人民日报》（1月19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文章：“我们决不能搞私有化”。应当说文章立意不错，但太脱离实际了。事实是现在已经私有化了，私有制经济所占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公有制经济占不到三分之一，国有工业已经微乎其微了，却还在说不能搞私有化，这不是放马后炮吗，而且放得也太晚了！我们的大报刊登这样的文章，会收到什么样的宣传效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几千万下岗工人，八百多万失业群体，上亿失地农民，是私有化的受害者，他们对脱离实际，掩盖事实真相的文章，会作何感想，不值得有关报刊及其领导深思吗？

三、“计划”和“市场”问题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有一段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讲话，被主流学者奉为经典，但我认为有几个地方值得认真推敲分析。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对这一段话，需要着重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形式逻辑上，这里存在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问题。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组内涵和外延不等的概念。邓小平上面这段话以及其他文章中，一再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等同起来。在形式逻辑中，这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经过偷换概念，再加以推理，就会得出荒谬绝伦的结论。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上，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直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我国计划经济的奠基者，前三十年一直领导我国计划工作的陈云说得好：“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4页）
马克思曾经非常明确的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论述很多，我在国家计委编著的《计划工作手册》集录了革命导师关于计划经济的论述共20页，可供参阅。（陈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内部发行20万册）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力，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西方国家的学者也承认：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特征。英国的学者甚至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同义词。”（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55页）这就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再次，邓小平说：“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也违反事实，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现在联合国的文献规定，实际上也是东西方国家都同意的：把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均称之为：
MARKET ECONOMIES，市场经济国家；又分为：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同时，联合国把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集中计划经济国家（或译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另外，西方国家也并不讳言他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们出版的《现代经济学词典》对市场经济的规定，在西方国家有代表性：“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页）
国内有人提出，可不可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行两者的优势互补，这不好吗？其实，在西方学术界，早就有人提出过这种具有美好愿望的设想，在理论上这叫“趋同论”。这样，设想把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但几十年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种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在人类历史上，只见过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没见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先例。

几十年来，东西方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对两种制度的原则区别，形成以下五点共识：

在所有制上，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
在经济运行上，市场经济呈无政府状态，三十年代后加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在价格上，市场经济任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经济，计划经济要求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
在分配上，市场经济名义上按生产要素分配，实际上主要按资分配；计划经济要求按劳分配。
在生产目的上，市场经济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计划经济是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明白了这些原则区别，就不相信“趋同论”了。

至于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从他的上下文看，这里的计划按他的本意是当成计划经济的。这又是偷换概念，在逻辑上和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就不再重复说了。他多次讲过“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并举出美国、日本为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这倒需要认真分析一下。如果说这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就有计划，或者说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有计划的，那是彻头彻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9页）

那么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才有计划的呢？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美国经济倒退二三十年。而与此同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进入了世界工业化大国的前列，充分显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三十年代，美国学苏联搞计划，并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二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走第三条道路，四十年代，法国学苏联搞计划，在中央设立了国家计划署，迄今仍在领导全国的计划工作。五十年代，日本学苏联、中国搞计划，连计划的名称也叫国民经济计划，中长期计划一般也是以五年为期，叫五年计划。六十年代，韩国也学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搞了六个五年计划，就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里必须指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搞计划，他们取得的成就比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要大，发展速度要快；但他们的计划的性质只能是预测、估算，不能搞指令性计划。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不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等同起来。

最后，有必要剖析一下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已经定为我们改革的的目标。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成了一个文理不通，思想混乱的概念了吗？对此官方另有解释。江泽民总书记委托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的专家编写了一本《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种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6页。）这就非常清楚的说明，市场经济只有姓‘资’的一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四、关于经济发展“高速度”与“低速度”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建设史上，计划工作安排经济发展速度，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首先，要用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分析上年形势，然后，估量下年有利不利因素，使主观安排的速度符合客观实际。这样，速度恰当，就能促进经济顺利发展；反之，主观不符合客观实际，速度安排得偏高或偏低，就会对经济发展不利，甚至造成损失。

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讲话来看，他是主张“高速度”，反对“低速度”的，在南巡讲话中表现特明显。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举了国内有几年高速度的经验，也举了国际上若干个国家高速度的经验。然后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种强有力的鼓动号召下，我国经济由于追求高速度，很快出现过热，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2、9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速度高达14%以上，工业增加值的速度高达20%以上。高速度是用钱堆出来的。这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5000多亿元，猛增到8000多亿、13000多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0%、60%多；银行贷款分别猛增23%、25%以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猛增31%、37%以上，财政赤字猛增至250、290多亿元。这样，就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高达14.7%和24.1%，接近恶性通货膨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说实际上达到了40%。这样，国务院不得不在1993年年中开始搞宏观调控，制止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经过五年时间，到1997年才实现“软着陆”，GDP的速度下降至9.3%，CPI下降至2.8%，国民经济才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必须顺便指出，邓小平提出追求“高速度”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所根据的1984-1988年工业增长速度的数据，是错误的。邓小平说：“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邓小平文选》第376-377页）我在1997年6月，曾打电话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出这个问题，接着又写了书面材料寄去，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准确资料，这五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不是21.7%，只有17.5%，希望《邓小平文选》再版时更正这个错误。（具体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294-295页，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
1984-198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单位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五年合计平均每年工业总产值
（现价亿元）7617 9716 11194 13813 18204 60584
比上年增长
（不变价% ）16.3 21.4 11.7 17.7 20.8 2.242 17.5

从以上邓小平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言论来看，许多是外行话、错话。这与他的经历有关系，建国以后他在中央主要分管党务和政法工作，经济工作主要由陈云负责。平日有空，就到养蜂夹道打牌去了，也不那么爱好学习。他说过，我学了点《共产主义ABC》就当了中央的秘书长。那些（马列主义）大本本让专业人员去学吧！他承认：“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因此，对他的讲话，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
最后，原提纲（海报）中还有一个左和右的问题，在这里只想简单扼要的提一下。几十年党的历史表明，左和右对党的事业都不利。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即犯了右的错误；“六四”风波，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最大的动乱，完全是右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却提出，现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样，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只反左，不反右。于是出现如著名学者陈岱孙、刘国光等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占据指导地位，误导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毒害了年轻一代的心灵，以致中国今天被造成这么个局面，邓小平怎么这样不实事求是呢？

（2009/2/24初稿，3/8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