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能为：央校教授为“土地流转”做“社会主义包装”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10-10　　

　　

（本文大意：“央校教授”对“土地流转”的“社会主义包装”很合时宜但也很失败，因为他立论的基础是“人并不是大公无私”的，在这个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转向土地私有化”而何？新华网已经在欢呼“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 李昌平之“1978以来的农村改革就是一个‘实化家庭使用权，虚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国家所有权’的过程”与“农村基层政权在中介化”的确很深刻，而“三化”“中介化”的背后推手就是大举入侵中国农业的国际资本。民主自治权没有落实或法律不能起到保护农民产权的作用，不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而是法律与司法制度的特质。）　　

　　

　　

10月10日，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就三农话题在新华网与广大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新浪网转载时所加的标题是“徐祥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并迅速为其它大站转发。然而，我在看了几遍徐教授的解读之后，却感到十分失望。题目很有劲，也很热点，但是徐教授的“解读”却少有力气，稀汤寡水的像一碗馊稀饭。主持人单是“您认为我国在三农方面应该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一个问题就问了三几遍，徐教授王顾左右而言他，除了一口咬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而外，到底它为什么不是私有化，不是私有化又是什么，不知道别的读者如何，我反正是横找了竖找，正看了反看，折腾了好几遍，除了重复地看到“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 的极端正确原则和不断地听到亲亲热热地叫“农民兄弟”外，到底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我国在“三农”方面究竟应该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我不得不说，博士生导师的徐教授，实在了是对“土地流转”做了一次很合时宜但很失败的“社会主义包装”。　　

　　

我对徐教授所精通的“经济学”完全是门外汉，一窍不通，但面对“土地改革”这样的划时代、创未来的大改革，面对早晚深浅也要将自己与子子孙孙包裹进去的社会变革，我也就顾不得被骂作“无知无畏”的风险，豁出来一抒胸怀了。我以为，只要我们的“土地流转”是中国土地“向资本开放，向人才开放，向管理开放”（新华网：《国际资本给农业带来机遇 须防农民成利益旁观者》刘健 董振国），那末，“土地流转”就非“转向土地私有化”不可，就非出现连皇帝老儿也千方百计避免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不可，就非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那样只有跳江份儿的流民不可，就非酝酿出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不可。　　

　　

“土地流转”，不管它进行了怎样的“社会主义包装”，不管谁为它打起“以人为本”的旗子，也不管什么样的“党校教授”辩解它“并不是转向私有化”，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一定是在资本，国际资本或国内工商资本，的浊流上流转的。新华网《国际资本给农业带来机遇 须防农民成利益旁观者》文中已作了这样的综览与欢呼：“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规律，不可阻挡。目前，我国农业已形成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对农业开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各项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时，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大大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各种现货市场已较为完备。这一切，为资本的进入铺平了道路。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看，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的进入是大势所趋。目前，购买农田、化肥和运输工具，正成为国际投资者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一大趋势。进入投资者视野的目标已经有位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国等地的农耕地，中国的粮库也落入了国外投资机构的视野。” “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　　

　　

人们很热衷于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 “经营城市”的批判，对“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对抢滩登陆中国的美国小麦，对2004年免了“皇粮国税”以来的“尿素”“二胺”价钱翻了一番半，仿佛缺少着必要的敏感。这种迟钝，让哭泣的中国大豆，这让没了中国爹娘的中国油价，这让政府总理都急了眼的中国肉价，白流了眼泪，白喊了爹娘，白添了华发。　　

　　

“三农专家”李昌平概括说，“1978以来的农村改革就是一个‘实化家庭使用权，虚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国家所有权’的过程。”他概括得很深刻，我想续貂的是，这“三化”背后的推手就是资本，国际资本与国内工商资本。发展小农经济，将政府对农民的一切责任归零，将所谓“剪刀差”扩展到了极致。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确被“虚化”几乎殆尽，所残余者，仅是赵家庄的土地征用赔偿不得由钱家店的村民来分享而已。在“土地财政”“经营城市”的“城乡一元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政权，城市基层政权，村的“书记村长”或街的“书记主任”，已经转化为“土地流转中介”的“新阶层”代表。面对一年多少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有人问，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哪里去了？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了“土地流转中介所”了，“中介所”里党的基层干部成了过街老鼠，逃命去了。而“国家所有权”，所具体体现了出来的，大约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停了下来的警察部队对“土地流转”的“保驾护航”。 这项功能正在由另一支力量，由资本直接相关，为政府似乎默许的黑社会团伙来完成了。　　

　　

民商法学家陈小君的概括也是很深刻的。她说：“政府容易征用村民集体的土地，不是因为产权不明晰，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依法行政，习惯侵犯农民私有产权。村干部侵占农民土地补偿款，不是因为土地产权模糊，而是因为民主自治权没有落实或法律不能起到保护农民产权的作用，这不是土地制度的缺陷，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缺陷。” 对此，我还想续貂的是：法律与司法制度是为资本服务的，严格地说，这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特质。拆迁中的冲突，曾经属于法院不得受理范围之内。山东官员的名言是“拆迁哪有不死人的”。为三鹿“石粉”所害者，现在大约还是投诉无门的。　　

　　

“央校教授”徐祥临对“土地流转”的一番“社会主义包装”，结论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然而，他的立论基础却仍然是“以私为纲”。当主持人请他 “汇梳理一下农村30年的发展之路”，回答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这个问题时，徐教授以下的一段话就是一个明证。他说：“如果从学术方面讲，就是当时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会分工体系下，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生产积极性。以前我们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这个是脱离实际的，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 　　

　　

说真的，我反复看了徐教授的这段话之后，对他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很是产生了一些怀疑。请问徐教授：你对“以前”的“学术”研究，哪些“我们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了？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据我所知，“以前”，并没有“我们”或者阿谁“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等，如果他们就是“我们”的话，经常说的倒是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还不高，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大公无私”不过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等这些“我们”大力提倡的一种社会风尚而已。如果徐教授有兴趣解读一下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可以找出刘主席不少的“斗私”言论来。总而言之，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杨献珍这些“以前”的“我们”，其“脱离实际的设想”是徐教授“从学术方面”给他们加上去的，如果他们“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他们还搞的哪门子共产革命呀？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研究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我最近两天也验证了一个“公式”：当10％的博士生需要“召回”时，90％的博士生导师则为假货。　　

　　

不过，我并不是想在这一点上与徐教授争个黑白分明，也不是要为徐教授之“以前我们”喊冤叫屈，更不是想在张维迎或徐教授之前第一个成为“经济学”的中国诺奖得主，我想直接指出的是：徐教授拉“以前我们”垫一下背，不过是想证明他的“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的“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学术观点”正是他立论的基础。徐教授通篇想做的，无非是想给“土地流转”作一番“社会主义包装”， 以企论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为“构建特色理论”做出一番新贡献，但他所有“论证”，却竟然以“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并非大公无私”为基础，此言此行，真是非“指鹿为马”无可比肩者！ 在此基础上，“土地流转”不“转向土地私有化” 而何？　　

　　

如果“央校教授”解读立论胡涂混乱到这般地步尚可看作是“个人行为”，那末，主流媒体也用这种东西来为主流张势，也就太遗笑天下了。这不是让人们更加看清了“土地流转” 这股祸水到底要流向哪里了吗？自然，在这种时候，“特色理论”通常要复归于“不争论”、“让实践来证明”的邓小平理论“原生态” 的，这是另一位叫石仲泉的理论家告诉人们的。然而，如果真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包装”来统一国人认识，呼吁万众一心，不是更加“非不为也不能也”了吗？ 　　

　　

　　附：　　

徐祥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是转向土地私有化　　

2008年10月10日 13:08新华网　　

新华网消息 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历届党代会之后的三中全会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会作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上，解决三农问题将有什么新举措？10月10日，新华网邀请到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就三农话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本次访谈搜狐网进行同步播报。

2008年10月10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做客新华网。新华网张泳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向土地私有化方向走

【主持人】分析人士普遍对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期间的谈话寄予厚望，胡锦涛总书记透露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祥临】这方面舆论声音很强，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关注点仅仅放在这个方面，可能就在理解中央的精神上有所偏差，因为这次三中全会的关键点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解决三农方面的问题上去。包括刚才我们谈的粮食问题和资金问题都是这样的。

胡锦涛总书记这次讲的促进土地流转问题，目的是要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一点不要搞偏了。而且这个规模化经营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双重经营基础之上发展的。土地承包是向集体承包，一定要把握这个基本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着向土地私有化的方向上走。明晰产权，尊重农民的财产权，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就这个问题做了更多的演绎恐怕不符合这次三中全会的精神，也不符合总书记谈话的基本精神。

总书记谈到规模经营的时候说了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这都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种形式，过去土地可能也有一定的流转形式。原来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买卖呢？现在从这方面有所突破也是必要的，这样（农民）就彻底离开农业了，也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的。承包经营权如果让出了，他就不是农民了，是农民就应该保留这个经营权。中央精神是要进一步倡导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完善，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

2008年10月10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做客新华网。新华网张泳摄

　 徐祥临：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主持人】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析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且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在历届中共三中全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您能回顾一下这几届三中全会关注三农的关键点是什么？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之路轨迹是什么？

【徐祥临】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农村改革一个新的起点。

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并不是忽视和轻视农村改革，而是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农村改革有了更大的发展，废除了一些不利的因素，使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所以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重点就是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转到新农村建设上来。

【主持人】那么在新的时期，改革开放30周年的这样新的起点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徐祥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排到了第三、第四的位置。这种发展成果的取得，可以说我国的农民兄弟、农村、农业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些年解决了经济短缺问题，近年来我们中国可以说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这种发展成果究竟应该由谁享受呢？那么可能就会存在问题，大家知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去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

现在，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农民兄弟为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享受到的发展成果相对要比其他社会阶层少一些。所以这次全会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实实在在地加以解决，这就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主持人】您觉得在这次全会上，主题思想会落实到哪些方面呢？网友的关注点应该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

【徐祥临】因为新华网的网友层次很高，我很难把各个层面的观点都归纳起来，从我自己的教学研究以及各个媒体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农民的切身利益能够如何得到保障。比如说，农产品价格问题、土地问题等等，比如说土地农转非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需的资金问题等。大体上这些方面会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粮食安全问题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

【主持人】粮食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粮食的价格涨得很快，农民应该得到一些实惠，但是原材料的价格也涨得很快，农民得到的实惠实际上也不是很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徐祥临】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邻居，他们现在购买的化肥每袋大概涨了50%到60%左右，但是粮食价格却没有提高那么多，所以农民种粮的收益不是很多的。前年，我到湖南一个县，一亩水稻一年产1700斤左右，除去农资成本，每人纯收入只有392元钱。如果农民外出打工，搬砖的力工一天就可以挣40块钱，稍微有点技术的就可能是60块钱左右，大技工可能会挣到100块钱。这样的话，农民种粮食肯定就没有积极性了。而且农民们现在在城市中栽花种草的收入肯定要比在老家种粮收入高，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应该是受到高度关注。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首先就要确保农民有种粮积极性。

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一些参加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他们也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我相信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让广大农民兄弟看到希望，这个问题也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主持人】在这次全会中大家还关注资金的问题，您怎么看呢？

【徐祥临】关于资金短缺问题，从广大基层干部、广大农民作为具体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的切身感受来看，他们感到资金问题还是很紧张的。比如说2006年，我到广西武鸣县调研，县委主要领导跟我们讲，新农村建设搞了三年规划，需要的资金是7亿多，中央给的和县里自筹的资金大概能解决50%多一点，还缺三个多亿。

他们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态循环系统，就是因为资金问题短缺所以搞不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资金问题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所最关心的问题，2006年1号文件就这个问题做过一些规定，有一些进展。

2008年10月10日，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做客新华网。新华网张泳摄

徐祥临：中国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可以说是“逼”出来的

【主持人】有网友留言，改革开放30年间，出台了很多比如“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清晰地记载了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请徐教授根据这些词汇梳理一下农村30年的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从农村开始呢？

【徐祥临】这个问题说得通俗一点，当时也是逼出来的，可以说这种改革是“饿”出来的。当时整个中国处于“饿肚子”的状态。那个时候由于吃的是大锅饭，农民生产积极性很低。当时我记得有位老农说：现在种地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差。中国严重食品短缺，农民进城第一件事就是买猪肉。如果当时不改革的话，中国吃饭都成问题了，就不要谈其他发展了。

如果从学术方面讲，就是当时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在社会分工体系下，作为一个人来说，首先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都得不到满足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生产积极性。以前我们有一些脱离实际的设想，把人经常说成是大公无私的，这个是脱离实际的，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看法。

徐祥临：轻视三农问题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您认为我国在三农方面应该坚守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

【徐祥临】科学发展观已经在大的思路方面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坚持什么？一定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首先要坚持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国家才能富强，这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发展的成果由劳动人民享受到，那就是以人为本。

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最开始的时候“交出国家的、留出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是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发展的成果。所以，这个基本精神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在这个方面也许因为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可能更强调了竞争方面，但农民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市场机制从微观上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国家应该通过政策体制的调整，保护市场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是有好处的，他们的产品应该让广大劳动人民都消费到，社会才能发展得更快。所以广大农民兄弟对于解决农产品短缺、建材短缺问题等是做了最大贡献的。城市建设主要也是农民朋友为主体，我国经济这么繁荣，农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但是他们享受的发展成果比较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应该在体制政策上有所突破，让广大农民兄弟感受到在改革中他们付出了劳动和汗水，他们应该享受到成果。

【主持人】如何突破呢？

【徐祥临】那就体现在很多的具体方面了，比如说粮食问题、农村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要进行全方位地突破。这次全会说到底要突破的东西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要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民的和谐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几年中央已经提出了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是很多方面还没有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现在轻视农业、轻视农民、轻视农村好象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就是比较可怕的。我们发展的成果一定要让广大劳动人民共享，首先是农民，因为农民给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财富和农产品。

我们要想解决温饱问题就要靠农民，解决吃饭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所以一定要让农民享受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成果。这一点是必须要突破的。

【主持人】30年前，农民兄弟在历史性的协议上按下了手印。那么30年以后，农民兄弟应该坚持什么、发展什么、突破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敢于解放思想，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徐祥临】农民兄弟是最基本的劳动群众。中国的农民是我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文化传统载体。首先广大农民坚持的就是要勤俭节约、自力更生，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必须要坚持的。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的，我们中国历史上小块土地可以养育很多的人，这是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

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广大的农民如果还是这样是不行的。30年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在已经到了市场经济，到了新兴工业化时代了。所以农民要提高个人素质，需要有一定的科技支持和闯市场的能力，所有从农民来说，这是需要发展的。现在的社会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学习、通过教育来提高个人素质。当然，现在也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还需要发展和合作。现在搞的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需要养殖基础知识，同时还需要闯市场，所以大家应该学会合作。

总书记到农村考察的时候，鼓励农民合作起来发展。过去是“分”，“分”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仅仅是“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农村往“合作”方面引导。特别是创造出口农业。烟台、潍坊等地发展得都是很好的。只有合作起来，有了合作社，大家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对抗自然风险。比如说搞水利建设、农业基本营销等等。还可以抵抗市场风险，保证农产品的质优价廉。这不仅仅是农民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农村干部也要提高素质和管理水平。

破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要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

【主持人】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出台了五个“一号文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但三农问题仍然困难重重。您认为，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还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问题？比如说，数据显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来增幅最高，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年。

【徐祥临】这个也是广大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情。但是其他的社会阶层也都很关心农民兄弟，我们中国很少说谁不是农民出身的，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我讲到了粮食的价格问题。其次，农民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时间，他要到城里去打工，到那里打工的劳动报酬又低于城市人的报酬。农民到了城市栽花种草又低于城市人在城市栽花种草，那么城乡居民劳动收入差距必然拉大。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建立和谐的城乡关系。农民到城市打工，如果我们不去歧视他们，给他们公平的待遇，这样的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然均等了。还要鼓励个人增强自己自身的素质，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所以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改革。中央一再强调要以城带乡，以工带农，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自然缩小了。

【主持人】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还有哪些困难呢？

【徐祥临】主要还是资金问题，现在实施很多农业改革时都觉得资金不足。金融改革，金融政策、金融机构都应该有一定的改革。现在我们中国不是没有资金，现在农业方面有12万亿左右的资金是闲置的，这意味着有大量剩余的商品和企业库存，以及厂房里开动不起来的闲置能力，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利用起来，通过金融渠道投放到农村。

发达国家的农村之所以发展比较快，就是因为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十七大讲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们在这方面要好好总结一下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方面的经验，以开放的眼光，以市场经济的特点为大家提供资金服务。当然财政方面也要增加支农资金，如何让资金使用得更有效率很重要，现在我们现在是专款专用，搞农田水利的就不能搞养殖。如何让这些资金更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恐怕当地的农业局长会更清楚，如何让资金使用得更有效率，也是需要改革的。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着这个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主持人】今天我们访谈的主题就是靠什么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广大网友特别关心的问题，最后还是想让您总结一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主要靠什么来解决三农问题。您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徐祥临】现阶段一定要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主导思想。但是一到具体的问题大家可能就会产生分歧，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发展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的城乡供应关系，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的一个新的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认识，涉及到土地问题也好，粮食问题也好，资金问题也好，户口制度问题也好，大家出现争论的时候如何处理？那就是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具体判断对待三农问题的思路是否正确的标准，大家一定要认识现在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话中央不是说给农业部的，而是说给全党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握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转移到这个认识上来。现在的生产发展必须要在方方面面把维护农民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这样农民才会有动力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农民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