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凭什么优先于《财产申报法》？
　 作者：闲言

历经八审，物权法草案终于在此次人大闭幕会上获得高票通过，这标志着中国的法制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令人遗憾的是，另一部同样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法律即财产申报法，却至今没有能进入立法议程。

比物权法相比，公众对财产申报法的期盼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比之私产保护，大多数民众对权力腐败更为关注、反应也更强烈，而财产申报立法是监督权力、堵塞腐败漏洞最锐利的法律武器。早在十多年前，即有人大代表提议财产申报立法，此后几乎是年年提议，年年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今年两会，人大代表韩德云又再次建议，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与物权立法引起广泛、激烈的争论不同，对财产申报立法，舆论没有出现不同声音，而是众口一词地力促和叫好；偶有媒体提到：财产申报法“涉及到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问题。这是公务员抵触情绪最高、《财产申报法》难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引发了广泛争论，证明民意对此看法不一的物权立法，立法机关不惜一审再审。就在两会前夕，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人员和大部分常委被派往全国各地，对人大代表进行专业培训，帮助他们“正确解读”物权法；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更公开表示：物权法出台时机已经成熟，要确保在本次人大会议上顺利通过。而反映了更广大民意的财产申报立法，却被一直搁置。对此，立法机关给出的解释是：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暂不考虑专门立法；现阶段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积累立法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再研究立法问题。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所谓“条件不成熟”的说法，可适用于任何一部新法，而物权法比财产申报法更适合于此一说法。

阻挠财产申报立法的另一理由是“涉及官员隐私权”，这同样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现代社会的通例和共识是：进入公权力领域即意味着同意让渡部分个人权力，包括隐私权。美国早在1978年就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官员均需申报财产；时至今日，即使是泰国、墨西哥、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也不约而同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台湾地区也通过、实施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香港自回归以来，就实行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政府高官无论“贫富”，资产都被详细披露，供市民查阅。前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买车问题上被指有利益冲突嫌疑，招致媒体质疑和批评，最终辞职。就在3月13日，越南也颁布法令，要求国会代表与政府官员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以及其他个人财物，法令将适用于越南国会代表与候补代表、高级警官与军官以及国家、省、县级政府、国有企业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而中国虽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要求申报的对象和内容都很狭窄，极易规避，而且缺少相关的公示、监督和追惩的手段，事实上已成为一纸空文。中国在对待公民隐私的保护上远不如西方国家，唯独对官员隐私的保护，远胜于西方各国，这不能不令人浮想连翩。

可见，财产申报立法艰难的原因，只在“公务员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是悄无声息的，因为它自知上不了台面；为什么抵触，原因也一目了然。但就是这种悄无声息、毫无正当理由的抵触，就可以使大多数国民热切期盼的财产申报法甚至不能进入议事日程。这似乎说明：全体国民的正当权益和集体意志，在立法博弈的力度上远小于官员的不正当利益和意志。

不仅如此，这场博弈还有着特殊背景：去年以来，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反腐是执政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在此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中，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要改革制度，以法律手段遏制腐败。但就在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反腐高姿态和制度遏腐决心下，对腐败最具威慑力的财产申报法却只能陷入没有限期的“总结”、“积累”经验之中，甚至都没有进入立法“研究”阶段。这是否说明：在现行体制下，民意与国家领导人意志之和，尚且不敌官员的自利意志？

这样一种力量对比，应该才是腐败屡治不愈的根源。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继续如此，人们怎么能对中国遏制腐败的前景、对中国领导人的反腐承诺产生信心？如果真正把防治腐败放在重要位置，财产申报立法就刻不容缓。涉嫌挪用公款累计约1.1亿元，其中有9000多万元被赌光的原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镇长李为民，在法庭上自信地说：相信自己所有财产，能够还清这笔欠款。为什么一个每月仅数千元工资收入的基层科级干部，挪用并输光9000多万元公款后，还信誓旦旦声称能用家产还清？不对官员财产的来源和构成进行制度性监督，能够有效遏制腐败吗？

无论从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还是从民心所向看，财产申报立法都应该优先于物权立法。对财产来源未进行有效监督，正是物权法反对者的最重要理由。在对财产来源进行审查监督的有关法规尚不健全的背景下，优先推出物权法，不可能不引发广泛的猜疑和争论。

有证据显示，在财产审查监督方面，有些地方已走在中央前面。2005年，郑州市委要求领导干部及时、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和收入情况；重大事项要随时上报，收入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今年2月，太原市委要求对领导干部子女出国上学的费用来源进行申报。这种地方自发的启动，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这不禁令人想到当年小岗村农民的自发包产到户，只不过，这一回的阻力已不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这个社会最强有力群体的既得利益。

——《凤凰周刊》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