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知名的传播学者。谈起西方媒体关于西藏打砸抢烧事件的歪曲报道，她有很多独到而深刻的分析。我把她谈话的全文贴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图左)接受加拿大电视台访问时，却配上了尼泊尔警察的片段。(电视图片)

西方媒体关于西藏暴乱的报道不存在客观，连起码的平衡都没有，这并不奇怪。原因很简单：一、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做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在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驻京记者曾明确说，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如我和合作者在《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中译本，２００４）中所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价值是西方新闻在政治上分成三类的试金石，这三类新闻分别是共识类、合法争议类以及异端类。

客观性（如要仔细地引用来源以及平衡双方发言人的观点）只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适用。但是在报道那些假定被整个社会认同的价值的事件或者社会行为者时（共识类），记者拥有较大的主观性，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设置场景，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沉湎于赞同性的话语修饰。

同样，对被认为位于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这类报道对象包括西方国内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也包括被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外国政府。

这里的关键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这三类报道的边界的区分是有争议而且是有政治性的，它是由那些拥有最大的权力（能够界定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社会势力确立的。

二、 西方完成了主流价值的社会化过程，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教育体系、媒体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和记者的“社会化”机制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它们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客观性的起源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哲学上，客观性与启蒙理性有关普遍真理的可能性和幼稚实证主义有不同层面上的关连。在美国新闻历史上，客观性的兴起与西方商业媒体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密切相关。而客观性这一政治层面的本质又与由１９世纪的“便士新闻”发展起来的市场化媒体和它们的广告商寻求受众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与行为联系在一起.政治与经济动因互为表里，皮毛相依。 三、作为一套职业道德和报道规范，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主流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客观性不但复杂且涉及面广，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新闻所调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概言之,它有以下不同部分:首先，客观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是新闻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隐含着记者在报道时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故事本身的特点。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是新闻业的最重要的理念：记者应该说真话。第二，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受到党派偏见、个人偏向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客观报道在提供各方观点时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这些理念暗含着一种认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开是有可能的。同时，客观性也包含一整套新闻采访与报道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一标准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在不同媒体间会有所不同。当前，被认为是客观性的标志的一些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在选择个人为报道提供信息和评论时，记者应该寻求适当的新闻源：这些人有资格，是相关机构公认的代表，并且是/或者是新闻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 客观的记者要避免煽情，遵循通行的正当的、良好品位标准。他们采用这样的方案，也就是“纪录式报道：允许记者只提供给公众他们亲眼看到的或者是有证据证明的信息”以及“被可靠消息来源确认的事实”。

• 客观新闻注重将观察得到的事实与记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分离；观点和评价只限于那些特定的体裁，如专栏、特写和纪录片。

• 直接的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是对事实或者意见的描述，如果是观点的话，也应尽可能采用相关人员或者“权威知情者”的看法（经常是采用该观点/对立性观点的格式）。那些“能够为构建事实提供明晰的阐明性基础（和偏向）的历史性和解释性框架体系”常需要用括弧括出。

• 记者低调处理他或者她作为新闻故事叙述者这一角色的作用，而这正是写新闻的标准方式。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在一个由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组成的体系框架内孕育的。在这个体系内,新闻工作者是有特定技能、信奉伦理道德的专业人士，享有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权（在古典自由报刊理论中，国家控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 虽然西方记者从来就不是与医生和律师一样的自由职业人，而是商业媒体的“知识劳工”，但是，对客观性的标榜和有选择的实践成了他们确立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党派和其他社会利益、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利益的专业地位，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于像其它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和学者）一样的独立于社会的阶级利益之上的“社会中层”。客观性在为记者争取相对于政府和资本的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合法性的同时，不仅掩盖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新闻与权力的关系，而且最终也掩盖了西方新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关系。

  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期是美国２０世纪的中期。事实上，对“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的遵守往往使媒体被动成为官方声音的传声筒。麦卡锡主义时期，麦卡锡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就是被美国新闻界以“客观新闻”的形式放大和流传，成为主流话语的。２００３年，《哥伦比亚新闻评论》（２００３，７／８号）发表长文，检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媒体奉行的“伪客观性”是如何为媒体不深入调查和传播“官方真理”（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方便的。与此同时，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确(如里根时代废除了作为客观性核心要求的“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如我在《维系民主？》中文版序言中所论，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家和媒体掌控者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加强，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化，使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伦多星报刊登的结果(红圈示)与上图的网上结果(蓝圈示)回异。(网上图片)

  四、在日常的报道中，西方媒体的自我审查、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这使西方的新闻宣传更有合法性，也更隐蔽。同时，西方媒体中一些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又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 总之，在这次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西方的国家利益、政治意识形态恰好与西方媒体的商业利益相辅相承，从而把西方媒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性和“客观性”的相对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 五、西方关于西藏暴乱的报道，对中国受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个震动，由此导致的反思西方媒体客观性宣称的虚伪一面令人欣慰，也为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西方新闻媒体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虽然有关西方媒体与西方垄断资本的关系、新闻客观性的相对性和政治本质这些东西应该是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常识，国内一些学者也对西方媒体有批判性分析, 但是总体而言, 国内一些受众对西方媒体有迷信，缺少基本的批判性分析，盲目相信西方媒体的自我标榜。那些敢于批判地分析美国媒体的学者,往往被同仁认为是与政府合谋, 被戴以”左”的帽子,甚至被妖魔化. 更令人深思的是,甚至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也不敢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西方新闻媒体,怕发表不了论文和找不到工作。相反,他们热衷于用美国的实证方法做所谓的”客观”学问,认为这是学术主流。

  国家是否真的不应该管理媒体？事实上，在美国，连最主流的学者都已对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有了新的分析。一方面，历史研究证明，第一宪法修正案原本规定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分权问题，而不是政府要不要和有没有管媒体的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 第一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是联邦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正因为是这样，“国会”是这句话的主语。以下是我以前在加洲大学的同事,著名的自由主义新闻社会学家Michael Schudson的分析：　 “The First Amendment set limits on the powers of Congress, but not on the powers of the states, to curtail free speech. The operative word i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Congress” – Congress should make no law abridging freedom of speech, not becaus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be prized but because the powers of Congress are to be limited. It was originally an Act of federalism more than of libertarianism; it protected the automomy of state legislation against supervening national authority.” See Michael Schudson, The Good Citizen, p. 73)。 另一方面，批判学者如麦切斯尼在《富媒介，穷民主》（有中文版）和（Communication Revolution）新书中强调，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更不是新闻不受政府管制,更没有为”新闻自由”成为垄断资本不受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和民主自治的要求对其进行管制的挡剑牌。关键看管制的目标和机制，而不是要不要管制。如果管制的目标是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政府就不能在新闻管制问题上采取被动的守势，不敢在新闻理论上和道义上争取舆论的制高点。毕竟，连美国的传播学者都为以民主和公众利益为目标的新闻管制提供了学术根据。　　　

  其次，新闻专业技能固然重要,国内的新闻专业教育太狭窄，缺少基本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不少老师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有偏颇，许多学者忙于建构美国式的实证新闻传播学。有很多西方已经过时的新闻理论、包括反共和最具冷战意识形态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国内还有市场。当然,国内也做马列新闻观的教育，但因为老师拘泥于条条框框，缺少新的知识，对西方新闻传播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缺乏深入分析，学生们逆反。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道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强势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认识西藏暴乱的报道的片面，是一个契机，在此基础上，要展开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其虚伪的客观性，这必须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持之以恒的过程。在新闻报道上，对突发事件，政府要先声夺人，做第一定义者（PRIMARY DEFINER）。在媒体管理上，要把重点放在记者的“社会化”问题上，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内在化”为他们的共识和行为规范。不能再搞那种形式主义的教育，更不能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地提倡。在记者培训上，不要一味地邀请西方那些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理想化了新闻观念造搬到中国的老记者和新闻学教授。实际上，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文献汗牛充栋。　　

  六，推荐书目

  The most comprehensive book on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Robert A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中译本，２００４）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on US media coverage of the world, its double standards and its anti-communist stance: Edward Herman and N.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2nd edition, New York Pantheon, 2001 (there is a video documentary by the same name, called Manufacturing Consent. Very useful, should be seen by all Chinese journalists). No Chinese translation yet, I have asked the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it.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s on the failure of the US media for a truly democratic US and the problem with the libertar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Robert McChesney 麦切斯尼《富媒介，穷民主》（有中文版）. Robert McCheseny,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This book has a more detailed critique of the libertar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an analysis of how people inside the US tries to change the US media system to make it more democratic. The most influential book on how the US media used “objectivity” to marginalize and de-legitimate oppositional social movements,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name of Chinese edition: 美国媒体与新左派镜象). The most penetrating critique of how the US media “invent” reality and helped to destroy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Michael Parenti, Blackshirts & Reds: Rational Fascism and the Overthrow of Communism. Micheal Parenti: Inventing Reality, 2n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Other relevant books: Gerald Sussman, Global Electioneering: Campaign Consulting, Communications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ess, 2005)James Compton. 2004. The integrated news spectacle. New York: Peter Lang. Greg Philo and Mike Berry, Bad News from Israel, London; Sterling, VA. : Pluto Press, 2004. Daya Thussu, 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entertainment. London: Sage, 2007. Robin Anderson, A Century of Media, A Century of War,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John Nichols and Robert McChnesney, Tragedy and Farce: How American Median Sell Wars, Spin Elections and Destroy Democrac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5Frank Rich,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ruth From 9/11 to Katr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Ralph Berenger (eds.), Global Media Go to War: Role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Media During the 2003 Iraq War, Spokane, WA: Marquette Books, 2004.Herbert Gans, Democracy and the New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赵月枝, 2008. 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