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个筐，多少罪过往里装！”——评杨奎松教授的分配不公“制度决定”论

[ 言川 ] 于2007-09-06 11:12:24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毛泽东时代是个筐，多少罪过往里装！”

　　　　　　　　　　　　　　　　　　　——评杨奎松教授的分配不公“制度决定”论

　　看了北大教授杨奎松教授的文章《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内情》，笔者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哑然发笑：因为实行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被知识精英们批判了近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怎么又成了实行等级制度、造成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难道在一部分精英心中，历史真的是个面团，可以任由他们搓揉？毛泽东时代真的是一个筐，不论什么罪过都可以往里装？

　　杨教授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今日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不是由改革开放所引起，而是源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的等级制度，主要表现是等级工资制。他详细地列举了建国初政府工作人员从最高到最低的工资数额，指出两者相差31倍。为了衬托这种收入差距之大，他还列举了建国前国民政府文官的工资级别及其最高与最低者的差距。但是，在有如此大差距的工资级别面前，正如杨教授所说，当时以至今日的大多数人们，仍觉得毛泽东时代分配公平，仍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这是为什么？杨教授没有给出明确回答，笔者倒认为，这真真切切地反应了两种情况：

　　第一， 在不可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在其劳动和贡献无法量化的政府工作人员群体中，实行等级工资制是一种虽有缺陷（实质上，毛泽东主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将其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多次批判，从而成为精英们指责的“极左”错误之一），但却比供给制进步、大致公平的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这一点，懂得“官长骑马，士兵不一定骑马”，所以他们不认为这种有“文”在先的、公开透明的、极具刚性且得到严格执行的工资制度分配不公。就像人民唾弃蒋家王朝，并不因为它的文官工资级别，而是因为它已沦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第二， 人们批评的分配不公，具有如下特质：分配中的两极差距巨大；分配处于不公开不透明或者半公开半透明状态；决策者拥有很大自由裁量权；以制度或政策甚至惯例为依据，这种制度要么是为某些特殊利益阶层“量身定做”，要么其初衷虽为大众，却由于疏于对权力的约束而蜕变为特殊利益阶层的专利品；还有以灰色收入为总称的各种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来历不明却值得质疑的收入，都是制度缺失、制度软弱、制度漏洞所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教授称分配不公决定于制度是一句实话；只不过这些“制度”并不产生于毛泽东时代，而是在那之后，以“改革”、“开放”、“搞活”的名义逐步建立起来的。如若不信，请看看部分媒体披露的事实：

　　——“新三座大山”是在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下形成的。其中医疗卫生资源不断向大城市、大医院和特殊利益阶层倾斜，使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医疗资源公平度排名中屈居倒数第四位。资料表明，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用于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而占全国人口30%以上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

　　——“立法腐败”是近年来产生的新实物，新名词，反映的是各级政府部门以加强管理为名，通过人大立法或政府行文收费，其基层单位则采取无证收费、任意扩大收费范围、随意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等方式乱收费。有专家称，“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每年行政收费达4000亿之巨；

　　——应“招商引资”、“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搞活经济”之运而生的职务消费，已呈泛滥之势。据统计，近些年每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花费接近10000亿元，占全国财政年收入的近三成。其中公款出国，不仅不算腐败，而且成为一种福利、一种权力、一种分配方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改税”后，国有企业再也不向国家上交利润，更不向国家和民众分红，而是在收入与效益挂钩的口号下自由支配超额垄断利润。有媒体统计，2005年电力等大型国有企业全部员工833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8%，但工资及工资外收入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5%；而在这些企业内部，涨工资只涨老板不涨员工已是普遍情况，“老板自定薪酬”成为世界首创，财富急剧地向少数高管集中；

　　——除了经常性的商业贿赂、跑官卖官等腐败行为以外，全国性的以土地审批为核心的城市经营、国资拍卖或曰管理层收购等大型改革、开放之举，使灰色收入急增。一篇题为《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到2006年度对全国数十个城市和县的数千人调查表明，灰色收入已达4.4万亿，占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的50%以上……

　　上述种种，笔者并不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但它至少是因某些改革设计失当，或者某些改革过程放松了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所引起。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将它们算在毛泽东时代的账上；相反，是在改革开放中丢掉了那一时代许多好的制度、好的传统。党中央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重提两个“务必”，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政治局专门研究分配问题等等，就是明证。

　　令人费解的是，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杨教授看不到，却把对改革中失误的批评引向已逝去三十多年的毛泽东时代，是不是试图抵制对改革的反思和矫正？现在人们都知道，存在一个由腐败官员、不良学者和不法商人组成的“铁三角”，反思和矫正改革中的失误，必然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杨教授是否与其有某种情感和利益上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