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柿油主义”——兼驳袁伟时先生大作《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作者：关不羽

自由主义，让多少英雄竞折腰。这是继德先生、赛先生之后最能打动中国知识阶层的旗帜之一吧。然而，在当前中国特殊的人文背景下，这个充满洋气、非常动人的词汇却走样了、变味了，变得官僚气、陈腐气、蛮横气。我发现时下最要紧的是“政治正确”，不傍上主席、总理、旗手总觉得腰板不硬，我也官僚一下。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可爱的人物，阿Q这样的草根很不识相地称之为“假洋鬼子”，后来发觉人家顶了个相当于翰林的银桃子，是响当当的“柿油党”。很好，就这样拿来用用。且看袁先生这篇宏文是如何“柿油”，并“主义”着。
　　其一，“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这是赵老太爷骂阿Q的，但是我想钱老太爷的“柿油党”公子也是同意的——毕竟都是太爷嘛。太爷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你们不可以，而喝过洋墨水的假洋鬼子总是要加上一句的——洋大人可以你们不可以，袁先生斥之为逆流的民族主义就在此列。
　　袁先生开篇就是一句“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斩钉截铁地给民族主义来一个定性。而后，迅速进入正文：“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且慢，袁先生好像忘记了近代民族主义是个舶来品，是原装进口货。袁文的主题不就是民族主义吗？这不要含糊过去才好啊。袁先生大概是不愿意自己贬斥的民族主义的洋出身，反正洋出身的都是柿子油党不愿意贬斥的，这也算是柿油与自由的区别吧。其实，血缘—地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很早，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之一。古希腊人把自己的民族视为最文明的、最先进的民族，即便在斯巴达人的眼中波斯人也是蛮族，尽管斯巴达基本上是半文盲的专制城邦。古罗马人也是如此，虽然他们的老婆还是强抢来的，但是不妨碍他们自称诸神的后裔。后来又从犹太文明中借用了“神的选民”，于是基督了、选民了。袁先生含糊一通后，民族主义“国产化”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血缘—地域基础也消失了。于是，不能“姓赵”了。
　　但是，洋大人还是可以“姓赵”的。袁先生所说的那个要求中国迅速融入的“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南斯拉夫在民族自决权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肢解了；为了加强新移民的民族认同感，英国的移民测试加强了文化与历史的分数；美国，美国就不用说了，新罗马自诩、神选的自负从“五月花”至今——还有跟风很紧的日本、印度了。袁先生是知道“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这很好。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股逆流要坚决抵制，而洋大人的民族主义却碰不得，那么中国大概不是迅速融入，而是迅速溶解了。况且，就算我们洗心革面、斩断民族这根纽带，恐怕洋大人也不会融入我们的——人家还是坚持要“姓赵”的。袁先生，请你先劝劝洋大人也不要“姓赵”，大家都不姓赵，那就融入了。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总不靠谱啊。
　　
　　其二，“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谓哭丧棒——大蹋步走了过来。”
　　袁先生说：“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复杂之余，还说了半句好话“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我本来看到这里还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袁先生不会片面到完全无视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可是，“黄漆的棍子”立刻打过来了。袁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袁先生对历史的感悟往往出人意表：“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我好像记得20世纪正是中国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烽火岁月。而且，“国情特殊”的原创是黑格尔、韦伯。革命高调，那更是西方取回来的经。封闭吗？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是西方各色思潮的试验田。后半叶，则是另一种西方思想的根据地——请注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与其对立面是各领风骚、分庭抗礼的，而不是袁先生自说自画地解作“半边美人”。看来看去，我们在20世纪的纷乱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舶来的左右互搏。我们可以与最近很红的印度比较一下，哪家更有“铜墙铁壁”？印度至今还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种姓制度、强大的原生宗教、迥异于西方的民族服饰，中国呢？我们哪里有什么“铜墙铁壁”，我们根本就是一触即溃，而且一溃再溃。对20世纪应作如是观：学西方没学好，学到走火入魔，成了一个“秃子”，但是黄棍子还是要朝自己人打的。
　　可惜，武功太逊，花拳绣腿，棍子偏软。袁先生说：“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好笑死了，荷尔德林复生会赞同海德格尔的解释吗？柏拉图、亚历士多德再世会认同今日的阐释？袁先生继续说：“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这也滑稽。这个主体文化是冒充不来的，否则是满蒙的萨满、藏族的密宗来主体？袁先生这样的说辞非常“权谋”，而且利用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权谋。其实，袁先生先到美国去试试，凭什么基督教文化就是他们的主体文化呢？印第安文化是不是应该作为美国的主体文化呢？主体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客观结果，同时保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保护，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与大民族主义何干？
　　权谋以外，袁先生还有似是而非的障目法。他说：“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盲点一与盲点三非常武断，好像一切没有法治、没有形式逻辑的文化都是不值得复兴，或者按袁先生的说法都是要请到博物馆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就是法治加逻辑？这种前提出发到结论的说法有没有逻辑啊？看看袁先生自己的逻辑水平。袁先生不同意“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的理由是“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所谓悍论，无过于此。
　　第二个盲点还要有趣。若当年签署温莎羊皮书的贵族们看到今天的普选制是要昏过去的——《大宪章》本来不过是贵族与王权的分割协议，若没有近代《大宪章》运动，那是没有任何现代性的。最后来段引述孟子，我不知道袁先生对子学的修养如何，我只知道若要以形式逻辑的要求来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圣经》开始大概没有多少西方典籍可以留下了。还好，“西方先辈”不是袁先生，因此才能从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性，包括自由主义。若是当年他们一看《大宪章》就说：“这是封建残余”云云，那么要多走几许冤枉路呢？对“西方前辈”，袁先生是推崇的，但是对“中国后辈”要乱棍打回去的。这是自有主义吗？还是柿油的气味。
　　

　　其三，“‘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不准革命”
　　 “ 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这是袁先生数落民族主义的重要罪状。于是，朱成虎又倒霉了。“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这个问题向袁先生提出，袁先生做何回答呢？因为对世界现状的有知与尊重生命，而忍着？或者表示强烈谴责，然后鼓掌结束？这是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了。若军人如此作答，那国防大学可以关张，导弹基地应该改成鸡蛋基地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很值得回味，“友邦惊咤”可不是小事啊。可是，怎么不问问友邦的舆论怎么会问出这样“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的问题呢？怎么对个人观点这样追究不止呢？貌似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但是，柿油主义就不管这套。同理，造航母也成了“惊咤”——人家明明分得很清楚，“十年以后”云云，但是先惊咤了再说。当然，袁先生还是有“依据”的——“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自由主义者永远是对世界充满隐忧，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正在反战。但是，袁先生这样的“柿油主义者”乐观得很。但是，谁告诉他经济融合加快必然消灭战争？克劳塞韦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可没说过战争称斤卖。那个“大势所趋”也是很可疑了。而东亚自由贸易协定更是云里雾里，人家日本搞大亚洲还没中国的份——大概是请中国脱亚入欧了。袁先生如先知般的“依据”实在太忽悠了——估计日本人是不相信的。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下，人家还是要“正常国家”化，还要造隐形飞机。袁先生对民族主义的反感、反对大体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这个正面作用在袁先生看来是无用的，因为不再有战争威胁了。居安思危也属于多余，可是“滚出去”只对对中国的民族主义高喊，对洋大人就看不到这般。
　　 再如说马立诚问题，这里袁先生的辩才无碍凸现。竭力批评喻权域，是不是能证明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喻站在某种立场上，也许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错了。能不能反证马立诚就是正确的呢？讲究逻辑的人都可以看明白的。不过，还有个很保险的办法确保马说绝对无误——总理语录护航。这倒是省得讨论了。很好，政治正确总是有力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是这样的姿态与面目吗？袁先生还要说：“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好一个“庸众”……“柿子味”十足啊。“反对我所支持的”奉送“庸众”的帽子一顶。“庸众们”当然是要听大人先生的吆喝的，大人先生还要替洋大人着想。如此，则“庸众们”组合的群体大概也不能算是民族、正常国家了。于是，“友邦惊咤”的言论要痛打之，强军讨论要停止之，庸众要沉默之。总之，“不准革命”，只许人家来革我们的命。
　　

　　 “柿油主义”大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借用了自由主义的口号，但是决不躬行。宽容与理性、怀疑与审慎是没有的。对传统，他们是决计不尊重的，这一点上他们是不想学习“西方前辈”的。西方前辈在火刑柱的灰烬中寻找自己文化的价值定位，而“柿油党”是看不到文化的传承价值的——西方前辈是勤劳的耕耘者，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的懒汉。袁先生除了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的大堆口号还做了什么？还倡导了什么建设性的意见？蒋庆的“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大概还要花上几分钟思考，袁先生呢？而且，“柿油主义”是反对自由的，对自己不赞成的先来个“朝野一致反对”，还要保证政治正确，为少数人说话变成了为自己人说话。多元文化变成了一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变成了一元价值观。“普世价值”在他们手中上可以杀古人，下可以毁来者。因此，柿油主义就是一根“黄漆棍”，虎虎生风地挥舞着。但是，除打人外，还是懒。比如说对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导向温和理性的正确轨道上善加利用，那是他们做不来的——美英都是很好的老师，但是这种费力的事情他们是不做的。他们就是一棍子打死罢了，或者将来还这样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毕竟在小县城里做事还是要勤恳做事的，但“北上”肯定是吹牛——美日才不要他们去打死民族主义呢。

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袁伟时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 甘阳：，《改革内参》2007年第12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第7页，北京。]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 ‘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好的发展方向》（2004年5月23日）。]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 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第153页。]！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0页。]
　　
　　 200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9页。]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 喻权域：《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不是以言定罪》http://news.QQ.com　2007年03月09日]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 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家宝说： “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 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12月号，北京。]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域连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捏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 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相应，制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所周知与共产党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 ——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 毛泽东：《辨证唯物论》（1938），《毛泽东集》补卷卷五，苍苍社1984年东京版第243、245、247页。]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
　　
　　 删节后连载在《长江》双月刊2007年5月、7月号上。
　　
　　
　　甘阳：，《改革内参》2007年第12期（2007年4月20日出版）第7页，北京。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最好的发展方向》（2004年5月23日）。
　　康晓光：《中国的道路》（自印本）第153页。
　　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0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9页。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喻权域：《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不是以言定罪》http://news.QQ.com　2007年03月09日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12月号，北京。
　　毛泽东：《辨证唯物论》（1938），《毛泽东集》补卷卷五，苍苍社1984年东京版第243、245、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