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是法律的最高责任

田忠国

　　中国要不要法治？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要什么样的法治？因为价值观念不同，结论也不同，一方认为，法律不讲道德。而另一方则认为，民意、民心、民志是最高法律。后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张宏良先生，他的根据是，自文革开始，把民意、民心、民志纳入法律体系，形成了中国的法学价值体系，其后，美国又在总结中国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张先生称之为“贴在法庭里的大字报”。由张先生和郎咸平先生的介绍，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种法律体系，应该叫“以民权为主体的一庭双审制”，这种一庭双审制，即精英（法官）审清制和民权判决制，并且民众的判决权大于精英的审理权，也就是说，精英只管把案件审理清除，但没权力判决，而行使判决权的是民众，也既民众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对案件进行判决，这就形成了精英与民众的完美融合。也就是说，精英负责把案件审理清楚，这就充分发挥了精英的聪明才智，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特别是拥有一定国家权力的人，也最容易堕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干坏事不干好事上。这是世界各国不受民权制约的精英的通病，因为他聪明，总有逃避法律制约的智慧。为了防止精英把聪明才智用到只干坏事不干好事上，在中国试验后，世界各国都把民权或多或少的引入国家管理机制，虽然没有中国彻底，但对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的维护，起到了中流抵柱的作用。

　　在中国法学界，主流法学家认为，法律不讲道德。既，只管结果，不问前因，比如杨佳袭警案，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法官只能审清杨佳袭没有袭警，结果如何，至于为什么袭警，如果用毛泽东的民权观念，杨佳的袭警行为包含不包含社会的公共权利和社会道德，其动机有没有大众共同认为的合理成份，法官一概不管，只管结果，杨佳袭警，并且造成了多死多伤的恶性案件。再比如说瓮安事件和其它一系列的群体事件，也是只管结果，不追前因。如果从暂时稳定的角度说，这种强制性的只管结果，不追前因的国家管理办法，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从国家的长久稳定上说，却给中国的未来坦下了重大危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需要法治，但法治的核心是维护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民众共同的主体精神，离开此而妄谈法治，是对法治的无知和对社会良知、社会道德的污辱，是对社会价值目标、价值秩序的破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报复性惩罚。毛泽东为避免这种报复性惩罚，建国后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人权观念、民主观念、道德观念、发展观念和社会基础的价值秩序的重建，但是，不容讳言，改革开放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成功的实施了颜色革命，由毛泽东亲自建构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人权观念、民主观念、道德观念、发展观念和社会基础的价值秩序被破坏殆尽。我个人以为，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点，更不能无视某些精英的反人民利益、反人民民主、反人民长期形成但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的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道德观念，并任其自由发展，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如果不认识清楚，政府也跟着某些精英的思路跑，我看将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可以说会招来致命性打击。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派的话，在此，我向大家坦明，我是建设派。也就是说，凡是有益于人民民主建设，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人权观念、民主观念、道德观念、发展观念和社会基础价值秩序建设，有益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建设，我都支持，反之，我都反对。当然，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有建设，就必然有继承、有发扬、有否定、有创新，也就是说，否定错的，继承对的，吸收古今中外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所有有益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所以，我是个民众建设派。也因为如此，在我的命运中，就少不了精英的打击，但是，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我的生命不止，思考也不止。

　　第二，要维护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民众共同的主体精神，就必须把民众的人民民主权利引进到国家管理体系。如果不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引进到国家管理中去，精英治国，精英立法，排除存在于民众思想深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人权观念、民主观念、道德观念、发展观念和社会基础，并形成对立情绪，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堪忧。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说，这么也总得有个理由吧。我国近三十年的法律实践证明，我们从毛时代的民权治国，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秩序是法律的最高标准，滑向了精英专制、道德沦陷的泥淖。如果从表面上看，这是我国失误造成的，但若从深层次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这一个个失误，其实与价值观念的蜕变有关。我国的前三十年，更准确的说法是前二十九年，我国的基本路线是一切以人民利益和人民民主权利为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民事、民权、民主、民治的原则，社会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标准，人民群众精神奋发，斗志昂扬，社会风气清正廉洁，取得了举世公认，但唯独我国否认的伟大成果。我国的后三十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成绩虽然巨大，但却付出了我国几乎无法承受的各种代价。付出这些巨大代价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的发展观中，由过去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转变为为极少数人谋利益，也完成了从为人民服务到治民的角色置换。正因为如此，法治社会也就堕落到法律消灭社会道德的泥淖。

　　第三，社会价值秩序需要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维系，而且，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继承性、连续性，如果法律制度不维护社会价值秩序，不维护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那么，还要法律干什么呢？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不在于这个社会有数不尽的法律制度，而在于法律制度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价值秩序、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所起的作用，当然，法律制度破坏社会价值秩序、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也是起作用，但那是负面作用。负面作用对一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因此，我认为，维护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是法律的最高责任。

　　第四，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权贵精英资本主义，当然，这不是官关的说法，而是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从这个角度说，在权贵精英资本主义的中国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观、发展观、民主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会价值秩序，实在有点奢侈。但是，当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重新规制社会主义，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化解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确实是为政者重新思考的问题。

　　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