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整体性解读与反思

许光伟

【内容提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演化特性的发掘，由《资本论》建立的工厂及其范畴和规定所奠基。《资本论》的研究包含了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层次结合，因此在通向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必须将“工厂制”同时解读成生产方式、治理机制以及财产形式的相互衔接的运动。本文全面地推进了这一理解张力，从而能够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梳理为工厂制、泰勒制、福特制乃至后福特制的整体逻辑或发展链条。该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作品既包含科学的结论和命题，也包含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而引导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发展和多样性的问题上，更加具有客观性态度。

【关键词】资本主义 生产组织 工厂制 泰勒制 福特制 后福特制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向我们揭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 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每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1]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导言中强调：马克思从来不对历史研究采取一种公式主义的态度，从来不随意玩弄无遮无盖的相互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过极度简单化的做法来掌握历史。因此，社会的确定性并不具备化学反应的固定性，而是一种历史过程；就是说，社会的具体而确定的形式确实是“确定的”，不是偶然的，但这是一条线、一条线把历史这块织物编织起来的那种确定性，决不是硬塞进一些外来的公式[2]。这是一种正确对待历史发展和进行研究的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由这一方法所确定的分析体式，具体完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考察，重构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图景。

一、工厂制

在考察18世纪的产业革命时，法国史学家芒图说：“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成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有人由于对历史的非常不了解而在产业革命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当人们进一步研究这种起源时，这种起源就随着向后推移：它也许同商业和货币一样古老，或者同穷富之间的区别一样古老。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阶级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工业家同时是资本家，工厂工作的组织者，最后又是商人和大商人，他们于是成为实业家的新的完美典型。”[3]但对马克思而言，将资本家同机器联系在一起，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命题，是对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结果。即“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4]在《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根据“分工的逻辑反题”推出机器，又由机器直接推出工厂的诡辩术时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5]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如同人本身一样只是一种技术功能活动，伴随着劳动本体的演化逐步地复杂化。在这一规定性上，机器就是复杂的工具机或工具体系。关于机器的技术演化史考察，无疑是考察人类劳动演化史本身。它决不是一个逻辑现象，而是历史史实，决不是根据主观设计的原则而来到人间，而是从人类劳动主体反复进行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中生成。归根结底，这是人类劳动的发明物。因此，资本家没有发明机器，而是社会机器体系的发明者。准确地说，资本家的功绩在于对机器的功能加以独特的发现，或者说，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即在于使机器劳动成为广泛的、社会能动的活动，并以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方式推进并创造机器体系的广阔社会应用。

从手工业生产乃至工场手工业的工具转向机器，经历极其漫长的历史年代。马克思考察这一过程的整体，从而指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比如，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产生，就是说，决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操作这一点上产生。另一方面，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的转换过程看，机器无疑又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是通过生产费用的降低而产生。机器的历史产生有两种典型的路径：一种是从最古老的工具中产生出带有动力特征的机器体（如纺纱机和织布机），并且这实质上是历史上工业革命的最初起源；另一种是利用机器来制造机器本身，这对应是分工协作体系基础上的工厂制度的逐步完备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过程。对资本家来说，真正有意义是后一过程。因此，机器与机器的社会应用是截然不同的。资本家对于机器功能的独特发现、社会再造和广阔推进，大大改变了人类技术演化的自然过程，并进一步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植入这一体系，形成与资本权威相适合的技术体系，从而也就是将一定技术和分工的结合的特定形式植入它的劳动方式和生产体制，形成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类型。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行动迈出的每一步，既是社会的一小步，又是历史的一大步。归根结底，不能把由机器劳动产生的工厂制看作是一种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组织形式，把机器劳动对于手工劳动的替代看作只是为了技术上的需要，或者相反地，将其直接看成为资本家利用机器技术进行社会选择的简单结果，应当将其看作是同样复杂的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是社会和技术内在结合并产生了生成运动的过程。马克思因而得出结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划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

在这里，马克思确实试图揭示人类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时期和以机器协作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时期的区别。但马克思仍然没有让逻辑完全地臣服于历史，淹没在历史迷雾中。对马克思而言，必须寻求“特殊的以太”的理论上的生理结构史，而不是单纯的生命史。就是说，必须将工厂制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类型来看待。“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6]如同对劳动范畴进行科学抽象，马克思也同样坚持对工厂制进行科学抽象。尽管马克思的论述只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的主题上，无疑这种科学抽象本身，乃至于对工厂制的形式（尤其作为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治理形式）的分析，在方法论上具有普适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但对资本的分析必须从资本的生产本身开始。“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诚然，生息资本也是资本的古老形式。但为什么重商主义不从生息资本出发，反而对生息资本采取攻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知道。”[7]尽管商人资本同生息资本一样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称作高利贷资本），但只有当生息资本本身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时，它才为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所有权资本家）所接纳，并予以公开承认，而相反，商人资本却总是被当作一种欺诈的生息资本形式。因此，尽管商人资本是资本生产的历史上的必然起点，但对资本的分析同样必须从内部组织的系统分工开始，即必须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确认为资本主义工厂的真正起源，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系统分析视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而且从更为遥远的追溯看，这种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分工，即使在东方社会的社会生产体制中也早已经开始。尽管如此，工场手工业必须作为工厂制的历史的、分析的开端。但工场手工业没有成为真正意义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类型。必须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提出这种分期的用意是剩余价值生产。毫无疑问，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区分与联系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发生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彻底地让我们明白手工业师傅如何不仅在质的意义同时在量的意义上完全地变成为资本家。

从马克思的论述看，工厂制对于分包制的历史替代是在两个不同的，但相互交叉的层面上同时进行的。在组织社会学类型上，工厂制替代分包制的方式是直接进行的。由此，工厂制、分包制对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权威形成机制和相应的社会治理机制。前者是将后者的多元社会主体历史合并为统一的资本社会主体。在这种直接性的替换中，可以说不需要工场手工业的特殊元素。从本质上讲，工场手工业同时兼容两种组织社会学类型。在马克思列举的混成的工场手工业中，工厂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确定的形式，结合工人仍旧是积极的行动主体，它仍然适合采用包买商制度这种形式。事实上，工场主（他自己完全可能是替给他以贷款或原料的商人即包买商劳动）更多的形式是采取下包制，将手工艺人以水平一体化的方式集中到同一个地点[8]。在社会生产方式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主导生产方式的锚定，工厂制替代分包制的方式是整体进行的。换言之，这种替代是以有机的社会中介过程和形式来具体完成的。毫无疑问，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与包买商制度生产形式是有着质的区别。它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构或机器体系，因此不仅在于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相反，包买商制度的缺陷则在于：第一，它使家庭手工业者丧失对劳动过程和产品的控制，使生产者从属于包买商；第二，由于缺乏有效的劳动纪律和生产中的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比如在大批聚集原材料和产成品工作上的开支，以及过多的中间人的环节费用和监督上的开销，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是对包买商形式的企业组织的直接性革命，资本主义工厂则是深层次的革命。前者逐渐地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色带，即简单商品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古典商品生产方式。后者则最终将人类简单商品生产方式本身和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在性质上和形态上区分开来。

在这种分析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进一步引证马克思及芒图的各自的一段有力量性的话，作为比较。“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被排挤，并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地出现，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展的时候……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求、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9]“马克思以其抽象天才的全部能力来分析这个运动时，把它概括为很简单的术语和很分明的时期。但要注意，不可把在马克思看来主要只有解释价值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描写。例如，如果认为手工工场是大工业时期前面那一时期所特有的、主要的现象，那就错了。即使在逻辑上它是工厂制度的必要前提，但在历史上，它确实没有普及到足以把自己的标记烙在工业上的程度。在文艺复兴时期，它的出现是一个何等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件，它的作用——至少在英国——在以后几百年中却只是次要的。在绝对需要时，我们可以提手工工场制度并把它同近代大工业制度相比较，但是，必须不要忘记，手工工场制度除了和以前各种工业制度之仍然十分富有生命力的残余并肩存在到底以外，始终未占过主要的地位。”[10]

评析：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从对劳动过程进行特别的资本主义历史运用开始。尽管资本家如何最终发展成为工人面前的绝对权威，发展成为对工人劳动过程的社会强制，确实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题目，并且值得重新讨论。以上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前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形成史进行考察，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史本身进行系统性考察。这既是技术发生学过程，又是社会发生学过程。马克思无意于对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各自发生作用进行事无巨细的、细枝末节式的推敲——在此基础上再把它们结合起来，也决不会纠缠，或者陷入同样类似于“鸡和蛋孰先孰后”的是技术还是制度（权威）的诡辩。马克思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将历史看成整体的有机结构。马克思恰当地将这一过程看作是资本生成的一个客观正在进行史，既是前提性的过程——关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工厂的社会生理运动的不断形成的过程，又是结果性的过程——使历史产生的结果作为社会而存在并作为机制进行发挥的过程。

在对待马克思的作品上，有两种对立性的认识盲点。一种认识盲点是试图将马克思的分析简化为技术决定论，就如W. Shaw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作出的分析。尽管W. Lazonick详尽考察了19世纪英国车间的生产史，但仍然作出结论：“相对于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马克思过于强调了技术在决定生产组织上的独立的影响。”[11]W. Lazonick当然是指马克思过于强调了机器技术和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厂的发生学中的历史作用。相反的盲点是企图将马克思的分析对应为制度意义上的社会学决定论，如S. Marglin的分析。因此，波普尔讥讽：在马克思的制度学分析中，却没有可供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发展规律、阶段、时期或趋势发挥任何作用的余地；甚至声言：马克思的雄心勃勃和横扫一切的历史计划，没有一条属于真正意义的制度学分析的范围！以此尺度审视，所以说历史主义就应当表现为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紧密的预言哲学，它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来达到这一目的[12]。

对马克思作品的片面性解读，注定会招致无穷多的争议。因此，这里愿意再一次地将上述论证的要点加以强调：（1）工厂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理特征上的社会历史类型，因此既涉及对资本主义技术发生学的分析，也涉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学的分析，工厂制是两种分析的系统性结果，并以这种结果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前提；（2）在这一意义项下探讨工厂制的历史特征，也就是在人类全史乃至世界史的范围内考察作为这一条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生理运动，也就是把资本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在平均的意义上讲述一遍；（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实证分析以工厂制为结果，但马克思确定的方法推动他的研究可以适用于对资本主义整体进行剖析，这就是以工厂制为基础的资本的永无休止的逐利运动、资本的社会总体结构乃至全球化的运动和结构；（4）工厂制内含了资本主义法权的平均形式，也就是必然地对应了同资本主义工厂齐头并进的资本主义法律的社会体系。

二、泰勒制

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13]马克思还论证到，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马克思这里讲到的机器排挤工人的管理手段就是后来的泰勒制。

从历史视阈看，所谓企业治理，就是形成企业发展和企业制度的统一。围绕工厂制的资本主义治理必然具有历史动态的形式，按照实现的程度和范围大小的累积结构，将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直接生产领域的治理，以及超出生产领域的社会活动的整体治理。因此，工厂制的治理形式除了上面提到的局限于直接生产领域的泰勒制以外，必然还将会蜕变为更广泛的形式或形态。流行于20世纪的各种版本的福特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的后福特生产方式，提供了与泰勒制形式不同，但以之为基础的两种分别可以称之为“社会工厂治理”和“弹性工厂治理”的形态——福特制、后福特制。而且即使是为了说清楚后两者，同样必须从泰勒制说起。

工厂制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从资本在车间的霸权塑造开始。美国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科学管理运动提供了生动性说明。虽然对车间作业活动进行管理并形成系统性的体系和原则的历史努力，可以推向更远。其理由也是广义层面的，即所谓的管理的起源问题。但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只是资本主义发生学中的内容。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100多年间，科学和管理袭击了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其结果就是形成资本主义工厂内部生活中特别是车间层次的泰勒制管理。按照布雷弗曼的强调，泰勒制完全是工厂治理主义的，目的是促使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的分离。通过“把工人设想为管理部门所操纵的通用机器”，“管理部门和工程技术人员把全部操作，一直到最细小的动作，都加以概念化、设计、测量，使适合于各种训练和作业标准”，这样就使“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改变了地位”，“成为管理部门劳动过程的无生命的客观因素”，“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的一种客观要素。”并且，“其新奇之处不在于手与脑的分离，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而在于它们的分离达到了极为严格的程度，而且越来越细分，以致概念尽可能集中到管理部门内或与管理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数越来越有限的集团的手里。”[14]作为一种车间生产治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泰勒制可以系统地总结成五点内容：（1）管理是将所有工人的传统知识加以收集和系统化；（2）将所有的脑力劳动从车间排除出去，而集中到计划或设计部门；（3）把劳动分解为一些最基本的成分，即各种作业，而管理活动的职能则在于努力将各种个人职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作业；（4）管理者应以书面形式详细说明种种作业内容，提供给工人，工人们则不仅应该知道做什么，而且应该知道怎样做，并且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它；（5）最后的一点紧要性的内容是，劳动必须处处地受到严密的监督。

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预言了这一结果。马克思是直接从工厂法的角度来认识它的。按照叙述的顺序，可以将马克思的声明集结为：（1）“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它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也都像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论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2）“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3）“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4）“工厂法从一项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15]（5）最终，“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是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16]

评析：马克思的论述显然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劳动剩余——的主题进行。车间霸权是对这一主题的直接贯彻，是资本家为进行剩余生产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从而也是资本的最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政治。这一步是确定作为现实形态的法律形式同现实生产形式的对立，从而在塑造着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对立。这是资本家权威的内部化过程。借助这种对立，工人在生产政治面前表现出极大的无能，工人在实际过程中的劳动生产权力就被一点点地削去。这样，资本家掌握的机器就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事实，也是一种社会制品，工业化革命所造成的物质生产资料即机器的发展和革命，就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的途径，恰恰在于将资本家实现其集体的利益的经济关系变成为法律上的真实，以及一种实际存在的支配力量和社会工具。

资本家既是实际生产关系的统治者，又是形式上的法律权威的执行者。因此，资本家同工人实际生活的对立必然通过其对经济生活的实际治理来保障。劳动概念与劳动执行的分离过程必须成为一种法律生成的自然过程。这样，泰勒管理的最大原则就是努力促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开来，就是使概念与执行彻底分离，从而能够保证通常由资本家直接领导的经理部门的控制权。这是一种充分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的特别方式。“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莫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因此，它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充分夯实工厂制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在于历史地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17]

三、福特制

泰勒制表明资本家既把工厂当作自己的直接的私人财产和法庭，又同时把它当成社会的财产和法律上的保护物的诉求以及相互矛盾的种种心态。“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8]“如果这一分析是对的，那么，补救的性质就清楚了。它必须是一种政治的补救——一种我们用来反对物质暴力的补救相似的补救……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不干预、无约束的经济体系的原则。如果我们想让自由变得安全可靠，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的政策应该被有计划的国家的经济干预所取代。我们应该要求，无约束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一种经济干预主义。”[19]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壮大之时尤其需要专制基础上的社会协调，尤其需要社会化的管理部门。即按照马克思论证工厂制的逻辑，资本主义工厂的社会实现途径是：资本家的简单型控制——技术科层型控制——管理科层型控制。第一种控制类型对应于传统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第二种控制类型对应于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机器大工业；第三种控制类型对应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机器大工业及其现代的产业转化。从剩余价值创制类型看，则分别对应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不稳定的绝对剩余价值，不稳定的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I（稳定的绝对剩余价值，不稳定的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II（稳定的绝对剩余价值，稳定的相对剩余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属于资本主义工厂制的狭义发生学，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I和剩余价值生产方式III属于资本主义工厂制的广义发生学。广义发生学以狭义发生学为历史基础，强化、巩固、扩散着工厂制的社会特征和内容，实现机器大工业的法律形态的拟制（也就是将劳动的权力移交给机器体系），塑造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工厂制的社会生活系统。这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制度的统一。从而，工厂制后来的发展景象就成为其实际存在的社会治理形态。按照当代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用语，这就是由技术资本主义（泰勒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福特主义）构筑的资本主义的生活图景。

技术资本主义塑造车间生产霸权，将资本霸权塑造为生产强制。管理资本主义进一步将工厂中产生的生产霸权塑造为资本的社会霸权，将资本的社会霸权塑造为社会的治理结构。但对资本主义而言，霸权起源和形成于工厂之中。生产是组织霸权的场所，资本主义积累（社会化的和全球化的）是霸权的物质基础。因此，霸权是资本实际存在和运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人类基本上从经济力量的角度出发，重新组织和发展经济生产设备，创造新的经济基础，但是不能因此下结论说上层建筑的因素可以随意发展，自生自灭。国家在这个领域也是‘合理化’、加速度和泰勒化的工具。”[20]

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权威的社会生成机制。要阐述清楚这一点，必须重温马克思在《贫困的哲学》中确立的命题：“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21]这一命题在马克思整体阐述资本主义发生学的过程中一再被重复。马克思希望清晰化这一思想：权威的塑造就是法律形式与经济形式的历史发展逐渐匹配的过程，是能动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任何消极的自动实现论；法律是在生成之中，决不是一夜之中被建立起来，准确地说，历史中的法律建构由生产方式的渐进发展来完成。刻画当代资本主义企业权威的社会塑造过程的中心线索是从泰勒制到福特制。这就是在机器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将泰勒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意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提升为福特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导致福特制的最终出现。

法国调节学派把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机器大工业生产概括为一种外延型的积累体制，即意味着在积累的同时，劳动过程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积累主要由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多来实现。后来的情况（主要是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积累体制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导致泰勒制的出现。“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手工业工人的传统工作再分成若干组成部分，由一连串的局部工人顺次来完成，整个劳动过程没有什么变革；变革了的是劳动组织。到了下一个阶段，即机器工业阶段，劳动资料从工人手里落到一种机构的掌握之中；自然力被用来供应动力，动力转移到工具上，作用于材料，产生合乎要求的效果。这样，劳动资料方面的变革造成生产方式的变革。”“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由F. Taylor开创的科学管理运动，就是由这些因素产生出来的。”“科学管理运动在现代公司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劳动过程的一切机构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22]但在布雷弗曼的笔下，泰勒制是属于管理方法的发展和劳动组织这一方面的，而不是属于技术发展的，因为在技术发展中它所起的作用很小；的确，它把工具和技术看作是既定的东西，科学管理与技术无关。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要把一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劳动的问题。它缺乏真正科学的特性，因为它的一些假设，只不过反映资本家对于生产条件的看法。它研究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如何使劳动适应资本的需要，并不是作为科学的代表，而力图以一种科学外衣乔装打扮起来的管理的代表的身份进入工作场所。

真正的管理部门崛起是发生在福特制当中。根据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中的阐述，以管理部门崛起为基础的福特制的发生学包括三方面内容：（1）标准化作业技术完成从依托于劳动到依托于机器流水线的转换。泰勒制虽然奠定了协调和监督的专业化，但缺点是未能精确确定权责，以保证车间任务的完成和保持材料从一个生产阶段向下一个生产阶段的稳定流动。而福特和他的同事们采用最先进的机器，使用最坚韧的合金钢，实行生产线制度，把机器及其操作人员按仔细规划的作业顺序排列，这样，流水线生产很快成为现代化大生产最著名的标志。随着流水线作业的不断涌现，现代工业因此能够成为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经理密集型的工业，并相应需要在组织上和技术上进行彻底地改变。（2）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的结合完成从社会直接性到公司内部过程的转换。分配和生产过程的革命，主要是建立在新的运输和通讯的基础设施及其不断的革新上。在美国，市场和技术则是决定到底由制造厂商还是经销商来执行生产和分配结合的协调功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现代工商企业”是对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的组织上的积极反应。美国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实践表明，由于市场和技术的原因，大量分配总是会领先于大量生产进行。而美国1880年至1917年的实践，则促成现代工业公司向现代工商企业历史蜕变的最后的全面完成。（3）企业内部管理完成从家族主导到经理主导的转换。钱德勒所谓的“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历史替代，指的是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刚刚开始时，美国还没有出现中层管理人员，当时几乎所有高层经理都同时是企业所有者。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快要结束时，上述企业均雇用了数百甚至数千名中、高层经理来监督数以百计的工作单位，而每一个单位则又相应雇用了几十、几百或成千上万的工人。现代工商企业俨然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从19世纪后几十年到20世纪前几十年的美国实践是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实际缔造者。福特制的社会治理特征可以广泛归结为：以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结合为特征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以分层控制和人事干部控制为特征的M型科层组织结构，在国家干预主义和劳资集体谈判行动的双重特征塑造下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旨在促成生产与消费的社会性结合的特定安排和制度。在这些特征中，关键性内容或关键特征是，车间生产管理方式由车间技术工人控制转化为管理科层制框架内的分层控制和人事干部控制，从而消除了技术进步乃至市场扩张的障碍。因为工业工程师的技术规训，还只是使管理隶属于技术范畴，进而隶属于传统资本家，本质上并不能够面对与解决与该体制伴生的失业大军问题。而后者则促成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通过金融资本成为运行状态的统一性的社会资本，促使资本在社会范围内去克服技术和市场的缺陷。因而也就意味着以大规模生产消费性商品为特征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产生。这是现代资本家在社会范围内追逐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舞台，而不单单是在企业内部实现剩余价值特别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泰勒制阶段对应的是局部市场满足条件下的工厂内部治理，实现的是外延式积累体制；而福特制阶段对应的是开放市场满足条件下的社会工厂治理，实现的是内涵式积累体制[23]。客观地说，这些分析深层次地触及到了世界工业领导权由英国转为美国的实质性原因。“英国经济在20世纪的暗淡业绩并不是由于其向新兴产业的转型不够快，而是由于它没有能够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转型出来，以迎接新的国际竞争。”[24]

评析：工厂制的世界扩张历史地选择了美国而不是英国，在于美国模式真正实现了福特制和泰勒制的结盟，而不是彼此的反动。相反，英国模式没有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点，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英国作为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预言”，不幸落空！但英国模式作为泰勒制的一种修正形式，仍然不失为颇有特色的工业生产体制。它保留了传统资本主义的车间霸权形塑的特征，坚持把技术和管理留在车间并交给技术工人这一“工人贵族”，同时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就使之具有多样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内涵。英国模式的失落也许要追溯更为外在的原因，比如大英帝国的迅速衰落明显导致其赖以进一步发展的市场条件的缺失，从而直接造成制度变迁上的路径依赖现象。但不管怎么说，不能够将其在截然对立的意义上拿来同后来发生的美国模式进行比较。两者是范式学习意义上的，决不是孤立的两种企业制度范式。即不能够说美国模式胜出英国模式在于机器的生产效率胜过了人力的生产效率，或者英国企业在产业转型上的冥顽不化。W. Lazonick的分析恰当地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具特点的劳资关系在剩余价值生产模式选择中的不同作用。这就是资本的社会法律形态的多样性。英国体制或许在这一方面渐渐“落后于”它之后的美国体制，而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特色上稍逊一筹。

四、后福特制

泰勒制通过使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来实施资本雇佣劳动，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来推进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推行由第二方强制实施的雇佣契约。这样，工业资本家就在生产领域内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能够只依靠内部法庭，而无须直接依靠和借助于外部法庭。福特制却不限于这一点。福特制的目的是扩大为机器和资本立法的社会基础，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形式、经济的形式和调节意识的行动规则。法律的形式和权力的完美结合就是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来的权威。这是企业权威的直接元素。而当权威成为社会的普遍发展因素时，对应的权力也就直接统治着财产。于是，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在社会内部结合并统一起来。资本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权力。最终，泰勒制对福特制的发展转向促使资本家作为具体的联体资本家（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总体资本家）行使掌控社会生产权力、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职责。这就是国家干预主义（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管理整个社会的事务委员会）和经济调节主义（促成工厂制作为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严格的组织社会学类型的统一化）的结合，——后来的理论形态就是凯恩斯主义。资本家由个体行动真正走向集体行动，由单纯的行动走向意识形态化。它因此标明资本整体进行社会治理的时代开始来临，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完全的意义社会历史地确立和巩固起来。尽管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专制的互相制约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治理和契约范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也一同扩大，结果，资本主义神奇地塑造了一个个权威控制下的不平等合约。相比于泰勒制，福特制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更为巨型，企业和市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协调关系更为复杂和具有对立化的性质；并且由于资本权力在生产、分配上的统一，资本权威完全地深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致使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而敏感：一方面，可以说消费依赖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直接要素，另一方面，生产又严重地依赖于消费，因为它的任何一次新的扩张均以消费的扩张为直接动力。这种发展隐藏着深深的危机。马克思的“预言”并没有过时。因此，后福特制的准确定位是对福特主义生产危机的消化、调整乃至克服。从根本上说，这不是预示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形成，而是新的经济调节和治理时代的产生。

福特制一边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急速发展，一边不断积累着社会性的结构矛盾。发展与矛盾的交织使福特制一度辉煌，又一度备受批评，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分歧集中于凯恩斯主义和后来的新公司主义、新国家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这些内容也被合称为“新福特主义”）之间的反复争论以及理论合流。意识形态是抹不去的。但实际的政治斗争以物质资本的统一利益为最高准则。这是资本社会治理的规则和规律。20世纪福特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有六七十年代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结构调整毕竟取得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使之成为意识形态中的合理的社会秩序。21世纪的很多时候人类仍将会直接沐浴在福特主义之中。尽管这种反抗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后福特生产方式远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生产的主流治理方式，也就不会上升为“后福特主义”。追溯下去，后福特制也不是从生产方式的反叛开始，而是从对机器大工业的组织社会学类型的现代反思开始。这就是日本丰田公司的生产体制和治理模式。

日本丰田生产组织的方式及其治理模式是日本式生产方式的代表。广义地看，19世纪末日本可以算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但除开极其丰富的人力资源，日本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的先决性条件，如自然资源和广阔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偶然性因素，二战以后的日本没有完全采用福特主义模式，而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了泰勒制管理方法。丰田体制在生产模式上的内核特点可以概括为：从单件、小规模生产定制逐步迈向大规模生产定制。1950年春，年轻的日本工程师丰田英二到作为汽车工业的同行福特公司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工作访问。丰田英二很快发现，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及其近乎专制的人事管理不适合日本。根据对福特体制的修订，丰田体制后来进行了三方面的实质性变动：第一，实行以年功序列工资制为核心内容的劳动雇佣制度，发展以终身雇佣为中心的劳资协调关系；第二，不仅仅局限于将权力集中在管理部门，而是通过团队工作方式和共同知识，致力于将权力留在工作现场，发展车间生产技能；第三，谋求政府扶持，将车间优势和金融财政支持一体化。丰田体制离不开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广泛介入和参与，——比如依托国家法律的合作型劳动雇佣关系的培育（这包括政企关系、职工参与、福利制度、分享体制等多方面内容的集结）和发展良好国民教育的体制（与美国相比日本更注重以适应将来企业特殊技能的可塑性能力的培养），才能够极大地焕发组织感召力。从而，诱发了新型的组织社会学治理类型——以创造柔性生产体系和个性化、多样性消费特征结合为功能目标的弹性外包制。

这种“弹性外包”（实质是弹性工厂治理）旨在通过灵活多变的企业与车间、车间与车间、车间与工作现场乃至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的应对（组合）策略，达到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演变中以结构化控制的形式实现效率的目的。这种外包的核心内容是：努力将关键性的经济业务（核心业务）和决策保留在中心，而将非关键性的经济业务和决策不断地推向外围（以分解或打包的形式），缩短核心业务资本的周转时间，提高其效率。其发展网络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与核心竞争力有关的结构控制，而与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有关的工作团队或特定任务团队的组建则是隶属这一目的的一种副产品。归根结底，企业外包的实质性目的决定其更多地仰仗于形式层面运作，而无实质性内容[25]。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适用性，弹性外包被广泛运用来增强资本治理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直至将消费（市场需求）重新带回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来。这种扩展包括以组建企业网络为中心的弹性专业化生产和企业集群，以组织模块化为内容的专业分工和动态联盟，乃至以网络和模块化的互补结合为依托和内容的硅谷式生产以及创新型组织。

企业外包的实践证明：后福特制更多意义上完成的是福特制治理层面的革命，而距离动摇资本主义古典商品生产方式的真正基础尚有很长路程。现行的文献乐于将丰田体制称为“精益生产方式”，并与大规模定制生产组织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福特主义危机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界定为后福特主义积累体系形成时期，认为这之中发生了当代劳资关系的重大转型、企业和产业政策乃至国际协调关系等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可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迹象表明，促使资本主义调节的新类型形成的力量正在积蓄之中，但决不是资本主义调节新类型的真正形成。福特主义本质上还是市场主义，后福特制的弹性治理也完全没有离开这一根本的出发点。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组织人类新型生产方式的必要的元素，比如引导生产顺畅进行的组织方式——持续创新＋敏捷制造，以及促成生产和流通内在结合的组织形式——专业化＋网络化，但作为完全新型和结构完整的现代商品生产方式即使在发生学意义上也只是刚刚开始进入生成期。

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的完整涵义的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的历史扩张和金融资本的历史扩张。在前一阶段，货币资本驱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自然物质，这是生产要素商品化和商品资本化的过程；在后一阶段，货币资本通过金融交易变成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并驱使越来越多的货币、劳动力和自然物质，这是一切社会生活商品化和货币资本化的过程。泰勒主义迎来前一历史阶段，类似于布洛维所说的实现第一波市场化对第二波市场化的发展转向；福特主义则开创了后一历史阶段，类似于布洛维所说的实现第二波市场化对第三波市场化的发展转向。“与激起国家反市场反应（比如，保护主义、计划、工资保障、福利、生产方式的公共所有权）的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不同，第三波市场化引发了国家的共谋。尽管仍然是一个管理型国家，但它的管理与其说是反对市场，不如说是保卫市场。它废除了所有在反抗第二波市场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因而，社会就处于来自经济和国家的双重威胁之下。”[26]这说明在第三波市场化世界里，不仅劳工权利而且社会权利需要同时被保护乃至武装起来。后福特制也许并不能真正为现代商品生产方式作为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变革过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倒可以反过来加强和巩固福特主义的生产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与其将后福特制称作后福特主义导向的，不如直接说成福特主义的。

评析：马克思强调过，任何生产方式都不是在空地上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总是在原有的生产方式内部逐步发展和自然形成的，新、旧生产方式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叉进行的。正如福特生产方式必然从泰勒生产方式（可以将机器大工业内部的科学管理运动广义地视为一种生产形态以及组织生产的方式）基础上发展而来一样，后福特生产方式同样必然以福特生产方式为发展的母体，而决不是对其历史过程的决裂。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也并不是线性的。在一般意义上，可以同样将其看作是彼此相继的不同发展模式的交叉和结合，甚至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迂回的路径或形式。在福特主义反复进行的发展与危机的历史较量中，资本主义发展恰恰就需要必要的时空结构。一些种类繁多的名词或现象，诸如新福特主义、高级福特主义、晚期福特主义、美国福特主义、国际福特主义等等，甚至包括“后福特主义”，固然包含意识形态的自我辩解，但增进了对资本主义加以现实性理解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在各种力量较量的妥协与生产模式的变革中所取得的前进。资本主义就这样被引领进入人类的21世纪。

五、简短的结语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看来，工厂制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抽象。这种科学抽象集结了抽象性研究和具体性研究，坚持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将社会的机制看作是不断生成和运行的运动。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工厂制是由特殊类型的劳动的历史发生学和社会机制论被高度同一化，并且同样被聚焦在同一空间内所得出的科学的抽象和认识结果；第二，工厂制相应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行总体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的认识规定。根据这种结果和规定，《资本论》的抽象性研究在于确立了资本主义主导生产方式和其组织社会学类型在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统一性，这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对象世界的工厂制。《资本论》的具体性研究则在于确立理想类型的具体形态，就是说，工厂制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重要性的不同，分别采取各自不同的适用性的发展模式和治理形态。前者侧重发展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统一，后者侧重发展分析或制度分析和治理分析的统一。因此，如果不对《资本论》怀有成见，那么，应当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组织社会学类型统一的历史逻辑。

（该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７０－８１页）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2页。

[2]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24页。

[3]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296、30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7]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5-376页。

[8] W.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3-4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2-563页。

[10]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4-65页。

[11] W.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3-54.

[12]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6页。

[14]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3-114、152、160页。

[1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5、488-489、553、564页。

[1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1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413页。

[19]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20] 安东尼·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20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22]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8-79、150页。

[23] 法国调节学派将这一点作为泰勒制与福特制的一个区分，把前者看作是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把后者看作是伴有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

[24] W.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15.

[25] 这一点即意味着权威（形式法律）始终大于合约（事实法律）。工人具有识别自己能力的装置，却没有保护自己真实权利的装置。

[26] 迈克尔·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9-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