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荣耀与悲哀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就职于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语文老师范美忠，因其在大地震时刻将自身的学生扔下不管，第一个逃出教学楼，而在网上被人称为“先跑老师”。范某无疑也是此次四川大地震中表现出色的“明星”，不过是大众眼中的反面明星。——摘自《“先跑老师”是实践精英“普世价值”的楷模》作者：“天雷”
北大一直是中国人引以荣耀的大学。五四运动始发北大，于是，有了中国的青年节，有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甘于奉献。奉献国家、奉献人民、奉献民族，这亦是“北大学子”的荣耀所在。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种因素的诱惑下，北大青年的思想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树立奉献精神，对每位北大青年来说都是一种考验。“五四”精神已与北大远去，这不能不是北大的一种悲哀。在今年发生的ZD事件上，在“圣火”境外传递遭到ZD份子破坏的问题上，国人掀起“抵制”的浪潮，我曾与一个好友的孩子（北大研究生）说起爱国问题，那个青年人理性地告诉我，他是不会去参于这种“幼稚”的政治活动的。不但他不会，就是未名湖畔他的许多校友也不感兴趣。他们似乎是中国青年的骄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一是从政当官，成为精英、二是出国镀金，任职外企，所以他们会努力奋斗，尽最大的可能实现这两个人生目标。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未名的悲哀；当官不是立志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福人民，服务祖国。而是当官既有了特权，可以光宗耀祖。出国是另辟溪径，既便成为卖办，那也是拿到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总之，追求个人奋斗一切是为了自我。他认为这是一种思想的成熟。这个孩子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一个孩子。小时，学习刻苦，助人为乐，善良、开朗，热情、活泼。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孩子。考上北大，我和他的父母一样感到骄傲。在他小学时，因我在各个报刊杂志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小文，又间或辅导过他一些文史方面的文化课程，他对我很是敬佩，立志也当一个作家。并且是如“托尔斯泰”那样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式的大作家。可是，他考上的却是北大“力学系”，只能走“科学救国”这条路了。从北大理科毕业，他的精神世界已然换成了“理性和自我”，不日，他既将赴美，也许，他能成为高等华人，可是能否成为中华民族的脊背？
在他出国前夕，我们有过一次谈话，孩子说：不出国在国内我能有什么前途？我没有当官的父母，也不想找个家庭有背景的女友求荣，所以从政是不可能的，而在国内作学问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尽管是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可到了科研单位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只能生活在所谓“权威”的阴影下，你就是搞出一点名堂，也是导师的功劳，而你若不对权威敬视，你或许再有才华，也可能没有出头之日。他已经是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了。我明白此时再给他讲什么“五四精神”，“爱国主义”和“北大传统“只能显出我的幼稚。但迂腐的我还是老生常谈，我说了“五四”；说了“一二九”；甚至于说了文化大革命和那场“六四”事件，来证明北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他没有说什么。可是后来却给我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是“陈奉孝：不应遗忘的一段北大校史 ”（全文附后）并注一短语：------不知您看过此文该有何感想？
看完了陈奉孝“不应遗忘的一段北大校史”。我相信这是一篇很真实的回忆文章。同时我也明白孩子的用意，毕竟是北大毕业生，他用陈奉孝这篇反思反右那场政治运动的文章在象我彰示着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意识形态中的残酷斗争，而似乎这样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的灾难只囿于知识分子，或发生在精英范畴，少有工农群众受累。因此如陈文中所说：“------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首先，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建国前相比，确实大大提高了，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至少大多数工人在当时的宣传影响下是这样认为的），农民虽然对当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但从整体上来说，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建国前还是好多了，工人农民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既然党中央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推翻共产党”，大多数工人农民当然反对。”陈文又说一黄姓右派因动刀伤人被错判死刑，但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古人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见，这位姓黄的义士虽说蒙冤，但信仰真诚。不忘告诫家人“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陈文更在最后说：“文革”当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受了迫害，“文革”后他们掌了权，彻底否定了“文革”，而反右运动虽不是邓发动的，但当时他却是主要负责人，是不是这个原因，他不改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呢？的确，反右这场政治运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权，对知识分子显得有些残酷。但想一想改革开放以来，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弃地打工，黑窑工，黑社会、童奴、娼妓、吸毒等种种沉渣的泛起，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不是一场劫难吗？再说，昔日的右派大多数已经成为了令天的精英，他们是“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据说，前国相朱大人也是右派分子，他执权柄后，进行了国企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的一切优越性，造成贪官枉世，权贵横行。右派上台，人民不是已饱尝之苦了吗？难道当年的“反右”反错了吗？为什么现在人民怀念毛主席，甚至于反思文革和改革，就是因为通过实践，人们还是感觉到毛主席以公心治天下，而某些也号称“马列主义者”的革命老人实是私心大于公心，尽管嘴上说的好听，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另一套，这也许就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干着资产阶级复辟”勾当的革命家吧。我把上述的观点辍文发给了这个孩子，但未得到回音。与北大知名右派陈奉孝比起来，孩子的北大学涯完全是自费，是他父母省吃俭用供到他学成出国。想必陈奉孝先生的北大之旅享受的是国家供给吧？但陈奉孝先生又是不幸的，几次出逃都未遂，而我朋友的孩子他可以以北大的优秀学子身份而赴它国。我不知道陈奉孝先生今天是否已入例精英的队伍。如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问题，近百年来，中国的确是一个经历痛苦磨难的民族，旧时，我们称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了防止三座大山再重新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不可能不实行“专政”的手段来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今天，左派对精英的讨伐，难道不也是一场反右斗争吗？在今天的北大校院，不会有“五四”不会有“一二九”、也不会有“反右”、更不会有“文革”，抑或“六四”，北大的学子比任何时期都更“理性！”和“自由”。因为这些中国学子中的佼佼者可以身在燕园，眼望世界，他们是理想是升上来或走出去，升上来可以进入“官僚”的队伍，走出去可以成为新的卖办阶层，这是荣耀呢？还是悲哀？如果是荣耀，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如果是悲哀呢？那是因为北大没有了蔡元培、没有了李大钊，当然，还有图书馆里的那个图书管理员——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也许，我这是杞人忧天，北大的精神不会倒，北大学子中乃有胸怀大器者，这才真的是中华民族的荣耀！

附文
陈奉孝：不应遗忘的一段北大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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