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

——评茅于轼先生的“穷富论”

平民经济研究社研究员 刘正山

2007年8月18日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许可以认为是他的自由；茅于轼强调他所说的富人只限于合法诚实致富的富人，这也值得肯定。但是，第一，茅于轼的很多判断是错误的，比如“现在为穷人说话的多，为富人说话的少”。我们不妨统计一下，具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有多少为穷人说话的？至少我的统计是，90%以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为富人特别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说话。第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言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外部性强，其言论的自由度应当是有界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的态度和观点需要斟酌。

当然，特别需要注意和重视的，则是茅于轼的“穷富论”以及具体到房地产领域的观点，即“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等，从立论过程看，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危害极大。

茅于轼这些观点的立足点是：“通过市场化让所有的人富起来”。其立论过程是：“商品都是要卖给消费者的，市场经济就是为消费者服务。而企业首先瞄准的是利润，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来获取利润。有了利润、赚了钱，就为国家纳税、解决就业。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穷人、富人都得到了好处。”

从立论看，茅于轼显然简单看待市场了，而且过分强调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走向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泥沼。市场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是瓦尔拉斯模型或者阿罗—德布鲁模型所描述的真空状态，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先天性缺陷（当然，政府也存在先天性缺陷），也没有考虑实践。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已经认识到，由于知识的不完备、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人类经济行为存在“非完全理性”，从而市场机制必然存在缺陷——价格使市场出清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非市场的一般性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论证说（《不完美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供求法则并非绝对适用，并且它也不能被视为竞争性分析的一个前提假设，倒不如说它是价格既没有甄别作用也没有激励作用这样的潜在假设的一个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卡尼满等学者从信息经济学和心理学角度，也证明了类似的结论（非自愿失业等等）。

既然市场机制存在先天性缺陷，就不能单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否则会遭遇困境。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那一轮圈地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策法规不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不够所致。1989年3月人大修改了宪法，补充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一句，但是没有出台配套措施，没有对土地市场交易出台规范措施，也没有建立宏观调控机制，使一些炒家看到了发财的良机，只要通过关系获得土地，一转手就可以获取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暴利，于是，寻租现象蜂拥，“圈地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然，我说市场存在先天性缺陷，并不是说政府就多么完美。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政府，也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市场。人们只能在不完美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作选择，寻求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和结合，彼此不能完全替代，不应该走极端。我在《距离产生美》一文分析过，政府与市场保持适当的距离的时候，经济、社会的效率是最高的。政府与市场的距离渐行渐远，把什么都推给市场，弊端必然显露。当市场的自发运作导致基尼系数较大的时候，有形之手必须干预；社会必须救助弱势群体，否则这种激励机制会导致普遍的失衡；游戏规则不公平的时候，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纠正，诸如此类。

现在，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从一般角度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在于以下五个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茅于轼的“穷富论”，显然没有考虑政府职能、社会信用和法治基础。茅于轼说，“市场化让所有的人富起来”。可是，看看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不难发现，市场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受到“华盛顿共识”毒害的那些拉美国家。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也可看出这一点——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提升，相反，趋于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居民工资占GDP高的时候达17%，而今下降为12%甚至更低，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60%，发展中国家也在40%左右。而另一方面，据统计，中国最穷的10%的人群，2001—2003年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4%；有关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村贫困在向严重的方向发展（《管理世界》2006年第3期）。

茅于轼的立论，运用到房地产市场，就是反对经济适用房。实际上，经济适用住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义，还包括集资、合作建房）、廉租房、商品房等几种分立的房地产供应形式，是针对不同层次和能力的社会消费群体提供不同价位的住宅，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合作建房和廉租房，面对的是中低收入者。这并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针对不同群体所提供的不同措施。

以茅于轼宣讲“贫富论”时特别强调的美国而言，也存在经济适用房。美国，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房之外（即single house，70%的美国居民拥有此类房屋），还有两种类型住房，第一种是public housing或者subsidized housing，由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投资、管理、资助的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租金一般比大多数公寓及房屋更低。这种住房相当于中国所说的廉租房。第二种是Affordable house，廉价公寓，相当于中国所说的经济适用房。这类住房除了低价出售类型的，还包括出租类型的，名为affordable housing rental apartments。

我们再看看以“市场经济的典范”闻名于世界的香港（在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及美国卡托研究所联合公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香港屡屡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除了商品房，还有廉租房，也有经济适用房。香港的廉租房，一般称为“公屋”。凡属低收入者，均可租用，租金是每平米35-65元，相当于同地段同期市场租金的40%，租者向物业公司交租金，不用交物业费。香港的经济适用房，一般称为“居屋”。在香港，那些工薪稍高，不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政策不允许他们租用“公屋”，可其家庭月入又不足2万5千港币，买不起商品房，这样的人，可以购买“居屋”，售价是商品房价的60%左右。在香港，大约200万人住在居屋，这是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反观中国的住房市场，所谓的商品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远远不是美国概念的，美国是single house；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经济适用”，大多在远郊区，交通非常不方便，不象美国的affordable house或者affordable housing rental apartments，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存在暴利，中低收入者买不起。但是，中国经济适用房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错。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个人手臂长疮不能将其手臂砍掉。我觉得问题出在：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管理混乱。国家政策上没有予以最大的扶持，房地产开发商钻了经济适用房的空子，他们享受了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但开发出的却并非是经济适用房。这一点，看看北京的回龙观与天通苑的房型与面积，计算一下其成本收益，可略知一二。所以，经济适用房出现的问题，根本上是政府监管粗放、与开发商勾结等因素所致。

此外，茅老师把收入分配差距当成是造成当前房地产问题的主要原因（“房子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更不符合生活的常识。从理论上看，收入分配分化导致需求不足，但很难导致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从实践看，如果只有少数富人买得起房而大部分穷人买不起房，房价凭什么比穷人富人一起购买时还要高呢？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很多，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如此严重，而且历史上，中国从未出现住房导致的危机问题，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呢？

其实，根据建设部和商务部的研究，我国城镇总计每年住宅需求7.6亿平方米。从供给角度看，按照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我国城市新建住宅面积：2005年为15.9亿平方米；2006年1-11月为17.67亿平方米。统计也显示，空置率高达20%以上。可见，最近几年的住宅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可是，为何房价还继续大幅度上扬？此外，我计算的一些房地产项目的暴利，自有资金利润率高达280%；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中获得的收益（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占财政收入的60—90%，又该如何解释？这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总之，中国当前需要警惕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需要注重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法治基础等方面的建设。

附录：香港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管理

香港在“公共房屋”申请上，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制，确保受惠的一定是需要帮助的人。比如公屋申请人，必须在香港住满7年而没有私宅，在全面审查中，不仅要查家庭收入，而且要查家庭总资产。以三口之家为例，家庭月入不得超过1万2千1百港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30.5万港元，即，存款、证券、汽车、固定资产全加起来不超过30.5万港元。香港房屋条例规定，申请公屋时蓄意虚报资料，判有期徒刑半年，罚金可达5万港元。通过这一系列审查，再加上3年以内的轮候，申请人终于可以拿到公屋钥匙了，但审查并不到此结束。公屋租满10年之后，租户必须每两年申报一次家庭收入和总资产，一旦超标，必须退房。2004年，香港专门还成立了特遣队，打击滥用公屋资源，严惩弄虚作假。2005年3月，296套公屋被政府收回。

至于“居屋”购买者，对房屋只有“非完全产权”，在转让限制期内，居屋不得进入市场，但可以原价还给政府，转让限制期满之后，其入市增值所得，必须与政府分成，以限制居屋购买者进行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