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人”应该包括多少人？

暂时无派

对于这个问题，我猜有人可能会回答：应该包括所有人。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遗憾的是，除非到了共产主义，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以谁为本和让谁受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张三和李四可能是死对头，但一件以张三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事情（或政策），不见得就会使李四一点都不受益。最近我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改革使人人都受益”了。对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诚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大多数肯劳动的中国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改善（也不能否认有少部分的人生活倒退了），但这些改善一定和改革有因果关系吗？三十年的自然发展也完全有可能使同样的人的生活有进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不改革使人人都受益”呢？倒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接受改革使人人受益的说法，也不能说以往的改革都是以所有的人为本的，否则，党中央就不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倡导“科学发展观”了。

有人说，“以人为本”是对“以资为本”或者“以GDP为本”之类的发展观的纠正。我认为，这样理解问题是不全面的。可以说，从古到今，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人为本”的。难道人类曾经有过以动物或者植物的利益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的时候吗？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是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说句不好听的，是人类永不满足的消费欲望。革命也好，改革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让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都是以人为本的。如果想找出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作为“本”的人是不同的人。比如，为满足“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就是以组成“先进生产力”的人为本的；而为工农大众的翻身而进行的革命呢？当然也就是以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为本的了。

如此说来，“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不等于说了一句废话了吗？不是的，关键就在这个“人”字上。对“科学发展观”核心的理解，就在于对“以人为本”中的“人”这个概念或范畴的理解。不弄清楚这个“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其实，不仅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对于任何个人，任何政党来说，他（它）的有意识的活动，都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说到这里，我肯定有人会皱眉头的：是不是又要宣扬阶级斗争那一套了？是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过时”了，现在还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社会不仅不“与时俱进”，而且还会被认为是破坏“和谐社会”。今天的中国，虽然大量存在着剥削现象、有着排在世界前列的两极分化，许多人却认为它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当然，官方的说法是，阶级还是存在的，只是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今天的“人民”应该是包括了所有人的，因此不能搞“阶级分析”。再谈以哪个阶级的人为本就显得落后，甚至是“倒退”了。

没有阶级了，可中国当今的社会却出现了“阶层”。一件让某个阶层的人生气的事，常常会使另一个阶层的人高兴。比如，房价飞涨虽然很令买不起房子的大多数老百姓感到沮丧，任志强们就很高兴。任志强们也是人啊，他们当然可以当“本”吗。反过来说，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一大桶金的国企“改制”，虽然让那些捡到金子的“高管”们喜出望外，可那些失去了原来诸多福利、多干活还少拿钱的工人们就很有怨言，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工人因此下岗了呢。工人也是人吗，怎么他们就只能当“末”呢？

不讲阶级分析，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却又那么“层次分明”。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象“胡彪”见座山雕时说的那样：“我对老栾说了，这年头，谁TMD听谁的？有本事，你就爬上去，没本事，你就摔下来”？我们就来个各显神通，弱肉强食？好象也不行，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土匪的社会。

那就没有办法了？也不是。我觉得，不作类似“阶级分析”那样的“定性分析”，作点“定量分析”还是可以的。怎么定量呢？就是数人头，也就是看看“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多少人。前面说了，包括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层”隔着，但大致是可以估出“堆”的。

我的理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比前些年的发展观中的“人”多。多到多少呢？我认为，应该是中国人口的90%。为什么要那么多？记得有个姓茅的经济“大腕”说过，5%就差不多了。我的回答是：目标不一样了，现在打算构建的叫“和谐社会”。不仅要包括这么多的人，而且这群人的利益还要足够地接近。很难想象，某种“发展”能以两个利益明显冲突的阶层同时为本。在当今的中国，哪些人占人口的90%又没有根本的内部利益冲突？我想应该是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廉洁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普通劳动者吧。如果我们的发展是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他们为“本”的，那么，我相信这个发展就是科学的，这个社会也就是和谐的。

不这样做不行吗？把占人口不到10%，但占有社会财富80%的人作为发展的“本”，或者把他们“包括”在大多数人中并继续百般呵护有什么不行吗？我们大概都记得改革初期的一个口号，“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这个口号的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在此我不想参与这个争论。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个无奈之举吧。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上就一定要有所“倾斜”，否则就谈不上“鼓励”。勿庸讳言，改革三十年来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个方针制定的。那个著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其实就是对这些政策的概括。客观地说，在相当长的改革历史阶段里，改革其实确实是以这一部分人为本的。这些人只占中国总人口的少数，甚至是极少数。那么，其他大多数人怎么办呢？大概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兼顾”的情况下让他们或多或少地“受点益”。

是也好，非也好，历史已经是历史了。今天的现实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早就达到了，不仅达到了，而且大大超额了。中国的富人已经富到让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中的富人都咋舌的程度了，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让联合国都忧心忡忡的程度了，中国那些只是被“兼顾”的大多数群众的忍耐已经到了极点的程度了。那么，有人预期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情况出现了没有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恰恰相反，“先富”们对“盼富”们的剥削和压榨更加凶恶，更加惨无人道，以至于连对待奴隶一样的“山西黑窑”式的野蛮都不是个案了。这，其实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它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整个中国都在暗流涌动”，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以90%的人为本，是不是又要搞阶级斗争呢？是不是又要“打土豪、分田地”呢？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在社会总矛盾没有以爆炸似的形式摊牌之前，还有一个比较狭小的时间空隙。如果此时共产党能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重新落实到那90%人身上，而在同时把另外的10%的人有区别地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那么，和谐社会就还不是一个梦想。说是，是因为历史留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很有限的。如果没能抓住这个极其有限的机会，阶级斗争也好，革命也好，都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胡锦涛同志是清醒的，党中央是清醒的，十七大写进党章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清醒。那么，每个共产党人都看到这一点了吗？每个掌握权力的官员都清醒吗？具体地说，人们真的清楚“以人为本”的“人”应该是多少人，是哪些人吗？前不久，有个据说是“理论家”的中共“资深”党员在香港得意地说“X派的意见一个字都没有写到十七大的报告里”。几周前，地处西南的一个直辖市又在兴高采烈地“挺私”。看到他的“得意”，看到他们的“兴高采烈”，我只有苦笑。

不知是哪个古代的穷酸文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其实，“位卑”的人忧国忧民，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自作多情，我本人就是个例子。陶渊明有诗：“亲戚尚余悲，他人亦已歌”。的确，看淡了，就无痛了；无情了，也就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