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59——1962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有些地方，饿死了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凭空抽象地把数字夸大为2000万，3000万，5000万等。把责任统统规到毛泽东，共产党的身上，而对毛泽东以及党内执行他的指示的各级干部，发现问题，纠正失误的事实视而不见，这是为什麼？

下面我讲讲我的所见所闻。毛泽东主席1959年就给六级干部写信，批评浮夸，要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可有的干部就是不听，不执行。毛泽东主席不是说过：“我只能管北京这小小的地方”吗？成绩人人有份，错误就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太不讲道理，太不公平了！请看毛主席1959年写给六级干部的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竞然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个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里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密植程度到底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罗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每年储一点，逐步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之类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内小解决，七年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的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化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利益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很多加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集累经验，再经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P。48—50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5月版）

可我从没听人说过，也没在报刊上读过这封信。60年代到农村，听到的都是各级干部，提别是县级干部如何压小队，大队干部报高产，放卫星的事。不报者就插白旗，批斗。再看下面的资料。

《90岁的黄静波官场谢幕仍忧民》

黄静波1959年到陕西当分管量食的副省长，他说；“陕南富结盛产麦子，大米；关中到外面做买卖的多；陕北穷山恶水，吃不饱肚子，但饿不死人。三年灾害时期，各省都饿死人，河南，安徽，甘肃最严重，他们遇到什麽灾害我不清楚，但陕西饿死人，我知道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纯粹是一些人好大喜功造成的恶果。”

三年灾害，陕西是关中大丰收，陕北原来就没有饭吃，陕南关中好一些，安康有灾。于是我提了一个方案给省委：陕西粮食不上调，也不远送，以丰补欠，自供自足。省委同意了我的方案，但三次给安康粮食，他们的书记硬是不要。说自己大丰收。我不相信，但又不能强迫人家。省里准备把那批粮食支援中央，我就跟粮食部商量，不给他们，将这部分余粮调到安康边上的西乡县，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安康有事，在从北京回调，就来不及了。“

果然如黄静波所料，不出一个月，安康有问题了。回想此事，黄静波至今气愤难平：“本来陕西一个人都死不了的。你想想陕北天天挨饿，没死一个人，安康本不该死人的，却饿死了人。”黄静波更加气愤的是，他来的时候，国家还愁粮食卖不出去，仅仅不到两个月，就没饭吃了。黄静波说：“全国都是这种情况，哪儿的气候不比陕北好？却一个地儿一个地儿地饿死人。要说害人之处，就是下级干部邀功请赏，上级干部不体察民情造成的恶果。这种情况至今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你看哪次重大事故背后不是牵扯出一些不作为的官员。”（摘自《中国老年》2009·2上半月版）

《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不顾受批判，呕心赈粮荒》

（摘录。文载2008年1月26日 《新闻午报》）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说根据部分省市反映，农村人民公社，约30—20%缺粮。4月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则增加。“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饱不饱，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后某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到时，毛正在床上看书，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接着说，“你是怎麽搞的，报纸讲形势大好，（当时谁主管报纸？）你老是泼冷水，讲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搞的？你知不知到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和平又任真地说：“我知到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但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

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祥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一起吃饭，边吃边聊，了解到全国粮食的购销实情。

李先念1960年6—7月，受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回京后，向毛主席汇报信阳情况。1960年10月23—26日，毛主席召开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对他进行批评，信阳地委向中央作报告。毛泽东阅后，于12月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四项主要措施：一，採取非常手段运粮食。二，统筹安排粮食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三，从国外进口粮食。四，减少城镇人口。

我1963年到环江，南丹，东兰等县打工 ，曾在环江县的下南街住了一个多月。房东说，他们解散食堂后，大概有半个月左右没发口粮，找野菜度日。“我一家差不多饿死了！”水源，洛阳两公社饿死人最多。主要是干部请功浮夸，后来又不讲真话。在南丹县里湖公社，我住在一个瑶老根家。主人告诉我：“60年，我卖红薯，5毛多钱一斤（以前是2分一斤），起了这间房子。”在东兰的隘洞墟，许多人说：“困难时期，河池县的妹崽，跑过侧山顶，到我们这里。后来，有的回去了。有的生了孩子，就留下来，就成了东兰人。”“宜山（现在叫宜州）没饿死人，全靠当时的县委书记韦勳猷，他在三级干部会上说；‘没有口粮的生产队，要赶快报上来，国家好反销（粮食）给你们。’”我听到宜山不少干部说。

困难时期饿死人，毛泽东是党中央主席，理当负领导责任。他老人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做了检讨。其他的中央领导难道没责任吗？他们当时在那里，说了什吗，干了什吗？环江饿死人，河南饿死人，那里的县，地，省等各级领导难道没责任吗？那些把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于毛主席一人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以达到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他们全面推翻共产党，全面复壁资本主义的目的。（2010·7·6写 10·1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