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一九五三年“联合国军”接受停战协议

　　摘自毛泽东传(主编：逄先知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编审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顷刻间，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东北亚的这个半岛上来。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三十日，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从此，美国侵略军的坦克在朝鲜大地上横冲直闯。

　　美国把台湾和朝鲜半岛这两个并不相干的地区联系起来，同时采取严重的军事步骤，公然干涉中朝两国的内政，有其战略上的考虑。从冷战开始以来，它一直把这两个地区看作它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把中国领土台湾当作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在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在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那一天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③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④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⑤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⑥，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八月十八日，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⑦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⑧

　　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九月十八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二十日，周恩来复电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复电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并且说明：“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⑨

　　这时，中国政府已经得到准确情报：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⑾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⑿

　　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395页。
　　②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③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⑥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曾经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后因他们不能到职，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23日批示同意。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92-94页。
　　⑧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⑨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⑩周恩来关于朝鲜军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⑾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1950年9月30日。见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⑿[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2、213页。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①

　　然而，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竟然听而不闻，不屑一顾。②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③十二小时以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④

　　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⑤

　　就在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的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毛泽东早有所料。他在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这样说过：“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⑥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悬殊。一九五0年，美国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二千八百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六十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一百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当时在出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毛泽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的信息已是十月一日深夜。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⑦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⑧

　　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就在十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给斯大林的长电报，回复斯大林一日的来电。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以下是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⑨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分析了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说明了中国出兵作战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法以及国内策应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也向苏联提出为保障作战胜利所必需提供的支援。毛泽东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他考虑得全面，周到，又很慎重。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但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

　　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⑩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

　　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①周恩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谈话记录，1950年10月3日。
　　②[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215、218页。
　　③同上书，第221页。
　　④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电，手稿，1950年10月19日。
　　⑤彭德怀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记录，1955年2月11日。
　　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⑦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⑧毛泽东对周恩来致倪志亮电的修改稿，手稿，1950年10月2日。
　　⑨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这个电报未发出。
　　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初步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档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二十三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的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

　　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证明，美国已不可能吞并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美国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①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要想完全击败“联合国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八万八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在战争初期积极支持美国的英、法等国，也担心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使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政策受到损害。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他说：“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②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③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金日成在北京停留期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④在六月九日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十三日，斯大林同他们举行会谈。在了解到这次会谈的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⑤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⑥

　　这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到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⑦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⑧

　　当时，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一行五人正在北京，毛泽东把这些意见告诉了邓华，要他负责传达。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在这两条战线上，毛泽东各有一位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在军事上，彭德怀；在政治上（指导谈判），周恩来。

　　从一九五一年六月下旬起，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⑨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定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⑩

　　①美新处华盛顿1951年6月12日电讯。
　　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版，第534页。
　　③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9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25、226页。
　　④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
　　⑤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手稿，1951年6月13日。
　　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⑦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7月1日。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⑨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时。
　　⑩[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页。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七月二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①这是为准备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七月七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是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代表中国政府在第二线指导谈判的李克农，以及协助他工作的乔冠华等，也一同到达开城。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了，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来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是个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在安全上，不论哪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七月二日凌晨四时，他致电彭德怀等前方同志，嘱咐他们要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②但他还放心不下，过了两天，四日凌晨四时，又给彭德怀专门发了一个五十来字的电报，写道：“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③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经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④

　　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⑤

　　毛泽东真是一个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⑥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上午十时，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正式开始。开城，这座高句丽王朝的古都，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注目。

　　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谈判代表在桌子两侧面对而坐。由于刚刚从厮杀的战场走到谈判桌前，彼此显得有些紧张。

　　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首先发言，只提出了关于谈判的九项议程,却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⑦

　　接着，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三点原则建议：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十公里，作为非军事区。该区民政恢复到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前的原状。同时，立即就交换战俘进行商谈。

　　（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⑧

　　乔埃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他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会谈一开始，就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触到了对方的痛处。

　　李克农随即将会谈情况报告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⑨

　　这样，撤兵问题便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为了转移视线，“联合国军”代表在谈判的第二天，节外生枝地提出要随带二十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会议区域。七月十二日，他们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带二十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联合国军”代表团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并以允许记者采访作为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⑩也许对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小题大作的办法不妥，随即于七月十三日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的建议，并称如你方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⑾

　　毛泽东看出了对方的用意，立即提出对策。七月十四日，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⑿

　　①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24时。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4时。
　　③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④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一份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手稿，1951年7月7日。
　　⑤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9日。
　　⑥毛泽东致金日成、李克农并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4日。
　　⑦[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5、26页。
　　⑧195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⑨毛泽东致李克农电，手稿，1951年7月11日。
　　⑩“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致南日函，1951年7月12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⑾李奇微致金日成、彭德怀的通知，1951年7月13日。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⑿毛泽东致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4日。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①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次日，毛泽东在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谈到他在作出这个决策时的一些考虑：“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②

　　七月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恢复举行。美方继续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

　　几次谈判的情况表明，双方争执的焦点，一是撤兵问题，二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为了集中解决撤兵问题，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对谈判方针作了调整。即在讨论谈判议程时，只坚持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三八线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同时，根据对方的要求，同意把“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及监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③

　　接连几天，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联合国军”的代表显得有些理屈词穷。李奇微甚至允许乔埃用粗鲁的语言进行辩论，说：“只要乔埃说得出，就尽管粗鲁。”④

　　李克农在七月十九日谈判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对“联合国军”代表的窘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问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辞，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⑤

　　双方的辩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也为最终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国际舆论清楚地看到，在停战谈判中，究竟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

　　这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七月二十日，对其谈判代表发出一个指令，在是否讨论撤兵问题上，开了一个口子，准备作出让步：“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⑥

　　根据几天来谈判的情况，以及美方态度的某些变化，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撤军问题提出新的方针。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电报要南日在二十五日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其他有关停战的问题”。增加这一条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其他四项都达成协议后，“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⑦

　　七月二十五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朝鲜的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⑧这个建议，为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而进入实质性谈判，打开了通道。

　　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⑨

　　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一个重要成果。这时，毛泽东把谈判工作主要委托周恩来具体指导，而将自己的精力转到指导国内的镇压反革命以及其他工作方面。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特点。当着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任务刚刚提上日程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去解决它，别的事情（外事除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或者以较少的精力去顾及一下。当他认为这项工作已有了头绪、走上轨道时，便放手让有关的领导同志去继续完成，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集中思考和解决另一个重要任务上去。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从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天起，他是多么聚精会神地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场的局面已有根本转变时，他便把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更多地放手交给彭德怀，自己在最必要、最关键的时候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方针。在开始朝鲜谈判后，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在指导谈判的过程中，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向李克农、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一封又一封电报（电报发出前，都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看了这样大量的由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电报手稿，你会感到毛、周之间的意见是多么一致。除对少数电报毛泽东有较多修改或加写一些有重要内容的话，绝大部分是一字不改，或只是偶尔改几个写得不易辨清的字。而周恩来写的电报都是一气呵成的。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朝鲜谈判是艰难的。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八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同时，在中立区多次制造事端。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

　　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从七月二十日起，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农田被毁，道路中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线”。中朝军队的作战调动和物资补充，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十月十四日，人民志愿军正在英勇顽强地抗击着美军来势凶猛的秋季攻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⑩

　　毛泽东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这封电报。他代表几万万中国人民给自己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送来了温暖和鼓舞，这温暖和鼓舞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事实总是与美国当权者的愿望相反。他们想从战场上去捞取会场上捞不到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反而损失了十五万七千余人，只向前推进了六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①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16页。
　　③毛泽东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7月17日。
　　④[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⑤李克农致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电，1951年7月19日。
　　⑥[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下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61页。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4、205页。
　　⑧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⑨1951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同志们的电报，手稿，1951年10月14日。

　　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①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军”代表又回到谈判桌上来，同朝中代表重开谈判。谈判的会址改在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的板门店。

　　美国不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但仍不放弃在西段把分界线向北推进的要求。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朝中方面在十一月七日提出在实际接触线的基础上，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不再坚持原先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

　　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农业增长百分之九点四。而且在战争费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

　　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在毛泽东十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里，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了：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②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

　　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七月十三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

　　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③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④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⑤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起，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⑥

　　这是毛泽东对志愿军自去年七月以来所进行的持久阵地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基本战法就是他对解方和陈赓说的那个“零敲牛皮糖”。这是志愿军“制敌死命”的一个法宝。

　　在志愿军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期间，美国为了扭转它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谋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从十月十四日起，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的铁路枢纽，因而成了这次攻势中的必争之地。志愿军凭借金化地区的上甘岭等要地顽强抗击，粉碎了美军的攻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地，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如果美军突破这道防线，进入开阔的平康平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上甘岭地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两个前沿要点。美军“金化攻势”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继而夺取五圣山。

　　在长达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部队打得英勇顽强。敌人动用了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对志愿军阵地轮番攻击。在范围不大的两座高地和附近地区，敌军集中倾泻了一百九十万发炮弹和五千余枚炸弹，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两座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一至两米，变成一片焦土。

　　具有高昂士气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年多战火考验和锻炼，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本领大大地提高。志愿军将士先在地表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重创敌军。随后，又转入坑道作战，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十月三十日起，志愿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全部失地。中部防线稳如泰山般地经受住又一次严峻考验。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击落击伤敌机二百七十余架的重大胜利。这使美军再次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攻防能力，从此再没有发动起什么像样的攻势。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⑦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回国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消息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联合国军”还频繁举行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很有可能在一九五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以结束朝鲜战争。采用的办法，很可能是借助海空优势，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制造又一次“仁川登陆”。⑧

　　艾森豪威尔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及有关情报，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而迅速。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⑨

　　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⑩

　　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①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4、185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电，手稿，1951年11月11日。
　　③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电，手稿，1952年7月15日。
　　⑤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
　　⑥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1952年10月24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4、325页。
　　⑦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0页。
　　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86页。
　　⑨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
　　⑩毛泽东给邓华的信，手稿，1952年12月9日。

　　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①

　　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②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③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二月七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④

　　毛泽东的讲话，向企图铤而走险的美国政府发出了严重警告。话讲得从容不迫，它的分量却人人都感觉得出来。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已在认真地做抗击敌军从侧后方登陆的准备。同时，艾森豪威尔扩大战争的打算，也招致西方盟国的反对。英外交大臣艾登警告说：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举动，以及放蒋出笼的做法，“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⑤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⑥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当发觉敌人阴谋策划军事进攻时，迅即作出反应，设想最坏的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有力的舆论配合，揭露敌人的阴谋，使对方知难而退。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制止敌人的冒险行动，有利于恢复停战谈判。这次由他指导的反对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又是一个例子。

　　苏联政府对促成恢复停战谈判持积极态度。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提问时，当记者问：“您在任何以结束朝鲜战争为目的的新的外交措施上进行合作吗？”，他回答道：“我同意合作，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⑦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等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会谈。苏联领导人表示了希望恢复停战谈判的强烈愿望。

　　这时，毛泽东同样在考虑是否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三月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逝世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葬礼。这期间，毛泽东在三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⑧

　　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应苏共中央约请，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随后，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汇报商谈情况。他在第二个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⑨

　　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⑩

　　这样，恢复停战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①毛泽东对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2月11日。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手稿，1952年12月20日。
　　③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2页。
　　④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
　　⑤[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56页。
　　⑥19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宣布命令，由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
　　⑦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⑧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19日。
　　⑨周恩来致毛泽东电，手稿，1953年3月21日。
　　⑩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手稿，1953年3月22日。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①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②

　　三月二十八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三月三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朝两国政府共同研究的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③

　　这个声明，打破了朝鲜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得到包括英、法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以朝中方面的建议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四月二十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④

　　四月二十日，邓华根据毛泽东上述意见，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五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这个计划，并在批语中讲到另一手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⑤

　　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但又不甘心接受朝中方面的提案。“联合国军”代表表示，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为了不给美国以拒绝谈判的口实，朝中方面于五月七日再次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建议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印度五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这一提案立即得到印度、缅甸等原先在遣返问题上支持美国的国家的赞同。

　　美国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朝中方面的方案了，于是又宣布休会。

　　从五月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就在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刻，却遇到南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对。四月二十四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⑥

　　看来还得以打促谈。志愿军从五月二十七日起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六月六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⑦

　　六月八日，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中朝军队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就在这时，李承晚在六月十六日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⑧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果断地作出再给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的决策。六月二十一日，他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⑨，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⑩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①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李克农、乔冠华已经在美方停止谈判后回国。
　　②毛泽东致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3月23日。
　　③1953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④转引自邓华致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电，1953年4月20日。
　　⑤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手稿，1953年4月23日。
　　⑥[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1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93页。
　　⑦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33、234页。
　　⑧《朝鲜战争》（中译本）第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9页。
　　⑨彭德怀1953年6月19日离开北京，20日到达平壤后，致电毛泽东，建议在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的反击作战，“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
　　⑩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3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