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种种社会的现实问题加剧了人们的迷茫彷徨。至今，在理论上还没有人能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那为什么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现实中命运如此坎坷如此没落呢？　　

我们都知道“知与行”的辩证关系，知是理论，行是实践。正确的理论并不一定产生成功的实践，“知与行”的不统一是所有失败的原因，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赵括”、“马谡”之辈的失败，而否定兵书、战策之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就是“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既然颠扑不破，那社会主义的衰落，多半问题就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这个“行”上。下面就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因社会主义国家现今主要是以中国为标志的，所以我们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分析）。　　

很多人都熟悉这个故事。　1945年7月4日　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 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 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 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今，回顾这个老故事还是那么切中时弊，黄老先生所说的问题日益凸显，而毛泽东所说“民主”之法却收效甚微。　　

毛泽东解决“周期律”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那就是“民主”。“民主”不仅是克服“周期律”最有效的办法，它还应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那些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形式、效率等等角度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舍本逐末。因为“人”才是社会主体，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那些被抽象了的概念。描述社会形态放弃“人”这个主题，那就不是以人为本了。为此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人”在该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就应该是最主要的特征。社会主义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点，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此之前的阶级社会都是少数人主宰多数人的命运，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到封建社会的君王，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产阶层，虽然民众的人权在逐步获得，显示出社会进步的一面，但都没有改变少数人奴役剥削多数人的本质。民主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还在于，如果没有“民为主”这个前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工作效率等等就都没有保障，都是空谈。　　

既然民主的思路是正确的，那么再分析一下实现民主的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中国的民主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显见的问题是，极少数人代表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是很容易被权力控制的。例如我们国家：三千左右的全国人大代表背后的民众有十多亿，每个民众的愿望能通过这种悬殊比例的“代表”体现出来吗？这种状况就形成了一种管理上的瓶颈，这种狭窄的瓶颈因“代表”的权利倾向（这是长期的一党执政，权力又不能为民众制约的必然结果），使得民意在此发生梗阻，致使民意无法有效的转化为党的意愿政府的行为。即使“代表”能够真正代表民意，“参政、议政”的这种形式也不能使“民为主”。古今中外任何团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能成为其主宰的标志是：对各级行政官员拥有任免权。谁拥有了这个权利谁就是该团体的真正主人。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人是社会的主体，控制不了人这个主体，又怎么能控制事情的走向呢。由此我们就能得出问题的答案了：中国的民主方式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能使“民为主”。其实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自建立之始，人民就不是国家的主人。“党管干部的原则”使得党成为了国家的主体，党的意志又是通过各级官员去实施的，由此官员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这种体制依靠的是信仰和道德的力量进行国家管理，一旦信仰和道德缺失，这种体制治理国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毛泽东不约而同的采取各种斗争的方式（甚至是残酷的斗争方式），去保持共产党人信仰的持续性。采用这种“保鲜”的手段，其目的是好的，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方式不科学。其一，这种方式不具有连续性；其二，社会的发展过于动荡。两位伟人之后，由于民主制度没有切中要害，共产党又没找到有效的“保鲜”措施，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衰落的根源。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解决问题了。　　

第一、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　　

改“党管干部原则”为“党与民众共管干部”。这个“干部”是指各级行政官员，包括“国务院总理、省长、县长、乡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独立法人以及国企的法人代表”。　　

方案如下：　　

一、为实现国家管理的民主化，要建立网络实名制。这样民主监督才更真实，并确保每个选民只能在一地投票。　　

每个行政官员都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网站，公开所有规定的情况。国家的行政官员都实行年薪制，工资标准要高于同级党务人员的十倍左右。实行收入公开制度，县级及以下官员要公布本人及直系亲属的收入情况。省级及以上行政官员要公布本人及三代亲属的收入情况。　　

　　

二、国务院总理的产生及民主管理：国务院总理人选由政治局推荐交由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否决被推荐人，政治局应更换总理人选，但否决被推荐人不得超过三次，第三次国家总理人选可由政治局指定，不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总理一经上任，其网站要显示全国具有选举权公民的支持及反对票数。总理上任一年内支持率无效；上任一年后，如果发生50%＞支持率≥40%，连续时间超过半年，总理应被罢免；出现连续三个月40%＞支持率≥30%，总理应被罢免；出现连续半个月30%＞支持率≥20%，总理应被罢免；支持率＜20%，并超过24小时，总理应被罢免。　　

其他各部委官员的产生及管理：人员产生由总理提名，报政治局审批，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通过方法同上。　　

各部委官员的管理，每年由总理及人民代表大会评定。按分数评定合格与否，60分以上为合格；总理有50分的权利，总理的打分应报政治局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50分的权利。　　

三、省级、县级及乡级行政干部的产生及民主管理：这三级行政官员的产生实行差额选举。由本部门党组织推荐两到三名候选人报上一级党政组织通过，通过演讲等形式让本选区的选民了解他们，并由当地选区的常住及暂住选民选举产生，票多者当选。当选官员其网站要反映当地选民的支持率情况；当50%＞支持率≥40%，连续半年，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40%＞支持率≥30%，连续三个月，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30%＞支持率≥20%，连续半个月，该行政官员应被罢免；当支持率＜20%时，即刻罢免。　　

四、人民代表大会成员的组成：全部由各省及其以下的行政官员组成。省长、副省长、副省级单列市的市长、副市长及各县的县长，这些官员足够数量了。每个人民代表在参与所有国家管理事物上的言论及投票都要公开，并给予必要的说明，以便于其本地公民对其监督。并规定，放弃人大代表权利的官员，即刻罢免其职务，并无权再从事该级别及以上的行政职务。由这些官员做人民代表是基于，视野、能力、水平他们更适于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又由于有了网站支持率的限制，使这些官员不得不尽心尽力。　　

五、其他国家机关及全额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的管理办法：成立一个由退休人员组成的“社会群众监管组织”，专门负责国家机关和全额事业单位中，具有独立资格的法人代表的录用及每年评议工作。　　

（一）、录用工作主要程序内容：由本单位党组织推荐两到三名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进行竞选。再由录用权力机构按一定程序，共同评议打分，分高者当选。录用权力机构由三方面组成：1、上一级党政领导及本单位党组织。2、单位内部职工代表。3、社会群众监管组织。三方权重相同。　　

（二）、每年评议工作：社会群众监管组织，每年有两次全面了解单位各项行政工作的机会。年底或下年初三方各自对法人代表作出合格与否的评议。对评议的结果有如下措施：1、在任的法人代表，任何时点被三方同时评定为不合格者，该法人代表应被免职。2、连续两年被社会群众监管组织评定为不合格，该法人代表应被免职。　　

（三） 每届独立法人代表的任职期为五年。能得到三方组织共同认可的官员，可连任。　　

六、国企负责人的管理：　　

（一）、采用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方式。　　

（二）、每年评定一次，由该企业党组织及上级主管、本企业职工代表、“人大代表”共同评定合格与否（根据企业规模制定相应人大代表的范围、数额）。方式结果按上面第五条第（二）款执行。　　

七、相关规定：　　

（一）、一个单位连续两届行政官员或法人代表被上述原因免职的，其单位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应被降职。　　

（二）、一个系统的下一级行政官员或法人代表，一届任期出现超过半数被免职的情况，这个系统的行政官员或法人代表应被解职；这个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应被降职。　　

（三）、行政官员的收入管理可参照“新加坡”的做法。各级行政官员及法人代表每年只能领取同级党务人员一倍水平的工资，剩余部分任职期满后方可领取。如出现被免职情况，另行处理。　　

以上方案只是一个总体思路，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是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的。　　

第二、确保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首先，实施“党政分离”。　　

党政不分，使得我们党在国家管理中扮演着裁判员、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这是困扰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顽疾，其反科学性无需赘言。党政不分还使得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丧失了。现今中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还要经过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阶层的并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党政不分的制度使得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正确处理好各阶层的关系上显得无所是从。尤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与非无产产阶级的关系，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非无产阶级同样是国民的一员，国民待遇应该是同等的，不应因阶级的不同而有差别。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就是以牺牲自己鲜明的阶级性为代价，换取有产阶层的产生、发展、壮大。这已使得共产党在向一般意义的政党退化，这样的行为无异于自掘坟墓。党政分离解决的不仅是管理层面的内容，还是保持党永不变色的重要举措。　　

党政分离不仅仅是职务上的分离，更重要的是职责分离及收入差别。党务干部主管思想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及监督行政工作。其他一切行政性的事物都归行政人员负责。这一点必须明确下来，因为它是政体改革的基础。　　

收入上要有差别，党务干部按照现有的工资发放原则执行，但要限定条件：科级、处级、局级、省级党务干部其工资分别不得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倍、两倍、三倍、四倍。党的主席工资不能高于全国人均收入的十倍。共产党员的个人资产超过年均国民收入的一百倍时，必须捐赠超额部分或退党。省级及以上党务人员要公示其家庭财务情况。如此，就解决了在物质上保证共产党人坐在大多数群众的一边。俗话说：“屁股决定立场”。这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理论上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世界规律的认知总体是科学的，但有一个困扰唯物主义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物质世界的产生及人的出现。按照我们的理论讲，物质世界及人的出现，都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虽然这种偶然性孕育在某种必然性之中，但这种偶然性无论怎样去和必然性联系，都很难使人们安然。面对苍茫的无尽宇宙，地球、太阳系乃至银河系都是沧海一粟，而人更是一粒微尘毫不足道。偶然来到这个世界，必然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后与这个世界再无任何瓜葛。对此，要求人们应当如何如何的生活，说服力自然要大打折扣。不弥补此缺陷，就难使人重视生命珍惜人生，热爱这美丽的星球、人世。“怎么舒服怎么活”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必选。这种缺陷，使人在面对世间各种诱惑时毫无定力，这是腐败问题深层原因之一。但就是这如微尘不足道的人，却能把无尽之宇宙揽入胸怀，能感知感受世界之无穷浩瀚，世间之百味玄妙。其中深刻之处不能不探究，这是完善唯物论之要处。马克思主义这个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幽灵，现今滞留在世界的东方，就象希腊神话中巨人与力量之神“安泰”，他只有根植在大地母亲的怀抱，才会力量无穷所向无敌。放眼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才具有使马克思主义生根繁盛的条件，这将是历史正确的选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智慧中能找到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之母本，只要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去审视人类的整体文化，就能够寻找到可嫁接之母本。通过这种结合，中国将为人类世界创造出一种理论，这一理论将使“和谐世界”思想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这个理论的形成，将成就人类这一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　　

再次，按照上面的国家管理设计方式进行，党务干部会从各种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之后工作重点应转向宣传党的理论思想、向行政部门反映群众的呼声、监督行政官员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党务工作者走入基层，指导各级工会、职代会的工作，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想法需求，再把群众的各种问题和要求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并监督他们的工作。如此不仅能推动各项行政工作高效率的开展，还能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恢复为“鱼水之情”，不再是“舟水之状”。这样共产党就会重新赢得人民的爱戴，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也就有了扎根的土壤，社会风气也必然会面貌一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是一个相当长过程，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保持鲜明的阶级性才能保证党不变色，才能始终站在最广大民众一边，使党群关系成为“鱼水之情”而千秋万代，才能避免“舟水之状”终将被颠覆之命运，才能造就一个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世人相信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重新繁荣并成为主宰的时候，和谐的世界就会形成。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共产党的执政就具有了任何其它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才能是国家的主人，为此民众会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再次，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能强大吗？会让你强大吗？你又凭借什么去超越它们？凭着我们并不熟悉的资本主义制度，去赶超美国？这是显而易见的昏聩。多数人做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的法宝，因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率，我们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唯此一路。为此，党的主席应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及军委主席，以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让共产党来包办一切。共产党应该行驶的责任是：宣传党的思想，掌控国家发展的方向，监督各级行政官员，帮助、指导、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以上就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　　

　　

如此力度，触及整个执政体系利益的变革能否行得通，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经济发展的抉择、人民及国家命运的抉择，最终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抉择。这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耸人听闻。　　

在经济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迫使我国不得不痛改前三十年近乎“野蛮”的经济发展方式，说其野蛮就在于前三十年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人民及国家利益的牺牲以及“计划生育”的国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民及国家利益的牺牲这些问题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计划生育”国策本身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开始就将进入为“计划生育”国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两个人为七个人去创造财富的时代已经开启。　　

经济危机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迫使我们不得不尽快改变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转型就成为必然。说转型就转型了那就太异想天开了，这是需要人去推动的，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其结果会迥然不同。从邓小平的改变粗放经济的发展模式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都是在要求经济的转型，但至今不能实现，其原因就在于人才的缺失及旧的管理框架造就的腐化官僚的环境。管理学上有个观点：一流的领导用一流的干部，二流的领导用三流的干部。旧的管理方式注重的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能力水平。所以经济要实现转型需要大量人才的涌现，而且要求这些人才必须把精力放在工作中。为此，就必须彻底改变原有的国家管理方式，净化官员生存环境，最大限度的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这样经济转型才可能真正实现。背负着老龄化的社会、环境污染的治理、经济转型的重任，去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需要超高效率才能完成的伟业，这种高效率逼迫着我们没有选择的要进行“政体”的改革。　　

人民也到了要求改变命运的时候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正面作用是巨大的，民众开阔了视野看到了世界的全貌，追求自由、民主、公平的社会生活已成为不可扭转的思潮。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尤其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民众的思想空前的混乱，民众的精神极度的空虚，似是而非的观念甚嚣尘上，在精神上获得慰藉成为民众强烈的需求。加之从未真正成为过主人的民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被剥削被压迫的程度与日俱增，还有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平，这一切都成为人民思变的动因。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现如今富翁的出现有了加速的趋势。资本市场对私营小企业大力扶持，一批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暴富，这些拥有巨大财富的有产阶级更希望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以确保其财富的稳定。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的一部分，很多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拥有财富、依靠权势、拥有话语权能量巨大。有产阶层人员的组成基本都是一些有头脑、有能力、并有思想还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很清楚，宪法是由人来制定的，可以改成这样当然也能改成别的样子，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资本有着强烈的愿望寻找到它的归宿。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要想延续下去惠及子孙，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它的家。　　

这次经济危机使得中央计划投入四万亿投资，而地方投入的资金更是不计其数，单一个湖北省就计划投入一百二十多万亿。围绕这块硕大蛋糕暗流涌向相关官员及其亲友的资金会不计其数；当下政府左手对右手的监管，只能触及皮毛难动筋骨；如此，四到五年的时间中国就会有一批官员暗富起来，这些财富会使这些官员的信仰行为发生改变；共产党营垒内部的瓦解就会显现，这是最可怕的问题。我们从来不惧怕外部的敌人，中国这样大的执政党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　　

再加上国际社会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明暗推动，还有国家分裂分子的煽风点火。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国民都不满意这样的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也要求更高效率的机制产生。所以，这场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就变成极现实的思考。　　

中国的走向无非两种：1、走“人民做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2、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　　

“人民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有两种方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犹如日本的“明治维新”，需要明君来实现。　　

二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犹如印度的独立，需要人民中出现“甘地”式的人物来推动。　　

之所以会认为以这两种方式，是因为它们都是和平的方法。暴力的方式既不符合国情更不符合人民的意愿。　　

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也就两种方式：　　

一是“苏联”模式。　　

二是“台湾”模式。　　

苏联模式最有可能，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群颇具实力并有巨大影响的有产阶级，只要他们在党内物色到代言人，再加之民众还未觉醒，中国“变色”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台湾方式的可能性很小，各民主党派难与共产党抗衡，他们基本没有壮大的条件和机会。　　

　　

面对这两种是前进还是倒退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把中国当下的社会阶层做一下划分：第一是管理阶层，主要指中高级官员。第二是有产阶层（包括暗富起来的官员）。第三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第四是受国外敌对势力扶持的少数分裂主义者。　　

在这诸多的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最具主导地位的还是管理层中的高层。他们拥有着巨大的权力，管理阶层中的高层基本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至少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旦国家高层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上的这种弊端，进行政体变革的愿望是会有的，但困难是巨大的，他们要面对整个国家的执政体系，会触及所有官员的利益。那些暗富官员的抵制会最强烈，这些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苏联”的方式去实现财产的合法化。这种以民为主的变革也不会得到有产阶层的支持，因为这种变革会弱化资本在社会中的作用，而且也会令他们有朝不保夕之忧。面对这些国家内部的阻力，需要决策层拥有智慧、气魄和胆识才能化解之。　　

外部敌对势力是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中国，退而求其次是步苏联之后尘。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当然只能寄希望于乱中取势了。　　

唯有广大民众会成为这项惠及自身变革的坚强有力的支持者。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学、小商贩、职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让他们选择是走“做主人”的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前者的。　　

走人民做主人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已经势不可挡。开放的三十年，中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愿望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能否实现？如何去实现？由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为中国“甘地”的产生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只要天降“甘地”与中国，互联网会成为唤醒民众最有效的途径，当民众觉醒之日，倒行逆施是没有出路的。群众的力量会促使共产党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所以说，中国采用“明治维新”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最有可能。这是一种判断当然也有希望的成分，“希望”在于民众能否觉醒，民众的觉醒关系到这场改革能不能顺利开展并坚持到底。除此以外的道路都会造成国家的动荡，从而迟滞国家复兴的步伐，必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即使暂时的倒退也只会加速民众的觉醒，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无论怎样回旋曲折，它是一种必然趋势，这就是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之必然，只是其进程现今取决于中国的走向。中国要发展强盛，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为此，中国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明智的必然选择！这种必然就在于：中国自古就不缺少，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之未来因中国的强盛而无比光明！　　

　　

　　

最后借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束语作为结尾：“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