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 ，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 。

　　一九五二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提前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基本上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胜利地结束了三反五反运动，为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它标志着总路线的最终形成。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同年九月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节 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三年初，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抗美援朝可望结束；土地革命的任务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提前实现预定目标；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中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于是，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酝酿提出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时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资的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

　　此前，为制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确定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向斯大林报送了一份《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其中谈到，根据目前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主要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确定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进行五年为一期的国家建设，并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在这个提纲中，还提出了有关对私人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在国家手中，在个体农业中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方针政策。

　　十月，刘少奇又率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于二十日写信给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意见。信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刘少奇分析了中国当前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经济在工业总产值和商业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展望了五年、十年以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指出：“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并说：“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

　　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大力地稳步地开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并说：“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手工业问题，刘少奇在信中则说：“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在这一问题的最后，刘少奇还作了如下说明：“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据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向中央的报告，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了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经过。当然，如果再向前追溯，应该说，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前景作预测性分析的同时，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大约还需要经过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此也有反映。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期间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曾说道：“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这个情况说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既有现实的背景，又有历史的渊源。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与有关同志谈到社会主义改造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文盲这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不能用对待三个敌人的办法。对待个体农业，要用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毛泽东年谱》第2卷32页）

　　六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年谱》第2卷 116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时，毛泽东在回顾建国初年我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后，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参见《毛泽东年谱》第2卷116页）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这份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特点所作的全面系统解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基本结束；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二、由于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期。当时估计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的时间。

　　三、党在过渡时期有着两项互相联系的基本任务，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二者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

　　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六、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因此，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逐步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七、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必须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

　　八、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

　　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指导下，第一步把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第二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

　　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是中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彻底胜利的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它指导我国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指导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胜利建立。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二者是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原来估计十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但在实际执行中，于一九五六年完成了三大改造，接着又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历史已经证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

　　律，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下，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民，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以后，迫切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且也有可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迅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保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当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必须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不解决这一矛盾，不仅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得不到它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粮食、原料和市场，而且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也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因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工业化比作鸟的“主体”，把社会主义改造比作鸟的“两翼”，两者只有同时并举，才能展翅飞翔。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

　　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开始实行这条总路线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集中主要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同时，已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实行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农业生产互相合作，并逐步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等等。这标志着已经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条总路线的全面实行，开始于一九五三年。原定十五年左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花了四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虽然出现了某些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等缺陷。但总的看来，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基本上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历史，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

　　第二节 制定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当时，历史赋予我们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建立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造结合起来的总路线。

　　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制定的，也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五二年底，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此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一方面，制止了“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物价，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确立了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领导地位，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制定的，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按照这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编制，一九五四年基本定案，到一九五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前后共修改五次。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四点七，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四点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七点四亿元，一九五七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钢产量

　　四百一十二万吨，粮食产量一点九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制订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

　　一九五六年，我国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一九五三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一九五六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一九五七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工业物质消耗降低百分之二点三，每百元产值提供利润十七点一元；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九。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二，其中农民百分之三点二、职工百分之四点九。同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到一九五七年底，各项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特别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喜报频传。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此，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由于某些方面要求过急，农、轻、重比例不协调的苗头已经出现，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在这个时期内实行了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

　　“一五”计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以工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七十和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占百分之六十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一九五六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一百四十七点三五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十，高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贷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由上年的百分之三十点二猛增到百分之四十八，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经济健康发展留下了某些后遗症。

　　第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强烈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蓬勃发展。一九五七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六百三十七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农民的收入比一九五二年增加近百分之三十。人民平均消费水平，一九五七年达到一百零二元，比一九五二年的七十六元提高百分之三十四点二。文教、卫生、科学、艺术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一五”计划建设的主要成就：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接下来的一九五七年是我国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

　　到一九五七年底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

　　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四百九十三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百分之十五点三，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百八十八亿元。工矿建设项目九百二十一个，到一九五七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四百二十八个，部分投入生产的一百零九个。新增固定资产四百九十二亿元，相当一九五二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一点九倍。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七百八十三点九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二十一，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三，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消费资料的生产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三，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

　　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旧中国重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一九五七年钢产量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百九十六，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五点八倍。原煤产量达到一点三亿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六，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二点一倍。发电量达到一百九十三点四亿度，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六十六，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三点二倍。“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九五七年农业总产值达六百零四亿元（按一九五二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一，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粮食产量达一亿九千五百零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七；棉花产量达一百六十四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七。农业的增长，跟世界相比速度并不低，但是跟同一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相比，就相对落后了。粮棉增产的速度没有达到人们乐观的期望，紧张局势一直未能显著缓解，要求农业增产的压力仍然很大。

　　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一九五六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一九五七年达到一百零二元，比一九五二年的七十六元提高三分之一，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一百四十八元提高到二百零五元，提高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农民由六十二元提高到七十九元，提高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这一方面的任务还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才能达到原来预计的目标。在总路线载入宪法的时候，党曾经指出，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显得更加紧迫。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继续完善，尤其需要有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才算获得自己的比较充足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足，客观形势要求党这时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这一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实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并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伟人！他的名字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第三节 以重点工程为主导的工业基本建设

　　“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及东欧国家引进的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它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以这些项目为主导，以九百余个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配套为重点，初步建起了我国的工业经济体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中央财委主任与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一九四九年一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河北省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二月六日，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需要三亿美元贷款、三百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希望能够从一九四九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当年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希望获得苏联三亿美元的贷款，由于中国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区正在不断扩大，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订货货单，希望苏联主要专家来华与中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八月十四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H·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二百二十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

　　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初确定五十个项目。在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会商基础上，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三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此后，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等组成新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一般由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作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需要与供应将来需要结合起来。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有四十二个。第一批十六个苏联专家设计组是一九五〇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时聘请的；第二批三个苏联专家设计组是朝鲜战争发生后为建立北满基地而聘请的；第三批苏联专家设计组是一九五一年内聘请的。在四十二个项目中，地域分布为：东北三十个，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占二十个，其他十个是机械、化学、造纸等；关内六个，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四个电站及太原肥料厂及染料厂；新疆五个，主要是电厂和医院；内蒙古一个。总投资额仅关内和东北三十五个项目估算为三十四亿元，其中国外订货占百分之三十。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批准的有十五个。

　　一九五二年八月，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与苏联政府进一步商谈经济建设援助问题。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三年中陆续委托苏联设计，并经苏方同意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由苏联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内，用技术设备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九十一个企业。加上之前的五十个企业，总计一百四十一个企业。苏联完成这些企业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设计工作、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设备制造，其余设计与设备制造工作由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企业完成。产品制造特许权

　　为苏联无偿提供，其余部分总值约为三十至三十五亿卢布。中国政府为偿付以上设备和技术援助，将按质按量对苏联供给钨精矿十六万吨、锡十一万吨、钼精矿三点五万吨、锑三万吨、橡胶九万吨以及羊毛、黄麻、大米、猪肉、茶叶等。按照上述协定 ，到一九五九年这些项目完工时 ，中国钢铁、煤炭、电力、石油等主要重工业产品，大约等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接近或超过一九三七年日本的水平。

　　一九五四年九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 ，并在前述一百四十一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十五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十月十二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对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同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二个企业和改建一个滚珠轴承工厂。这十三个企业包括上述前十个企业和一个选煤厂、两个煤井。对于苏联所供应的设备和所给予的技术援助的偿付，按照当时实行的中苏贸易协定进行。前述一百四十四项，加此次新增的三项，形成了“一百四十七项”。在这份议定书的备忘录中又新增加了十五项。这样总计有一百六十二个项目，其中三十五个为国防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有的项目取消了，有的分成两期实施 ，即被视为两个项目。至一九五四年底确定的一百五十六项个建设项目，成为一九五五年正式通过颁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公开宣传的重点。随着形势和认识的发展变化这些项目有所调整，但“一百五十六项”作为一个宣传标志不再改动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中苏再次签订协议，增加五十五个援助项目，其中新增工业建设项目为四十九个，另外包括三个研究所，二个电站的二期工程，一个国防工业的重复项目。一九五六年九月又签订了十二项。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协议的建设项目共计二百五十五项，其中工业部门的项目共二百四十四项，非工业项目十一项。以上项目中除去重复计算的十三个项目，业经双方同意撤销的十个项目及一九五七年底可建成的六十三个项目外，留待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建设或需修改协议的共计一百六十九个项目。一九五七年五、六月份，国家计委与苏方商谈，苏联同意中国提出的“勤俭建国， 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按照中方

　　愿望同意撤销一批项目（十个）、 缩小一批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推迟一批项目的建设进度。对于留待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一百六十九个项目决定作以下处理：按原协议的规模及进度建设不变的计二十八项。这些项目凡设计可以改由中国进行的将改由中国国内自行设计 ，凡设备能由中国自行制造的大部分留国内自行制造。解除苏方承担的设计和设备供应义务的五十一项 ，其中约有十项将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设备 ，苏方将根据中国的请求对这些项目的建设给予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进行设计的鉴定、进行研究工作等项技术援助，其余四十一项取消不建设。缩小规模及推迟建设进度的共有九十个项目，其中缩小规模的九项 ，推迟建设进度的五十二项 ，既缩小规模又推迟进度的二十九项。

　　结果是苏联继续援建一百八十一项 ，其中第一个五年内建成的六十三项；第二个五年建设的一百一十八项。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中国又与苏联签订了几个供应成套设备协定，共计有一百多个建设项目。整个五十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或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建设项目共计三百零四项，单独车间和装置六十四项。到一九六〇年中苏关系破裂终止经济合同，这三百零四项中全部建成的有一百二十项，基本建成的二十九项，废止合同的八十九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六十六项；六十四项单独车间和装置中建成的二十九项，废止合同的三十五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建设项目一百一十六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一百零八项，解除义务的八项；单项设备八十八项，完成和基本完成的八十一项，解除义务的七项。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对华援助合同。截止一九六〇年底，“一百五十六项”已建成一百三十三项，还有十七项正在建设中。“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七百六十多亿元。“一百五十六项”实际施工的一百五十项中，预计总投资为一百八十七点八亿元（原预计总投资二百零二点七亿元，三门峡水利枢纽停建及军工项目缩小投资，少用十四点九亿元），实际完成一百九十六点三亿元，完成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五。

　　第四节 力争尽快初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把握与符合中国实际的创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领导层在考虑国家工业

　　化战略问题时，曾有过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等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主张。然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凸显了中国工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落后带来的制约和影响。面对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存在的极大差距，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工业化建设，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同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实现工业化，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个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毛泽东年谱》第 1卷426页）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中央领导层在历史发展重要时刻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粮食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粮食更多。而在我国，土改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很难满足城市和工业对资金、粮食和农产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党和政府逐

　　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毛泽东年谱》第2卷115页）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工业化建设在转变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不仅稳定了市场，而且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

　　应当看到，在“一五”计划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重点工程，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长期积贫济弱的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项目的建成，不仅为工业化打下冶金和制造业的基础，推进了国防实力的增强，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与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开辟了一条从无到有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途径，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民族复兴打开了通道。

　　第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学习苏联的经验，同时，也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苏联模式暴露出一些问题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们党试图摆脱外国影响、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具体有：

　　（一）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认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三）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必须共同发展，以改变

　　旧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

　　（四）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强调 ，中国是一个大国 ，又是一个穷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时尽可能多争取一点外援。

　　（五）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六）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七）兴办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毛泽东提出要将发展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结合起来，兴办农村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社队企业虽在一段时间里受到限制，但是，后来迅速发展，为以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提出实现工业化还只是第一步，更高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二〇〇〇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上述思想认识的不断形成，使党朝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逐步积累起领导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党中央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新时期。为此，一九五三年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并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研工业建设的业务，力求将他们培养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于调动全国人民的建设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

　　第三，领导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力争尽快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中国与世界大国存在的巨大差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工业化建设上，毛泽东不仅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老人家说：“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因此，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一九五三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转报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关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拟派议员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时明确批示：可强调双方互派的原则，但不说“不予同意”的话。九月三十日， 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持日本外务省首次签发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通商考察”的护照到达北京，开了新中国与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民间贸易的先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先后三次从苏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对外引进使我国学习、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据统计，“一五”期间，开工的工业建设项目达一万多个，其中以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中心的重点建设，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飞机、汽车、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一五”时期，被公认为新中国发展稳定、投资效益最高的时期。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工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无到有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一九五二年，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研制成功；一九五五年 ，中国的第一辆拖拉机制造成功；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开始批量生产等。全国形成一盘棋的工业布局。经过“一五”时期的大规模、有计划的重点工业化建设，带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涌现出一批以煤炭、钢铁、化工、机械、纺织等产业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城市，出现了八大工业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人们不但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共和国将永远不

　　会忘记，特别是那些忘我奉献、艰苦奋斗的工人阶级先进代表：

　　——马恒昌小组。马恒昌小组是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铣床分厂的一个车工班组。一九五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在庆祝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前夕，召开开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为四百六十四人，马恒昌就在其中。会上，马恒昌本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开国劳模；他领导的小组被评为最早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全国劳模班组。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三大号召后，马恒昌小组又重新修订了爱国公约，并订出捐献超额奖金百分之五十和每月每人献工一天以及主动降低工时定额等长期捐献计划，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一直持续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九五一年，马恒昌小组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中，提前两个半月全面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创造了六十九项新纪录，提出合理化建议二十三项，产品质量合格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一。同年，马恒昌被选拔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副部长。马恒昌小组以最早倡议开展全国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最早开创职工民主管理先河；最早实行职工岗位责任制；最早组织工人技术研究会倡导班组技术革新实现创新成果项目最多；培养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最多等突出表现而享誉全国工业战线，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

　　——老英雄孟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孟泰爱厂如家，艰苦创业，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他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进行多项技术革新与创造发明，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在他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八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孟泰勤俭办厂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已经成为鞍钢这个重要钢铁工业基地的企业之魂，激励着广大鞍钢工人忘我劳动、奋发有为。

　　——梦桃精神。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工人赵梦桃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间，创造了连续月月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纪录，并且还帮助了十二名身边的同志，一起成为企业的先进工作者。随后，她又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陕西省展开全面推广。她“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

　　难、送方便”和“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思想品德，被概括为“梦桃精神”，她也成了新中国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一九五三年进入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的尉凤英，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后任工人工程师。她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完成技术革新一百零七项，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她外在的朴实无华与精神世界的光彩夺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对工作投入了火一般的热情，一九六四年被党中央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曾发表专题社论《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同志学习》。 作为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劳动模范 ，她曾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