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所揭露的判“死缓”说不能迁就公众的狂欢而杀罪犯，贺卫方说要维持法官，讼棍的权威而维持一审，当场遭到全国网民铺天盖地的咒骂。中国的传统，世界的公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什么负责任的大国------吃了的，给我吐出来，借了的，给我还回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者忽悠人民，搞乱中国，颠倒是非的伎俩为什么行不通------就是因为有我们一大批坚守传统价值又经过毛主席教导的人民在奋斗着-------特搬运此文，以擂鼓助威。

文人给人的观感首先是儒雅，彬彬有礼，但国人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保留看法就是懦弱，一个儒，一个懦，仿佛结成了孪生兄弟，最有说服力的史家证据就是，贯通北宋南宋三百年气象，一言以蔽之曰“文弱”，从此文弱书生便成了中国文人的形象代言人。

其实大谬不然，先秦儒者的集体画像，除了复兴周礼外，更多体现在对国事家事的担当上，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内圣外王、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低要求是独善其身，守住大节不亏的底线。

但还有一种儒家所强调的大复仇主义，已经渐渐被国人所淡薄了，那就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论语》强调的是以直报怨，而非以德报怨，直就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如子夏在问孔子如何对待杀父母之仇时，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就是说如果大仇未报，不能睡床，要谁在地上草垫子上，要不脱衣服、枕着武器和衣而眠，也决不能去考公务员当官，或者结婚成家、打理事业什么的，这一切都要先行冻结。不与仇敌共一个太阳，假若在街上偶遇仇人，切不可返身回家去取武器，应该就近取材，见到什么拿什么，纵使空无一物，也要俯身捡起一块砖头便砸，决不能让仇人全身而退，从自己视线里消失，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连人都不做了，还计较什么输赢！

这些情况绝非笔者杜撰，在《孟子》里也有详细论述，《孟子万章》在引述《尚书康诰》之语时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公羊传》赞许的复仇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君自己复夺位之仇，二是臣子替国王复篡党夺权、乱贼弑杀君王之仇。最激烈、最前卫、最先锋、最富有“革命性”的是第三种，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

儒家的忠君是有条件的，没有什么移忠作孝之说，没有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之说，一定是一报还一报，国王也要杀，到外国搬兵都情有可原，伍子胥就是这样。

真的文人是惹不起的，

但后来的文人个人复仇的理念渐渐湮灭，表现在锄强扶弱、匡扶正义、忠君爱国仁民上也毫不逊色。

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出仕之前也是个风流主儿，贪享受，好伎乐；少时不乏轻狂，甚至连狎妓之类也有明文记载，但他在南宋濒临覆亡之际，毅然肩负起一个儒者的担当，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誓死抵抗，直到兵败被俘。即使在元朝的大狱里也不改初衷，毫不犹豫地拒绝忽必烈的高官厚禄的生的诱惑，从容就义。

所谓从容，就是慢慢地来，不是指的在激情中，生命被突然终结，而是早已预知死亡，有大把的时间来作生的选择，但还是自己主动放弃生，坦然面对死。

瞿秋白也是这样，这是只有文人才独有的一种现象。

鸦片战争初期，两广总督叶名琛战败后，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但他只吃自带的口粮，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觐见英国君主的契机；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杀，是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大中华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

叶名琛后来对随他而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

惜乎此种心境，不为史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更不为后人重视。叶名琛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好一个“当面理论”！ 要到英国找他们的国王评理讨说法。

其言透露出叶名琛的迂腐，但也再现了一代文人的气节。既然不能见到英国国王，那么死就是唯一的归宿。当他得知觐见英国君王无望，自带的粮食又已经耗尽，便决定绝食。至死也不吃英国人提供的饭菜，不穿英国人提供的衣物，四十八天后活活饿死在印度加尔各答

一个大活人面对着充满诱惑的美食，而纯粹因为个人信念主动拒绝，让鲜活的生命日复一日地耗尽……

此情此景，很多人看到的是叶名琛的迂腐，连道光皇帝也斥骂他“不战、不和、不死、不守、不降、不走。”而我看到的却是儒者人格的担当与风骨，以及面对生死考验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每一想起，恻然为之心悸，心里隐隐作痛。

这都是有传承的啊！远的如商朝末年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中，近的如民国后期的朱自清教授，饿死不吃美国面粉，真的就饿死在自家床上……

儒者的修为，主要体现在不惹事，但事情找上门来也绝不怕事。明末清初，在最惨烈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屠城、江阴屠城中，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

而江阴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清兵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十七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五十三人。守城的文臣武官弃城而逃，而那些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儒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动站了出来，登高而呼，誓与城池共存亡。说到惨烈，并非指战况的拼杀而言，这些弱不禁风的文人带领一批徒手的从无训练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满清骑兵的对手？

主要是这些人一次次被镇压下去后，又一次次飞蛾扑火般主动挑起战斗，直到那些满清职业军人杀到手软，这是何等的悲壮啊！

其实文人们最清楚，改朝换代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也没有挽救这个大厦将倾的能力，但他们仿佛就是要故意不识这个时务，仿佛在这个时刻，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就没法向世人交代，就辱没了读书人的人格！

因为他们保卫的不是城池，所以不在乎城破不破，保卫的是头发，保卫的是“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个千百年以来的伦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而满清的军令却是“留发不留头”

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是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最后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

此时也，文弱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应该说是更决绝，然而可悲的是，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却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始终在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最后被凌迟处死。

凌迟就是人在清醒状态下被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直到断气才停止行刑，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这个，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凌迟记录有四千二百刀，而方孝儒凌迟，虽然刀数没有达到令人发指的、创记录的程度，但他确实是这样死的，史书有明文记载。有人惋惜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我认为这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内心一定有一种强大到足以蔑视死亡的东西在支持这种行为，他们一定是在坚持什么。

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藏有“浩然正气”的儒家忠义精神。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些儒者的所为，也不真切理解他们的动机，在大局已定的时候，哪有这样理智地玩命的，大者如文天祥、方孝孺是这样，小者如素来怕事的江浙儒生也是这样！

我只能采用“文人的风骨”这个抬头。

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孕育出这样的人啦！

2011-8-26于宜昌葛洲坝

在奋斗着---------所以转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