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腾飞现象

文/刑天

怪事年年都有，今年似乎特别多。袁腾飞的一番议论使整个网络都沸腾起来了，只要是中国人，就不可能不为他的语言激动，有的义愤填膺，要求将其法办，而有些则鼎力支持。但是没有一个不会提出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乱发议论？

博主本来以为袁腾飞不过是个出名狂，想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个芙蓉姐姐似的明星。可是反复思考，觉得不合情理。他更有可能是来执行“投石问路”的刺探。精英们可能最近有大的动作，先派他来探察民情，难道真的要易帜了？有一些网友也有类似的猜想。

后来到袁腾飞的博客里浏览了一番，上诉的猜想都烟硝云散了。

首先要说句公道话，袁腾飞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他的专业基础绝对是扎实的，尽管有些历史好者指出他对历史的叙述有些失真，但是还是要承认，作为一个中学历史老师，他的历史知识的确很丰富，也勤奋好学，在同龄的同行里，他应该是个佼佼者。

但是从他在央视的言论看，他似乎就是一个史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言论：信口雌黄。从他对公众舆论的反击，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在央视的那一番语言，决不是出于迎合某些集团而发，相反，那是发自他的内心，是他对历史的真实看法。

我们先把他的语言风格搁置一边不说，单把他在授课时所讲的内容和他在央视的言论对比，可以发现极大的荒谬：他明明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可表现得似乎对历史一窍不通。

我们只要稍微观察周围的人，就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些专家明明满腹经纶，可是说出话来就是个傻子，对学问钻研的越深，往往说话就越愚蠢。

还有更加离奇的现象：研究自然科学的人转向研究神学，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对宗教顶礼膜拜。

袁腾飞只不过是上述现象中的一例罢了，仅仅因为他的评价对象牵涉到我们景仰的历史人物，才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

通过袁腾飞及与其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学术界出了一些问题。

本文就要谈论当今中国学术界这种离奇的现象。

先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动物最先发现水？

一种答案是：鱼。因为它出生在水里，所以必然是它最先发现水。

可是另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先发现水的动物一定不是鱼，既然它从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水里，那么它就不可能知道，它所处的生活环境就是水。

我们认为后一个观点更客观，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

为什么作为历史教师的袁腾飞在评价历史的时候，表现得像个超级白痴呢？因为他的历史知识太丰富了，太多的专业知识反而害了他，拥有过多的历史知识会成为一种限制，使他看不到历史背后的真实原因。所以，拥有过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史盲。

这样的结论必然会有读者不服，按照上述的逻辑，岂不是说：知识没有用吗？

我们的回答是：知识永远都不会没有用，但是，知识有不同的范畴，了解一门知识是一回事，掌握它是另一回事。很多人没有弄清这两者的区别，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们再回到袁腾飞现象吧，袁腾飞了解不了解历史呢？

一种回答是：当然了解，他能记住许多朝代发生的故事，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他的历史知识的确令人佩服。

但是，另一种回答是：他根本不了解历史，他只是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把一些历史现象记在脑子里。他不知道这些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不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力，更不知道这些动力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同样不了解历史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不知道该怎样分析历史现象，所以，他的大脑只是一个历史数据库，还缺乏中央处理器，各种历史知识只是以最粗糙的形式停留在他的脑子里，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消化这些堆积如山的原始素材，因而，对历史的认识程度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感性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跟着感觉走，凭个人喜好来下结论。

这不仅是袁腾飞的症结所在，而且是当今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拥有历史知识并不等于就能把历史看透，如同拥有再多的砖瓦不等于知道怎样盖房子。分析历史是和历史并存的另一种学问，可惜的是，我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历史现象的时候，不能轻易请教历史学家，我们可以向他们请教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但是如何看待这些事件，还得我们自己动脑筋。

不过这种现象似乎和我们的习惯相违背，我们习惯了有疑问，先向有学问的人请教。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有学问的人把社会问题看得最透彻，早期的工农觉悟也是要靠知识分子启发，那时候，至少大部分的真理掌握在知识分子的手里。为什么现在的知识分子表现的越来越无知了？

纵观当今世界，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社会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在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反而越来越趋于腐朽，这一点，从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就可以看出来，物质文明如此发达，思想界却如此空虚，学者们还得不断到古人堆里寻找安慰。

音乐作品不断呈现出来，可是哪一个音乐家超过了贝多芬？文学作品充斥市场，谁超过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一个又一个经济学理论向我们兜售，谁的理论超过《资本论》？

为什么思想界的发展如此落后于自然科学呢？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研究手段不同，研究自然科学，需要的是各种仪器，研究社科学，更多的是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深入思考，在这里，需要的不是仪器，而是哲学观念和逻辑。而我们的学术界，恰恰在哲学观念上偏离了方向。

这是由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之前，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化的分工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劳动者往往要从事几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也就是小生产的个体劳动方式。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社会推广之后，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的劳动程度越来越高，尤其到了大工业时代，不仅产品的专业化已经形成，工种越来越专业化，一个劳动者现在只会某一项技能，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这种因为劳动方式的改变而发展起来的分工原则会在全社会各领域推广，因而各种各样的新职业出现了，过去一个人胜任的职业被好几个人分别担当，一个学科被分解成几个单独的学科，人们对局部的细节越来越深究，可是本学科与外部学科的联系也就越来越感觉不到了，只见树枝，不见森林，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局限。

这一点，所有去大医院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没有机器，大夫无法诊断，可是大夫不会操作机器，所以一个医院能够治病，可是单独的医生却不能看病。

分析历史所需要的工具就是哲学，经济学也如此，可是现在，哲学和历史，经济分成了彼此不相干的专业，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原本是不能分割的整体被肢解了，各行其是的独自发展，而且都以为自己代表真理。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不断出现思想界的巨人，因为生产方式正处于变革的时期，同时，社会的各学科还没有明显的分界，人类的知识结构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化的如此专业，人们有可能同时掌握好几种学科的知识，甚至能够彻底了解某些学科已有的全部知识，人们可以看到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在研究这些学科时，他们会逐渐形成比较科学的哲学观念。

可是现在，专业化是如此详细，因为专业化而积累的知识又如此丰富，要想掌握任何一个专业的全部知识。都要消耗一生的时间。所以如果对某专业研究得太深，视野反而被专业限制了.

从袁腾飞对历史的阐述可以看出，他把各种历史现象当作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事件，这就导致了他的另一个缺陷，对历史细节抠得太细，按照俗话来说，钻了牛角尖。

知识固然有用，但过多而杂乱无章的知识反而有害，对知识的盲目崇拜往往会毁灭一个人，如果还不具备批判能力，书不能看得太多。现实生活就有这种人，什么书都要看，什么观点都不加批判的吸收，可是他们的消化能力无法与胃口相匹配，结果把脑子搞得乱七八糟的，走火入魔了。

对于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来说，建立正确的哲学观念是首当起冲的事，否则，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画卷中很容易迷失方向，哲学同时也是一门工具，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能够从容不迫而且游刃有余。如果仅凭自己的感觉，即劳心又劳智。最后还要走到岔路上去。

袁腾飞的问题在于，他的胃口太大，吞下了太多的历史知识，可是胃液的消化能力却极差，所以，他患了消化不良的疾病。而这种消化能力，需要通过学习哲学才能提高。

最后，介绍一件历史上的事情。

吴晗在延安时期，写了一篇关于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的著作，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他把初稿呈交了毛泽东，在毛的回信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于彭和尚的历史命运上，他们意见相左。

读过《倚天屠龙》的朋友，都不会忘记彭和尚这个人物。

因为在吴晗当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无法确切证实 彭和尚的最终下落，所以吴晗推断，彭和尚最后急流勇退，归隐深山了。

可是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论断，他认为彭和尚作为一个历史英雄不可能隐退，因为这不符合事务的发展规律。

吴晗对毛的意见即惊讶又不服，自己是公认的明史学家，毛不过是个历史爱好者，可是毛却认定自己的论断不对。用简单的话来说：外行批判内行。

解放后，吴晗无意得到一本记载明史的资料，里面详细记录了彭和尚的最后命运，结果和毛泽东的论点完全相同，他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面对生，是个英雄，面对死，也同样是英雄。

为什么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会判断出错，爱好历史的毛泽东会料事如神呢？

因为吴晗的侧重点在于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他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和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符合同样的规律——辩证法。

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辩证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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