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与百岁：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　　

——献给建党90周年　　

　　

这是关于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思考。　　

我的思考可能很肤浅，但绝对真诚。　　

我的思考可能有偏颇，但绝对理性。　　

我的思考可能显得很无知，但我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乡村野夫、庶民百姓。　　

我在思考中不自觉地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信徒，但在思考时却遵循着自由主义的原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考不足以在毛泽东思想的珠峰上添砖加瓦、涂光抹彩，但我却为我的行动——响应毛泽东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起责任，才不会人忘政息”的行动而感骄傲和自豪。　　

我的思考必然引发那些自由主义朋友们的诋毁和谩骂，但我希望他们真的有自由精神；真的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的思考很可能触及政治雷区。对此，我只能说：我遵守政治纪律，但我敬畏良知，更敬畏真理，因为“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　　

我的思考就从两个政治口号、两个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生命的口号开始。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或者是它的姊妹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　　

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核‘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　　

毛泽东思想万岁和邓小平理论百岁，无非是强调某种政治意愿或者意志，决不是一语成忏。忏讳之学，虽然在中国大兴，但早就被唯物主义打倒，马克思主义更是将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如果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理论是人类的真理，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愿望简和意志，这又何尝不是这种政治意愿或者意志的生命力的昭示呢？　　

此言一出，智叟必哂：“甚矣，汝之不惠！方会邓论势炎，百岁可期；自由大行，历史终结；毛思既衰，敢望万年？”的确，智叟们道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确实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年老气衰，甚至曾经气绝身亡；自由主义不仅横行无忌，而且大有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势。但是，智叟们却忘记了历史的辩证法：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而且，智叟们同样忘记了三个基本事实：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在重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故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且浴火重生后的毛泽东“不是神，却比神还要神”，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灯塔”；而自由主义虽然仍然势大力雄，然而“外面的架子虽大，但内囊却早已上来了”，总有一天它会像中国的忏讳之学一样倒了下去。　　

毛泽东曾经死过，毛泽东思想也曾经死过。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死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他的自信和不自信、功绩和错误以及所谓错误而死。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亦王亦圣、千古一人的人物。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行”，说毛主席“您的功绩比天高，您的恩情比海深，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人民觉得恰如其分，不为虚美，毛泽东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守护神。但是毛泽东对自己历来是自信而又不自信。他忧虑自己被别人所利用，说有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是充当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钟馗。他不惟对自己自信又不自信，而且对自己的思想也是自信而不自信，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不惟自信而又不自信，而且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甚至是所谓错误。毛泽东认为是人都会犯错误，他自己也不例外。他十分赞同列宁对待错误的观点：“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工作中的失利和错误，无论过去和现在，确实是很多的，在这样的全世界历史上的新奇事业即创立空前未来的新式国家制度中，难道能够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将百折不回地来为纠正我们的失利和错误而奋斗，力求改善我们实际运用苏维埃原则这方面还未完善的方法。”（转引自《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持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至于他的战友和学生们将反右的主题，即打退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猖狂进攻篡改为反击知识分子群体的人身进攻，以致将他划定的全国几千人的右派扩大为四、五十万人的右派的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默默承受了；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对于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纲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并且大跃进开始时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等五股歪风，毛泽东确实起到了星火燎原、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醒悟得最早、遏制得最力、批评得最烈的仍是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乱点鸳鸯谱”以致改变会议的方向和主题，会后他的战友和学生们变本加厉，以致造成三年国民经济严重损失、个别地区大量饿死人的严重“左”的错误。对此，毛泽东几乎大包大揽承担了全部责任，说：“直接的我有责任，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被他创立的党在政治上判处了极刑。但是“文革”注定比法国大革命更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无定是褒之者誉之为是“更新中国共产党、更新社会主义制度、更新中国人民精神的伟大政治运动”，还是贬之者斥之为“浩劫”、“灾难”、“崩溃”，都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而且连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也成了斯芬克斯之迷。他说：“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他没有直接评说，大概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议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三分错误，他曾经坦率承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方面是“巩固、防止、建设”，另一方面却又是“打倒、内战”，表面看来，“文革”确实存在二律背反，毛泽东的评价也存在二律背反，但这种二律背反却正是“文革”的逻辑，也正是毛泽东的伟大和悲剧。　　

一个超凡入圣、完美无缺、功昭日月、光照千秋的领袖人物，突然之间被宣布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这无异于在中国人民心中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既轰坍了毛泽东的形象，也轰坍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毛泽东打败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因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而死的。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践行“人民万岁”的承诺，毛泽东思想也以“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为依归；自然，人民群众也奉毛泽东为大救星，奉毛泽东思想为其精神支柱和信仰。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这种同心同应、同气相求的鱼水关系，堪称领袖与人民关系的典范。但是，毛泽东奉“人民至上”是领袖的自觉，而人民奉毛泽东为大救星、奉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支柱和信仰则是大多数人的盲目。正是这种自觉和盲目，让世俗战胜了天理，现实战胜了理想，利益战胜了崇高，为人民币服务战胜了为人民服务，自由、平等、博爱战胜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抓经济。大多数人对照自己吃粗粮甚至饿饭、住土坯房的境遇，相信了；有人说，人民公社只养懒汉，专养懒汉。大多数人以自己养育过五保户、贫困户，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讲政治，专讲政治。大多数人以自己不管你干得再好再努力，也不过得一纸奖状奖励的事实，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哄谝知识青年，欺骗知识青年。大多数人联系城市青年远离父母，长年累月干农村苦活、脏活的现实，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懂阶级斗争，只抓阶级斗争。大多数人联系批斗地富坏右、反思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经历，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讲专制独裁，只搞专制独裁。多数人联系“文革”前期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经历，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不讲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集中制。多数人联系中国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惟独自己一贯正确的实际，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崇信个人崇拜，专搞个人崇拜。大多数人看到毛泽东唯我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只知愚民，大搞愚民。大多数人看到大学越办越少，文艺阵地越来越窄，相信了；有人说，毛泽东贯于拉帮结派、专搞拉帮结派。大多数人看到“文革”中这派那派“造反有理，革命无理”，相信了；有人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多数人将中国的现状与窄窄的深圳河对岸、浅浅的台湾海峡那边、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洋彼岸的天国一对照，相信了。不惟如此，还有许多许多的“有人说”，也还有许多许多的大多数人“相信”；不惟如此，这许多许多的“有人说”，许多许多的大多数人“相信”，偏偏有许多许多的事实和经验验证。但是，就在这许多许多之中，恰恰没有了中国人民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而只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在这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中消解了。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集体失语、集体无意识打倒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因精英集团持续不断的诋毁谩骂而死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即放出了一群恶魔。这群恶魔经过不断的繁衍和壮大，早已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由官僚精英、学术精英和资本精英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铁三角”联盟。这个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为了维护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为了实现他们的终级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十多年来，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持续不断、不遗余力的诋毁和谩骂，其手段之阴险、语言之恶毒，连有理智的西方人士都感到羞耻。“对毛的丑化已经超过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就如此评论。“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骄奢淫佚、糜烂透顶；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个人崇拜、专制独裁；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阴险毒辣、戳毒功臣；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只搞斗争，不抓经济；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不讲民主，只搞民粹；他们诋毁、谩骂毛泽东的中国专制黑暗、民不聊生……“虽然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三人成虎”、“曾子杀人”，很能迷惑那些不辨是非者，很能欺骗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从这个角度看，是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打败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死了，但只是耶稣之死，说得更准确一些，他只是凤凰之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早就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　　

它用比神还精准的预言重生。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必然复辟资本主义，必有忘党忘国的危险。就在这个预言发出二十六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不但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奉苏联为牛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统统完蛋了。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有的人就是不承认，但事实却冷酷无情。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共产主义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不就公开宣称他的使命就是搞垮苏联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位被毛泽东评为“好读书不求甚解”、被邓小平认为看错了的总书记不是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倒下去了吗？而他的继任者赵紫阳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赵紫阳的言行几乎比布什还布什。　　

“共产党领导革命对的，但这些革命都应该是民主主义革命，不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错了！甚至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赵紫阳还说过些什么？》）　　

毛泽东思想的词典里有：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毛泽东这段话发出45年后的今天，中国北京不仅产生了一个可以买下美国的地主阶级，而且中国已产生一个富可敌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帝国主义拎着皮包回到中国来了，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第五纵队”。一位网友对当今中国作了这样的叙述：“中国二十多个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行业已被外资垄断，原来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70万家外资企业，正在吮吸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正在滚滚地流向外国，留给中国劳动人民的将是被污染的环境和赤贫，甚至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中国有可能被外国列强分割七零八落。同时，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基因武器灭绝种族的危险。”　　

它用自身真理的此岸性和绝对性，在人类之中重生。　　

它用它的真理性，征服的不仅仅是“自己人”，更包括它的敌人。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首个圣诞夜，摆放在白宫蓝厅中的圣诞树，上面挂的居然是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在华盛顿号航母的飞行作战室里，赫然挂的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上面写着让全体中国人民荡气回肠的豪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共新闻网《毛泽东缘何让世界都为之倾倒？》）“英国教育已被东方国家甩在身后，若想摆脱教育困境，应向中国的毛主席学习，进行一场改革教育系统的长征”——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恰恰是中国的右派们最恨之入骨的思想！——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如是说道。（2010年12月30日《环球时报》）　　

更有趣的是，从头到脚都普世了的《南方周未》，这个以“镞毛、否毛、谩骂毛”为己任的中国自由派的喉舌，却登出了“崇毛、学毛、用毛”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一个小标题是：阿富汗战争的“中国秘笈”。这个“中国秘笈”居然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我们看《论持久战》”，聊起塔利班的“军事秘笈”，沙阿（塔利班指挥官）的回答让人意外，沙阿他们的战术总结出来就是“打了就跑”、“隐蔽待敌”、“精心设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以致于101师副连长巴伯科克中尉（美军指挥官）见到中国记者就一本正经地恳请中国记者：把《地道战》拷给他们，我回国后找个懂中文的士兵给我们好好讲讲。我这还真要拜你们中国人为师呢，因为部署到阿富汗的美国军官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有……还有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相关的人民战争、游击战理论。”（2010年11月4日《南方周末》：阿富汗战争：调了一杯十年的“血腥玛丽”）　　

它用比神还巨大的威力重生。　　

中国重庆，这个共和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运动。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扫黄打黑，结果有如秋风扫落叶迅速还重庆朗朗乾坤。　　

它以弘扬红色文化即实质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为手段，迅速改善了重庆整个社会风貌，提升了重庆的精气神，基本实现了社会的和谐、融洽、健康向上。　　

它以干部与群众“三进”、“三同”为手段，迅速净化了党员干部的心灵，干部由原来基本上的老爷 基本恢复为人民公仆，干群之间的油水关系、水火关系也基本恢复为鱼水关系、亲人关系。　　

它以“民进，国更进”为手段，加速壮大了重庆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它快速改善了民生，缩小了城乡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使重庆成为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不惟是重庆，不论在何时何地，凡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指导实际工作的就无往而不胜；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去指导实际工作的，总有一天会跌倒，甚至于摔得粉碎的。　　

它的灵魂成为中国人民的灵魂，使它重生。　　

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赘瘤——官僚精英、学术精英和资本精英们不得不承认：在他们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持续不断的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仍在向往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精英们说，这是中国人怀旧。这决不是简单的怀旧！这是对曾经有过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的依恋，这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的向往。这证明中国精英集团企图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所谓普世价值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是如此的不得人心；这同时更证明毛泽东仍然活在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心灵鸡汤”和精神支柱。　　

毛泽东思想重生了，这无庸争议。但重生的毛泽东思想让我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追问：到底重生的是哪个毛泽东思想？因为，事实上存在两个毛泽东思想，即主流意识中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本源意义上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毛泽东思想既有根本一致，又有重大区别。主流意识中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集中概括在《决议》之中。　　

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既存在于《决议》中，还存在于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重生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是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因此，历史向我们提出了第一个任务：必须弄清弄懂本源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　　

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调查研究的功夫后，我们发现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能够在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总结了和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建党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亦即毛泽东哲学，是成熟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精神，亦即毛泽东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　　

对于邓小平理论也应提出同样的追问和任务，因为它正遭遇着毛泽东思想相同和相似的经历，只不过具体情况不同，遭遇的程度不同而已。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包含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的实践。但是，邓小平理论本身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样交织着矛盾：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却又讳言“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又提出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他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却又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却又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承认国际共运论战具有反修防修的性质，却又说“九评”是说了空话、，放了空炮；他承认人民群众的主创精神、首创精神，却又惧怕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而推行精英治国；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反击，却又对资改路线有些姑息怂恿；他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却又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正因为有了这诸多的矛盾，不能不产生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矛盾。重庆党校苏伟教授在他的《谈重庆模式》一文中，就发现了这两个理论的矛盾：　　

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与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级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　　

　苏伟　教授真是一个清醒的而又矛盾着的　党校　教授。这个清醒来源于两个理论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思想的强项是它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其价值理性，所谓道德感召力不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精神吗？所谓政治感召力不就是毛泽东创立的前述各种理论吗？毛泽东的理论和精神是强项，将指导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喊它万岁，并且万万岁不亦宜乎？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强项是建设方式、技术性理论，即其“工具理性”，所谓经济建设的技术性理论不就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吗？邓小平理论的技术性是强项，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断他百岁并且只是百岁，不应宜乎？　苏伟　教授的矛盾其实来源于社会现实的矛盾和两个理论的矛盾：毛泽东思想不仅被实践证明是“价值理性”，而且同样是具有操作性、有效性的工具理性；邓小平理论如果仅仅是工具理性强，又怎么能替代毛泽东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摒弃于党的指导思想之外，驱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殿堂呢？　　

　苏伟　教授其实是对邓小平理论定准了位的，看准了它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技术性建设理论而己。但是，邓小平理论不仅面临着被“捧杀”的幸运，而且同样面临着被淡化的厄运，更面临着被偷换和假冒的恶运。　　

邓小平理论被某些人吹捧成了新的顶峰。所谓“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有人还直截了当地提出：“邓小平理论是今天我们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坐标。”（引自许健康：《毛泽东的旗帜就是当代中国当代人民解放事业的旗帜》）这些可爱的先生们可能忘了邓小平理论立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实践的邓小平理论却成了判断理论是非的坐标了。这些可爱的先生们同样可能忘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列宁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列宁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首先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一国或数国的胜利。列宁运用他自己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和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不仅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指导着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和实践，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概括，而且全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阶段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发展动力、革命对象、根本任务，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这个理论在生产关系领域就是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上层建筑领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仅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且形成了摄人魂魄的毛泽东精神。可是，一些人无限拔高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成了唯一的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邓小平理论的材料，仅仅是邓小平理论的先驱而已。　　

邓小平理论正在遭受淡化的厄运。一些势力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一致的方面，指出改革开放中问题的方面，不是故意漠视，就是故意弃之，而仅仅运用其“有用”的理论。比如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教训和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307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将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理论上讲清楚”。（同上，第365页）“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段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同上）“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同上，第379页）。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几乎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那个著名的论断如出一辙，但由于不合某些人的心意，早被谈化、湮没和搁置。　　

邓小平理论更有被偷换和假冒的危险。中国“铁三角”联盟的精英们，你们竟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变成了重新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竟将邓小平关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多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国家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观点逐步阉割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主旋律”、“主流”、“主导”方面的时代主题；你们竟将邓小平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不问“姓资姓社”，公然篡改为不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一句话你们竟将自由主义的货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冒充和篡改为邓小平理论。正因为邓小平理论同样面临着捧杀、淡化和篡改的现实问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二个任务：必须弄清弄懂邓小平理论。　　

经过一番同样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发现：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某些修正。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经济建设的技术性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即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邓小平理论都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两个理论创立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关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不同，更重要的是两个理论创立者的理论水平和素质的差别，人们很容易发现两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一致和区别。因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三个任务：必须把握两个理论的层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我们作了同样的一番调查研究后，居然发现：就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性来说，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理性，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具理性，将指导中国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邓小平理论虽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价值理论，但主是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和建设的有效的、可操作的工具性理论，它将和毛泽东思想一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整个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源，邓小平理论是流；毛泽东思想是根本，邓小平理论是基干；毛泽东思想最主要揭示了价值理性——社会主义发展的矛盾动力任务、目标等，因而将指导社会主义整个阶段的实践性；邓小平理论偏于工具理性，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因而将主要是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这一时期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既是毛泽东思想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历史，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稳住阵脚的历史，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渐趋式微的历史。这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这个简单而又残酷的事实，同时还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不仅仅是马家一家，不仅仅是“毛思、邓论”在论短较长、比短争长，分明是各路天仙——主要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不仅直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攻城掠地，抢营劫寨，而且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钻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它们要对中国人行割礼，它们在向邪恶的共产主义中国，在向苦大仇深的中国人民传播着比白雪公主还要美丽、还要纯洁、还要幸福、还要动人的福音。　　

民主：你想当总统吗？你有选票！你想当议员吗？你有选票！你想当州长、县长、市长、镇长吗？你有选票、选票、选票、选票！选票能选出一切，选票能决定一切！啊，无所不能比上帝还要神通广大的选票，实现了人类的民主。　　

自由：人人有缔结和不缔结雇佣劳动合同的自由，人人有批评和不批评政府的自由，人人有创办实业和不创办实业的自由，人人有休闲和不休闲的自由，人人有迁徒和不迁徒的自由，人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和不言论、不出版、不集会、不结社和不罢工的自由，甚至在公众场合还有光屁股和不光屁股的自由。啊，自由，自由女神是你的化身，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平等：资本家和雇用工人在交换领域完全平等，政府官员与选民在选票上一律平等，公民和公民在信仰上一律平等，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啊，平等，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正义：基于法律的正义，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事事依法，事事讲法，事事有法。但一般人不知道，正像宗教徒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宗教、有多少主一样，只是信奉自己心中那个主。然而，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触上法网。这也不要紧，请找我的律师。但是，这个律师的上帝就是金钱，就像中国律师李庄同志的总结：人傻、钱多、快来。　　

博爱：爱你的上司，爱你的同事，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敌人，爱你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一切，尤其是心中的上帝和现实的上帝即金钱。啊，博爱，多么美好的字眼；可惜既难写在旗帜上，更难写在现实中，只好向天真可爱、苦大仇深的所谓失败国家尤其是被共产主义奴役着的中国人民推销了。　　

财富：你想发财吗？带上你的科技成果，风险投资家会让你一夜暴富；带上你的资本，战略伙伴会让你成为股东；带上你的管理学证书，波音、苹果会让你成为CEO；带上你麦道夫式的忽悠，会让你无本万利、日进斗金，直叫你像比尔·盖茨一样，一百美元丢在脚下都懒得弯腰。啊，财富，美妙的财富，这个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只要你想拥有多少，就有多少，比中国人当年“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可要美妙多了，咱们可是有点石成金之术呢！君不见咱们华尔街不就是造了一个工厂——美联储美元制造厂就制造和垄断了世界财富吗？　　

所有制：基于私有产权的所有制，人人都有私有产权，资本家有万贯家财的财有产权，穷人有基于人身的私有产权，所有的私有产权都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一般地他们并不知道别人做什么，只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和利益，正是这种利己心在冥冥之中借助上帝之手，就促进了人们的幸福，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天国的幸福就变成了人间的幸福。　　

经济：什么都不生产，只生产绿纸。这张绿纸却真的有上帝的力量：不，它比上帝的力量还要大。比如上帝的儿子耶酥只能让一条鱼变成三、四千人的一顿美餐，而绿纸却能变成一切、制约一切、毁灭一切、掠夺一切。变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当雇佣奴隶、美国当资本主人的“中美国”。　　

这天国的福音怎么看怎么都像一百多年前的人间理性王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思选集》第三卷，第405页）。不仅如此，而且怎么看怎么都像大洋彼岸那个人间天堂即美丽坚合众国；而且怎么看怎么都像中国“铁三角”联盟勾画出来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　　

原来如此！天仙们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三十余年来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传播的福音不过就是早就降临人间的资产阶级理性王国，这个理性王国在中国的传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至少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传播“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不要让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大致以三个面目出现，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个世纪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他们的旗手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苏晓康、刘晓波等人；他们的旗帜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新启蒙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而进行反革命；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他们曾经穿上各种马甲，但发表在《文汇报》上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露出了他们的狐狸尾巴：　　

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地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如果说张贤亮还说得云山雾罩、吞吞吐吐，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方励之倒是竹洞倒豆子说得直爽：就是“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　胡绩伟　先生同样直白：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惨痛的教训。这个旨在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社会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暴乱的被平息而作了小结，但仅仅是小结，并且仅仅是作了小结而已。　　

第二阶段，从上个世纪19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他们的旗手是张五常、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等人；他们的旗帜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改革；他们的口号是“马克思死了，要在他的棺材上再钉上几颗钉子”；他们的目标就是否定公有制，否定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资本主义改革，全面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他们的目的是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些钻进共和国肌体、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传教士，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这一进程。例如张五常，这个被中国经济学界誉为中国的科斯、弗里德曼的人，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使命：“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改变科斯说的‘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的命运。”　　

我在中国“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转引自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第48-50页）。　　

此人虽然有些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自许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此人起的实际作用确实不可小觑。君不见，中国资产阶级通过铁血势力的手，以“三铁”的手腕砸烂了“三铁”，国有企业从共和国的长子沦为资本精英的刀下鱼肉；无产阶级从国家的主人翁重新沦为弱势群体；公有经济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演变为“私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补充”的中国特色混合经济。张五常差不多完成了他的使命。从这个方面讲，张五常的自许并不为过。　　

这个旨在实现中国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政治资本主义化和文化沙漠化、奴隶化的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初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告一段落。但仅仅是告一段落，并且仅仅是告一段落而已。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中期直到现在。他们的旗手是高尚全、李锐、谢韬、辛子陵、贺卫方等人；他们的旗帜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口号是让共产党下台，军队国家化；他们的目的同样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一派的教主　谢韬　先生的自供状：“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贺卫方　先生倒不管什么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他要的就是资本主义：“共产党没有向政府注册登记，是个非法组织，未来的政治体制现在不好说，要说出来，是台湾模式吧，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如果说上面只是个别人的言论主张，“零八宪章”则是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的全面主张了。　　

这个旨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赤裸裸主张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目前在中国大地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虽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左”派的猛烈抨击，而有所收敛，但仅仅是收敛，收敛而已。　　

无论是哪个时期、哪个阶段，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渐取得主流地位都是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姑息怂恿的。赵紫阳就是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标准掘墓人。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怎样进入社会主义，马思的一些想法不行，列宁、斯大林更不行。　　

“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错了”。　　

“今天的美国、北欧尤其如此，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去创造财富；资产阶级国家，则通过国家将社会创造的财富予以分配。这种分配，避免了财富过渡集中，使广大公民生活过得去、得到保障、得到改善。”　　

“这个制度已非19世纪那个粗暴的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阶级的那个制度。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自我不断纠正，不断完善自己，人民稍对什么不满便登了、集会、游行，然后政府便接受意见，加以解决。”　　

“资本主义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在自己框架内纠正、完善，生产上搞股份制，反垄断，征个人所得累进税、遗产税，搞社会福利等等，缓解了矛盾，产生了符合人们理论社会的一些因素。”　　

“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赵紫阳还说过什么？》）赵紫阳是倒了，但须知，这个说的、做的比布什还布什的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至死还是党内同志；还有那些中国党内的“张紫阳”、李紫阳还在那里发号施令，堵社会主义的路，迈资本主义的步。　　

“应该向德国开火！一定要开火！”马克思针对当时的德国封建专制向德国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象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4页）马克思与其说向当时的德国提出了任务，毋宁说是给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任务，只不过这次批判的对象是远远低于当今历史水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想把中国降低到远远低于当今历史水平的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势力。　　

如同1776年一样，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在当时的英国没有一个是新的。当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2010年之前，也没有一个是新的①，即使被某些精英宣称为“历史将向其低头”的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过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滥觞。但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气吞八方、横扫六合”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具有迷人的彩色，由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已扮成圣诞老人，资产阶级的东西正如前面所述已侵占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阵地，甚至披上马克思主义的马甲，占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阵地。无论是直接的攻城掠地，还是曲线的狗苟钻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在经济上走西方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道路，在政治上走欧美的自由民主道路，在文化上全盛拷贝西方的生活方式、奉行西方的人生观念，在思想上奉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一句话就是要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且是西方附庸式的资本主义中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任何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毕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改旗易帜、易颜变色后的中国焉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存身之地？何谈万岁与百岁？因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第四个任务，也是最主要、最艰巨、最长期的任务：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打退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猖狂进攻。　　

经过一番同样的调查研究后，我们发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现在仍然在世界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的人类普世价值资产阶级那里确立得到了普世，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存在的虽然是合理的，但是存在的必然是要灭亡的。资本主义这种以一个阶级的普世价值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必然在以它固有的痼疾、毒瘤、弊病和缺陷，走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当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有着严谨的学术包装、宏大的理性叙事，但它不仅远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思想家之下，也远在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洛克、培根、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下，剥开那些所谓理性、那些学术化的包装，剩下的不过是极其苍白、极其肤浅和极无内容的辩护。必须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火，必须向中国的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开火，开火的精神武器是我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开火的物质武器是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祸害中国国家和人民的事实。这些事实振聋发聩，触目惊心。理论和事实必将教育中国人民，重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而树立起人类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公平、正义，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　　

弄清弄懂本源意义上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弄清弄懂科学的邓小平理论，把握两个理论的层次和相互关系，用愤怒的情感、锐利的武器批判已降低到历史水平以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中国资产阶级“铁三角”联盟势力，这也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我知道我的低能，但我知道什么人伟大和什么是伟大，什么东西能够万岁和百岁；我知道我不能“触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凼眇”，但我知道什么是异端，什么是邪说。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作为中国的普通公民，既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那就：　　

这里是驼罗斯，就在这里跳罢！　　

这里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舞吧！　　

并且，做了过河卒子，那就一直向前跳。　　

因为“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地方好象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来，以激励别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8页，注25）。　　

　　

　　

　　

　　

　　

第一章 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是邓小平的发明。一九七七年五月，他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谈到：“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尔后，他又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谈到：“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这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提出的一个卓越的命题。它树起了“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时党内一方面已开始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就是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方面，党内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逆流，邓小平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通过批判否定的逆流，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它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进行了规范。这个概念至少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反对以偏概全和庸俗化对待毛泽东思想，“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二卷第42-43页）；第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页）；第四，毛泽东思想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页）。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完善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而且领导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一九八一年，我们党形成了那个著名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作了诠释和概括。它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主流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邓小平致力确立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定格在了《决议》之中，事情结束了。　　

但是，凡是认为事情已经结束的地方，往往才是问题的开始。因为人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不可能一次完结，因为《决议》本身就有夸大毛泽东错误的错误，就有阉割、肢解和腰斩毛泽东思想的嫌疑；因为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的任务难以完全彻底完成，因为从今以后如何认识、对待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竟然引起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呐！　　

一、《决议》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　　

《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高的，对毛泽东的功绩是肯定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决议》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立的功绩基本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因为《决议》对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有些甚至是严重失实的。　　

1、《决议》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准确的，但主要责任不在毛泽东，主要责任恰恰在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和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因为毛泽东的反右斗争理论和政策，说得明明白白、讲得清清楚楚，有他的雄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做革命的促进派》为证。毛泽东认为“右派分子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5页）。并且，“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同上，第441页）；并且，反右是为了改造右派，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心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同上，第455页）对此，中共中央原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曾有公允之论：“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的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000人，后来扩大到8000人，最后毛主席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各个单位、各个地方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明明是违反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的错误，可是由于《决议》中语焉不详、责任不清，一干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将责任一古脑儿推给毛泽东，而右派分子则对毛泽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三十多年的攻击和控诉。　　

2、《决议》说：“毛泽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狂飚突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醒悟得最早、制止得最力、形成的理论成果最高、在政策上讲得最清的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正是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思考，使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很快走向了成熟，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它的特殊规律，必须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劝吴芝圃同志（河南省委书记、信阳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笔者注）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鉴于“五风”，尤其是“共产风”日盛，毛泽东决心“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并且直接发表致省到生产队的公开信，要求讲真话，讲求实际：“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直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助长了“大跃进”期间“五风”的愈演愈烈、越刮越猛。比如，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谈过，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届三中全会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溥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2页）　　

原来人民公社竟是这样吹出来的。　　

可见，正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同志没有理解和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才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三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可是《决议》将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右派精英则据此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一些人，扩大成三年国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5000-7000万的罄竹难书、罪无可赦的滔天大罪！　　

3、《决议》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如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缺点的话，那么差不多五十年之后，中央制定的“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尤其是之前“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的经济路线与当时的总路线有什么本质不同？这个路线又有什么缺点？　　

4、《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吊诡。其问题的症结是：庐山会议本来已对“左”的倾向作了全面反思，并且即将形成决议，彭德怀为何还提出清算“左”的错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起了什么作用？李锐、田家英等秀才们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地方大员们又起了什么作用？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毛泽东固然负有责任，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更负有责任。刘少奇就将庐山事件提高到了分裂党的高度。彭德怀同志本人就不负责任？毕竟是他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方向，并且改变了中国一段时期的发展路线。　　

5、《决议》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　　

然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肇发于1957年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左”祸之源而加以彻底否定，一是因为政治博弈的需要，二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主要矛盾学说的误解。毛泽东没有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他不仅那样说了，而且分明那样做了。按照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功绩，而不是错误。邓力群就十分赞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这段话（指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笔者注）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一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6、《决议》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看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毛泽东的功绩，它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事实表明，“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的恰恰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　　

7、《决议》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确实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方面，这场运动不仅摧毁了封资修的东西，而且摧毁了一些红色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不仅重建了红色文化，而且创建了人民大众文化，只能说这是一个毁誉参半、对错并存的运动吧。　　

8、《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面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总之，《决议》是对“文革”全盘否定，对毛泽东是横加指责，只是比直斥毛泽东“文革有罪”稍逊一步。　　

的确，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异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文革”已深入中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永恒话题。“文革”的内涵太丰富了，“文革”的经验教训也太多姿多彩了，绝不是《决议》简单的概括所能涵盖，也绝不只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当然，这也不是拙作阐述的重点。这里，我只能简单谈几点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　　

第一，“文革”确有错误。“文革”的错误就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在“文革”运动高峰时，严重冲击了生产；就是“文革”中的派性斗争。然而，“文革”的这些错误恰恰又是没有正确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政策所造成的，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造成的。　　

第二，毛泽东确有错误。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迷惑和利用，就是一度支持和怂恿了“文革”极左思想，就是一度姑息和容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一度姑息和放纵别人搞个人崇拜。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1970年12月，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抓了俘虏，虐待。个人崇拜是讨嫌的。”　　

第三，“文革”的直接矛头确实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是如此认为的。有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判断绝对没有错误。而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事实上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党内领导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第四，“文革”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凤凰涅槃。“文革”虽然号召夺权，但是向走资派夺权。夺权虽然是“文革”的一个直接目的，但不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它是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内整顿“三风”，即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运动的继续，是对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是为了实践谢觉哉同志所说的与中国 “官国”传统的彻底决裂，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虽然剥夺和限制了一批干部的政治权利，甚至人身权利，但它确实培养和造就了一个焦裕禄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它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更新的长期目标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救赎行动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灵魂之中。　　

第五，“文革”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凤凰涅槃。“文革”的重点是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一个“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这里暂姑且不论。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党内争论是很激烈的。比如说有人主张以俄为师。但苏联从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彭真、张全景等党的领导人都认为苏联变修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最终经戈尔巴乔夫之手忘党忘国。比如说有人主张以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为蓝图。虽然中国没有第二国际的传统，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数十年后，谢韬就认为中国改革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搞的就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自然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这个蓝图集中体现在他一九六二年发出的“五·七”指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有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鱼），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个“五·七”指示勾画的是一幅美妙而又质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它既是对过去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自然衔接——“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毛主席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又是“文革”所追求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它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淡化商品流通的社会。这个公平、平等或者扁平化的社会，“文革”是部分地实现了。美国友好人士韩丁说：“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他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自我更新的长远构想失败了，但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救赎的精神却在烈火中永生了。　　

第六，“文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更新。“文革”提倡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张的是灵魂深处暴发革命，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改造”和“互帮互学”。比如，全国人民学雷锋，全体干部学习焦裕禄，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等。尽管“文革”后来被称为血雨腥风，“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撕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韩丁语）但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承认，“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是稳定的，社会风气是好的，干部队伍是廉洁的，中国人民曾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公民傲立于世界之林。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长远目标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却是已经遗传下来了。　　

第七，“文革”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革”的经济理论是“抓革命、促生产”，基本原则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基本方法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尽管“文革”在运动初期曾使国民经济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整个“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文革”绝对不是“浩劫“、“灾难”、“崩溃”，绝对不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背叛，恰恰相反，是对它们的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虽有错误，但他没有严重错误，更没有什么“悲剧性”错误。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生不是“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是功昭日月、光照千秋，而他的过失和错误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观点是对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的最好诠释，他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但中国成为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富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化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直追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二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上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转引自张梦宁《李敖竟如此评说毛泽东》）　　

二、《决议》没有全面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表面看来，不仅显得循名据实，而且显得有根有据。因为它是遵循中共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和具体内容来进行概括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曾经作过三次概括。　　

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概括。它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　　

在政治上，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问题上以及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为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在军事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规定了服从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的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我们的战争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的条件上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和我之优点，充分地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制定了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其中的第二次概括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这样的概括：　　

“毛泽东思想从它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至是发展着、完整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件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　　

对照我们党“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概括，《决议》的定义和概括好象显得更加精炼、也更加科学。但它只是逻辑形式的更加精炼、更加科学，只是它认为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更加精炼、更加科学，至于它认为是错误的、不成熟的理论，则是毫不手软，斥之门外。例如《决议》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就实行了“金圣叹式”的外科手术。不惟如此，《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形式也是值得商榷的。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在于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态，从而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人类社会之所以是有秩序和有规律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个根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换的。例如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也是。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有时也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换的。例如，毛泽东说：“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毛泽东选集》第314页）“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都为这个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毛泽东选集》第320页）但它们的内涵在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却是准确无误的。将支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称为根本矛盾，将支配人类社会单独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矛盾称为基本矛盾，将支配人类社会单独的社会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称为主要矛盾应该不违反革命导师们的原意。　　

事实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同志已说得比较明白透彻了：　　

资本主义大工业把成千的劳动者组织在一个企业或工厂里做工使生产过程有了一种集体的性质或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以共性质要求把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资本家私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都是从这一个根本矛盾上产生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些矛盾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现在只讲最主要的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个别企业和工厂内的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都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无政府的……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生的的这种制度和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日益不相容了。　　

以上讲了第一个主要的矛盾，现在讲第二个主要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的矛盾。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尖锐的对立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特别到了危机恐慌时期，工人阶级的痛苦就更为加深，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斗争，就常常要发展成革命的危机……（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发展史》第115-119页）　　

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主要矛盾！熟读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艾奇思同志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只不过因为马、思、列、斯、毛等革命导师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而“夫子之道”“今女画”罢了。然而艾思奇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实属难能可贵。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至今仍是“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心有戚戚，却不敢越过雷池。邓力群就自道过他的伤感：　　

《决议》（指八大决议）里讲的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需要的发展，生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毛主席这里讲到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要通过计划去调节，这种矛盾和前面讲的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生产和需要是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内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又是个主要矛盾，两个主要矛盾怎么加以区别，他们相互的关系如何？应该怎样理解，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把握，提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大家一起考虑。（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第27页）　　

马克思主义者大可不必伤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不仅那样说了，而且那样做了；毛泽东不仅那样说了，而且那样做了。　　

对人类社会这个根本矛盾，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做了最好的诠释：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构成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引发生产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因此，在以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根本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的阶级斗争过渡到共产主义。但这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形态。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自然会表现出自身的特殊形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决不像那些形上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这样一步一步走：摩尔根曾经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印度安人尚还过着原始生活呢！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设想过飞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就一步从农奴社会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所以不可避免，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是激烈对抗的矛盾。　　

马克思说：“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　　

有人以当今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一段时间欣欣向荣，反过来革了苏东社会主义命的现实，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马克思的预言破产了。这纯粹是睁眼瞎掰：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走向垄断了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暴露出它的痼疾、弊病和缺陷了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加剧了世界的对抗了吗？难道社会主义不是在重挫后又在曲折地向前发展了吗？难道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在自己革自己的命吗？这些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生产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而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生产着财富、财富集中、血腥贪婪和少数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又生产着贫困、饥饿、悲惨、奴役和多数人的地狱；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生产生产力、生产经济危机、生产阶级和阶级剥削，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生产着社会危机、生产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自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孪生兄弟，就开始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别人的行为到阶级意识的斗争。这个斗争有时激烈、有时缓和，有时对抗、有时非对抗。无产阶级希望和平地废除私有制，取得统治权。“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是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的敌人这样做无非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同上，第一卷，第219页）而且，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比如，梯也尔对巴黎起义的屠杀和镇压：“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同上，第三卷第332页）。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并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毛泽东直接继承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上述关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学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仍然是——或者是他老人家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他创立的矛盾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0页）的观点的科学演绎。他认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矛盾认识过程。”（同上，第318页）作为马克思学生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必然也经历了马克思的矛盾认识过程。那么，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明说，但他老人家不仅分明说了，而且基本是倾后半生之力在加以解决。他分明那样说了。他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比正确：“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的法则——笔者注）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上，第318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374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他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他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经济学家在蒙混过关，被抓到了小辫邓力子。”（群辑《毛主席谈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在一定时期要有一个稳定的边。毛泽东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有的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1961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定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共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因此，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邓力群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毛泽东认为先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发展生产力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是一致的。”（邓力群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建设的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认为，“八大”概括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正确。“‘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转引自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他老人家为什么认为不对，没有明说。我猜想，可能是“八大”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将基本矛盾的内涵阐述清楚，因为按照“八大”的阐述，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老人家不仅分明那样说了，而且不遗余力、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地那样做了。毛泽东牢牢牵住所有制和劳动者权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一牛鼻子，目的是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又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大厦的最终建成。因此，根据毛泽东说的和做的，我们可以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这一基本矛盾，人们不仅感觉到了，而且认识到了，只不过被一种良好的愿望遮蔽住了：这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片面性的认识。首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它反映着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全民与全民之间的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关系，是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互助协作的关系，因而它不会发生竞争、掠夺和彼此吞并的行为，同时，也不会产生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资本主义；其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的生产目的不是为着榨取剩余价值，而是直接为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再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这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和通涨，即不会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通往天国的大道不是良好的愿望筑成的。就在中国人民憧憬着“社会主义是天堂”时，无情的事实却一巴掌将中国人民打回了人间，个别地方甚至跌入了万丈深渊，以致几十年后，中国的右派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仍在大叫大嚷：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饿死人事件！要清算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都在确立的初期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这种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生产这种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这个矛盾运动虽然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并且一般地并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但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更复杂、更普遍，处理起来更棘棘手、更缺少现在的手段。“文革”之所以从革上层建筑的命开始，改革之所以从革经济基础的命着手，其实质都是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旨在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冲突。从这个方面来说，“文革”和改革虽然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和不可调和，但目的和内容却是惊人的一致，因此，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DNA双螺旋结构”，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但需要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且更需要“文革”。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我国，虽然所有制的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更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级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一句话，只要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确立起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只要社会主义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想和信念，只要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仅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型态和专政机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即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不仅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且更要应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综上所述，自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　　

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根本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揭示了但未明确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已经经过社会历史考验，并经得起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考验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天才贡献，而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谬误！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这个专政则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任务非常艰巨，“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在列宁那里更是大大地丰富了起来。他认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必须无情地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必须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必须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辩证地看“按劳分配”，要注意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的缺点，要不断克服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的缺陷，要同新生的资产阶级作顽强的斗争等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已经成为一个科学严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国家学说，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它是更加严谨、科学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它虽然直接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但它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以苏为鉴的结果却是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　　

（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国际共运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A、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国际共运经验和教训的借鉴。　　

首先是以苏为鉴。斯大林在上个世纪19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匆忙宣布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到他逝世前一年才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苏联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实际继承人、无产阶级的叛徒赫鲁晓夫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全面推行“三合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不仅使苏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特权阶层，而且将苏联的经济基础改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而使苏联事实上易了帜，更了色。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也就毫不奇怪、见怪不怪了。　　

其次是以波匈为鉴。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接连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是两起不同性质的事件。波兰和苏联关系紧张的事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事务，可是“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苏联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匈牙利事件则是国内反革命分子与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旨在推翻匈牙利党和国家的反革命事件，可是苏共决定撤退驻匈苏军。波匈事件虽然在中国党正确的斡旋下，很快被平息，但也向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敲响了警钟：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主本义复辟的土壤，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制定的政策不当，必然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则必然会有陷入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险。　　

B、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更主要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无庸置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这一乐章写得非常优美动听，就连改造的主要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服服贴贴，敲锣打鼓”。但是，就在“八大”刚刚宣布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一方面，共产党内地刮起了强劲的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等“五风”，以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另一方面，右派则抓住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失误来了一个猖狂的资产阶级进攻，疯狂地叫嚣“轮流坐庄”，赶共产党下台，严峻的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正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才形成了他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历史已经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低头。历史不会屈从任何权威，但它会向真理低头。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真理。这些成就就记载在《决议》中和一系列记载毛泽东时代成就的文献之中，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和肌体之中。　　

苏东波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证明历史已经向它低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精确地向毛泽东的预言演绎，证明历史已向它低头。　　

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铁的历史面前必然向它低头。胡乔木曾经认为中国“左”了二十年后，但他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思考探索、比较，最终痛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实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邓力群则一直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彭真在归真前认为，苏联忘党忘国开始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证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而邓小平在晚年则几乎得出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理论结论。　　

2、《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阐述的内容值得商榷。　　

（1）《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既不科学也不准确。《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看似科学准确，实则似是而非、大谬不然。　　

回顾历史，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经历了三个时期、三种提法：第一时期是七大的概括，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七大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了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了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的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报告还特别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们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第二时期，是上个世纪1960年代初的概括，即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提法。一九六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显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不仅与我们党前两次的提法具有明显差异，更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具有明显差别。第一，《决议》的定义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世界革命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全面地、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像列宁主义那样不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不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必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不仅创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给予了实际的指导。且无论当年亚非拉如火如荼、风雨如磬的民族革命，就在当今尼泊尔革命就举着毛泽东的旗帜，阿富汗交战双方也都在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可是《决议》的定义却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一笔勾销了。第二，《决议》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原创者。《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这句话虽然是放之四海无不准的真理，但对任何思想、理论性的东西却又是谬之千里的说法。列宁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充当“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列宁在定义马克思主义时，却简洁明了、毫不客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页）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理论上也卓有建树，可是他对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思想必然也只能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但没有毛泽东这位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和创造，就没有科学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思想。然而《决议》的定义却让前前后后中国上亿的党员尤其是让那些列宁所说“白给也不要的党员”也摘得“结晶”的桃子！真事奇事时时有，此事特别奇。　　

（2）《决议》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的逻辑是自相矛盾。众所周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斯大林将列宁主义概括为：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民族殖民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六个具体方面。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把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并列，而《决议》却把相互交叉，甚至包涵的关系进行并列。例如《决议》将政策和策略、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独立出来，试问，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队战略理论，没有政策和策略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底有几斤几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否称得上完善？没有政策和策略，没有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是否能落到实处？这决不是《决议》故意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而是由于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而不得不故意而为之。　　

（3）《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决议》本想按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确立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决议》主观上想实事求是，客观上却很难实事求是，结果过份夸大毛泽东的错误，基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基本否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基本弃置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彻底抛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这不仅将毛泽东思想从“世世代代”要高举起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冷落”、“淡化”、“边缘”的地位，而且为“非毛”、“否毛”、“毁毛”、“去毛”洞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成了真正的伊壁鸠鲁的神，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当今党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混乱，造成在西方“普世价值”进攻下穷于应付、被动挨打的被动局面。　　

三、《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引发的后果　　

由于《决议》过份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套用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词：“那后果是相当的严重！”——这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就是：共产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人民要革命、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解放的旗帜像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是低低的飘扬了。　　

1、《决议》实际上自挖了社会主义墙角。《决议》或明或暗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三天就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就开始了“左”的征程。尔后，又开始长达十年的“文革”全局性错误。这实际是说中国社会主义从它尚未完全确立时起到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都生活在“左”祸里！果真如此，谁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谁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信念？谁还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惟如此，更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依据，因为这些事实是写在党的《决议》上的啊！　　

2、《决议》实际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现在还写在《党章》里，写在《宪法》中。但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并不全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还能辩证地对待并且实际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段时间，如果念叨毛泽东思想竟被认为是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呢！何况党内那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势力早就把毛泽东当成了“政治僵尸”，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邪教”呢！　　

3、《决议》实际上自毁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的旗帜，毛泽东的信仰就是中国人民的信仰，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意志就是中国人民的意志，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是中国人民的共识。《决议》公布后，毛泽东跌下了神坛，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也被摔得粉碎，中国人民的偶像倒了，道德行为也越来越失范了，以致最讲“礼义廉耻”的国家成为当今最“寡廉鲜耻”的国家了。　　

4、《决议》实际制造了党的指导思想难以自洽的难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指导思想曾经排起长长的一字长蛇阵，叫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且，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准备并接纳新形式下形成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加入这“一字长蛇阵”。这真是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奇观异事。这本身就是指导思想混乱的一种表现，因为共产党内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就都有了各有所本、各取所需的理论。这其中的道道人人明白，个个不说。不料，重庆党校的苏伟教授却将这层窗户纸捅得透亮，说得也有趣，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一问题。不过苏伟教授直面现实，实话实说，说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我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苏伟教授相信人性，相信上帝的终极价值，又证明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得加以批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苏伟教授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战对象。可惜，中国一些吃马克思列宁主义饭的所谓专家学者却远在苏伟教授之下的。　　

“人本性自私（看来，苏教授是相信人性论的！），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采取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我们是不是也请回一个上帝？）。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关健的是这弯路走得多长多远？在苏教授那里大概是二十年）。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是不是批判过头了，否定过度了的缘故？）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孔子说要每事问，我们也来个每事问：为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爽快、实在！一个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信念和理论，那不是比社会民主党还不如吗？这样的党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吗？还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吗？）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看来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了？并且这两部分不说是对抗的，也是难以调和的？）。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不知苏教授是真的健忘，还是有别样情怀？因为，改革开放时期，首先抛弃的倒正是毛泽东确立的政治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能继承好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既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既其“工具理性”（不知“价值”和“工具”的层次如何确定？“工具”能替代“价值”吗？）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理论愈彻底就愈能服人，关键是看你的理论彻不彻底、科不科学、坚不坚持，总不能像亚当斯密那样不仅理论分裂，而且人格分裂，所谓经济上为己、道德上为人吧？）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　　

这确实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个课题实际就从《决议》夸大毛泽东的错误，阉割、肢解和腰斩毛泽东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四、应该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最近李锐、胡绩伟、辛子陵、茅于轼等数百名中国的所谓“良心”（他们总是这样自许，其实是中国的狼心）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左派眼中如假包换的右派，上书中共中央，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左”右两派第一次形成了共识。不过名虽相同，实则相悖。右派要求重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拔除中国社会主义肌体上最后一根刺，凿沉中国社会主义之船，驾起中国资本主义之船；左派要求重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要彰显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要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就是要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还清白于毛泽东，树立起“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社会主义走得更好些，走得更稳些，走得更健康些，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旗帜。中国“左”右两派的目的背道而驰，主张却是一致，这表面明中国“左”右两派都感到政治对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中国人民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但绝不拿原则——拿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做交易，以维持表面的团结。事实上，没有原则的团结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因此，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求得党内思想上、政治上、指导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和团结，为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团结，为了重新找回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确实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中国早就开始了这一征程。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进了一步。他在赞成《决议》评价的基础上，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胡锦涛对毛泽东也作出了“毛泽东同志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评价。（胡锦涛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对这些评价，右派自然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但“左”派也觉得胸中气闷、心情抑郁。个中原因恐怕是务实的少，应景的多；落实的少，说说的多。尤其是这些声音早就淹没在“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更加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等等喧嚣声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还没有真正到位。因此，必须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评价。但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事情，而且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了水到渠成地达到全面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我们建议：　　

第一，必须以共产主义价值观引领舆论阵地。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现在是越来越激烈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理解最大的失误就是失去了共产主义价值观领导和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市面上到处可见《厚黑学》、《国富论》、《谁动了我的奶酪？》、《经济学是什么？》，但就是不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人们张口闭口经济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就是讳言社会责任、劳动者权利、公有经济、民生民情；人们张口闭口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坎昆、萨缪尔森，就是难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邓小平也就要被人高高挂起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引领和统率意识形态阵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要求，这也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前提。　　

第二，必须给中国人 准备好精神食粮。新中国有一个时期曾经是红宝书的海洋，这曾经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逆反；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市面上成了西方“白皮书“的海洋，革命导师的著作包括邓小平著作，都难得一见了。要重新评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让人民了解和懂得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现在的情况是：相对于中老年人，由于多年不读马列，已经陌生了、忘记了，好像是“白发宫女忆唐皇”；而相对于大部分年轻人，由于缺乏基本的马列主义常识，则好像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应该有计划地出版和再版一批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建议出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全集》。这既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又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第三，必须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存空间。在当代中国，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实就是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高扬共产主义的旗帜。奇怪的是，在当今中国宣扬毛泽东思想，倒像是中世纪走出来的红毛怪物，成了反对改革开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必须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要立法严厉禁止和打击故意诋毁、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要实事求是地澄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几个关键阶段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广大群众；要开辟舆论阵地，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又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　　

五、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庸俗化、机械化运用过毛泽东思想，《决议》在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虽然以偏概全、庸俗化运用毛泽东思想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但被阉割、肢解和腰斩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也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那么，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呢？　　

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即毛泽东的哲学，是成熟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精神也即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亦即毛泽东思想阶段。　　

这个定义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特征、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具体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辟而科学的剖析，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而且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结论，共产主义不仅将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而且将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终极制度。马克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民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74页、第66-67页）。正是人类社会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造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因此，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它的思想家将其描绘成是怎样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是怎样的“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赋人权”，“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页）而与资产阶级相伴相生的无产阶级除了劳动的双手之外仍然是一无所有。　　

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个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工具。一句话，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首先取得胜利。　　

②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精辟而科学地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一国或数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组织部分的基本结论。　　

列宁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由于它的寄生和垄断，必然造成财富的集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必然造成世界殖民地的被加速分割，必然加剧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也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单独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是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在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巩固和建立社会主义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论断。　　

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深刻而又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规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规律，极在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最基本国情出发，并通过对这一国家和社会形态深刻而又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争道路的规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夺取全国胜利既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的规律；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力量和平赎买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变个体农民为集体农民，变个体手工业为集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后，通过对中国国情全面而精辟的分析，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把握，又揭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规律，等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将毛泽东思想推向了人类思想上一个新的高峰；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活的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实际之“的”的最佳射手兼教练。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民主革命之“的”，射得准，射得精彩，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而且受到他的敌人的真心佩服。毛泽东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的”的准头如何、精彩如何至今尚有争议，但公正的历史必将证明：毛泽东射得照样准、射得照样精彩，不仅得到他的人民的真心崇信，而且得到他的敌人的钦佩。毛泽东之所以是中国独一无二、独孤求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佳射手兼教练，就在于他灵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并将其变为自己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是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髓的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在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主要择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主要择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六个字，这样就把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纷杂繁芜的状态用这样一根红线串联起来，清晰地呈现在人民面前，让人民知道如何趋避，如何奋斗，为什么而奋斗。毛泽东更是践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毛泽东早在他求学的时期就以游学的方式开展了社会调查。国民革命时期，他通过翔实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报告热烈地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经济上和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等。革命行动“好得很”。“好得很”是毛泽东实地调查的结论，也是对“从中层以上社会到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的反击，因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16）并且初步提出了武装农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思想：“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从而如何对待农民成为衡量是否革命的尺度：“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同上，第13页）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宣言书——《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宣言书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了解中国情况和各种实际情况，就要开展调查，就要调查“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等社会阶级”；调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会有发言权，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部宣言书“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上级指示神圣化、教条化、宗教化”，以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明确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延安整风首先整顿的就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文风，主张和发扬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跃进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受到挫折，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大跃进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读三本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学研的结果是基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他垂垂老矣、生命将尽的时候，仍然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这就是联系当时实际作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挖掘、探讨和运用。正是毛泽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包括它的活的灵魂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它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三个基本方面。　　

3、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科学。毛泽东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向壁虚构的什么理论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并且总是走在历史前头的实践的学问。它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没有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没有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土地革命战争，就没有中国武装斗争道路理论；没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思想又是站在历史之巅的理论。它是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作出的合符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反过来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以精确的指导。“它是站在海岸眺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帆船，它是站在高山之颠远看东方之光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不仅能精确预见到事物即将发生的趋势，给革命以现实的指导，而且能预见到事物长期的发展趋势，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长远的指导。　　

4、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动向导。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个实践固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或者说毛泽东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世界共运发展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必然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并不妨碍制定世界人民革命的原则和纲领，这是因为各国的具体矛盾和世界的普遍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世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对立，决定了当今世界决不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巩固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个国际共运的革命原则，既不是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和内政，也不是输出革命，而且也输出不了革命；不仅不妨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而且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和向导，而且还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动指南和向导。　　

5、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新的高峰。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就是对必然和自由的认识，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指事物的规律，所谓自由就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并用认识了的事物规律来指导人们、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事物规律之所以能够认识，就在于事物就是矛盾；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在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于矛盾的相互转化和发展。事物规律之所以能被认识，就在于人类社会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在于人们必然要开展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就在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能动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现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页）。但是，无产阶级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人民大众的认识论，这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这就必须明确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制定出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纲领、路线、方针、措施，用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实际行动。并且，只要人类的历史不完结，人们的认识就不会完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因此，自从毛泽东哲学横空了世后，诘屈聱牙，酸涩难啃的哲学成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哲学，象牙塔里少数人的哲学成了山野草民、人民大众的斗争；多元的哲学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认识论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成了真正认识世界并且能动改造世界的哲学，并且在毛泽东那里人类自然和社会历史是那样的简约明白，而又牢牢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本质、方向和发展前景。毛泽东的哲学不仅是当代人类思维的最高峰，而且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新高峰。　　

6、毛泽东思想是共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仙逝已经三十五年了，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怀念更真挚、更深沉了，为什么？这固然是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散发的巨大征服力量，固然是毛泽东的功绩比天高、毛泽东的恩情比海深的巨大感戴力量，同时，还在于毛泽东亦圣亦王、完美无缺的巨大人格魅力，尤其是他身体力行和积极倡导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集中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是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精神；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就是孜孜以求、不懈奋斗、上下求索、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错必改的精神；就是体恤民情、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是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依归的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就是临危不惧、嫉恶如仇、忍辱负重、视死如归的精神。毛泽东树立和倡导的先进人物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质。张思想、白求恩、马锡五、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罗盛教、杨根思、雷锋、王杰、杨子荣、焦裕禄、王进禧、陈永贵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荣耀，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品质。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共产党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格。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共产党精神，就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重上井冈山精神。共产党的这些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精神风貌，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一以贯之地不屈不挠、不懈奋斗的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共产党先进人物的精神、共产党的精神，已经作为人类最大气、最美好的精神融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7、毛泽东思想是最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文化。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不仅征服了他的人民，而且征服了他的敌人；不仅征服了中国，而且征服了西方、征服了世界；不仅征服了当代，而且征服了未来。一个世纪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现代白话文，用胡适的话说是“毛润芝完成的。”中国大陆的现代话语就是以“毛语”——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为主流，文言文和从外国引进的学术话语以及港澳话语均为支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为伤感和忧心的东西。例如，被美国政府支持的海外中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刊登的一篇编辑部的文章《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就既万般无奈，又无限感叹地写道：　　

“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竟然还是毛式话语体系。那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语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同其精神引发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毛泽东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主流，就在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这一点既让他的信奉者顶礼膜拜，更让他的敌人自叹不如。例如，反毛专家李锐曾这样感叹：毛泽东的文章中“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满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成百条成语典故。”反动右派朱学勤对他的自由派朋友中侈谈文化的人说：“你们讲文化哪一个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之所以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就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科学的态度、批判的继承、彻底的改造。”毛泽东一再强调“清理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他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就在于他吸收了现代西方和世界的优秀文化。首先是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张把中外文化成果结合起来，并赋予独特的民族形式。他说非驴非马也可以是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就在于他创造了中国新的文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是毛泽东文化的最好的著脚。　　

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即不但深切地影响了中国，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普遍认为他改变了世界及世界未来。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在他的《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一文中写道：“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9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小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西方著名思想家如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人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　　

8、毛泽东思想是在与谬误和错误作不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真理。现在的毛泽东思想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又是一个空洞无物、歪曲了基本事实的定义。无疑，任何人不可能穷尽真理，毛泽东也不能幸免；无疑，毛泽东思想中有党的先驱和毛泽东的战友们的某些功劳，比如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就曾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的思想，这简直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这个定义无疑忽视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中的主体作用。毛泽东思想主要的、基本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只有这样的巨人才能创立影响和改变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和文化。这个巨人只能是毛泽东，别的人恐怕没有那样的理论素质。因为我们到现在尚不知道党的先驱者和毛泽东的战友兼学生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结了多少晶？结了什么晶？份量占多重？我们只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气派、毛泽东的思想。二是忽视中国党内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危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使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李立三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理论造成红军重大损失；而王明的“为中共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理论则简直葬送了整个土地革命的成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理论曾让毛泽东的命令出不了他住的大院。建国后，刮起的“五风”尤其是“共产风”理论则让毛泽东树起的“三面红旗”遭受严重挫折。正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理论和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才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与各种谬谈和错误中发展和成熟起来，而且事实上已成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实行第一次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现实性和长期指导性的关于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个理论征服了它的同志，也征服了它的对手，这固然是“事实胜于雄辩”，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这一理论和策略做了最权威的诠释；更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本身就是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决议》中却有了一些问题，《决议》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做了这样的概述和总结：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多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显然，《决议》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严重缩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仅只剩下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科学、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竟只抽象为“两个认为、一个依据”。不惟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专一理论共同构成为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试问，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如果抽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具体的某个方面和领域的理论，还剩下多少？　　

不惟如此，《决议》还实行“举起自己的左手打倒右手，举起自己的右手打倒左手”的“戴季陶主义”。一方面，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等理论独立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之外；另一方面，这些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理论又成为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的具体内容，这些某一具体方面或领域的理论竟成了本然而又超然的东西。　　

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梳理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人们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在同样实行“戴季陶主义”的二00八年版大学教科书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大大地丰满了起来。在那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钢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得到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　　

教科书在形式逻辑和历史逻辑面前接近了真理，我们主张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不过它更加丰满，也更加具体。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科学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送来了行动的指南，也送来了“教条”；不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送来了机械的、庸俗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页）才终于形成科学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四个阶段。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钢领，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之上，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失败也使党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任务，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但在提出这一宝贵思想的同时，却忘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但这个宝贵的思想既没有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卖革命大，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思想和体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党的七“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总结和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随着王明路线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陷入了失败的深渊。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成熟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走向成熟。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这些实践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艰苦卓越的中国革命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生动活泼的事实材料。可以说，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就不会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就不会有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天才概括和总结，又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成为系统的科学。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不但进一步发展，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剪了彩、奠了基。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展开了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场较量以共产党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而结束。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新经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使中国革命的上篇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与中国革命的下篇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任务相区别，又使中国革命的上下篇在它的理论形态上成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和向导。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南和向导，就在于它是中国革命的望远镜、显微镜，有着惊人的预见能力和行动能力，就在于它是真理、是科学，依照它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政策行动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违背它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政策行动，就会陷入被动、归于失败，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料事更如神，就在于不仅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副望远镜和显微镜，更在于他创立了中国革命土生土长的科学的一副望远镜和显微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自从中国革命有了这副科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国人民就总是站在历史的前头，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了。例如，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境内忘国论、“速胜论”盛和，毛泽东通过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范围内的总的态势，指出“速胜论”是不可能的“忘国论”，是没有依据的，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又比如，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时刻，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能打败飞机加大炮并得到美帝国主义倾力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但毛泽东通过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国共两党及国际形势后，指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党不但能够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而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打败它后来的历史，几乎准确无误地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和设计前进，中国革命正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之下，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策略，两者因在这个理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这个理论就如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体系的灵魂和血肉，起着指挥的作用，这个策略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四肢起着执行的作用——而作这样的区分，而事实上他们的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一切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理性认识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范畴。这个理论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关于中国革命实践而产生的毛泽东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灵魂；第二是关于中国革命实际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应用理论，它是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躯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前途的认识；三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血肉，它主要体现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四个方面。一切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每个阶段的任务而制定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论，还是策略，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不仅对中国革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有着指意和借鉴意义，并且，由于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是世界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同党，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内涵丰富、多姿多彩，如前途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应用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三个部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哲学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它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臻于成熟。其代表作就是他的《反对资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持》等著作。毛泽东的哲学是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又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　　

1、毛泽东的哲学是革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哲学之所以是革命的实践的，首先他是站在马克思列宁等巨人肩膀之上而又革了巨人的命的哲学。　　

在马克思那里，把颠倒了的世界观颠倒了过来：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变成了唯物辩证法；不是什么“绝对理念和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把混沌的哲学任务变成了有明确目的哲学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而把哲学无产阶级作为物质武器，开始了无产阶级改造人类与自然的征程。这真是人类思想史上开开辟地的大事。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躺在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上，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革起了一般哲学的命，而且革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拿，它确立起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从而革了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了否定三大规律，斯大林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了否定和普遍联系四大规律的命；他确立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和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的规律。这不仅直接革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命，而且还在革当代那些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命。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态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这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6页）他确立起哲学就是认识论，从而革了恩格斯、斯大林“哲学多元论”的命。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实践第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们实践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产活动，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毛泽东认同马克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判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返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页），因此，毛泽东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它的内核是唯物辩证法，但它革除了唯物辩证法多元论，确立起了唯物辩证法认识一元论，山沟沟里毛泽东不仅出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毛泽东的哲学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这个哲学不是来源王阳明的苦思冥想，不是来源于“中国桌子的跳舞”，而是来源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源于生动活泼、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既是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又是唯物辩证法所要解决的哲学命题。毛泽东严正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要是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116页）这些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已经这些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基本确立起他的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哲学思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将中国革命的问题给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完成了他建立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哲学使命。毛泽东认为，事物就是质量，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调查研究就是分析矛盾，分析矛盾就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我们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中国革命就要调查研究“中国社会”这个矛盾。“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历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2页）就要分析和抓住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就要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领导力量，就要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各个特殊阶段的矛盾。”“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几若干特殊阶段，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些阶级中，它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等等特殊的情形。”（同上，第315页）就要调查研究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形式，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同上，第170页）等等。因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这一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仅成就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理论实用理论，同进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毛泽东的哲学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　　

3、毛泽东的哲学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既是为无产阶级的终极利益服务的，又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服务的。毛泽东用他创立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弄清弄懂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弄清弄懂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制订出了一系列合符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纲领、原则、方针和政策，将中国革命推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的哲学不是香斋里的学问，而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行动的指导和向导。　　

4、毛泽东的哲学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哲学，既是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又反过来给中国革命以现实的指导，因而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应用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认识或看法构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应用理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等理论。　　

1、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理论。　　

总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领导力量。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内容。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五位一体”的理论。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问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足见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者说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近代中国遭受的最大压迫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自从一八四0年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坍了大清帝国的大门，帝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是无尽的战祸和灾难，迫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通过野蛮的战争，不仅控制了近代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妨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推翻帝国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　　

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见帝就反，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反对主要的敌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美日帝国主义，反对的是美日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敌人则又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对的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了。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反对封建主义，就是在经济上要消灭土地地主所有制，在政治上要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列强”、“军阀”，“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7页）。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依靠帝国主义，通过国家垄断金融，滥发纸币和国债而疯狂侵吞财富，通过国家专卖制度控制大量商品和物质而大肆牟取暴利，通过超经济的特权，垄断特殊行业的经营权而压迫和兼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对民族、工商业巧取豪夺，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成为中国革命对象。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也在变化。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社会阶级。它不仅伴随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而且伴随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　　

它是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议、军阀、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8）它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毛泽东曾经不仅多次热情地沤歌中国农民，而且多次指出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写道：“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7-1088页）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最可靠的同盟，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因此，他们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民族资产阶段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造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因此，它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3）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分野。　　

资产阶级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在　孙中山　先生领导下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去了，　孙中山　先生在苦闷之时，苏俄革命给他树立了典范，共产主义的列宁向他伸出院援助之手，中国共产　党成了孙　先生的真挚盟 友。于是，在　孙　先生重新诠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一时使中国革命欣欣向荣，面貌一新。但是，随着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背叛，中国民主革命的果实很快落到蒋介石、汪精卫手里了。这证明，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和本身的强大性，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其及政党肩上。　　

中国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不仅有一般无产阶级的特点，而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摊，而且还具有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受到“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它分布比较集中，它大部分出身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它一走上历史舞台，就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从而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降大任、自然而然得来的，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的。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中国革命的实践彻底证实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的领导力量。　　

（4）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前途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革命的任务是为终结这个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推翻这两个敌人的民族和民主主义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既然这个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朝代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页）“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级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体育场的，以在第一阶级上阶级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和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4页）“这个革命亦使之发展到第二阶级，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同上）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纲领是旗帜、是号角、是方向。一个政党的钢领就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的基本钢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的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三位一体”的纲领。　　

（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一方面和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5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上）。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同上）。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步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因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各种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　　

（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财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在民主革命整个时期都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形成了成熟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所有，这是新民主义革命必然题中之义。“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的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同上，第678页）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富有特色的内容。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同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欺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济成份，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具有积极作用。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但这种保护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　　

（3）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义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708页）文化工作者要用革命文化教育和武装人民大众，使它成为人民大众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又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创作的源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面。总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9页）。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才终于找到正确答案的。　　

（1）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国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并发生发展？实现这个转变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就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失败，让毛泽东将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指向了农村。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相继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的发展应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这要有利于作战的地形和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数年之间，中国革命不仅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三大革命根据地，而且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则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毁于一旦。　　

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同志也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同盟军长期占据着中国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占据着强大的优势。中国革命要想坚持地奋斗下去，革命队伍要想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决定胜负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对抗强大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地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中国革命自开辟自己独特的武装斗争道路以来，一直都是具有自己地盘即根据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虽然遭受过重大挫折，但最后不仅占领了广大的农村，也占领了城市，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关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叛卖革命，也由于陈独秀的城市中心论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内容基本是空中楼阁。只有在我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土地革命的问题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等同志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这个土地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土地改革，重心是发展农村经济，中心是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　　

土地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其基本任务是：变土地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是这一关系的形象概括。但是，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等剥削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维护他们的土地和所得利益，他们必然要表现出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形成一整套适合中国土地改革的理论以及它的实现形式即路线、方针、政策等。在毛泽东首创和领导下，我党逐步创立了成熟的土地改革理论和形成了比较切合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实际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纲领。土地改革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苏维埃土地法》、《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及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著作中。　　

土地改革的基础是正确地划分农村社会各阶级，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是十分简明而实用的。　　

关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　　

关于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一部或大部分……。　　

关于中农。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关于贫农。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于工人。工人（雇工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毛泽东那里，土地改革的理论原则基本没有改变，但其总的方针和总的政策却随着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变化。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基本实行的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停止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进一步完善和实行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具体地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确立的路线原则方针、政策为例。　　

土地改革必须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制度改革前的债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　　

土地改革必须确定合符实际的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土地改革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由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　　

土地改革必须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理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及经济与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到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争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方法》、《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兴国调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发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与大运动的重要性》、《关于工商业政策》等著作中，以及他在井冈山时期写的《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的专著中。毛泽东的农村生产关系理论是独创的和首创的。在他亲自主持和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等早期土地法规中，就体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变地主封建的土地关系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关系，以达到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的目的。　　

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和独到的。那就是：第一“组织起来”。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倡导开始农民互助合作，将农民组织织起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可以说是毛泽东不懈的追求。第二，以粮为主。多措并举。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认为，“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2页）第三，改善条件。促进工农业生产。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热忱讴歌了农民创造的十四件大事。土地革命时期就鼓励农民种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地、推广技术、培育良种；抗日战争时期之后，则发展成一整套的旨在改善生产条件的方针政策。第四，发行货币，推行公债。第五，调剂剩余缺，开展贸易。第六，履行节约，增强财政。“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是，财政的支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4页）。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财政成为毛泽东财政工作一贯的基本原则。第七，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页）。　　

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政权建设。毛泽东根据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不同的阶级关系，形成了土地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3）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实现全国胜利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手段。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于外，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于内，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独裁统治，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由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因此，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人民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争、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法宝者、武器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加上党本身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三个最主要的武器。这三个最主要的法宝或武器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法宝或武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故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3页）　　

（1）关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分子的联盟，主要的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阶级还包括与爱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的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此，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它是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这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使然。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则占少数，阳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因而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使然。“（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也即武装斗争是空前残酷和激烈的，没有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没有各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要想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又其次，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共同的利益使然。近代中国诸多矛盾纷繁交织，虽然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两个主要矛盾相比，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能不占首位，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例如，当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中国共产党就毅然抛弃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十年血海深仇，与国党蒋介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了“无无分南北，人无分志幼”的全国抗战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威胁到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生存，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两个敌对的政党，代表着中华世族不同的发展方向的两党终于走到了一起。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使然。中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没有自己的丝毫的私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他不惜为与魔鬼结盟，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难道还有任何政党、团体还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胸怀和品格吗？　　

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随着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不同，依次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走向了成熟，形成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解放区政权“三三制”的原则，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的策略方针，必须　　

坚持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和解放事业。　　

（2）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审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04页）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好战，而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地主、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空前的强大、凶恶和独裁，它不给中国人民以丝毫的权利和自由喘息的机会，它逼迫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枪来与自己的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革命的人民也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同上，第610页）　　

要坚持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一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人民军队。没有一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这个宗旨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力量所在，由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空前的波澜壮阔、斗争的环境空前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手段空前的残酷无情，“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空前的军事思想，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至今尚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3）关于党的建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既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既便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像人的生长规律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有他的从不成熟到比较地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成长过程，不会自动地成为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成为中国人民民主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各种上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必然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党，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这些情况决定了澡的建设任务繁重艰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的主要经验，通过不断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4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主事业的核心力量，并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过程既是自身“强身健体“的过程，又是党的建党理论不断成熟和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成熟和科学的党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明确新民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纲领、根本道路和主要武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一般应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　　

刘少奇在他著名的《论党》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即当时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和发展了八个方面的具体理论。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需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澡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论党》第22-23页）这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作的具体划分。从现在回望中国革命历史，从人们对人类社会通常作“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分法划分的通例，从中国革命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动，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事实等角度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的军事理论。显然这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经济理论、文化理论不同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前者是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运动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后者则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的一般纲领，二者有共同的内容，但有基本的区别。民主主义的具体理论也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理论，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成果进行纵断面的概括和总结，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成果进行横断面的概括和总结，二者相互交叉、互为外补充。　　

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中国革命的最大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就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武装夺取政权及巩固政权的理论。　　

（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又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科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用事实给予了回答，毛泽东在理论上也给予了科学的回答。这个科学的回答就是科学地系统地解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为什么能领导和党怎样实施领导等系列回答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理论。　　

甲、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3页）。毛泽东又指出：“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59页）中国革命的性质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由孙中山转到毛泽东、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就有历史的必然。这是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中，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但是这个历史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天赋党权”，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主动争权”而得来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曾在中国革命中起过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上台了，他利用人民对孙中山的国民党胜任，取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却在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时，却把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一个巴掌打了下去，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自己的同伴，擦干自己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征程。　　

乙、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实施坚强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领导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同时具备上述两个领导条件，是因为不断地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并且是以科学的、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指导党自身的建设，使我们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第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根本和基础。“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它还是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同上，第 页）“只有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亿，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最后，它代表和反映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同上第905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开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 页》因此，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树起“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不仅是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提供思想基础，也是党对中国革命实施领导的根本基础，因为这一个群众路线确立起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本原则，为党制定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提供了保障，为正确地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指针。”　　

第二，毛泽东的强调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理论为全党的团结提供了思想、认识的统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建设理论特别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特别强调中国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日益结合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领会，特别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党主义的信仰、无产阶级先锋人的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个思想建设理论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27页）“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页）世界上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无阶级或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任何人加入共产，他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变成无产阶级的。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基本的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这个思想建设理论注重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精神的总结和确立，中国革命是伟大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涌现了无数的可歌哥泣的英雄人物，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毛泽东十分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政治品格和精神主要的是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同志无限的热情、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总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革命事业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除，就挖山不止的精神，以及人民军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不但激励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更激励了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这个思想建设理论强调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正是使我们党达到空前团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语不仅成为我们党的新的作风，也已成为我们党思想建设的一项制度。　　

第三，毛泽东的强调政治上建党的建设理论为党保持了政治和任务的高度统一目标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不是不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652页）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每个共产党人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也有它的根本政治目标、政治任务，这个政治目标和任务一言以 之，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立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在中国革命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也有自己的主要的政治目标、政治任务，例如，抗日战争后期，我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和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出现转折点后，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和主要任务成为中国现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7-1288页）每个共产党员也应以此为号角，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在中国革命每个具体时期、具体阶段的某个具体方面，也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和具体的任务，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同样需要每个共产党员采取脚踏实地的态度为此而奋斗，绝对可能半途而废。党确立的中国革命的总的政治目标和总的任务、基本政治目标和基本任务、主要政治目标和主要任务；具体的政治政治目标和任务，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实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作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之而奋斗和努力。并以此为号角、为旗帜，使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的强调从组织上建党的党的建设理论为党保持了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原则，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列主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7页）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又是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民主集中的办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没有民主就不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没有集中，就会导致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从而造成革命工作的失败。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就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强调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 先进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全党都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窄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员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7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领导革命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合格干部，革命的政策、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人民革命的局面才能出现，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没有干部，党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完成中国思主革命的任务。　　

党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成为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　　

党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理智。　　

党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辨别方向，在对敌斗争中和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两党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有了坚强正确的党，没有正确有效的领导，同样不会率领人民群众前进，同果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之所以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如纲、真理在手，而且是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对全国人民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第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真理和道义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思想领导，它首先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赢得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工大众一般无权和获得解放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尽管它的敌人在不断地漫骂和底毁，但在历史的磨砺加却愈来愈显现出真理的光辉，尽管是从西洋舶来中国的东西，但他同样是关于解放中国人民大众的学问，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个学问，从此就用这个学问指导中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其次，它举起了中国特色革命的旗帜，即新民主主义的旗帜，赢得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内涵丰富，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欧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在俄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以社会主义统领资本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两面旗帜既是理想又是现实，举得很高，很高，立意却脚踏实地。在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中，不仅确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且用这个指导思想既解放了中国的民族革命的问题——“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资本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问题——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变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农民群众所有，从而赢得农民，进而赢得中国。反观中国国民党蒋介石虽然拥有全国政权，内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外有欧美帝国主义的扶持，历史的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　　

第二，共产党高举起“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的旗帜，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组织领导。它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证了党的团结和坚强有力。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所自居正统、自以为中国无敌，但由于一屁股坐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不数年功夫就滚到台湾岛上去了。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胜，胜在真理和道义的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失败，首先也败在没有真理、没有道德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真正分毫不爽。　　

第三，共产党高举起民主革命纲领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政治领导。这个正解的有效的领导，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作了比较集中的概括和诠释。“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呐喊的领导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摆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这就必须扩大党内生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把党团结起来，把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紧张的领导核心，其次，它在人民军队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的领导，毫无条件地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毫无价钱地执行人民军队的严密组织纪律——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纪律条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个人民军队的严密纪律，这体现了人民组织集中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同上第529页）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正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使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进而无敌于天下。再次，在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把“坚持党的独立性”与“坚持统一战线”统一起来，在国民党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的情况下，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泽东的理论观点让人感叹，不禁佩服之至。“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权，不但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没有问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整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的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捎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同上第524-525页）这就不仅堵住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嘴，而且堵住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谬论的传布，同时让国民党这个专吃磨擦和反共饭的党无话可说，保证了党对抗战工作的领导；最后，党对政权及共青团、妇联、民先、抗先等群众组织实行直接领导，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　　

第四，共产党高擎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使共产党员成为中国革命的脊梁。它首先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因此，党的一切重大任务就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干部，“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同上第526页）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干部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爱护干部，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工作能力上不断提高；就是要帮助他们总结成功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就是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对待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其次，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先锋模范，毛泽东论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又是对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刻划。“共产党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军反党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谋私利、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仅、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要敬的，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无不都是民众的学生。　　

中国革命不正是这些共产党人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吗？不正是这些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吗？　　

第五，共产党人高擎起为人民谋幸福和利益的旗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它首先实行了人民民主。让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根据地的人民知道和拥有了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其次，它忠实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实行减租减息的民生政策，在民主革命中实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从而赢得了农民，也就是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创立和实施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方式、方法是解决问题重要一环，是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主体内容，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129页）　　

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概括和总结了一系列的领导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第一，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　　

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领导方法。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是指导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也新的指示普遍地指导群众，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第三，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必须采用的另一领导方法。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　　

第四，分级负责。“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动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　　

第五，突出中心，抓住中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以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以上引自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第六，要掌握澡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指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以上引自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444页）　　

第七，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方法。他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意愿出发，既使是群众在客观上果真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客观上都还不愿意改革的情况下，也必须耐心等待，直到经过工作，多数群众自愿改革后，才去实行改革，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3页）　　

第八，关心群众生活的方法。“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　　

第九，调查研究方法。“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工作范围的各部各地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经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页）“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的（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同上第1480页）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成果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国事实上给予了回答，而且毛泽东在理论上也给予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这个科学系统的回答就是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级、第一步“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甲、人民民主专政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对中国的红人专士为寻求真理，拯救中国，追求独立，求得富强作过生动的描绘：“列宁在一九二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革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主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寻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学习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德很少学，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1476页）这岂此是描绘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分明是在评说中国为什么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　　

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准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其实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不仅是列宁的结论，而且是历史的结论；不仅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且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就是战争。对此，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作了新的阐释。　　

“战争是欧洲的基本主题，而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战争债务和借贷关系，则是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基础。　　

总起来说，现代民族国有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银行家以信赖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而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韩毓海《五百年来准著史》第221页、第231页）　　

显然，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老祖宗将战争作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手段，则帝国主义将侵略和战争当作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了。当然这里的侵略和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战争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文明的或武力的，军事的或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各种形式。　　

显然，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保持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对帝国主义各国是最有利的，中国反动政府成为西方列强的财富运输大队长、利益看守人，而西方列强又维持了对中国的统治和实际控制。　　

显然，西方列强是不会将它们富国强兵的真经传授的，而它们的所谓真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想学也学不到，并且没有条件学到的。当年德国人李斯特曾经这样评价英国人：他们爬上了财富的高楼，却将登上财富高楼的楼梯抽下，对落后的中国大抵采取的就是如此的伎俩。　　

其次，是中国的反动派不允许，中国革命、任何革命都是先进的阶级对落后的阶级、新生的阶级对陈旧的阶级、进步的阶级对反动的阶级的反动，因此，必然一是满清政府不允许，它本来是中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自从一八四零年以后，“量中华之财力，结万国之欢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后，就更不允许中国社会有些许进步了；二是北洋军阀不允许，他们本来是依靠依附满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起家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更对中国民主革命磨刀霍霍，更不许中国人民革命了。三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不允许。国民党曾经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但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政权、党权、军权以后，就置中国人民于死地，国民党怎么样？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占，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3-1124页）后来，果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用三至六个月解决共党问题，不料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解决了。这个党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年之中，口衔了总理遗嘱，却从来没有实行过一分一厘总理遗嘱；自奉三民主义信徒，却没有施行一丝一毫三民主义，哪里容得中国人奋起革命呢？　　

再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同上，第1471页》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最后，“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什么？就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归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民族民主革命，尽管异常强大的中国反动派不准革命，但中国革命似火般的燃烧起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同上，第1471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乙、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内容。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级、第一步的政治成果，就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级，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则“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第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是元相。“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工人阶级完全胜任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级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同上，第1479页）　　

第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第四，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当时人民民主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是人工、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就是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变土地封建主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保护民族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机器，不仅现在不能取缔，而且还要强化。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这就必须强化“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同上，第1475-1476页）　　

第五，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作用。它首先是以国家消灭国家，借助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行大同。（同上，第1476页）其次，对人民实行保护。“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线上来，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主义社会前进。”（同上）最后，它是压迫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工具，但不是压迫反动阶级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工具，而是改造它的工具。“对于反对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增，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同上，第1476-1477页）　　

第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少数民族问题。它首先是帮助各少数民族自求解放，并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次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获得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军队；又其次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第七，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外交。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导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外交关系。其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当时，主要是联合苏联，给我们以国家援助；最后，将来还是要和欧美做生意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英美国家为了解救自己的危机，可能也会“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成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一部中国革命史实质是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它在理论上实质就是解决“中国革命为什么是武装斗争，开展怎样的武装斗争，怎样开展武装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博大精深、美妙绝伦的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后面将作专门浅析。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信条，它像长空中的孤雁骤然临立于《新民主主义论》之中，但这既不符合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现实——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写、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看，还是从人口看看，都是“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多少资本，又没有多少外援，却要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一个后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个的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写也了一批经济学著作的，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其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是他的代表作。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可能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也不屑于更无必要去构造什么福利经济学、竞争经济学，它只能是立足于解决战争经济的实践的具体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济理论就是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战争经济统制理论。　　

①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统计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请看，他说：“举例求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种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行各业之间内部的阶级情况。”（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不正是各阶级拥有的生产资料——难道不正是现代经济统计的内容吗？　　

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技术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要开展合作讨论式的调查。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品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5）要亲自出马。　　

（6）要深入。　　

（7）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淳淳教诲，诲人不倦，真的照此办理，任何人不可能不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　　

②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实践的货币商品本位理论。　　

毛泽东没有这样说，但分明那样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不是讲它的阶级属性，而是指他的经济现实：既没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多少储备货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上取得它的地位，斯诺《西行漫记》的奇迹。原因是毛泽东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守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了》中以此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东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东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大筐小筐里金银珠宝之下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居然保持了纸币币值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了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苏区货币商品本质制比布雷顿轰村体系解体早近四十年呢？　　

③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民权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论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雄辩地进行了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质执行人。它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产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④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战争经济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针对日军对非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同上，第929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有一个“论经济的几大关系”，即“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首先，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的，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示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第三，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人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在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第五，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否随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红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在财政内部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民谓“节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提的在“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间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同上，第895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战争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及时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思路，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革命前途的较量，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较量，国共两党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关系文化的较量。回首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自认为能决定中国之命运，中国的大多数人也是相信蒋介石能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因为此人手握深耕中国社会五十年的国民党，口衔“三民主主义统一中国”的天宪，攫有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座拥数百万虎狼之师，背倚独孤求败的美国帝国主义，头上又戴着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桂冠，言其有席卷天下、包举守内之力，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势盖为不虚。毛泽东以蒋为师也写了“中国之命运”，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其实，共产党和毛泽东是蒋介石的祖师爷，因为自共产党成立那时起，就一直在写“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想与国民党联合，却不够与国民党联合的资格，在国民党看来，也在中国大多数人看来，共产党不过是兵微半寡、势力单薄的李自成式的“草寇”、“山大王”而已，可是，共产党这个李自成式的“草寇”、“山大王”却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古脑儿将蒋介石赶到台湾岛上去了。至今许多人当不明白，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丢掉了中国大陆。国民党蒋介石不明白，那些与国民党蒋介石抱同样观点的当代人是永远搞不明白的，因为他们看似文章满腹，共实却胸无点墨，共产党看视胸无点墨却坐拥和创造了中国现代灿烂文化：因为正是共产党解决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一切“现代”政治都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的统治，国民党的政治资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革命的“三民主义”来的，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代表工农利益而来的，等到国民党完全沦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时，它的政治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共产党则正与其相反，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李自成式“草寇”般的共产党都真正是替天行道的“王者”之师，不惟如此，共产党从理论上证明了革命得虽然在政治经济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但可以通过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认同，即取得文化领导权赢得人心，打败敌人，孟子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伴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大概与之异曲同工。不惟如此，共产党的文化，正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不仅为人民大众所拥有，也为人民公众所创造，共产党的文化正是科学的文化，它以共产党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代表了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共产党的文化又是民族的文化，体现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王者师天下无敌、文化之师、不战而屈人之兵，国民党蒋介石之败不正是败在他们没有文化吗？共产党之胜不正是胜在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吗？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现在文化理论上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从其基本内容上说，就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化主体理论和文化艺术理论。　　

甲、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国共两澡之争虽然也是政治、经济、军事之争，但根本的是有决定意义的确是文化之争，因此，创立什么样的文化和文化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就成为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的文化理论首先是确立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在毛泽东的文化视野里，文化既是指反映政治、经济，又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意识形态，又是特指文学艺术，但主要的是指意识形态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代观念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663-664页）“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上，第694页）因此，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通过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改造国民的思想和性格，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确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进而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合法性，以至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合法性——这真是漫长而又深刻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不仅开好了头，而且做出了美仑美奂、感人肺腑的文章，即唤醒了民众，重新树起了中国人民自信力和创造协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其极其深刻的内涵，韩毓海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　　

“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蔹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腐朽。毛泽东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而不是紧跟中心工作传，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因为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黯哑的领域。”（因此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　　

因此，在韩毓海先生看来，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给工农劳苦大众安上一个“人民的即共产主义”的灵魂，从而在人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党对中国文化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这实际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的：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它是共产党不懈奋斗和加强自我建设得来的。第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就保证了中国新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因为“因为蒡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6页）第二他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文化路线，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条正确的文化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第三，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一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单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第四，他从土地革命入手，建立起中国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抓住了另革命的实质，赢得了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又是在同国民党的激烈较量中取得的。国民党也是“文化团体”，有过陈果夫的“唯生论”、钱穆的“流寇论”等等，自然，最为著名和最为有力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可是国民党的屁股坐错了一边，不仅丢掉了三民主义，连三民主义的解释权都被共产党抢过来了。毛泽东说，蒋介石等顽固派的贫乏几乎等于零，因为按照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真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才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这就剥下了蒋介石三民主义的画皮，剥下了这个画皮，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摇摇欲坠了。　　

毛泽东的文化体育场权理论是自愿接受领导的理论，自愿接受领导的基础是让人们接受人民性即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改造，不但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通过改造，产生共产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的认同，即接受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又成为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改造国民性，树立人民性，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二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关于人民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08页）那未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上，第三卷，第855页）毛泽东实质上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如何实现文化人民化、人民文化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就是成就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在自觉不自觉中改造着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就是物质生产，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就是精神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本来都是劳动者的成果，是同一生产过程，可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日益对立和分离，精神的生产的成果成为少数统治者“所得而私”的专利，并成为奴役劳动阶级最有力的工具。这是世界数千年文明史最美妙的秩序。马克思揭穿了这一个秘密并决意打破这一美妙的秩序：他要给无产阶级装上“哲学的大脑”，使这个阶级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真正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装上“哲学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大脑”，并将其极大地推进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豪迈地宣告：“社会的发展到了人类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同上，第一卷，第296页）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产体，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主体，改造主观世界（思想、文化、精神等）的成果也应属于人民。但是，实现精神或文化——这里是指文化的回归人民应即文化人民化，人民文化化注定一个漫长的革命，原因就是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的分离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二者的融合也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消灭这个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减轻和缩短这个痛苦，减轻和缩短痛苦的办法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知识化。　　

首先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这对矛盾中，知识分子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垄断了文化的权利，因此，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饱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教导和劝诫，也是涵着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眷眷之心、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他以为知识分子“特别宝贵”。“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他告诫，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同上，第815页）如果“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同上，第816页）但是“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②，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同上，第798页）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这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同上，第815页）因此，知识分子要想成为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际问题。　　

他认为，知识分子工农化不是要将知识分子的地位降低到工农的地位，也不是要将其知识水平降低到工农的水平，也是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动人地以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劝诫知识分子“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口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来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似乎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最干净。”　　

他要求党内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能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同上，第801赠）“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同上，第814页）他要求知识分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而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上，第856页）　　

在矛盾的另一面即在人民大众这一方面同样还有一个学习和改造的任务，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并非了然地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们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社会的脐带残留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又由于他们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必然比较地无知识和愚味。因此，“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同上，第849页）“从百分这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上，第1083页）　　

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文化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理论。　　

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文化的政治化、政治的文化化，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同上，第708页）是人民大众文化，是“为人民民族中百分之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同上）是政治文化，它是必然申明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乃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的根源，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是空洞的宣教，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怒吼，不是宗教形式的鸦片，而是“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阶级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接受，所实践。”（同上，866赠）因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又是政治的文化化。　　

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政治的艺术和文学的艺术的统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讲政治的，但他讲的政治既是政治的艺术又是文学的艺术。即使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直接为阶级统治的社会科学，也要求“ 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上，第534页）而对于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则更要求政治艺术和文化艺术统一，只不过这里的“政治”必须“大象无形”、“大声音稀”，它反映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但政治却完全融于作品的艺术之中，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来表现出来。　　

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个斗争的残酷性、激烈对抗性和对手的空前强大，逼迫中国革命产生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王五帝到当时都未有过的武装斗争艺术——毛泽东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战备战术问题的伟大学说。　　

①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它是整个的毛泽东军事 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开展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民族和民主的解放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既体现一般战争的规律、一般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更体现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无论是揭示一般战争规律，还是揭示一般革命战争规律，都是为了科学地实质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　　

第一，中国革命战争体现着一般战争规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关于力量的竞赛，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用以解决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自古以来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一切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战争是有规律的；只要是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是战略学；就有战争的局部，研究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是战役学和战术学，就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隶属于一局，全局由局部构成，任何战争指挥员都必须关照战争全局，都必须把握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要把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必须用心去思考一，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打败敌人、发展壮大自己，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造就一批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就要求指挥员“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8页）为什么要指挥员必须掌握这一方法？因为指挥员是战争的指挥者，“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置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工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同上，第179-180页）但这还不够，因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制订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此时，每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情况。”（同上，第180页）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的规律也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都是客观实际在人朝头脑中的反映。战争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战争研究的对象。战争的规律就是认识客观实际中的战争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克敌制胜。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固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多条件，但更决定于作战双方主凤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物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同上，第182页）就要以在既定的条件下，发挥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以小凌大，以弱制强，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全局胜利。　　

第二，中国革命战争体现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苏联战争是值得学习的，但要学它的精髓，而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这实际是批判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的军事教条主义。　　

第三，中国革命战争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大革命战争而又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极大的战争回旋空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又有过一个大的民主革命，为中国革命准备好了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人民军队的种子，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人民大众。二是中国革命的敌人空前强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国内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它夺取了全国政治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有一支庞大的比较现代化的军队；而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不但在东方名列第一，而且在世界也名列前茅。三是人民军队的弱小。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力量不同，但总的来说处于弱小地位，红军长征后几乎陷入失败的地步，至于解放战争后期人民军队的力量发生了根本转折，那时后话了；四是中国革命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开展了土地革命，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日本帝国议的侵略更是失道寡助，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因此，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以人民战争的方式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反对和消灭空前强大敌人的规律。　　

②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与中国武装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整套的建军理论，它主包括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在加强革命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正规化建设，人民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伍，而且还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这去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它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　　

这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还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担负的任务。　　

这支军队是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军权永远只属于党，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其他组织。　　

这支军队实行强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官兵实行进步的政治教育，从注革命精神和先进思想，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为人民而战斗、工作和训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这支军队实行民主制，建立严格而自觉的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时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支军队加强教育训练，严格训练，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大力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③毛泽东军事理论是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心内容。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动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成了完整科学的人民战争理论。　　

中国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植根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对广大军队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　　

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造成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成为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的巩固后方和作战的良好战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必须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起来，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　　

中国革命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战争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尽力减轻群众负担和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使革命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国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要与天斗，农民青年和妇女的斗争，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等总体上配合起来，从一切方面的努力力中不思增加革命力量，减杀反革命的力量，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最后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实行各种上武装力量的结合，要以人民军队作为战争的骨干力量的结合，要以人民军队作为战争的骨干力量，实行主力兵团（野战争）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　　

中国革命战争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作战形式。　　

④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方式和方法。　　

毛泽东军事理论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总结和提出的一整套建立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理论，确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基本原则，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确立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形式；建立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　　

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大我少、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地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达到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使以逐步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城市和地方的夺取或保守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力求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给敌人的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避打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实现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攻歼目标，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可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应根据战争的实防情况有主有次，灵活运用，并适时实行以转移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力求主动，力求被动，执行有有决定，避免不利决战，应慎重初战，每战须预有准备，立足于能够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力求有胜利把握；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同时注重从从作战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装备。　　

把对敌人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重视利用敌人 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　　

大力组织支援前线，搞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人员和各种物资的动员补充工作及医疗救护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就是一切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而制订的具体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措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采取的策略虽有较大的区别，但它们的理论依据是基本一致的，许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措施是基本一致的。　　

（一）《论联合政府》中的具体纲领。　　

“动员一切力理，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征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保障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牌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家卫国，要求从政府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烈士的遗属，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工；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一政策；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工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地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3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