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著名文学家魏巍于8月24日病逝北京，享年88岁。1950年魏巍随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采访，1951年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描述战士朴实刚毅的本质、奋战歼敌的英雄气概、深厚的爱国思想与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生动地呈现了人民解放军的面貌。这篇激发高贵情操的感人好文，后收入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数十年来，广为熟诵，影响了数代人。魏巍17岁（1937年）入八路军参加对日抗战，次年成为中共党员，誓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不负初衷，未改其志。晚年痛心疾首于中*的蜕化变质，撰写檄文，倡言再次革命，其凛然节操，备受尊崇。辞世后，各界追思者不绝。魏巍的生前故交，大陆老作家周良沛先生为本刊寄来文思并茂的悼念文章，我们刊登此文，藉以表达对一位忠诚不渝的共产主义者深切的哀悼与高度的敬意。───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编者

一位真实的人

一悼魏 巍

周良沛

一、

深夜，北京一位年轻的朋友来电话说：“魏老走了，你知道吗？”

我无语以答，他完全理解，在夜的沉寂中，仍然可以听到他轻轻放下电话之话筒的声音。

什么也不能做了，什么也不能想了，既是千头万绪，又是一片空白。他走了，一点也不意外。“八一”晚上，我照当兵出身的习惯，此日都给一直保持联系的各方战友都去个电话时，他夫人秋华同志就跟我说过：

“老魏不行了，认不得人了，可能你来也认不得你了，我到面前他都犯胡涂﹒﹒﹒﹒”

他是位作家，是位有思想的作家，亳无疑问，真正的，好的作家，必然都是有思想的，但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随笔、杂文中的思想锋芒，还有不同于一般作家应具的那份“思想”，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之思想。对于这么一位同志，此时此刻一旦“犯胡涂”，即便他自己在“犯胡涂”时已不会清醒地想到别的，知他者却要为命运在“胡涂”一位思想家之残酷而痛心；上天对这样的生者，让他活着，也扼杀了他的生命；太残酷了，它未必比有人认为更可怕的状况可怕。

这回，秋华同志告我的是：没有经过什么折腾，再受什么痛苦，他就走了﹒﹒﹒﹒”

我也算能够长长地舒口气了。我自己活到这把年纪，节日里也少不了有晚辈来祝我 “长寿”之类的话，我能回答的总是：“不求‘长寿’，何况年过古稀己不短寿了，往后只要活得不难受就行了，否则，自己受罪，还拖累家人！”人说“好人一生平安”，这回他没受什么痛苦，很安静地走了，也是苍天给一位好人最后的平安吧。

之后，也就是他生命最后的二十来天，病况似乎有所好转，听说在病房自个儿还能看看电视什么的，对熟人来说，它无疑能为之振奋。九号他从昏睡中醒来，见是孙子立在病床边，看来，他已清醒地感到自己生理状态的昏迷，但灵魂永远不会昏迷的那种美质的清醒又教他想摆脱这种生理状态的昏迷再清醒一些，才对孙子说：“抱着我的脑袋摇一摇﹒﹒﹒﹒” 孙子抱着他的脑袋轻轻地摇着，他提高了声音说：

“我交待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爷爷！”

“你照说一遍！”

“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你还说一遍！”

孙子以坚定的强音再说：

“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不想，他还说“你再说一遍！”等孙子说完第三遍，祖孙二人己是泪流满面，哽咽难语了﹒﹒﹒﹒。

这才是魏巍！一位永远清醒的人，哪怕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清醒的思想也清晰地印在白纸黑字的书上，只要愿读他作品的读者，永远都在听他讲自己之所想。

这才是魏巍！他要将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传承下去，虽然这个天下是靠革命者以恩格斯所说的，是以权威的手段打下的，今天讲它，不仅不时髦，几乎有点不合时宜，人家也不爱听。但他没有外国银行的存款、房地产，只有自己为之骄傲的精神财富，要儿孙像接受自己的血缘那样，无法拒绝地传承下去。这是他的遗嘱，有了孙子坚定的回答，他可暝目了，怎不泪流满面呵。

在这大讲“多元”的年月，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汇合什么核心。对他之所想，无论有什么看法，都很正常。但是，他确实是一位“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的 ，过去还有译文译作“隐瞒自己是可耻的”革命者。当流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这一说法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好人还是多的，否则，一个社会也不成其社会，而它又毕竟说透了一切都商品化后对道德腐蚀的穿透力。此时此地，做一位这么真实与胸襟坦荡的人，很不容易啊！

二、

他比我整整大一轮；大家都老了，这种差距反而感到小了，多少比我们年轻得多，有才能的同志却比我们先走了的，也多的是。可是，这一轮年纪，在我还是人称的“小鬼”时，他这作家，还是名作家，对我是很神秘的。半个多世纪前，我还在“康藏公路”工地，一九五三年冬传达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时，有个特别吸引人的插曲。在总理讲到要写时代的理想和他的代表人物时，他推开讲稿，对着话筒讲：“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想认识一下这位朋友，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起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这时，全场都望着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的魏巍热烈鼓掌﹒﹒﹒﹒。他是以写作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呵！

也是三十年前，十年动乱后不久，对过去的冤假错案，虽然未见有关政策出台，群众和一般干部，包括那些不整人的领导，在认识和情感上，实际上都给这些同志平反昭雪了。大作家、也称 “大右派”的丁玲、艾青都以求医之名，回京看病了。我自己参加了“诗歌座谈会”后，也留住在北京。因为已有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艾青的诗《红旗》在先，丁玲（我们习惯称“老太太”）也交了一篇《读魏巍〈东方〉》的短评给《文艺报》。有天，她对我说：“你在云南，跟‘云南帮’总会有些关系的，见冯牧你问一声，听听他的口气，我的文章能发吗？”这世道到了老太太这样的作家关心自己的一篇文章能否发表，实实是在特微妙的政治气氛下以它看作一个政治风向的汽球之故。在京城的文化圈内，冯牧早就是大家眼里“云南帮”的盟主，主编《文艺报》，更是周扬的得意门生，以他的态度看风向，是个灵敏度很高的坐标。我也注意到，艾青以《红旗》，老太太以《读〈东方〉》作他们复出亮相的作品，也流露出他们在委曲、伸辩、抗拒被人诬为“右派”的心态。老太太向我传述了一个过去并不这样解读的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议题：作品的思想性无论置于何种地位，文艺作品首先还得是个艺术品，才能作它思想作用的保证。这样来看《东方》的时候，比之过去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作者用了他很深厚的生活在说思想。前半部的结构、组织，缜密、完整，是下了很大功夫写出来的。这也是一个人在十年动乱“靠边站”之际，既不受干扰，也没有什么可想，更自信作品写出来的价值，也相信那时的乱局终将过去，作品总能放在读者面前的寂寞之际才拿得出来的作品。寂寞对作家是个好东西，耐得住寂寞，是位真正的作家的真质量。《谁是最可爱的人》不同，那样的战地通讯，又必然是现场战斗生活的及时反映，魏巍原本就是一位诗人，他被现场的战斗生活所躁动诗之灵感的热情，又使一篇本当战地通讯写的短文，成了一篇可以传世的抒情美文。当年还真是老太太以此审美的眼光加以关怀后辈成长的热情所举荐，前方，后方，广泛热读。

二十多年后，老太太对《东方》的热情依然。有次，有他们“云南帮”的，更多的，是此生的创作经历和云南有过关系的人，如寒风，只是开国之际他写过后来驻滇部队的一些人与事，否则，从来都是单人匹马，不爱参与这类活动的。此时见到冯牧，问到

《读〈东方〉》之事，只见他沉下个脸，阴阴阳阳地说着：“这时候老太太的东西好不发嘛！”我一转述，老太太也笑了。其实，掌了权的人，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权威，从这种人的无奈，倒看到民心之所向，政策之所向。不久，不仅《读〈东方〉》发了，《东方》也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二十五年前的文学奖，可不像现在的一些奖，在群众眼里，权威性很高。魏巍在读者心目中，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天他去看老太太，恰好我也在场。他进门，鞠了个躬，手脚无措，惶惶不安地呆站了一刻，用那河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有点口吃地说着：

“丁玲同志，这多年我一直都得到你的关照，本来早就该来看你，又实在没有这个脸，五七年我也批判过你，不好意思见你，也不能总是躲着不见，我来赔礼了，求你原谅！”

类似的事，在这里不是头回，光是部队的高层人士，之前还有白羽同志，都是很诚恳的。老太太总有她女中丈夫的气概：

“不说了，不说了！‘运动’当中的事还能认真么？何况都过去二十多年啰，你不批判我，人家能放过你么？”

坐了下来，他说话比较自然了，却很愧疚地说到当年丝亳都觉察不到周扬借“反右”搞宗派斗争搞得那样残酷的问题之所在，本着一贯“相信组织”的态度，也相信了他们的谎言，照到那些编造的“材料”，其性质自然是“反党”，总想以忠贞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自当积极地起来“反击”、批判﹒﹒﹒﹒。

他说得真挚，是位真实的人。

说他是位“真实的人”，不仅不矫情、不虚伪，也在他是一位追求真，追求真理的同志，为此，哪怕头破血流。

三、

说起这类的事，最难忘的，莫过于《中流》、《真理的追求》二零零一年六月的停刊，这又是目前谁也说不清楚的事。《真理的追求》说是五月号发表了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闯了祸，此话也许是实情，但也抬不到桌面上来说。其时，林炎志是吉林省的省委副书记，他父亲林枫是开国时东北局的领导人之一，他这干部子弟，不像我们在海外看到的那些“太子党”，以其父辈“无产阶级”的资本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这样一位同志，能够坐下来静心思考无产阶级在执政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若非有什么异样的心态，实在不该看作有什么不正常处。既然搞市场经济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执政的无产阶级不是思考如何领导和驾驭它，难道反而是被它演变、融合、吞没而领导和驾驭么？何况，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四百四十二页，时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一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所说：“私营企业主，国家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为此，出于党心，林炎志提出他所想的这么一个问题，不论怎么不合时宜，也没违犯宪法、党纪，从个人品德看，也是一位男子汉的坦坦荡荡之所为，怎么在有的人眼里，竟大逆不道，十恶不赦呢？

若非如此，今日还读不懂当时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深奥。后者之所“代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民族利益为重，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就有与国民党的所谓“国、共合作”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存史的书面文字，也统称为“民族解放战争”。但在此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列对称来看，后者则抽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同时”具有全民党的概念了。因此，此时谈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驾驭”，怎知可能敏感到犯忌。存在决定意识；平民百姓，一般干部，除了从马、列的圣贤书里知晓判断是非的观念，哪能都会与时俱进到此时的现实所要求的高度。难怪要闯祸。

若说停了《真理的追求》还有这么个说法，停了《中流》，传言则是“反对了‘三个代表’”，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中流》，魏巍是总编，社长是张常海同志。常海不久前还告我：当年调审《中流》的清样，如今还一页不缺地保存完好，任何人都可以看看，上面有哪一句话是“反对了‘三个代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如今，谁都知道，文宣部门若要查封书、刊，只会电话通知，绝不下文，绝不公开批判，下了文，白纸黑字授人以柄，公开批判，越批越香，等于免费广告。民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此种逆反心理从何而来？这恰恰不是迥避、绕道走，而是要正视，乃至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有权者的尊严，似乎都不屑如此，否则，有损官尊。

为此，说了你“反对了‘三个代表’”你能奈何？虽然当时还不像后来那多以“损害名誉”上诉的，但若闹开了，对簿公堂，人家可没留半个字给你捏着，一张嘴两张皮，到时候随人家怎么说都行。要是敢怒不敢言，这么一顶大帽子压下来，还不吓得尿湿了裤子？

其实，谁也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三个代表”，但《中流》没有为此发社论或评论，以对待马、列的经典似地予以表态和解读倒是真的。《中流》的刊名，本来就同名于上海一九三六年九月创刊的《中流》。它内容广泛，文体多样，又侧重杂文、随笔。主编黎烈文倒是政治色彩不浓的学者，但以鲁迅、茅盾、胡风、巴金、唐涛、萧红、萧军、老舍、欧阳山、夏征农等作者群看，左翼意味很浓。它创刊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颇有思想激进于中流砥柱的锋利。魏巍年轻时很喜欢上面以鲁迅领军的杂文、随笔，自己主编《中流》，绝不愿版面上是些官话、套话的平庸、乏味。总是从宏扬中国革命传统的角度针砭时弊，尤其是针对贪腐恶性蔓延的忧心，深得为创建新的共和国曾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者的欢迎。从它的基本读者群，足以说明它的倾向性和影响力。绝非有违核心价值观的。若将这个社会的这一族群划在异己于核心价值观外，这个是非当如何断，只有让时间、历史来说话吧。中国很多文艺期刊，并不见别家为“三个代表”像理论思想的书刊那么对此表态、探讨，要它作跨学科的伟绩，独独如此厚望于《中流》，它承受得了么？若以核心价值观衡量，文化市场上多少晦淫晦盗的玩意儿招摇过市都没管过来，独独为此严求《中流》“整顿”而停刊，也是为了核心价值观么？不然，此中又有什么在“弯弯绕”呢？

这可不是容易弄明白的事。只是从《真理的追求》所犯之忌，大家才想到《中流》是不是也成了“共犯”？因为主编魏巍也不同意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接受资产阶级加入。这比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还要厉害，不仅是领导和驾驭的问题，而是反对他们入党。虽然他的意见并未公开于《中流》，能借此扫《中流》一把也没有什么不好。《中流》唱的“革命”和“传统”的调门，跟当时有的领导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干部拿“回扣”应是理所当然的繁荣和莺歌燕舞实在不协调，难以看顺眼。《中流》不识时务呀！

怎么才能识时务？识的是怎样的时务呢？

一批全是高层的老干部，上书中央，不同意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接受资产阶级加入。其中自然有魏巍；为此也盯上了魏巍；也闹准了它是魏巍执笔；虽然都是一批高干，他总是当中的笔杆子。这样一来，再简单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复杂；再复杂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弄得很筒单。一位领导在国防大学讲话，竟然可以毫不负责的讲：一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近又写了《谁是最可恨的人》，其实，他自己就有经济问题！随着纪检部门来人一查，大家都啼笑皆非。魏巍自身己是口袋里不放一分钱，出门不用一分钱的那个层次的干部。工资、版税，每一笔都清清爽爽，全由秀华同志经手。个人的生活，极其简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次一同出门，他跟大家一样坐普通车厢，更不带警卫或公务员，上车时还提着一提篮自己家种的西红柿、黄瓜，还有少量的馒头或烙饼，一路上充饥解喝，就全靠它了。一个人，不是非分的，而是应分的物质需求都没有，他贪什么财嘛！闹了一阵才明白，《中流》不是国家拨款的公办刊物，不断有热爱它的读者捐款赞助。它完全是一些老干部，包括一些基层，还有些自己生活不宽裕，或是困难的群众所捐，从这个族群看，它倒是很能说明“三个代表”中所该代表的。《中流》一“暂停整顿”，它所卦靠的单位，自然希望把这笔款交给他们，为了尊重这些热心读者的意向、心愿，它又只能专款专用，用于《中流》。何况，既为“暂停”之“暂”，虽然大家也有心理准备它是个“查封”的饰辞，但“官腔”对“官腔”，大家准备“暂停”之后再启用，不能说是被“暂停”者不可有的想法吧。为此，全社商议，也“暂”以“魏巍”之名立个户头将此款存在银行，不想人家不知从何处探晓到这一情况，竟想借此嫁祸于魏巍。“思想犯”在现代法律上不能存立，道德的败坏，是容易招致公愤的，用如此的手法将人钉上道德的十字架者，只可能自己被公众钉上耻辱柱。

四、

官本位，若说是现有体制的寄生物，那也是千年封建文化后遗的毒菌于现有体制的寄生；有权的人是否应挟此自重是另一回事。但在现实之中，往往官有多大，握有的“真理”就有多大，也往往是毋须讳言的现状。有了首长在国防大学的那两句话，魏巍所在的部队，自然不敢不“紧跟”。好好的一个人，非要“关怀”他，要他必须住院 “检查身体”，而且“关怀”到能保证他的“休息”不受干扰，也不准外人探视。此种“关怀”，实在考虑得十分周到。郑天翔同志一得此讯，头一个前去“闯禁”。门卫一拦，郑老一问魏巍是不是住在里头？住在医院里的病人为什么不让探视？我今天要不亲眼看到他是个大活人是不会走的！门卫见此阵状，连忙进去请示汇报。院领导出来一见是最高法院的前院长，此时若说大话、套话、论法、讲纪，大概也是不识时务。忙着说些怕影响病人休息之类的话以应付外，赶紧请了郑老进去。郑老见了魏老是放大了嗓门大吼：平时你也没有好好休息过，对你这么“关怀”，你就借这个机会好好休息几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党员按着组织程序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就这一条，理就在咱们这边，谁要有本事违法、违党章胡来，要关，要杀，我们跟你一齐去，你担心什么？说完，扬长而去，倒把别人听傻了。

这一境况，除了后面那几句话魏巍同志还记得，因为没有熟人在场，都是从医院里传出来的，不一定每个字都记得很准确，但主要内容是不会错的，也很像郑老的语气。此类之事，自然不至于郑老，也必然要汇报到管此事者的耳里。然而，魏巍毕竟是位公众人物，这己经不是凭谁的权力可以改变的事实，不论正面负面，此事的影响也无法小。后来又听说，有领导对下头不会办事颇为恼火，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斥责了几声，魏巍才得以解禁。但他此一“住院检查”，一“查”就是三个月，回到他那单门独户的小院之家，为了对他的安全“负责”，又加派了门卫，保姆买菜回来，菜蓝子都得兜底翻个遍。当年，我们打老蒋的时候，只要对方未持武器，也不至于如此对待，看来，有人把他的笔也当了什么武器了。

五、

过来人都记得，今日所纪念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就是以“反左”为意识形态开道。“伤痕文学”的配合，更是有声有色。此时讲到“伤痕文学”，自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于过去政治生活中的官僚、军阀作风，违法乱纪、侵犯人权、丧失人性、家长式的首长制之行为方式戳伤我们健康的生活秩序之表现，它所呼唤的民主意识对我们民族的振兴，无疑功在千秋。但其中不少作品，作者并无“伤痕”的体验，故事编造得拙劣。有的也是为赶时髦胡凑的。更主要的，对悲剧之问题的所在，缺乏认真的、科学的思考，一味煽动悲情，看来眼前一团漆黑。担心新一代的信仰危机的，其中恐怕就不乏在制造信仰危机中曾推波助澜。若不是借此搞政治阴谋的，这也是为此者的悲剧。何况还有人放了话：实现共产主义，是百年，甚至是几百年，几十代人之后的事，若也“务实”的看，那是乌托邦；还是要务实眼前的实用；说来，还是挣钱、拜金务实，及时行乐实用；回想那些并非己经享受到共产主义而慷慨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先烈，用务实的眼光看，不成叛徒，就是白痴。

这又何止是信仰危机的问题？

对此，碰在一起时，我同魏巍有些交谈，既听他畅所欲言，也必然引起我一些思考，以成我对他所言之认识。

他，后来已不可能像当年见丁玲挨整时那样，你说什么，我信什么，一位同志对党的忠贞被编造、扭曲、丑化为叛徒、内奸的故事也深信不疑。他向丁玲检讨、赔礼、谢罪了，如此的教训，一生只能有一次。不可再陷入那种未经自身调查、研究、思考的认识之旧辙。如今，他见现实之中的贪腐之风的扩散、蔓延、恶化，重新思考“文革”的问题时，除在反对当时的打、砸、抢的暴力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外，对那冲击资产阶级法权，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战略思想并不质疑。在海外，这已经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大思潮，若一味以悲情解读这段历史，淹没在泪水中的往事，恐怕很难有历史的清醒。对于过去那些对十年动乱的乱状所作的文章，近日读到一篇写到傅作义的故友，“文革”中让他儿子仲炜前去看望傅时的记述，其中有傅的这么一段话：

八月份红卫兵也闯进了我家，气势汹汹就在客厅这地方批斗我。他们问我：“你杀了多少解放军？”我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我不说我杀过，也不说我没杀过。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周总理保护我们这些人，让包括宋庆龄在内的一些人住到军队医院去，躲一躲。我给总理写了封信说，我不去，我是军人，我不怕，我愿意在家里接受红卫兵的教育。周总理还把我的信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还说我态度正确。其实我心里清楚，这场运动不是冲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和我们没有关系。

若以傅作义将军这样的眼光看当时的乱状和自身所受的冲击，今日的许多问题也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时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好大呵，想到那一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奸；今日看揭出那些贪赃到天文数字，在外国银行存赃款，买别墅、养情妇的巨贪，同样会听到不少非既得利益的中、下层的过来人会说“怪不得毛主席说七八年就得来一次”的感叹，真是百感交集！

其实，从要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接受群众运动狂风暴雨的洗礼，冲洗掉他们“当官做老爷”所疏离，甚至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恶习，并非“当官做老爷”者都愿接受的。加以群众运动中的一些过火行动，该与不该受它冲击的，都扩大了对他们身心的伤害，原来想以此要他们接受洗礼的初衷，由此则扩散了它难以达成的变数。何况，本应要干部正确对待的教育，成了悲情的控诉，则成了对反对“当官做老爷”的再反对了，其后果，能好么？本想通过大乱而大治的领导，奈苍天不假以年，不仅不能等到大治之日早己去逝，就是生前最后一段时日，连自身行动都难以自理，哪能像过去，指挥若定，张弛自如？未能大治的大乱，要是问责，难推其责，有了大乱才有大治的风流，自然只有留与后人。后者之所治，是否是那以乱求治者之所想的那种“治”，自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他所以能得到那么一个给他所“治”的机缘，即便所“治”的内容不仅可能与前者有别，甚至是颠覆，但在事物运动的程序之方式，它也只能是一个运动的程序之继续。但有的当年受冲击的“走资派”，即便自己不动声色，儿女也开放于“走向世界”，是亿万富翁了；有些年轻的干部，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生活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事实上己异化为替大款的老板服务，沦为财奴了；从报刊公开的数字得知，“社会性群体事件”由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件到零六年已上升到九万多起，许多都是干部作风恶劣，干群关系恶化所引起，这不是反证了要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接受群众运动狂风暴雨的洗礼之必要么？一部西方的《来自上层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D.M.Kotz & F.Weir）对苏联解体的解答是：它乃党国精英推行亲资本主义“革命”的必然。对此，有人超前亮出“走资派还在走”的红灯，即便不是伟大的预言，同时也不该为它的超前所缺乏的准备而行动慌乱，甚至在无此经验而想防、堵它时所做出一些很可笑的，还有伤害到自身，不乏负面影响的蠢事，由此，预言则该视为灾星么？

魏巍之所想，无论怎么不能与时俱进，无论怎么保守还固执，他总是像歌颂“最可爱的人”一样，愿自己宣誓所忠于的信仰之组织也是“最可爱的”。既然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马克思主义又是人类解放的革命哲学，受《共产党宣言》的教导，他又不忘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并致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为其忠诚。为此，他看过去，“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企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竟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己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魏巍的不少战友、领导，也出身剥削阶级，但他们，也是首先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才革命的。他们都是魏巍的同志，有的还是亲密的战友。但一听说要吸收新兴的、还在继续他剥削生计的资产阶级入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他自然想不通，要反对。用与他持相同论点者的话说，这是“开国际玩笑”。此时，无论怎么忌讳讲“阶级”，如今也不可能是没有阶级的大同世界，承认阶级的存在和划分，绝非等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同。所以，有政党的存在，正是有阶级的存在，不同政党，又是各自不同阶级利益之政治代表的存在，此时，一个政党若能代表多个，乃至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也就什么都无法代表，不是自身失去存在价值，就是异化为别的所附属的组织了。对此，魏巍怎能沉默呢？

我缺乏理论学习，对此无有理论判断的水平，在这人称“只有骗子是真的”时分，即便他上述之类的所想全是错的，我也仍然对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内心从无什么阴暗之处的真实、真诚，怀有我的敬意，别的，还能说什么呢？

五、

如今，科学的发达在迅速改变这个世界，交通、电讯的快速，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千里万里之隔，不仅可以即刻飞越，用可视电话也似对座聊天；远古的神话，飞天的梦，不仅早成现实，此种天地无阻之行的科学，社会相应于它的信息，也教地上的任何一方都无有永远的闭锁，伴随而生的也是精神的开放和民主。香港“九七”庆回归之日，“一国两制”的设想之说，也似飞天的梦境；未过三天，北京《人民日报》即刊出毛泽东儿媳邵华的文章，讲有档案可查的历史事实，过去由于时机不到，因而没有公开过毛泽东关于“一国两制”的讲话。同在八宝山，与魏巍的告别仪式仅相隔一天的华国锋同志，八月廿一日，新华社发出他逝世的消息时，虽然已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只说他“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十天之后送别他时发的《生平》，才说他十年动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网民大赞“胡、温体制”施政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随之，爱动脑子的现代人又问：华国锋既然是毛泽东之后经过民主程序选出来的党主席，那他也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由此往下推衍的问题，这一段历史，则和近年所告诉我们的有不少出入。这种出入，可以随便说说，可以随便知道知道，若要成文，则需要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作出决定才行，可不是简单的事。魏巍和《中流》的事，应该要比这简单；可是时光的流逝，事物的变化也可能像上述科学快速改变的世界，说不定哪天全球真的“一体化”了，那就不是“全民的党”而是“全球的党”了，那时我仍然会敬重他对自已的信仰之赤诚，却不能不说他错了，落伍了，先锋队的战士，思想未能跃入先锋。不过，这次他去世的消息，报纸用的文字、图片的编幅都很大，不是一般高干都能达到的规格。文学的生命可能比有些现时的名人之名要长。可是，向他告别的盛况，已是八宝山许久所未见。大多报纸却只字未提。倒是香港传媒对它还有兴趣，说前去悼念的有几千人，由于警卫阻止进入，还发生“冲突”等等。电询北京的朋友，回述那天从早上九点到近十二点，不仅川流不休，常常是挤得进不了退不出，人数当然少不了。九点钟要到八宝山，七八点就得出门，进了地铁，人们凭了第六感觉，很容易就识别出对方与自己是走同一条路的并攀谈起来。有的还是从外地赶来的，非亲非故，全是作家的作品联系过来的。这点我特能理解。我同他后来有不少往来充满偶然；作为一个读者对他感情的亲近才是必然；由此相互都看到彼此的真诚，大家才有那些话可说。记得十几年前我离休后，他知道我闲不住，会憋住病来，商洽到有愿调我回京工作的，秀华同志还说八大处不远的农村，十几二十万块钱就可以买到百多平方的房子，没有钱，大家先凑凑再说。对于当时一家挤在那鸽子笼里的我，真是莫大的诱惑，怎奈当时小孙子还在上学，脱不开身，但那阶级兄弟之情，永世不忘。而且他还帮助一些战友、烈士的子女的抚育。当然，革命者并不是一般的慈善家，但这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之侠骨柔肠，穿透他的人生和作品时，此时心往他灵堂的，又何止几千？我干活扭了腰，躬腰驼背的去不了，秀华同志在他灵前的花圈上署有我的名字，我的整个心思，也还是往这条道上走。人太挤了，警卫要有讣告通知的才放行而发生争执的是有；见一位年轻人拉开一条两丈多长的横标，有人上前阻止，有位老者砺声地问道：“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想来，看到的是位“老革命”，他乖乖地溜了。不然，一吼开来，围上来的人不知会有多少，成了“群体事件”，只有他兜着走。此类事，大概还不能称之“冲突”，海外的传媒，有套他的特色之表述方式。朋友传来拍的录像，看到花圈己堆满到外面的广场了，挽联一层摞一层，漫说从录像，在现场也看不清，更看不过来。走来走去维持秩序的，都是些校级军官，真是委曲了这些当官的。我只将录像机的遥控板按在“暂停”上，看着荧屏上的两位年轻人，不知是进不去还是在里面伸展不开，在外面广场的花圈堆前拉开一条天蓝色的布条，上书

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

最可恨的人，虽生犹死

在讲台说“一个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近又写了《谁是最可恨的人》”者，从修辞学看，说这“最可恨的人”时，似乎另有用意。从“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看，有群众赞同，比什么都好。不过，他对后人“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嘱，在这时尚“告别革命”的时分，很难想象它会遭到什么景况。我多次讲过：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无需对它敏感到神经质。可是有人不是这么想，也许他自己也不是如此想。天不假人以时日，却必然以历史予以充裕、广阔的时空，为展现其行程一路的世态。这些年，我们都没有少听到以过去的“土改”、“合作化”实施中的某些做法的筒单、粗糙而从战略、方向谓之“搞糟了”的舆论，目前我长孙就在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边防。也像我们半个世纪前一样，他也听到那边农奴解放的欢笑，欢呼尼共（毛主义）要实现“土改”的英明，同时电视上也有我们总书记在田间鼓励组织互助的农民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共同富裕的镜头。西方学者说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轮回”的阶段。唯物论者是不信“轮回”的，有的知识分子有人需要他怎么说由他怎么说，人算不如天算，自然规律不是谁的嘴巴可以改变的，想想这，世上哪有放不下的心事！

敬爱的同志，你安息吧！

九月十五无月的中秋后之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