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续完）

　　吴教授讲出了事实，肯定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了0.4的公认警戒线，这点和其他精英不同，那些人只讲腐败和垄断，不承认贫富悬殊；吴教授不仅讲腐败和垄断，还承认贫富悬殊，只是认为贫富悬殊是由于腐败和垄断等非市场的原因产生的，否认与私有化和市场化有关联，这点和我们的认识不同。关于“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他说“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要采取应对措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分配政策更是影响深远，必须审慎地作出决断。”

　　我认为，虽然他不分皂白地认为别人的认识是“平均主义歪曲”，但是提出党的十七大“应当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这个意见，只有对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才可能提出正确的有效措施解决问题。希望党的十七大认真考虑这个意见，不要认为贫富悬殊来自私有化和市场化观点说是“反对改革”，不作客观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

　　按照邓小平理论，按照改革精神，即使说这些年的改革就是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也可以改革它，不然怎么叫“坚持改革不动摇”？就拿这次改革来说，它所改革的对象，便是我们过去花了几十年进行的改革即被称为“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搞的农业合作和化，改革了，花了那么大的力量搞的国有化，改革了，职工工作终身制 ，改革了，义务教育制 ，改革了，公费医疗制，改革了，等等，无一不是改革过去的改革；就这次改革本身来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改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四大又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地改。改革是事物的运动，既然已成的法律制度都可改变，为什么本身是正在变化中的事物，就不能有改变？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不改革改革，便终结了改革，怎能说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

　　何况进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不能说是对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没有这样说过，党也没有怎么说过。我不一一举证，可以去查。邓小平是一而再，再而三，始终反复强调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最后也说计划和市场都要搞。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能说只是表现在政治上，没有经济基础？私有化和市场化不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经济基础？如果说市场化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还不那么清楚，那私有化这条道路走到哪里，就不能说不清楚，总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任务，都统统忘记了。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也应该探讨出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避免象历史上那样发展成资本主义。总不能还继续坚持不问姓“社”姓“资”，这不是共产党的思想观念，共产党人不问“社”姓“资”，还革什么命，革谁的命，且不是瞎胡闹，过去千百万先烈且不是白白地作牺牲！？不能再往下说，我已经控制不住情感了。

　　可以斩钉切铁地说：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是私有化和市场化。吴教授等人反对可以，但要摆事实，讲道理，告状靠权力压人，是学者可耻的行径，也不可能压住真理。党的领导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党性负责，应当象吴教授说的，对近年来我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实际状况和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产生它的根源。

　　主流精英总是要党和政府这么办，那么办，但在实践的结果总是产生问题；非主流的文章多是对主流精英的批判，破的多，告诉党和人民这不行，那不行，但是立的少，缺少具体的改革建议，我也有这个偏向。应当改变，尽可能提出政策性意见。

　　如果党同意了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不是立刻就要象解放初期那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不做书呆子，犯教条主义错误。马上完全改变社会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明智的。在现在，我赞成胡锦讲话里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要深化财税、金融、计划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我说过：理论是纯洁的，实践是卑污的。理论应该一是一，二是二，要黑白分明，天下的社会主义都必须要消灭私有制，不能说私有制在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实践就不能那么直白了，要根据客观条件行事，要量力而行。

　　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

　　现在的实际是什么？第一，私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第二，这种状况是党的政策造成的。从这个实际出发就不能立刻进行消灭私有制经济，而是稳定它，不使中国经济发生大的震荡；不让资产阶级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怎么办呢？

　　首先是停止“国退民进”的私有化进程，改行总书记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通过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劳动者集体经济，实现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宏观上必须转变追逐最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经营理念，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生产；服从国家调控，实行“全国一盘棋”，不服从国家调控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撤换。微观上要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实行实践证明很好的“三结合”管理，企业重大决策须职工讨论通过，企业负责人负责执行，并定期向全体职工或职代会报告工作，随时接受群众监督。职代会由全体职工直接民主选举，随时可以撤换。

　　改革市场经济使之经验社会主义特色，克服现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握有调控市场的经济手段，国有企业应当参与市场竞争，不能限制在非竞争领域，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可以相互兼并、合并，但必须在政府领导下进行，并最后报请人大审批。

　　党要通过工会把全体工人组织起来，中国境内的一切企业都必须建立健全工会，确立工会维护职工权利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实行总书记讲提出的“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建议提高累进税和遗产税，调整好居民收入分配；立法规定中国所有的投资及其收益，皆属于中国；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鼓励、支持下岗技术工人、待业大学生、退休专家干部到农村去，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要组织过剩的资金和生产力，帮助农村发展精细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加工、开采、建筑等工业和商业、总之，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工人阶级要以国家的身份，帮助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道路。中国的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现在更是大有作为的地方。

　　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走的是共同发展道路。这种共同发展，不再只是象解放初期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时代那样，需要节衣缩食集中力量来发展的共同的集体生产，而是在今天生产力已经提高了，共同劳动产品越来越多的新情况下，可以同时越来越快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很清楚，现在人均近两万元的产值是改革前的几十倍，但它为少数人私有，所以产生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如果真是人均的，就是贫富差别有两三倍，人人亦可以过小康生活，达到真正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