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
　　——为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年而作

孟 庆 仁

　　我国理论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变化，人们都在进行着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对改革三十年的反思，也包括对改革以前三十年的反思。这是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背景。解放思想就要遵循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主要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因为，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最终只能靠实践来确定，所以对实践标准有没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就成为真理观的根本问题之一。要达到这样的认识，首要的就是要把握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三十年前我国理论界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它着重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而忽视了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因而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就是说没有遵从实践标准的辩证法。与其说那是一场理论讨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讨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这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全面科学地解决真理标准的问题，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真理的实践标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作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辩证法的主要理论依据，来自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关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有关论述。它主要体现的这样一句话之中：“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按照列宁的这一论述，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应该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即确定和不确定的统一。
　　在列宁的上述论述中，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是讲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是讲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真理总是具体的。作为每一具体真理的实践标准，都是确定和不确定的统一，即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是指理论和实际相符合，在实践中达到了人们预期的目的，就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真理。例如人们对茜素的认识，当我们不是从茜草根中取得茜素，而是用化学方法从煤焦油里把它提炼出来以后，那就证明我们对它的认识是正确的；再如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它本来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列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2］茜素被制造出来，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被证实，证明了理论和实际的符合，证明了人们对茜素的认识和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真理性，这些都说明了认识的实践标准是确定的。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的一面。
　　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是指人们的实践不能完全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认识。这方面的事例，在科学史上是大量的。例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的，而现代的宇宙观察说明它是有边缘的，但这个边缘又在不断的向外伸展。对人类自身的起源即由猿向人进化的认识，也只是得到了实践的部分的说明；人们只是通过考古挖掘，证明了在三四百万年前直立行走使古猿变成了人，但造成古猿直立行走的原因，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得不到实践的完全证实。这些事例说明，人们的实践是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人类的认识的，这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一面。
　　关于真理的实践标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并不是列宁一个人孤立的思想，在他之前，恩格斯早就阐述过与之相近的、有密切联系的思想。恩格斯在谈到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及其关系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但他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3］在这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关系，但却包含了这一关系。因为，按照一般的道理，人的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离不开实践的；而具体到上面所引这两段话，他指出，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只有通过“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二者的统一“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这里所说的“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都是说的人类实践活动。人的思维来源于这样的实践并接受它的检验，所以我们说恩格斯关于人的思维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论述中，就包含了实践标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思想。
　　总之，人们的任何实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的认识只能以这样的实践为基础，在这样的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这样的实践的检验。认识的实践来源和实践标准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决定了人的认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而作为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这种具体性和历史性，就决定了它既不单纯是绝对性的，又不单纯是相对性的，而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二、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
　　真理的实践标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这对人们的一切认识都适用；而对于基本的、重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而言，则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重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实践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必须经过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这是实践标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在现实中带有综合性的集中表现。如列宁所说，“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4］就是这种情况。对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不但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而且到现在为止的一百几十年来的、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有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都在不断的进行着检验，仍然证明它是客观真理。近些年来，学术理论界有的人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现象为依据，否认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从认识论上说，就是不懂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必须有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
　　为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呢？
　　首先，这是由认识对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集合体所决定的。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既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5］作为我们认识对象的，不是似乎稳定的既成事物，而是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重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二乘二等于四、巴黎在法国等极其简单的事实，和一般地说人不劳动就不能生活、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等“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6］可以说，所有重大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复杂的过程集合体，都具有复杂性、长期性，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就是这样的认识对象。对于这样的认识对象，人们的思维成果以及对思维成果的检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其次，受认识能力、特别是实践能力的限制。
　　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包括手段、经验以及人的体力和智力等，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手段而言，当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像宏观世界的高倍天体望远镜，微观世界的高能离子加速器和细胞加工工具，等等，但仍然不能满足穷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总之，自然界是无限的，一定阶段上的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实践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要有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在社会运动特别是阶级斗争中，不但受到认识和实践能力的限制，而且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具有能动性；两个能动性碰到了一起，这就使得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更加复杂和长期。
　　再次，受检验程序的制约。
　　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接受检验。而这时的实践又发展了。用发展了的实践去检验从以前的实践中得出的理论，结果只能是近似的。这种程序性的因素，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为一个过程展开的时候所固有的，它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程序性的因素，更加大了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三、切实掌握实践标准的辩证法
　　今天，我们学习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思想，掌握实践标准的辩证法，主要的是强调真理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只有把握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而不是仅仅强调它的某一个侧面，才能真正掌握实践标准的辩证法。这对于评价“文革”和“新时期”改革的理论，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这个统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要求全面、完整、准确性。而要达到这个要求，首要的、最基本的，是对认识对象的基本状况的反映，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更不能是有意编造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对认识之真理性的全面完整准确的检验。例如关于“文革”，进入“新时期”以后，从各级领导到整个理论界，基本的判断是，“文革”时期整个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编造。官方的统计资料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等等。”［7］周总理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第三届人大到第四届人大期间经济工作成就指出：“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实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那些炮制和宣扬“文革”使国民经济跌到崩溃边缘的谬论的人们，在周总理事实确凿、逻辑严密、义正词严的报告面前，不觉得汗颜吗？现在是彻底推翻这些关于“文革”的污蔑不实之词的时候了。有的炮制这种谬论的人，不但参加了周总理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而且参加了这个时期的国民经济领导工作。他们为什么还要炮制这种谬论呢？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这里所说的“认识”是指一个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起码有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这样两个方面。其中，基本原理是具有普遍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的；而个别结论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得出来的，在当时可能是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改变，就可能变成不正确的了。因此，在用实践检验整个理论系统的时候，就要区分哪些是基本原理，哪些是个别结论。对于基本原理中那些正确的东西必须坚持，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对于个别结论，就应该加以分析，吸收其正确而仍然有活力的东西，抛弃那些错误的、已经过时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全面、完整、准确。这是唯一科学的态度。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应该持这样一种态度。多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检验过无数次了，而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理论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检验”。在这里，我们就对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些简略的分析和“检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被人们看作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一论述，实际上有着严重缺陷。在社会主义本质中，它丢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公有制，怎样消灭剥削，怎样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在以前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还是把公有制为主体看作根本原则的，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其实，邓小平理论中真正称得上是理论的并不多，大部分是政策性的东西。其中有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它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某些领域是“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后来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以至发展到两极分化，这一政策不但是消极的、错误的，而且是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在其他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些东西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极大的障碍，应该加以认真的清理。
　　其次，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例如列宁在1905年提出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即坚持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实行武装斗争，在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是正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没有获得成功，而在十月革命中获得了成功。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乏这种事例。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曾被认为是“左”的、错误的；但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要又快又好地发展，后来又改变成了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不是对总路线的恢复和发展吗？这说明，实践检验真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经过一次实践就能下结论，而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看到有这样一个过程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不轻易地对一个重要认识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再次，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引用了马赫的一句话“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以后指出：“我们俄国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竟把马赫的这些话当作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9］就是说，在认识论上，不能以成功和失败作为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只能以“理论和实践的符合”作为标准。［10］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而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则是一个典型。1905年的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证明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所提出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是正确的。因为，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虽然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但列宁提出的上述理论和策略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也是重要原因，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其真理性；后来的革命都证明了这些理论和策略的真理性。
　　又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土城战役失利。博古当时就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11］但这次失利是由于侦察有误和轻敌分兵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错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此前和此后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无数次的胜利，紧接着土城战役以后的四渡赤水，更是军事史上的重要杰作。
　　再如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共产党内正在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吏阶层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党内有“走资派”的思想，成为“文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文革”的错误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苏联和东欧诸国的共产党一朝覆亡，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要它垮台是带根本性的重要原因；中共党内各级出现的大量腐败分子，是官僚特权阶层中的恶劣者，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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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4］《列宁选集》第2卷，第10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0页。
　　［7］（《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　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第103页。
　　［11］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作者简介：孟庆仁（1946.6－），男，山东高青人，山东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