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及其在日本的回响
　　
[日]矢吹晋 作 郑萍 编译
　　
　　编译者按：矢吹晋先生是日本研究现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本文是对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中文版由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6年9月出版）一书日文版的评论，同时对日本学者对该书的评论进行了批评。文章原刊于日本《中国情报源》（21世纪中国总研编，苍苍社2006年4月15日。第196-229页），后被收入作者最新出版的书评集《激辛书评：透过书评看中国政治经济的虚实》（日经BP社，2007年5月）。为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编译者在完全尊重原作原意的前提下，作了某些删节，特别是删除了讨论日文译本问题的一小节，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文也作了某些技术性处理。
　　
　　序
　　
　　张戎女士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于2005年6月发行英国版，同年10月发行美国版，11月发行日本版。
　　
　　在采访了来日本进行出版宣传的作者后，《每日新闻》记者桐山正寿、《读卖新闻》记者植田滋分别发表了《要对7000万中国人的死负责》（2005年12月4日）和《冷酷无情、对世界的支配欲望——毛泽东的真面目》（12月7日）的报道。《朝日新闻》书评栏（2005年12月25日）则有两位“书评委员”抬举它。青木昌彦书评委员（斯塔福大学名誉教授）推荐的“今年的3本书”中，有一本就是这部《毛》。对于推荐理由，青木做了如下说明：
　　
　　对于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毛骇人的权利欲望，迄今虽然公开过，而《毛》则认为在前革命时代也有同样的行动方式。该书根据苏联、共产国际的资料、有关人员的证言，提供了穿插在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之间的策略性较量的日中战争和国内战争•革命的新“事实”。如果这些内容能承受住历史事实的验证，20世纪中叶的东洋史（神话）将会重写。该书具有这样的魄力。
　　
　　被无聊的小说彻底欺骗，却得意洋洋的白发老人！他对中国的理解，难道也就是这种程度吗？
　　
　　朝日电视台“报道站”系列节目的著名解说员加藤千洋书评委员也推荐了“本年度的3本书”，其中一本仍是这部《毛》。他说：
　　
　　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邓小平则认为“农民没有动摇，因此在天安门事件中指挥镇压北京游行。对于在中国政治中应该起如此决定性要素的农民，富农出身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共鸣。揭示了如此意外的毛泽东的形象的正是《毛》。使用前苏联的资料改写过的毛泽东的形象以及中国现代史的“真相”令人震惊。
　　
　　这种看法，同样是被虚伪的宣传所蒙骗而不惜余力为其宣传的表现。这就是获得国际报道奖（ボーン奖）的中国分局局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个奖的水平，同时可以设想这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是否耐人一读。加藤千洋还在《周刊朝日》（2005年12月16日）发表了长达4页的对张戎的采访报道，题目是《毛泽东——秦始皇之上的暴君》。这是典型的吹捧文章，因为它对张戎的谬误未作丝毫批判。
　　
　　2006年1月15日，《朝日新闻》书品栏刊登了松原隆一郎教授的书评。该书评同样是实足外行人的胡言乱语，表明《朝日新闻》等媒体在过去10至20年之间怠慢了足以鉴定真伪的、对中国的认真分析。我认为，这是他们轻视重要报道、重要分析的结果。事态已经非常严重。
　　
　　我可以提供大量材料证明张书的谬误，但这里只列举两个最基本的文献。
　　
　　第一，日本编辑的《毛泽东集》（含补卷共20卷），尽可能收集了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的文章、讲话原文，并加了评注（北望社出版初版，随后转由苍苍社出版）。第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884页，下卷914页，共1798页，2003年），对1949年至1976年即建国后的毛泽东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张戎却完全无视上述两种文献。仅凭这一点，专家们就可以明白她的水平了。张戎连这些最基本的文献都不知，却要谈论毛泽东，其无知可谓无可救药。这是她的根本错误；而没有发现她的无知的，是欺骗内行的外行教授们。这样的无知傲慢不能原谅！
　　
　　2006年1月8日，《日本经济新闻》登载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的评论，这也是文意不明的一篇文字游戏。这点我将在下文进行严厉批评。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天儿慧教授的无聊文章《震惊的书——〈毛〉的读法》（《现代》2006年1月号），其基本特点就是反复表示“震惊”、“震惊”！他一边称赞他自己所写的水平并不高的《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是不刊之论（如果他仅仅如此宣示倒也勇气可嘉），一边又无原则地夸奖基调全然不同的《毛》，这不是缺乏节操，就是精神分裂。认真的学生，听了他这番支离破碎的学说，只会从教室逃走吧。
　　
　　大报纸、著名学者一起努力大肆宣传的结果，使得这本坏书居于畅销书首位。互联网的博客上，也展开了以《毛》的谬论为前提的中国观，且被目为“今日中国的印象”。这部恶书借着厌中、反中气氛，驱逐好书，使得中国威胁论的亡灵在日本游荡。煽动这种气氛的坏书代表就是《毛》。这难道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态吗？
　　
　　但是，描述毛泽东是不允许采用虚实相差无几的暧昧写法的，因为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政治。如果该书出于虚构，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写这篇书评了。评论虚构作品是文艺评论家的工作。
　　
　　《毛》的招牌，是“采访了数百人”，并为了证明其“实证性”而“附上了庞大的文献目录”，号称“根据史料重新解释了现代史”。事实上，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学教授都已经把它当作“史学著作”，在各大报上连续搞大合唱，声称“有必要改写现代史”。
　　
　　被这些错误信息所诱导，普通读者自然会把这部“虚而不实”的伪造品当作揭示了历史真相的真品。我努力控制住自己可能会白费功夫的徒劳感，勉强写下这篇文章，只是为了揭露这个问题的根深蒂固的根源。
　　
　　《毛》的败笔非常明显。译者土屋京子连作者的名字都标写错了，国分良成的书评则把作者的“名误解成姓”。对这部劣质商品，不清楚中国现代史的外行教授们（比如青木昌彦、加藤千洋、松原隆一、国分良成、天儿慧等）在各大报上发表书评大加赞赏，所以不少人来向我询问事实的真伪，搅得我不得安宁！
　　
　　我先声明，我不反对否定毛泽东的“神化”和打破虚像。很明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点缀现代中国史的悲剧的核心。但是，一味否定“神化”，单纯地把毛“恶魔化”，并不能克服悲剧。《毛》把毛泽东说成“比斯大林、希特勒更坏的枭雄”，从这个视角生硬地否定通常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它却没有超出三流小说的范围。书中几乎没有提示“新观点的论据”，所以它的可信性值得怀疑。
　　
　　关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我选择的第一个话题，是否定长征的象征的大渡河泸定桥战斗。
　　
　　《毛》认为在泸定桥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长征的神话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而已，人们都被爱德加•斯诺的谎言欺骗了。《毛》列举了目击者——“住在泸定桥脚下的93岁的老妇人李秀珍”的证言，还写道，国民党部队根据国民党的战斗计划，在红军到达之前就撤退了。但是，关于这个事件，有很多士兵的证言，都收进了《星火燎原》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迪克•威尔逊的《长征，1935》等也有谈到。这是众所周知的。
　　
　　有趣的是，2005年10月《毛》被人们关注后，澳大利亚的《世纪报》（The Age）调查到一个情况。他们没有追踪到张戎自称采访过的目击者。相反，《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找到一个85岁的目击者李桂秀（当年15岁），她否定了张戎的主张。就是说，张戎编造的“93岁的年老的妇女李秀珍”不存在，而否定那个目击者证言的“85岁的目击者李桂秀”却存在。
　　
　　三笠宫崇仁的日中战争体验
　　
　　张戎夫妇认为，与日本军作战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是，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正如美国魏德迈将军所做的那样，对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评价更高的人并不少。如把日中战争看作15年，时间就是1931～45年；从卢沟桥算起，则是1937～45年，时间均很长。不限定战争时段的“哪个时点”，不确定广阔的中国战线的“哪个地区”，讨论就会混乱。对此，张戎的叙述非常含混，只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可以举个例子。
　　
　　在华中，中共与日本方面达成默契，新四军不攻击铁路，作为交换，日军不攻击在农村地区开展活动的新四军。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明快地告诉作者，不把共产党军队作为攻击对象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方面认为，共产党虽然很麻烦，但不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三笠宫当时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日文版上卷337页）
　　
　　这段记述存在两重、三重的误解。
　　
　　首先，与新四军的“默契”是什么？张戎在1939至1940年的部分记述了这点，可三笠宫作为旧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在南京工作，是1943年1月至44年1月，时期不同。三笠宫得知1937年12月前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后，曾进行过强烈批判，这件事很有名。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张戎的胡乱引用，对三笠宫与日中战争的关系，在读者心目中造成了与事实不符的印象。
　　
　　下面是从三笠宫崇仁宫内厅网络主页引用的有关三笠宫的资料。三笠宫在《古代亚洲史和我》（学生社，1984年）的开头，说明了他对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
　　
　　“战前的皇室有叫做皇族身份令的法规，规定皇族的人，除了特殊的理由以外，一般要担任陆军或海军的武官”“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吧。在前一年，即1931年，满洲事变已经发生了。”（10～12页）
　　
　　接着，三笠宫引用了1928年6月5日《东京朝日》对于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的报道：“张作霖乘坐的特别列车飞速行驶到京奉线距离满铁奉天站1公里处的满铁线大桥时，突然轰然发生炸弹爆炸，满铁的高架桥被炸烂，行驶中的张作霖的特别列车的贵宾车厢及客车3节车厢被爆炸，1节车厢起火焚毁，现在高架桥仍在燃烧，我守备军及警察都已出动。”“似是南军便衣队（中略）引爆了埋设的炸药，其破坏力之大远是投掷的炸弹所不及的。”（12页）接着这段报道，三笠宫说：
　　
　　“当时，我也相信了这段报道。不久，我就知道那是日本陆军策划的。”“1932年，日本海军和陆军共同发动了上海事变。”“在上海登陆的陆军某师团长口吐豪语道：如果支那军不投降，就烧光四百余州。可见当时的日本（军）人是如何侮辱中华民国和中国人。”（13页）
　　
　　“1936年春，我在士官学校本科毕业后，受命在千叶县习志野的骑兵第15连队工作。”“当时的事情，如今仍受到良心斥责的是，对战争的罪恶性没有充分认识。因此，在精神训话时，我告诉部下，日军进行的是正义战争。”（14页）
　　
　　“1943年1月，我被任命支那派遣军参谋，去南京总司令部赴任。在那里工作了1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得知了日军的残虐行为。我在这里只举极少的几个例子，但希望大家知道，那不过是冰山一角。”（16页）
　　
　　三笠宫在南京的总司令部得知的所谓“日军的残虐行为”是什么呢？他继续写道：
　　
　　“听一个青年将校（他是我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期同学，所以受到的刺激更强烈）讲：要培养士兵的胆量，唯有让他们用刺刀刺活着的俘虏。还看了用火车和卡车把许多中国俘虏运到满洲的旷野去进行毒气人体实验的电影。参加实验的高级军医讲，他们也把带有霍乱病菌的水果拿给联合国派遣来调查满洲事变的李顿一行，但没有成功。‘圣战’的背后，实际上存在这种事情。”（16页）
　　
　　三笠宫讲述的口气很平淡。他是在南京事件发生不久后知道这些事实的。
　　
　　“我去上海地区视察时，听一个师团长述怀道：‘把与我们作战的敌方的中国军，和协助日军的友方中国军相比，对手对待一般民众军纪严正。我们应该是在进行正义的战争，但我们却帮助军纪松散的军队，讨伐军纪严正的军队，对此我感觉到深刻的矛盾’。现在想起来，或许越南战争中的美军也感受到与此相同的矛盾吧。”（19～20页）
　　
　　这里所说“协助日军的友方中国军”，不言而喻是指汪兆铭南京政府。第19页登载有三笠宫和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一起与汪兆铭南京政府主席会谈的照片。“敌方的中国军”，从文脉看，指蒋介石的重庆政府。那么，三笠宫是如何看待共产党军队的呢？
　　
　　“我再回到中国工作时”，“日军在中国大陆各地与中国军队对峙，在以‘大同石窟’而闻名的山西省山中与八路军对阵。这是长期的持久战，所以粮食、衣服都必须自给自足。日军在战线背后有铁道，而八路军的后方则只横卧着山岳地带和万里长城。而且，其阵地是延绵的山岩。他们运来泥土进行播种，以图自给自足。我们通过空中拍摄的照片了解到那些情况。他们的热情，使日军司令官也惊叹不已。”“他们对民众，特别是妇女的军纪惊人地严格。当时，某参谋由于日军中有人对妇女施暴而头疼，他认真地说：‘八路军的士兵，他们作为男性的机能是不是与日本人有些不同？’”（第33～34页）。
　　
　　从这段引述可知，三笠宫所说“敌方的中国军”是指国民党军队，但实际上，三笠宫谈到“严肃的军纪”时，印象更深的是山西的八路军。正是为了寻求八路军那种热情的根源，他才开始学习历史和宗教。最后，我还想引用他一句话：
　　
　　“在我读《旧约全书》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牢牢地抓住我的心，那就是众多的预言者叫喊的‘社会正义’问题。已经对圣战了无兴趣的我，感觉到，似乎在《旧约全书》中潜藏着解开前面谈到的传教士和八路军的热情的关键。”（第36-37页）
　　
　　看了三笠宫的日中战争体验，我们不觉对张戎访问三笠宫听取的内容产生很大怀疑。至少，张戎的记述与三笠宫的真意相隔甚远。勉强说，也是张戎把对三笠宫的采访当作招牌，写的却是与三笠宫发言（大概讲过吧）的内容不同的内容。
　　
　　关于毛泽东的生死观及大跃进的饿死人数
　　
　　196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谈到：“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很幼稚。”“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抓住这段发言，说它是“空想残忍的哲学（this airy yet ghoulish philosophy,p.439）”。张戎似乎根本不具有理解庄子哲学、毛泽东辩证法的教养。这或许是文革时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后遗症吧。她谓之曰：“虽然毛泽东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大量杀人，但他认为结果出现大量的人员死亡也无所谓，因此告诉干部们，即使造成那样的事态也不要过于惊讶。”（日本版上卷第190页）
　　
　　大跃进时期的饥荒为什么发生？现在其过程已经很清楚。在热衷于搞人民公社、大炼钢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带来的混乱，导致陷入粮食不足的状态。但是，毛泽东由于地方虚报饥荒的情况而没有认识到实际情况，迟缓了对策。所以，当饥荒在中国大陆蔓延的时候，毛泽东一边怀疑虚报（夸大报告）粮食增产，一边却在认真地烦恼“如果猪吃了还有富余该怎么处理”。看上去很荒唐，几乎是漫画式的构图，但当时的事实如此。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76》下卷第988页）。毛泽东如此作自我批评是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
　　
　　1960年4月，毛泽东对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讲：“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同上，第1069页）
　　
　　“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同上，第1069页）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饿死人的情况的？
　　
　　“（1960年）进入10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重大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75公斤”。“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信阳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同上，第1097-1099页)。
　　
　　全文共1798页的大部头《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卷）根据原始资料记录了大跃进的情况，还具体描写了纠正这次失败的过程中毛泽东路线和刘少奇路线对立产生的过程。虽说也记述了刘少奇对政策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批判，毛泽东以“缺点是一个指头，成果是九个指头”迎战的经过，但最终死了多少人却没有写（这或许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钦定版的极限吧）。
　　
　　然而，张戎夫妇计算出饿死者为“大约3800万人”。这种计算方法是把当时的平均死亡率和58-61年的实际死亡率的差进行比较，把高出平均死亡率的部分看作饿死者。我在1984年底也用类似的方法作过计算。根据20年前我的计算，饿死人数约是张戎夫妇计算的一半。哪个数据更接近真相，唯有等待中国方面公开资料才能判断，但是，张戎夫妇书中写的“3800万这个数字，是经二号人物刘少奇确认过的”，“曾对苏联契尔沃年科大使讲过大饥荒结束前的阶段饿死了3000万人”，却极其可疑。
　　
　　因为，张戎引用的刘少奇对苏联大使谈话的依据1998年10月28日对契尔沃年科大使的采访，但未谈及“该大使与刘少奇见面的日期”。从“大饥荒结束前的阶段”这段记述判断，大概是1961年底以前的事情。1960年夏苏联撤走援助以后，中苏关系一味恶化，不久又发生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刘少奇告诉苏联大使饿死人数这个国家机密吗？如果这是事实，一定会引起毛泽东强烈的猜疑。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意见书”遭到毛泽东异常的对待，就是因为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对大跃进批判的后面有赫鲁晓夫的幻影。如果刘少奇对苏联大使做出了使毛泽东产生误解的行动，在当时就会出现大骚动。这暴露出张戎夫妇只进行了含混的问话，没有辨别苏联大使的证言。无视从中苏对立逐渐升级到边境冲突的过程，只偏向于苏联方面的意见，因此没有看到与中苏对立的激化联动激化的对“中国的内部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批判过程。刘少奇被贴上那样的罪名遭到批判，但刘少奇并没有与苏联大使内通。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
　　
　　周恩来在巴黎作为共产党员进行活动时曾化名“伍豪”。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谍报机关（张冲、黄凯）编造的，亦即所谓“周恩来转向声明伪造事件”。张戎却怀疑这是毛泽东的阴谋。“伍豪转向宣言也是由毛泽东捏造的可能性很大。”（上卷199页）她或许打算用“可能性”作托词，但她大概误读了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高文谦书中写道，文革时期，江青曾试图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转向声明事件”迫害周恩来，毛泽东也有意再次利用这一事件，但高文谦明确表示，“转向声明”本身并不是毛泽东的阴谋（第221页）。
　　
　　富田事件的内部派性斗争问题
　　
　　“合计约有70万人死在革命根据地瑞金。”（上卷第19页）作为江西苏维埃时代的派性斗争杀人事件，以著名的富田事件为中心，苏维埃的死者竟然达到70万人，这是把江西苏维埃地区人口减少认作死者人数的一种错觉。在蒋介石的围剿中，红色根据地不断出现逃亡者。
　　
　　把人口减少与私刑杀人的死者人数混同，乃是初级错误（我的旧著《毛泽东与周恩来》曾谈及富田事件）。
　　
　　对该事件进行长年调查挖掘的是当地的党史研究者、江西省党校教授戴向青。戴向青、罗慧兰合著《AB团与富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向青等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有详细记载。
　　
　　中国共产党创立是1920年，还是1921年？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这是史实，但把共产国际的使者魏金斯基（吴廷康）在上海开设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1920年5～6月，混同于设立上海地方组织的时间和中国各地地方组织代表集合召开会议的1921年7～8月这个时间，然后展开讨论，就很奇怪了。《毛》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是1921年，而是1920年，这是经共产国际刊物确认的，也经为指导第一届党大会从莫斯科派遣来的一位密使确认。”（上卷第46页）
　　
　　魏金斯基1920年在北京与李大钊、在上海与陈独秀接触过，1921年的党代会有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参加，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因此，注释中有必要使用 “一位密使”这样模糊的写法吗？表面上，书中不过是混同了“成立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中国各地地方代表集合”的时间，通读全书却可看出，这实际是埋下了一条大伏线。张戎夫妇是站在“唯有共产国际的指导才正确”的前提下，来给毛泽东定罪。因为毛泽东在与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斗争中取胜，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所以该书从权力斗争的“败者，即共产国际代理人的视点”，站在败者才是正确的观点上给胜者毛泽东定罪。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他们想说明：正确的一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玩弄了卑劣的手段。实际上，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被命名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临时中心。把它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同一看待，是犯了初级错误。
　　
　　这与自称“俄国史专家”的哈利戴宣称“涉猎了前苏联的档案资料 ”的虚伪宣传，属于同样的行径。这种事情，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者来说必须是常识。
　　
　　关于斯大林的代理人王明
　　
　　毛泽东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斯大林是猫，我是要被猫盯着的老鼠的命。”现在大家都知道，斯大林1949年以后也不相信中国革命，揶揄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最终对毛泽东产生一定的信赖，是毛参加朝鲜战争后。
　　
　　王明是1937年被斯大林派遣回中国延安的“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失败后逃到莫斯科，最后死于莫斯科。《毛》站在王明向共产国际作“自我辩解”的立场上，给毛泽东定罪。然而，这不过重复60年代开始的中苏冲突过程中苏联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论点而已，没有超出在莫斯科出版的《王明回忆录》的内容。作为对黎安友教授的抗议，张戎夫妇强调他们调查了王明的资料，但是，包括毒害王明计划在内，王明的自我辩解在《王明回忆录》中都已基本清楚，不出示超越这些事实的史料，就没有说服力。《王明的暴露与进步》（WangMing,Mao’s Betrayal,Progress,Moscow,1979.）中的几乎所有的内容（虽然出版时期有先后），在日文版《王明回忆录》（经济往来社，1976年）中都存在。这些中苏论战中苏联使用的武器，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大量地披露出来了。如果不具体指明哪些资料是新公开的，就没有新意。
　　
　　对于像我这样在学生时代曾读过魏金斯基《在历史中生活——我的人生的回忆》（直井武夫译，东京论争社，1960～1961年)的人来说，强调前苏联档案资料的哈里戴，是十分可笑的。
　　
　　采访成功了吗？
　　
　　该书宣传说“耗费十几年的时间，采访了数百名相关人员”，但在接受采访的人中，甚至有像章含之那样否定接受过采访的人。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Kristof）采访时，章含之否定了书中引用的她那些言论。如此看来，“自称非虚构”的所谓“史实”，确实是非常可疑的。
　　
　　这里，介绍美国两位有见地的教授对该书的评论。他们尖锐指出了该书的不可验证及充满欺瞒性。这两篇评论是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所写《怪物的肖像》（《纽约书评》 2005年11月3日），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所写《翡翠和塑料》（《伦敦书评》2005年11月17日）。
　　
　　史景迁教授《怪物的肖像》
　　
　　史景迁教授的书评首先从托马斯•伯纳德《高度冒险季节：埃德加•斯诺在中国》（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开始，因为《毛》的假想的敌之一就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张戎夫妇指责说，因为埃德加•斯诺是共产党员，所以把毛泽东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做了报道，由此把谎言散布到了世界。史景迁教授仔细介绍了40年后托马斯重新调查斯诺访华前后的情况，把张戎夫妇的主张作为批判的前提，在确认斯诺描写的毛泽东形象的同时，与张戎夫妇的毛泽东进行对比。
　　
　　谈到第19章“战争扩大背后的共产党间谍”（美国版标题Red Mole Triggers China-Japan War）时，史景迁对张戎批判喷发出烈火。他写道：“这章认为国民党南京•上海警备区司令张治中将军‘长期以来是共产党的间谍’”，1937年8月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从休眠中苏醒过来，由此扩大了日中战争’。这种意见是否适当，‘只是使用一个冬眠间谍就避开了日本对苏联的威胁，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作战’。”（上卷第344页）
　　
　　关于所谓林彪夫人叶群和参谋长黄永胜的艳事，史景迁指出其出处是肖思科根据林彪四人帮案件审判资料写的《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87-91页），记录本身就值得怀疑。特别是事件中三个重要人物林彪、叶群、林立果均已死亡，《超级审判》的记述已无法验证。书中描绘的当事人对话“语气”，与其说是“原始的窃听记录”，不如说更像是中国传统的通俗卖淫故事，只不过色情小说的主角换成了叶群和黄永胜而已。
　　
　　我之所以称此书是三流小说，意中就包含这部分内容在内。它采用大众小说的描绘手法，清晰地把毛泽东勾划成可憎的恶人，而把王明、刘少奇描比作悲剧英雄。作者在书中镶嵌上“前苏联档案资料”、《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片言只语，把它伪装成史实，从而轻而易举地蒙骗了那些一知半解的专家，再次暴露出他们对现代中国的真知灼见的欠缺。
　　
　　史景迁具体考证了张治中将军的间谍问题及叶群和黄永胜的“窃听记录”。从这些典型事例类推，他否定《毛》整体的可信性。这才是专家的见地。我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敬意。
　　
　　评国分良成教授《世界性的论争，惊人的新解释》
　　
　　国分良成教授是这样评论《毛》的：“本书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惊人的关于毛泽东的新解释。（1）他一贯地不关心农民和农村；（2）以毛泽东领导的农民暴动而著名的秋收起义与他毫无关系；（3）他企图毒杀政敌王明；（4）朝鲜战争是毛泽东唆使北朝鲜干的，中国企图通过和美国作战得到苏联援助；（5）毛泽东更高兴大跃进失败出现大量死亡，人口减少；（6）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立更残酷无情的领导体制而进行的大肃清；等等。”
　　
　　出于方便，我给上述6项标了序号。这6条，国分教授没作任何评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如此重要的判断，却什么也未说。这是为什么？我难于理解。如果没有评价的能力，那说明他没有写书评的本事。这是国分教授判断停止之一。
　　
　　“至今，世界上对这本书的评价可以一分为二。似乎新闻界因为它打破禁区的崭新性和趣味性而称赞声强烈，学界则由于它一味的提出大胆的假说却缺乏充分的史实考证而批判声多。确实，本书完全由毛泽东个人的野心和阴谋来重新组织中国现代史，这之中没有人生的微妙和偶然性要素，略有不自然。”
　　
　　新闻界的“称赞”与学界的“批判”，确如果国分教授所说。那么，国分教授属于哪方面呢？他用“似乎”这种印象性的写法进行逃避。他的评价是只凭“野心和阴谋”重新组织，缺少“人生的微妙和偶然性要素”，因此“不自然”。如此贫乏的词汇，难道不是只相当于中学生的作文水平吗？这是国分教授的判断停止之二。
　　
　　在接连的判断停止、模糊的形容词之后，国分教授引出了一个着实让人吃惊的结论。他说：“不过，包括这样的论争在内，给趋于停滞状态的毛泽东论吹进了新风，其意义重大。”
　　
　　请问，毛泽东论果真“趋于停滞”了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难道没有进入教授的眼睛吗？与这部大部头著作相比，《毛》只是其一半的页数，文献调查和分析都极端粗陋。国分教授认为给“毛泽东论吹进了新风”，这种评价实在令人惊讶。能够如此容忍伪装历史的虚构、混同真伪的胡言乱语，只能说明不谙中国现代史实、不用功吧。
　　
　　国分教授在文末说：“如果从中国国内发出这样的毛泽东论，那么中国的变化就是真的了。”文意很不明确。《毛》在英国、美国，然后是日本出版了，但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毛泽东论，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认为中国会混乱到容许这样的一派胡言横行。若是这样，“中国的变化不是真的”就是国分教授降下的神谕了。完全不明白这位教授究竟想说什么！身为小泉首相领导下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的招牌教授的发言，不免过于杜撰、空洞、粗糙了吧。如此，日中间的对话几乎不成立也是自然的。真令人愕然。
　　
　　评松原隆一郎教授《抗日战争的神话也是谎言？引起议论的新见解不断》
　　
　　松原教授说：“作者推出毛泽东传虽然花费了10年的岁月，但我仍然怀疑它是否还有可以破坏的偶像，可是，这样的成见在上卷就被吹散了。随着翻阅，挑战性的新见解跃然纸上，几乎要把建国前的‘功绩’一扫而空。”
　　
　　所谓“挑战性的新见解”是指：“（1）走完英雄的长征，以延安为据点，和热爱的农民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这个神话是弥天大谎；（2）毛是醉心于自恋的虐待狂；（3）对共产主义并没有特别的共感；（4）并不是建党时的成员；（5）为了打倒蒋介石与日苏联合；（6）摸索分割中国；（7）红军这支自己的军队也作为他野心的牺牲品；（8）党员和统治区的农民由于残虐的拷问和掠夺、处刑而被恐怖捆绑住；（9）斯大林对毛的野心和残虐性有共感，为了回避战争而利用了他。”（序号是矢吹加的）
　　
　　他接着说：“毛与张学良、斯大林、蒋介石的交锋如果是真实的，那么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将被迫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必定是有议论的一本书。”
　　
　　我想对松原教授说：用“交锋如果是真实的”这种假定法来逃避是卑鄙的。书评的责任在于对这些交锋“进行真伪判断”。如果欠缺那样的知识和能力，明智的做法是承认“没有书评能力”而推辞。
　　
　　松原教授一方面用“交锋如果是真实的”逃避，另一方面又抬举它是“有议论的一本”。实际上这也是在逃脱。
　　
　　所谓“有议论的一本”是指“评价各异，或不能用既成的价值观来评价的作品。再就是引起注目和议论的作品”。松原教授是评价、还是不评价？他对此避而不说，却耗费大报纸的如此大的篇幅，事实上是努力为这本坏书进行了宣传。用“如果是真实的”逃避，用“有议论的一本”再次逃避，如此玩弄文字来挣稿费，正是文学无赖的常用手段。重用这样的家伙，正是日本的大报书评栏目的卑鄙之处。
　　
　　“本书的命脉在于对数百名有关人员进行了采访，收集了中国、前苏联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这是十足的广告招牌。但通过“对数百名有关人员进行采访”是否得到一些确切的新证言，却丝毫未有言及。
　　
　　“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如果也包括“中国”在内， 那“首次”就是违背事实了。因为几乎全部都是旧闻。
　　
　　我已列举数例，说明关于前苏联的可疑部分相当多。边逃边打的专家松原教授继续逃跑。
　　
　　“无论挖掘出多少一手资料，其他的解释方法也是可能的”，“断言似的新见解存在很多疑问”。请问松原教授：如果“其他的解释方法也是可能的”，那就应该展示出来。如果“存在很多疑问”的话，难道不应该指出那些疑问吗？那才是书评。要铭记，仿书评，只不过是替作者和出版社捧场而已。
　　
　　书评的明镜：黎安友教授《翡翠和塑料》
　　
　　就在我因日本各大报“仿书评”泛滥而心情沮丧时，看到了真书评，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黎安友教授的评论。
　　
　　实际上，我对黎安友教授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民主化论、人权外交论不抱好感。但是，读他这篇书评，我重新认识到，一个认真的学者还是了不起。
　　
　　张戎夫妇这本书，声称“采访对象有38个国家、363人”。这是列举了真名实姓的人，另外“匿名接受采访的人还有几打”。比如，据说是延安时代给毛泽东洗过精制棉衬衫的洗衣人、试图给毛泽东的敌人王明作毒液检验的药剂师、毛泽东的“多位”女朋友等。
　　
　　黎安友很注意张戎夫妇的以下记述：（1）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积攒私人财产；（2）毛泽东的部队在长征期间只打过一次仗；（3）红军之所以能逃出国民党的围剿，是因为蒋介石放他们逃走；（4）在大渡河泸定桥没有发生战斗；（5）1962年毛泽东在得到苏联支持的基础上攻击了印度。
　　
　　在此，矢吹想评论一句。最后谈到的所谓“在得到苏联支持的基础上攻击了印度”，简直让人忍俊不禁。1960年中期苏联就撤走了对华援助，到62年中苏关系已经变成敌对状态。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援助中国？
　　
　　黎安友还注意到张戎夫妇以下的记述：（6）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对手王明下过毒；（7）毛泽东为了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明知部队会遭杀戮，还派遣了部队；（8）毛泽东把文革时期花时间折磨刘少奇至死引以为乐；（9）毛泽东利己、无慈悲心，是残忍、嗜虐的权力亡命徒，缺少理想，贪图安逸，为了满足财富和性欲才想干革命。
　　
　　对热心于这类话题的张戎夫妇，黎安友这样说：“自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七分功绩三分错误’后20余年，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热衷于把毛泽东看为圣人。但对张戎夫妇来说，至今仍有必要暴露。”
　　
　　“但是”，黎安友指出：张戎夫妇发现的很多事情无法查找可靠根据。其他的情况或是推测，或是只有案情证据，一部分是不真实的。
　　
　　查不到证据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对匿名者的采访，一是使用了未发行的文书或书籍。作为对匿名者的采访的例子，黎安友详细找出了若干事例。这样的事例，“有好几打”。作为“未发行的文书或书籍”的例子，他也列举了实证。比如作证“在大渡河泸定桥没有发生战斗”的“1997年满93岁的妇女”和“1983年桥梁纪念馆的馆员”，均无法确认。另外，书中写到王明曾被“接受了毛泽东的命令的金大夫下毒”，但这位大夫也无法确认。
　　
　　我认为，下毒一说出于王明幻想的可能性很大。《王明回忆录》曾写过此事，但没有举出证据。此外，说毛泽东“1965年命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其证据也只是所谓“日本共产党干部的谈话”而已。这些讲法，均无从检验、确认其真伪。
　　
　　黎安友更就文革时期不对刘少奇宣判死刑，而进行“长期折磨致死”，“享受那个过程”这一记述，指出：作者的根据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林彪一家中匿名的一人”，这也是无从确认的。然而，黎安友又说：“我并不是全部否认匿名采访，使用未发行的资料本身并不坏。”“我自己在必要的情况下也那样做。”“但是，张戎夫妇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提示检验证据的可信性的信息”。这是他批判的核心。
　　
　　读了这些，我对于作为专家的黎安友重新产生了共鸣。我记得黎安友支持中国的民运活动，还参与过帮助民运分子逃往国外的活动。自然，为了保护那些人和情报源，在表现方法上需要加工。但是，如果以此为借口，擅自捏造采访对象，那就成为伪造。因此，一方面要保持匿名，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好在没有必要继续匿名的时候可以公开真实姓名。即使不能期待事态发展到那一步，至少也应该提示方法，让读者理解匿名的理由以及并不是用匿名的方式捏造了架空的采访，这是研究者的义务。
　　
　　张戎夫妇看来没有接受过这些“学问研究ABC”的训练。我可以充分地怀疑，这说明他们没有理解区别虚构和史实的必要性，他们实在太轻易地让匿名人物说话了。对《毛》这本书，我最强烈地感到疑惑、想批判的，正是作者这种暧昧的态度。
　　
　　针对这种提问方式的问题，黎安友也曾提出多项疑问，如如何获取数据，如何坚持调查过程的隐秘性，在哪里发现采访对象，在什么状态下进行的采访，用什么方式进行提问的，采访记录如何保存的，采访对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回答提问的，采取何种方法确认采访对象的，未发表的资料源是如何到手的，其他研究者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那些资料？如果不能，其理由是什么？等等。接着，黎安友就丈夫“哈里戴 的作用”指出：他看来是负责俄语、葡萄牙语、阿尔巴尼亚语的史料，对俄罗斯外交官以及共产国际的官僚的采访，他不是中国专家，是提倡重新评价日本殖民政策的政治史和朝鲜战争史论的作者之一，是恩维尔•霍查回忆录的英文版编者。也就是，他似乎是一个“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对毛泽东失望的左翼”。
　　
　　很明显，张戎夫妇的多数主张都歪曲了证据和证言，作推理小说对待，或者是作了牵强附会的理解。这是黎安友教授批判的核心。
　　
　　黎安友对本书的评价明显地是否定的。对他编辑《天安门文件》的编辑方法、他的民主化论，我不赞成，但我认为他对《毛》的评论，真可谓“书评之鉴”，值得学习。
　　
　　误读“廉价小说”为“史书”：天儿慧教授“震惊”的读法
　　
　　天儿慧教授《令人震惊的书〈毛〉的读法》，可谓支离破碎。天儿教授是受该书译者土屋京子感谢的人物：他“不仅细致地审读了原稿，还广泛深入地赐教于译者，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即使是从中国研究专家的眼睛来看也是多么令人震惊、应该如何站在迄今的中国研究基础上看待这本书等。我想向他表示最深挚的感谢。”（日文版下卷543页）所谓“细致地审读了原稿”，是真的吗？所谓“广泛深入地赐教于译者，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即使是从中国研究专家的眼睛来看也是多么令人震惊、应该如何站在迄今的中国研究基础上看待这本书”，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对这些话抱有疑问——恰好得知他自己在《现代》1月号的论文中讲述了那些所谓的“震惊”。我认为，三文钱的廉价小说不值得吃惊，倒是天儿的论文让人“震惊”。因为，那些话可以说是天儿教授“长达3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结果。
　　
　　我先引用天儿论文的开头四行。“令人震惊的毛泽东传，同时又是一本实在大胆的现代中国史书，不难从根本上推翻既往的中国革命史、现代史。”
　　
　　这表明，天儿把三文钱廉价小说程度的粗俗作品看作“史书”了。他说：“本书的特征在于通过大量的资料和众多的采访，揭开了被革命和政治加封印的阴暗部分、幕后历史，再把这些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历史的潮流。”
　　
　　天儿教授原封不动地重复张戎夫妇所谓“大量的资料和众多的采访”的宣传词句，对引用文句毫不进行批判。
　　
　　天儿声称“本书的描写，对于进行了3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我自己来说，几乎也有掩盖不住的刺激。”研究了30多年，还分辨不出记述的真伪，这等于是坦白自己“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也就是说，等于坦白自己“欠缺写书评的能力”。
　　
　　“（本书）内容，把中国近现代史积累起来的一般性定论也从正面予以否定。”如果真是这样，不只应该说明本书与研究经历30年的专家教授理解的“一般性定论”的异同，还有必要判定、鉴定一般性定论正确，还是否定一般性定论的《毛》正确。这才是有识之士、书评家的职责。向他们要求的不应该是中学生的读后感。
　　
　　“本书中，毛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顺从的，斯大林也在中国革命中，实质上相当重视毛，在各种局面中给了毛重大的支持。这大概是根据在俄罗斯新挖掘出的大量资料得到的确证吧。”
　　
　　又是“大量资料的挖掘”，毫不进行资料批判，就写什么“得到的确证”，这作为专家的文章，可以容许吗？只不过，他为图保险，狡猾地准备了“留下疑问”、“或许需要保留意见”来逃跑。天儿引用的命题，对中国革命史来说是最大的争论点之一。有30年研究经历的专家教授，必须选择是肯定张戎夫妇的主张，还是否定。只说“留下疑问”是不能完事的。“或许需要保留意见”是不能了事的。按马克思的说法，“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打破优秀、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军队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围剿，波浪般扩大起来的农村根据地政权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农民、工人建立新的统治，而是反复对革命同志、运动的支持者进行彻底虐待、恐怖和杀戮；不是解放，而是一味地灌输恐怖。”“泸定桥的英雄渡江战争等，基本上是编造的故事。”
　　
　　前者引自流亡者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后者是1997年满93岁的“匿名女性的证言”。《毛》出版后，欧美的记者曾去追踪这个女性的踪迹，但未能找到她。相反，找到一个85岁的女性（当时13岁），她否定了《毛》所记述的没有战斗的说法。这点，前面我已经介绍过。是一般常识性说法正确，还是张戎夫妇正确？尽管评论者应该做出判断，天儿却说什么“做了详细的叙述”、“是真的吗”，佯装不负责任的第三者。
　　
　　“如上所述，本书的内容完全推翻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定说性的解释，真可谓是让人‘震惊’的内容。”天儿在这里也说到“推翻定说的震惊”，一味地重复“震惊”。
　　
　　“假若本书只是根据对毛泽东持批判态度的人们进行的采访和回忆录写成的，那决不能构成震惊。”但“正因为本书是花费十几年的岁月，依据对数百名活证人和有关人员的采访、共产国际、中苏关系史的档案资料、中国自己公开的各种资料等进行叙述的，所以才让人震惊。”
　　
　　原来如此！我们可以了解天儿经受不住“震惊”的智力了。“十几年的岁月”，“对数百名活证人和有关人员的采访”，“共产国际、中苏关系史的档案资料、中国自己公开的各种资料”给了天儿震惊，这是因为他囫囵吞枣地相信了张戎夫妇的宣传。
　　
　　研究经历30年的专家教授因“十几年的岁月”而吃惊，滑稽透顶。张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红卫兵，文革结束时从四川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学英国。这些经历说明：她是文革那代人的受害者，没有接受充分的教育，以使她理解中国革命。天儿难道没有看透这点吗？
　　
　　我们不能被所谓“新发现的前苏联的档案资料”束缚住。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1920年共产国际支部创立混同，这种无知，只要是读过魏金斯基回忆录《在历史中生活》一类著作的人，就很容易指出。
　　
　　再有，毒害斯大林代理人王明的说法，不就是《王明回忆录》（经济往来社，1976年）的抄袭吗？这类说法，40年前中苏对立时就是苏共反复强调的事情。这让人怀疑哈利戴到底把前苏联的档案资料解读到了什么程度。毫不怀疑张戎夫妇的宣传，却宣称只受到“震惊”的教授，到底算什么？我不得不怀疑研究经历30年中到底研究了些什么？难道只读过教科书程度的通说吗？
　　
　　天儿在长达七页、稿纸约25张的论文中，重复了三次“留下疑问”，指出了几处对《毛》“推翻常说”的不协调感，导出含混的结论。
　　
　　“如果本书的内容是根据远远超过以前的资料——且发掘了很多可信性高的新资料，并对它们进行认真的检验、综合判断之后组合起来写成的话，我几乎不得不脱帽致敬。”不是脱帽致敬的问题吧。如果不宣告天儿所著《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已经板上钉钉，那就不合理了。
　　
　　读过《毛》，该书的真伪会很清楚。鉴定真伪是书评人的职责。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仔细检验了本书记述的内容，剔出其根本性的缺陷，否定了本书。可天儿呢，虽然也提出几个疑问，却对本书的记述既不能作一个明确的肯定，也不否定。他到底是脱帽还是不脱帽，一直采取暧昧的态度。这样，对三文钱廉价小说的宣传起到了PR作用，挣到了稿费。这种做法，只能把他看作没有资格作中国研究者。我也不禁对他的学生们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的教授是这样不能思考、不能判断。
　　
　　末尾，天儿还写了一通通俗透顶的谬论：“本书内容不难大大地动摇至今还在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因此对党的冲击之大远不是我受到的震惊所能比的吧。”
　　
　　出逃中国的女作家和新左翼的没落者——其丈夫写了篇廉价小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怎么就会被动摇？把这样的低俗小说当作“让人震惊的书”的人，只有那些不是被作者和出版社欺骗，就是佯装被骗来赚稿费的没有品德的教授。
　　
　　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
　　
　　“张作霖被炸事件，一般认为是日军实行的，苏联情报机关的最新资料表明，实际上是爱廷贡（后来参与暗杀托洛斯基的人物）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进行计划、然后伪装成日本军干的。”（日文版上卷第301页）查《毛》美国版原文：“史书上说这是日本人干的事，但最近俄罗斯情报方面称，暗杀是斯大林下令、由后来杀死托洛茨基的爱廷贡(Naum Eitingon)组织的，然后弄得像日本人搞的一样。”（第175页）日文版中的“表明”，属于按既定事实进行描述。英文原文的意思，却是“称”。也就是说，断定“表明”为时尚早。因为，那只能说明间谍的表功之谈中有那样的记述而已。问题之一是误译。原文只写了“称”，译文却确定为“表明”了。此外，原文本身也有谬误。因为，作者依据的资料，是GRU（苏联参谋部情报总局）的书。据说，对爆炸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索卡”（Sorge）的前任萨拉宁（Salnin），一个间接证据就是维纳洛夫（Vinarov）书中关于铁路被炸的照片，还附有拍摄说明。然而，如果只凭这点记述就深信“张作霖被炸事件是斯大林的阴谋”，这种人要么是脑细胞过于单纯，要么是喜欢阴谋的热衷者，不然就是智力水平让人怀疑的知识分子。信息必须具体验证。在当时的满洲，张作霖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对峙。其周围既有国民党谍报员、中共谍报员，也有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谍报员。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筹划、实行了这一事件的确凿事实，用此类低级的“间谍情报”能掩盖吗？关于事件的情况，“事后”有可能各方间谍都向上司做过汇报，也附带有照片。因此，维纳洛夫所谓“1969年在葡萄牙出版”的书中有照片也不奇怪。如此就认为在“索卡的前任萨拉宁”指挥下，由“参与托洛斯基暗杀的爱廷贡”执行，“葡萄牙人维纳洛夫”拍摄了照片，这是张戎妄想的“斯大林的阴谋”。我当然期待这个领域的专家验证这个阴谋故事的可信性，但难以否定其缠绕着的强烈虚构的臭气。这本书尽是胡说八道，从其他众多的错误类推，这一部分也是伪造的可能性很强，无论如何难以认同它是妥当的结论。
　　
　　关于上海事变
　　
　　关于日中战争的第二个阴谋故事，也开始于斯大林的指令。书中认为，由上海事变导致日中战争扩大，是间谍的谋略。他们把当时国民党南京上海警备区总司令张治中编造成了间谍，说张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37年8月“根据斯大林的指令”，发动大山中尉杀害事件等，使得日军战线扩大到华中地区，导致了日中全面战争。他们还对这种荒唐无稽的奇谈怪论自卖自夸，“说张治中是历史上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间谍也言不为过。其他的间谍，多半人只是传送情报而已，而张治中事实上只他一人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的可能性很大”，“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一次大大成功的作战”，“苏联大使馆武官雷邦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与张治中接触后随即被召回国，处死灭口。”（日文版上卷第344页，美国版第203页）
　　
　　关于张治中将军间谍说，上述史景迁教授的书评已经明确予以否定。“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争之际，日军介入进来。三者各自拥有谍报人员和暗杀组织，确实存在其中一部分人是双重间谍，或者三重间谍。”“一是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不可避免需要相互的联系调整。将校们的关系是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一起学习的校友，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也曾在那里积极开展工作。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为了学习军事训练访问苏联，周恩来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1949年，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张治中将军没有随蒋介石撤退去台湾，而向大陆的解放军投降了，这是事实。但由此类推，提出所谓张治中将军间谍说这样的新见解之前，还必须验证下述几点：（1）斯大林为了扩大与日本的战争，是如何使张治中将军从休眠中唤醒、让他开始活动的？（2）是以上海为基地的共产国际的间谍仍与莫斯科的斯大林保持秘密的无线通信，又将之传达给了张治中将军吗？（3）张治中将军复苏为止，他实际的任务是什么？”
　　
　　据《张治中回忆录》（1936年2月记述）记载，当时任国民党军官学校校长的张治中，筹划了一份防卫日军、保护苏州和上海的“秘密计划”。这项工作，即使到1937年，张治中在青岛养病时也在持续，但1937年7月9日，他接到日军攻打华北的消息，为了保卫南京和上海，急忙返回南京（《张治中回忆录》第109、111、116-117、123、139页）。“看不出（张治中）在为共产党工作。张治中将军在日记中记下了1932年初在上海与日军积极作战的情况。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在机场与张治中见面，听取了张治中的报告，将其作为部下给以信任。”张戎写道：张治中将军“因为积极与日军作战，因此1937年9月被迫辞职”。然而，在上海地区日军初期的胜利之后，“张治中从上海调任湖南省知事，这应该不是左迁。因为蒋介石的整体计划是跨越长江以南的湖南省向西南转移。因此，对中国的将来而言，湖南省将成为关键地区。”“1937年11月，张治中将军与自黄埔军校分别十几年的周恩来等旧校友再会。张戎虽然援用了《张治中回忆录》，但并不能证明张戎的主张。”
　　
　　史景迁教授打破了《毛》的核心主张之一，实在是漂亮，是“书评的典范”。黎安友教授的书评也彻底批判了该书“操作资料”的行为，完整地揭露出作者的欺瞒性。可以将英语写成的这两篇书评看作是显示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水平的一个证据。遗憾的是，在日本却没有这样研究。
　　
　　关于东北部分记述的错误
　　
　　武吉次朗读了我的书评草稿，后来我收到他寄来的资料，我想介绍一下其中一部分。武吉根据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工作的经历，对向他询问的熟人作了以下的回答。同时把张戎的错误列举如下：
　　
　　（A）“苏联军队立即把日军兵器库向附近的共产党军队敞开了（a）。那里有东北最大的沈阳兵器库，据中国共产党的绝密文件说，到手约10万挺枪、几千门大炮、大量的弹药、布匹、粮食（上卷第478页）。”“共产党军队在莫斯科帮助下迅速提升武器装备。苏联把日本制造900架飞机（b）、700辆坦克、37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掷弹发射筒、将近1万2000挺机关枪、一支颇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还有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都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上卷第500页）
　　
　　武吉的证言如下。关于（a）的部分：“苏联把在满洲的日本兵器当作废铁运过来，除此之外，从工厂设备、铁路轨道（齐齐哈尔至黑河等），到高级官僚住宅的家财，统统运回了本国”。关于（b）：“关东军的精锐部队被抽调到南方去了，因此，临近战败前召集的士兵连人手一支枪都不能保证。书中写道有900架飞机，但据参与创立民主联军唯一的航空学校的朋友讲，仅仅保有的‘隼’式战斗机，在战败后立即自己把它们炸毁了。因此，剩下来的只是些苏联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看也不看的破陋的训练机。创立航空学校时，把这些训练机收集起来，靠着用几架的零件拼凑着组装的绝技，好不容易才使16架飞机飞上了天。”“顺便提一句，并不是苏联向中国转让大量的现代化武器，而是开始出售，这也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的参战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之后。”
　　
　　（B）“中共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上卷第501页）
　　
　　武吉证言如下：“60万战俘都由苏联带到西伯利亚去了。被留用的日本人，是民主联军或共产党政府机关连同医院和工厂一起留下的，或是个别指名的。另请参照《人民中国》2006年1月号刊登的武吉次朗的文章《作为朋友对待的‘留用’日本人》。”
　　
　　（C）“派遣了一支由日本加苏联训练的20万人的强悍朝鲜正规部队。”（上卷第501页）
　　
　　武吉证言：“事实正相反。日中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的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进驻到也是他们的故乡的满洲，在那里募集了住在当地的朝鲜人。另提一句，当1950年朝鲜战争一爆发，他们就携带着武器奔赴了朝鲜战场。鸭绿江南岸曾作为民主联军的伤病员和物资的临时避难所使用，这是事实。”
　　
　　（D）关于卫立煌（上卷第516页）、胡宗南（上卷第506页）的间谍说。
　　
　　武吉证言：“卫立煌在日中战争中勇猛作战，受到毛泽东称赞，这是事实，但没有迹象说明他有意图地配合了毛泽东，而把这种情况写到‘发挥9了决定性作用’的程度，简直就是冒渎历史。”“另外，卫立煌自1955年去北京至60年去世为止，一直保持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地位。”
　　
　　“胡宗南不是间谍的证据是，他随蒋介石转移到台湾以后，也历任澎湖列岛防卫司令等要职。胡宗南的亲信熊向晖，实际上是周恩来派遣的地下共产党员，当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通过熊的渠道一直把蒋介石方面的军事情报传送给了毛泽东方面。这在《熊向晖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
　　
　　（E）关于民主联军
　　
　　“1948年11月，控制满州的林彪军队不是13万人，而是100余万，其中80万进军华北，又编入了各地投诚的国民党军，进攻到海南岛时已扩展到140万。”
　　
　　（F）“派遣到东北的士兵中得疟疾的人很多，因强迫发烧后虚弱的士兵行军几百公里，所以一个病人，要由健康的士兵从前后夹着他，在腰间系上绳索拉着走。”（上卷第486页）
　　
　　武吉说：“张戎的无知暴露无遗。进驻东北的八路军都是山东、河北、陕西等北方出身的人。他们被疟疾和日本住血吸虫困扰，是1949年进军南方以后的事情。”
　　
　　完成于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