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霸包括官霸和学霸，权霸就是依靠特权称霸，权霸就是权力学术垄断，权霸是精神剥削和物质剥削的暴力工具，剥削阶级要依靠权霸暴力工具和学霸的精神控制工具进行剥削。中国古代的学霸用天命论控制民的精神帮助剥削阶级剥削民众。西方的学霸用公平的自由竞争弱肉强食论帮助剥削阶级剥削民众，其实剥削阶级有政府这个暴力工具在保护他们的利益，哪有什么公平竞争。　　

有学霸说是穷人仇富，是因为穷人仇富喜欢暴力革命。如果没有国家政府这个保护剥削阶级的暴力工具怎么能发生暴力革命？完全是剥削阶级用暴力工具对贫民的压迫剥削引起的暴力反抗，垃圾学者倒打一耙说是穷人喜欢暴力。完全是因为用国家政府这个暴力工具保护剥削的不公平制度产生了穷人，并导致民不聊生而引起的穷人暴力反抗。任何力量都会产生反作用力，有剥削压迫就会产生反抗。

中国人在儒家的等级思想独尊的社会环境里大多从小就被压迫的失去了反抗霸权的精神，中国人从小就被儒家思想的精神控制工具控制成奴才了。只有少数有极强的反抗精神的人才敢独立思考问题反抗霸权。毛泽东从小就是非常有反抗霸权的精神，毛泽东的一生都是与权霸做斗争的，毛泽东斗争官僚主义，毛泽东斗争学霸。官僚主义和学霸是中国非常传统的顽固的文化，儒家的思维习惯就是唯权威是从，忠君畏圣，一切思想要遵从圣人的原文，不是迷信古代圣人搞学霸就是迷信洋圣人搞学霸，这种思想的乞丐精神的奴才对别人就是横行霸道，越是奴才性十足的人越喜欢对下级对晚辈横行霸道。　　

官僚主义和学霸这个毒霸文化在中国横行霸道了几千年了，中国有很多人是又怕官又想自己当官让别人怕，中国有很多人自己喜欢当思想的乞丐精神的奴才，也喜欢别人当自己的精神奴才思想的乞丐。中国人总是喜欢用背诵下来的圣人思想教训别人，这种官僚主义学霸主义毒害的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　　

毛泽东找到了根治这种毒霸文化的方法，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是在革命实践中发现这个真理的，毛泽东每次搞整风运动都要跟官僚主义和学霸作斗争。毛泽东对敌搞阶级斗争军事斗争，毛泽东对内部搞反官僚主义反学霸斗争。反官僚主义反学霸斗争是强健自己，对敌斗争是打击击垮敌人，强健自己才能击垮敌人。艾滋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力，官僚主义和学霸是国家机体的艾滋病毒，官僚主义和学霸这个国家机体中的艾滋病毒破坏国家安全系统，是亡国灭国的根本原因，历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这个官僚主义和学霸这个国家机体中的艾滋病毒破坏了国家安全系统。国家的安全系统就是国家的公平制度，还有因公平而产生的大多数国民主动信仰凝聚力。　　

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发动了多次运动打击官僚和学霸，建立新中国以后在逐步消灭了资本家地主的剥削，但是那种传统的顽固的权霸毒霸文化并没有铲除消失，这种权霸毒霸文化在创造新的剥削现象，就是首先产生官僚和学霸，这种官僚和学霸会产生新的剥削现象，最后是产生新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认为避免这种新的剥削产生必须要给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所以说建国以后我国的的主要矛盾是民权与官僚特权的斗争，毛泽东为民争权，权霸在夺民权，官僚和学霸在夺民权。　　

毛泽东在《中国共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从毛泽东的《中国共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我们看到建国以后我们那些有功高官就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他们开始夺民权了，他们对民众开始用权霸了，毛泽东多次整风没有效果只能用依靠群众搞运动整风，我看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跟官僚们为人民群众争权，文革就是强制实行人民民主监督，发动文革就是被官僚们的强权逼迫的。还有那些政治投机的文人们总是跟着官僚们忽左忽右的跟风投机整人，他们是看政治风向依靠官僚的学霸。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去世以后那些官僚是急不可待的开始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人民民主监督，就是剥夺了人民民主监督的权力，那些官僚开始剥夺人民群众的权力了，他们以改革为借口开始夺民权了，夺民权首先要把民搞成一盘散沙，所以在农村就用包产到户把团结的农民搞散了，一家一户各顾各了就没有力量了，没有团结的力量就会失去权力了。在城市的工厂企业里搞厂长经理专制剥夺工会的权力，就等于剥夺了工人的主人权力。在人大代表里看不到工人农民代表，全是官僚代表，还有资本家代表，还有黑社会头子当人大代表，黑社会头子当政协委员，就是没有工人农民政协委员。　　

我们看到当我们失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失去人民的权力，当人民失去民主监督权力以后人民就会变成现代奴隶工、现代包身工，就会出现现代血汗工厂，就会出现现代童工，就会出现黑社会头子当人大代表，黑社会头子当政协委员，就会出现那么多的不怕人民群众舆论的厚脸皮学霸学者专家。　　

失去了人民民主监督的国家最后结果就是经过战乱改朝换代，这是历史证明的结果，这是国家的悲哀人民的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