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需要实现三民主义　　

　　

结合现实，想想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清末民初，为了社会的进步，振兴中华，使人民幸福，孙中山提出了民生、民权、民主的三民主义主张。后来蒋介石没有把三民主义继承发展好，把三民主义糟蹋了，要不然，三民主义的宗旨会逐渐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中华建设会走向大民主，大团结，大共和。孙中山也是看透了帝官封社会的丑恶面目，他着重于运用三民主义改造旧世界。在当时和后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三民主义也是一向赞成。以此来说，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上层建筑的内容要求上，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因此孙中山才认可和主张国共合作。江泽民总结称孙中山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第一个伟人，是准确的。对于现实来说，三民主义也很有价值品味。而今，对于腐败官僚主义问题的解决手段，同样需要三民主义。　　

　　

一切社会在外表看来，都有官僚和人民组成，在孙中山看来，三民问题是社会的本质。因为社会问题包含权力结构问题，因此孙中山着重于利用官僚层面闹革命，而不着重于发动人民群众闹革命，导致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体制不合乎三民主义的要求，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很大，这就是民国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在马恩列斯毛看来，社会本质的东西是生产关系。而权力结构这东西，则是社会的一种表象，不是各个社会的本质。人是决定的因素，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管是怎样的形式，怎样的矛盾运动，都是由人这个因素在决定着，也就是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地位所决定着。而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与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和地位、产品的分配形式，三个元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因此，生产关系是贯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条“写作红线”，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应从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入手。　　

　　

三民主义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但是实现三民主义的过程，也需要通过改善生产关系来实现。即改革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地位，作为“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的“杠杆”作用，从而使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相对和谐，达到矛盾运动良性循环的发展。但是这种矛盾运动循环过程中，往往总是要释放出一些博弈斗争的能量的，不过或大或小而已。博弈斗争的激烈程度越小，则就越相对和谐。孙中山着重于官僚层面上，在人的关系上作小的博弈，仅仅主要是运用那一支光秃秃的杠杆。虽然他也明白分田分地、农有所耕、民有所食的道理，但因没有彻底认识到运用整个杠杆原理元素，即“支点”和“支点位置”，以及“力臂的长短”等所有因素，也因他去世太早，结果将权力交给了蒋汪之类，使得民国革命夭折。　　

　　

虽然人与人关系地位的改善是一个“杠杆”，但却不是“支点”。充当“支点”的则是“产品的分配形式公平原则的分配制度”。可是，这个支点安放的“位置”是起着首要决定作用的，那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毛泽东在力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吻合的办法上，首先找准了支点的位置，整个用了“杠杆原理”的“全部因素”，把杠杆原理整个因素考虑在内作为“写作红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都没有忽略这个杠杆原理中的每个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初期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势力即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本来就不容易用新生年幼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根“写作红线”，硬性进行拉上，本来就不容易把带有腐朽成分的经济基础，提升到新生的上层建筑的层面高度，本来就很难促成经济基础与理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和谐统一，一致向上。然而，毛泽东将这条“写作红线”中人的因素采取“加红”的办法，运用了人民民主的三民主义，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使人民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解放后，对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制约和改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确太平，昼不上锁，夜不闭户。这样的景象历朝历代没有几个，人民群众的确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幸福。如果有人说“文革”是搞过了头，那么我的理解是，力矩与力臂比例有点失算，那是因为四人帮把“红线”搞得“过火”的原因，但是总的“杠杆原理”“写作红线”还是用对了。　　

　　

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是资本主义末期的一套东西，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了，人与人关系地位中的至高无上者决定了支点侧重于个体位置。这样的结合，使得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地位发生了与前不同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官权大于民主、制度大于民权、商富大于民生，这样相对下落的经济关系境况。使得原来的上层建筑，被高高地悬挂在经济基础之上；使得捆在上层建筑上面的，对下落的经济基础进行生拉活拽的，那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杠杆原理”的“写作红线”，它的长度的确不够用了，几乎联系不上了，因为扯得距离太大了。　　

　　

我们知道，民主主要是属于人民的，统治主要是属于官僚的。民主与统治应该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如果只是矛盾而不能和谐统一，那么大多都是因为代表统治的官僚，导致了人民与官僚之间的矛盾，即官僚主义盛行的官僚腐败，压制人民民主所导致的矛盾，目前就有这种矛盾加剧的现象。而官僚主义盛行，就使得人民民主专政失去了人民民主；而失去了人民民主，其专政的对象必然就成为人民群众。其表现为打击举报人，用各种手段包括国家机器，甚至卑鄙利用黑社会手段进行威胁，使得人民民主的上访问题和举报腐败的案件，总是不得而终。腐败者自由穿梭于“法网恢恢”之间，使“疏而不漏”成为笑谈。　　

　　

对于目前多位爱国者和改革者来说，光是知道支点安放在哪个“位置”，也知道哪个是“支点”，而缺少了对那个“杠杆”作用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尚且在上层建筑上捆绑的那根红线，还依稀发出红色光芒的时候，说明红线还没有离去，只是无力拉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靠拢而已。而当无力向上拉动的时候，就有极大可能被拖拽下去。因此我们需要先去找来那根光秃秃的“杠杆”，先用那根杠杆戳来戳去，不断调整杠杆位置，才能把准确的“支点”“位置”找出来，把杠杆再放准位置。如果担心“乱折腾”而形成“文革扩大化”，那么，就应该注意恰当调节力矩和力臂的比例关系。可是，如果担心“扩大化”而因噎废食，不敢采用这个三民的杠杆，恐怕也是不行的。　　

　　

综合而看，当以解决反腐败的民生民权民主的上访举报问题，作为杠杆，算是借用了孙大圣的金箍棒。解决了腐败问题，才能赋予光明的环境空间，从而照亮和找回那个支点位置。而不能信奉和崇尚“完善制度”，甚至说是“调整权力结构”，或者什么“完善官员决策制约机制”，这些不是依靠“活人”而是依靠“死物”的理由，甚至在没有清理腐败分子的情况下，一定参杂着众多腐败官僚的“死人”因素来所谓地调节社会矛盾。这不是本质的，只是在做表面工作，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改革和工作，就会反弹，因为人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要先将腐败官僚之人进行清理。　　

　　

所以，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下，在民主与统治之间矛盾不断增生之时，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不和谐因素下，在高层已经认识到政治体制与腐败问题相关时，尤其是认识到腐败问题又株连到党的生死命运时，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时，就要突破“乱折腾”的担心，解放思想，“保守治疗”地及时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政治体制，以解决关于民生民权民主的反腐败举报上访问题，从而顺应和履行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