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义背叛革命

杨连旭

2007-4-19

（九）

可以断定，谢韬老先生至少现今已经在思想上堕落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五、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叛徒内奸社会主义”！

谢老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强调：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这话听起来很是耳熟啊！

想起来了，蒋介石国民党这样宣传过，叛徒们也这样反思过，纳粹也对占领国的共产党员讲过！

无耻啊！无耻，不顾事实的无耻。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兼顾，从来都是实行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两结合！

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

难道这是“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

难道斯大林时代，大多数苏联人民的生活不是比沙俄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吗！？

毛泽东强调：“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37页）

难道这是在“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

难道“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大力开展养猪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定要根治海河”、“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路，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些，难道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吗！？

难道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不是比蒋介石时期有了天壤之别吗！？

胡主席反复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吴委员长也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着力解决好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棚户区改造和农村道路、饮水、看病、上学等实际困难，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把握好五个原则，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曾副主席指出：“我们党在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始终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这些，难道都是在“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吗？！

近年来，党国取消了农村实行几千年的皇粮国税、中小学生的学杂费，难道“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吗！？

1934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足够了！仅凭“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判定：

这个谢韬即便不是当年国民党打入中共内部的，那么至少现今他在思想上已经堕落成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十）

六、所谓“恢复新民主主义”，就是“糊涂社会主义”。

纪坡民先生认为，党的理论应当回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上来，党的路线应当回到七大路线，宪法应当回到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即《共同纲领》。这是三个一脉相承的执政体系。

可是这样，哪里还是与时俱进，岂不是与时俱退了嘛！

既然纪坡民先生强调：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最早形成于文，见于1939年。在成功解决了抗日的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问题后，主席就开始考虑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经过《五四运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理论结构的逐步深入，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以此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形成。

之后，主席又逐渐对该理论进行了零星的补充，从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解放前期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那么，那是什么年代呢？是抗日战争时期，是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是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斗争为主的时代。

新中国的《共同纲领》产生在什么时代？那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百废待兴的年代。

现如今是什么年代？是共产党执政掌权，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生产力升级换代、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651页）

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用不同性质的理论指导不同性质的实践，是用语文理论指导数学实践，岂非糊涂，又当何论？
　　至于谢韬老先生说，“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更是叛徒话语！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强调：“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的比重中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既然“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那么新民主主义怎么可能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

更何况，毛泽东强调的是：“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793页）

可是谢韬却说这是“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

不仅如此，谢韬明知中共“三个代表”思想之一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却宣扬邓小平“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他言外之意就是，资本家可是比中共更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这不是吃里扒外的叛徒又是什么呢？！难道还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不成。

（十一）

那么，修正主义者们修正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平说得明明白白：“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

高尚全说得清清楚楚：“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吴敬琏讲得直截了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谢韬讲得一针见血：“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你那众人看得分明了吧！修正主义者们绕着圈子、说了许多花里胡哨的煽风点火话，其实质和要害就是：

其一、最低纲领的重点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之意义和作用；

其二、最高纲领是否定共产主义理想！

那么，修正主义者们为什么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呢？俺揣摩着试说，若是言不中的，还要请修正主义者们指正哟！

其一、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总括起来就是：“一个方向，两条根本原则”，即：

一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

二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2页）

其二、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有验收标准：

“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0和111页）

其三、因为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有纠正措施，他特别强调：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9页）

其四、因为改革至今，不仅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

一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二是、国际通用的农村贫困标准为每天1美元以下，即人均年收入365美元以下，约合人民币2800元左右，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在1亿以上。

三是、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表明：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预计未来5年，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据商务部2005年统计，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8.5%，出口占57.3%。

由此可见，依据总设计师的验收标准，现今的改革已经不仅是“失败了”，而且“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那怎么办呢？当然是应该按总设计师的纠正措施，“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啦！

尤其是，那些被吴老汉讥讽为 “老近卫军”的“左派”正在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件事呢。

倘若中共“十七大”接受了他们的主张，果真依照总设计师的教导，采取总设计师的纠正措施……

可怕、可怕、太可怕啦！这样一来可怎么得了哟。因为 “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一旦“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尽管利国益民，可就会严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必定是要殊死反抗的！

那么，他们都是谁呀？

（十二）

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这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知错必改、有错必纠的革命气度。

问题是，一旦“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就会严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

其一是、领导改革，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负有领导责任的人；

其二是、在“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中大发国难财、所形成的新的资产阶级。

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坐以待毙呢！必然是要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防止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必定要做困兽犹斗的最后的挣扎！

其中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就是再也顾不得自己一贯声称高举的“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啦，图穷匕首见、赤裸裸地修正邓小平理论，否定“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华！

他们或者亲自出马，或者收买代言人，或者影响些糊涂虫，摇唇鼓舌、公开鼓噪修正主义理论，大造舆论、欺骗善良、蛊惑人心，以兜售其奸，向决策层施压，试图顽固坚持“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决不动摇，维护既得利益、争取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还有如纪坡民者，已经不是修正社会主义了，而是直接主张改变中共的性质和生命。“党说到底只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当这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好比用一把斧头狠命地砍木头，砍来砍去，斧子砍钝了，就可以再换一把嘛。”

既然中共不过是“用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 一种政治工具，那还坚持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管它什么两极分化、几级分化，什么 “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呀！

既然中共不过是个“砍钝了，就可以再换一把”的斧子，那还“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做什么呢！

更有如谢韬者，干脆就把“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称之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和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的法理基础。

依这谢老汉，共产主义“都应该收场了”，应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那么，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既然中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中共“十七大”的主题就只有两个，或者改造成资本家政党，或者干脆解散！

这些来自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者们的言论主张，可是比当年的“右派”有过之无不及的，是赤裸裸的叛徒论调。

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真急了，乃至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了！

当然啦。谁的利益严重受损谁也会真急、谁也会不顾一切，人之常情嘛，狗急还跳墙呢。

问题是，这么多年来这些修正主义者一贯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这样他们才能把改革指导“失败了”，误导改革“真的是走了邪路了”，而今他们却不仅抛弃了邓小平理论、图穷匕首见了，而且还公然否定邓小平理论了。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又怎么能蒙人呢？

当然能啦！因为他们还有绝招呢。

（十三）

抛弃邓小平理论大旗，打着老百姓的旗号，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邓小平关于“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否定共产主义理想。

这是修正主义在新形势下的新特点！

什么人民社会主义、公正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保障主义等等，这些带“人”带“民”，带“公正”有“幸福”有“保障”，通俗易懂的修正主义理论自不必说。

单就说不通俗、不易懂的“宪政的社会主义”，江平老汉也强调：“一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二是要确立一个权力制约的政治秩序，让政府权力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三是实行政治民主，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四是保障、落实人民政治、社会、民事以及其他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五是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事实上，自1989年明火执仗、赤膊上阵全盘西化的企图破灭之后，修正主义分子也正是这样以邓小平的名义否定邓小平、以改革的名义误导改革、以发展生产力的名义破坏生产力、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的。

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人民，这是这些年来修正主义分子一以贯之的手法。

问题是，修正主义者不管怎样巧言令色的忧国为民，无论怎样花言巧语的修正社会主义，却无法修正和改变他们实行“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以来祸国殃民的事实：

一是、据国际组织统计：中国的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工资占GDP比重是世界倒数第一，有1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绝对下降。

二是、我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26年间，我国社会每万人口：

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

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1.6%和5.4%。

2004年我国交通、工伤、火灾每10万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递减3.5%，死亡人数高达14.6万人。

三是、2007年2月，美国旅行杂志《国际生活》公布的2006年度“全球生活质量指数”，中国（内地）在195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116。

其四、2006年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说：

“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2006年9月26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行由2005年的48位下降至54位，落后于印度11位。

面对着这样“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为了能如吴敬琏讲得那样“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

于是，他们就启用了第二个绝招：捏造事实、编造谎言、以革命的名义背叛革命！除了已经被揭穿的谎言之外，还有：

对于中国当前践行的社会主义形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提出，正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江平强调：“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权威应该是必要的。”

谢韬则干脆把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都算作了他们修正主义分子一伙，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四）

争权夺利，人之常情。可修正主义者们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这是俺最厌恶的恶习！

一、关于“当前践行的社会主义形态” 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谎言。

这个王占阳毕竟不是大师，还是幼稚、不成熟，撒谎也不圆满，竟然是不打自招！

本来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王占阳强调：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早在1953年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就曾说过：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所说的“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具有四个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是“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

第二、必须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

第三、必须是“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第四、必须是“它主要地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依照这四条标准，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称的上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吗？就是生活在现今中国社会的白痴也会否定的。

这个身为教授的王占阳竟然把举世皆知，行贿投机、侵害国有、假冒伪劣、欺压工人、偷税漏税的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是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其心怀鬼胎，真可谓司马昭之心！

二、关于“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谎言。

事实是：在宪法颁布72年后，美国南部宣布独立、引发了全面战争。

1787年5月，美国各州代表云集费城参加制宪会议，争吵了将近4个月后，终于制定出了一部美国宪法。

1789年，美国颁布了宪法。这其中包含了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在人类历史上尽管第一次将联邦制、政府权力制衡及人民主权等抽象理论变成了现实，但是却也确立了“一国两制”、财产权高于人权、州权高于人权、联邦无权干预奴隶制等一系列原则，保障了奴隶制下继续发展。

“一国两制”等一系列原则，使美国南北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在奴隶、关税、西部土地和国会代表比例等方面都有突出反映，长期无法解决。

1860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个当选。 南卡罗来纳州就于1860年12月20日宣布退出联邦，宣称：“南卡罗来纳将恢复它在世界各国的位置。”

紧接着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等南部6州也于1861年1月上旬相继退出联邦，并于2月4日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ConfederateStatesofAmerica，简称“南部同盟”，也译为“美利坚邦联”），推举出了临时总统和副总统，并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

林肯决定以战争手段维护联邦的统一，美国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战争爆发，又称美国内战。

在内战打响后，又有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4个州加入了南方。

这样，当时南部的15个州，有11个州脱离联邦，加入“南部同盟”，与联邦分庭抗礼，只有位于南北交界的4个边界州未脱离联邦，处于观望之中。

美国内战从1861年4月开始到1865年4月结束，历时4年，南北双方伤亡人数达100余万，共有62万人死于疆场，其数量超过美国历届战争的总和。南部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四分之一白人青壮年阵亡，家畜死亡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5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至今也不过是140年的和平稳定。这在西方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啦！

可对中国来说，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很平常的一件事嘛。我中华在统一时期，除秦、隋和元之外，其他两汉、唐、北宋、明和清各代，和平稳定时期都在百年以上，东汉和大明在2百年左右。

南北战争不仅是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而且所引发的如联邦制和联邦宪法地位、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黑人权利等问题，仍被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宪法共通过了27个有效的修正案。

美国宪法和南北战争是高中生的世界历史常识。江老汉必定知晓，不然当年怎么能考上文科大学呢。现今他不顾常识指鹿为马、美化美国之目的，俺揣摩着，除了崇洋媚外的洋奴心理之外，无外乎就是在欺骗无知：必须坚持目前的宪法200年不可动摇！

因为这个宪法剥夺了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阶级的“四大”和罢工等政治权利、增加了有利于剥削阶级发展的内容，遭到了置疑。

三、关于谢韬把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都算作了他们修正主义分子一伙，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谎言。

江泽民、胡锦涛都正健康长寿着呢！可却至今还没一个出来替他这个过街老鼠作证的。

谢韬老汉还撒谎装委屈：“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那就请您老替俺找个能发表这俺篇为了你们好的文章的刊物吧！没有吧。

由此可见，这谢韬老汉是个名副其实、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当面撒谎、指鹿为马的瘪三无赖、泼皮阿飞！

（十五）

施行“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以来，十年间祸国殃民的事实，令修正主义者们无言以对！

可成大事者必定学好了厚黑学，修正主义者们自然是牢记李宗吾先生的教导，深通此道：

既然国内的严峻现实让咱们修正主义不攻自破，那么咱们就找国外的事实依据；

既然咱们说“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那么咱们就再找一个人间天堂，以同中共争民心！

于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就出笼了。这其中，瑞典最是令人向往。

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社民党和人民党也是依照革命导师的设想，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结果却失败了。痛定思痛，他们在3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选择了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与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结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瑞典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国如法炮制也是顺理成章的，自然也会成功的。

有这样的看法，对一般人来说本是不足为怪的，可对于这些见多识广、有着深厚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修正主义者们来说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第一、关于国家权力控制资源问题。

西方经济学认为，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经济行为的发生，垄断必然导致市场失灵。所以，对干系重大的稀缺资源，无论是实行的什么主义，国家也都要实施控制的。

如瑞典这样主要经济资源人均丰富的国家，即使是自由开发也无法形成垄断，国家自然也就不必控制很多。

像中国这般经济资源普遍人均稀少的国家，只要是放任自流即会产生垄断，国家当然就必须普遍控制，相对来说自然是控制的要多。

第二、关于控制多少问题。

当然不是绝对的多多易善，因为国家的控制能力是有着客观限制的；但是却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多易善！否则，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赶超先进。

不错，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产业主要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这是因为，既然先进，就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仿效，也无法断定新技术是否具有战略价值，也就只好由资本家依据市场经济主导形成。

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的“金钱民主”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方向。

关于科学技术和新产业，为什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非要用巨额的投资补助和资助私人企业开发，却不由政府自己开发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是对私人企业和资本家进行民主投资的回报！更何况许多政府高官就在这些私有制企业中占有股份和地位。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主要订单，就基本上交给了有美国国防部长、副总统等高官背景的公司。

落后国家则不然。正是因为落后，也就有了引进成熟技术的便利，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即“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和“劳力换技术”等。

看看今日之中国，又有几家私人企业不是在因陋就简、采用资本主义的原始生产方式，以工人的血汗乃至生命为代价，追逐着利润呢！指望依靠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尽快推进生产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可能嘛。

为此，国家就必须控制足够的公有制企业。

对于当代的任何国家来说，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必须控制相应比例的国民经济。只不过是：

其一、先进国家由于先进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保持和巩固先进地位；

其二、落后国家由于落后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先进经验直接形成新技术产业，实现赶超先进；

其三、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经营，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

其四、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计划防止垄断，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　

瑞典是个人均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政府虽然只控制了国民经济的10%, 但却已经就控制住了基础设施和要害部门，从而掌握住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握住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

中国是个人均资源稀缺的落后国家，政府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控制资源和企业，才可能掌握住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握住国家发展的主导权。

如果采纳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基本经济资源实行市场化配置的主张，任由资本家垄断开发，国家也就放弃了经济命脉。

如果采纳高老先生关于把国家财政由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和重点工程，调整过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主张，任由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以比较优势，实行“市场换技术”，国家也就放弃了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果然如此，修正主义大行其道，资本阶级如鱼得水，大发其财，可是我们的祖国也就大权旁落、虚化软弱如晚清、似北洋、像民国了。

（十六）

依据总设计师的验收标准，现今的改革已经不仅是“失败了”，而且“真的是走了邪路了”。

现在这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不争事实！不仅在国外有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的统计分析，而且在国内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和新闻报道为证。

对此，除了还有少数别无所长的睁眼瞎，为了功名利禄，还在恬不知耻地大唱到处莺歌燕舞的喜歌之外，主要是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态度。

其一、共产党人的态度：正视事实、民族为主、人民第一、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依据邓小平的设计，“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这是国家的希望、人民的企盼，必定深得民心、青史扬名。

其二、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无视事实、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知错不改、拒谏饰非、无理取闹，顽固坚持祸国殃民的改革，不可动摇、死不改悔！这是国家的悲哀、人民的苦难，必然丧失人心、骂名千古。

据俺老人家观察，其实，修正主义者们也有五种两类：

一种是、不明是非、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

二种是、不懂事理、追赶时髦、一心成名的人；

三种是、利之所在、能得必得、能争就争的人；

四种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为了面子的人；

五种是、处心积虑、梦寐以求、志在必得的人。

这五种修正主义者中，其中有一类两种人的态度是可以通过思想工作根本转变的。

一是、云亦云的人一旦得知真相，必定反戈一击。

二是、鬼迷心窍的人是以对于“失败了”的改革和“真的是走了邪路了”的改革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为主。

他们一旦明了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他们一旦想到家天下的皇帝还能做到下“罪己诏”；

他们一旦感悟到就连“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失误也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那么，他们就绝不会坚持死要面子不要脸、骂名千古，必定会幡然醒悟，坚决站到国家和人民一边，打击修正主义！

另有一类三种人的态度则取决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齐心协力鼓噪修正主义；在时局有利于修正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就会同舟共济推行修正主义；在时局不利于修正主义的条件下，他们就会分化：

一是、追赶时髦的人一旦成名无望，必定倒打一耙。

二是、能得必得的人一旦争而无功，必定知难而退。

三是、志在必得的人却是蓄谋已久、百折不挠的。这些人就是长期以来隐藏在中共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其利益代言人中的顽固分子，他们必定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对此，邓小平强调：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页）

总设计师的意思很明确：

其一、中共与这种修正主义者们之间的博弈是关于中共和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较量。结果或者是中共坚持“为人民服务”、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或者中共变成“为资本服务”，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甘做世界列强附庸。

其二、中国人民与这种修正主义者们之间的斗争那是利益博杀、生死较量。结果或者是利益归全体人民所有、资产阶级毫无特权自生自灭；或者是利益归资产阶级掌握、劳动阶级只能是劳动力商品；

这其中不可调和！

如果说由于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列强各国内部的修正主义还有些进步意义和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修正主义政策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始生产方式，对内残酷剥削劳动阶级，对外妥协退让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依靠出卖资源和劳力获得暂时的经济虚假繁荣，一有风吹草动即为过眼云烟。

对此，不仅邓小平早就有言在先，而且也为拉美各国的实践和当今中国“民进国退”和“市场换技术”的市场经济所证实了。

拉美各国已经幡然醒悟，开始搞公有制了，中国又何必非要走私有制为主的不归之路呢！

（十七）

现有实力和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

其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世界列强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以补充国内利益不足，有限剥削国内劳动阶级的先进生产力优势；

其二、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发展中小国以政治投机换取世界列强利益施舍的政治优势。

这样，中国的国内利益将长期处于不足状态。

这样，在有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必然将长期处在利益博杀之中！中共也就必然面临着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问题的选择。

这也是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面临的选择。正因如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441页）

这在时下的中国格外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突出是近十年来，除公有制经济成份萎缩变异之外，其它经济成份日新月异、发展壮大，导致社会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就基本的利益集团而论，主要是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

就资本阶级而言，分为国际国内两个资本利益集团；

就国际资本阶级来看，分为老牌资本列强和新兴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国内资本阶级而分，有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国有资本阶级而论，又分官僚垄断资本和一般官僚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就私有资本阶级来看，又分为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两个利益集团。

如此众多的不同利益集团都必然要求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都必定拥有各自的利益理论和代言人。

所以，当今中国各种阶级已经形成，不同阶级都企图在中共十七大后获得利益最大化。这就决定了，中共“十七大”必然面临着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问题的实质性选择。

劳动阶级的优势就是人多民众、就是劳动创造；资本阶级的优势就是钱多人少、就是资本财富。双方搏斗，扬长避短。所以，劳动阶级的主张就是以人为本、公平优先、成果共享；资本阶级的主张就是以钱为主、效率第一、财富独占。

对此，高尚全老汉唯恐中共决策层受列宁影响，毁了修正主义以经济压倒政治实现修正主义的大计，就又对列宁主义进行了修正，他强调：

“财富的分配固然很重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毕竟是第二位的，财富的创造才是第一位的。”

高老汉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既然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那还把财富的分配这类政治放在什么首位呀，没用的！必须是把财富的创造这样的经济放在首位，就是把先进生产力放在首位，这就必须把资本家放在首位，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但是，他高老汉的那点本事只能欺骗无知，岂是列宁的对手。他的这点伎俩，列宁早就洞察其奸，有言在先、讲得分明：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442和444页）

这可是古今中外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啊！

本来两派论战，各为其主，言轻语重，互相理解，可修正主义分子整天靠撒谎骗人兜售自己的理论，这最让人看不起！

反对派也别得意，你们人品虽好，可理论不如修正主义者，人家有修正主义者有理论、有办法，你们只知道反对，可有什么治国安邦理论和办法呀！

你们没有，那让胡主席怎么办呢。

你们有，也是修正主义者反对的，相持不下，可让曾副主席、吴委员长和温总理如何是好哟！

还是俺们真理派十分了得哟！有理论、有办法，而且还是没人敢公开反对的理论和办法，那就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理论、邓主席改革开放的办法！

谁敢反对为人民服务和改革开放，请站出来！打死他也不敢。

否则，胡主席、吴委员长、温总理和曾副主席，还有江主席，非打破他的狗头不可。

所以啊，依俺之见，无论是开什么大，中共只能是依据列宁的教导，把政治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指导和检验一切，统揽改革开放全局，首先从实质上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形成执政掌权的牢固法理基础，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才能解决自己的生产任务，才能“在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前提下，“少搞政治，多搞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