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欢呼胡乔木，只缘“普世”又重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摘要

半二十八画生

按：汶川大地震以来，围绕抗震救灾斗争，在舆论上，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爆发了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是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争论。为了提高认识，特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异化化问题》一文，并作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于十四——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世俗(即非宗教的)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等观点，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要求尊重“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主张“顺从你的意欲而行”。他们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人文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的思潮跃居历史的前台，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尽管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也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所说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或通过教育，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人道主义者提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合理社会的设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来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来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上世纪末说得很中肯：“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或者说人类理性的迷误；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由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人的本质，并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考虑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必然忽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现实斗争，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笼统的全人类和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义说教，并且往往还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杰出的统治者身上。

二、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的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历来的思想家在解释历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基本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事实和它的全部意义，从这里出发，发展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

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它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

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同时，马克思还为此而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限。例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

四、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新旧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的东西。有的同志声称，这个命题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似乎有了这个申明或其他类似的申明，他们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的简单申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实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既然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谈“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 “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强调这种共性，作这样一种抽象，对于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有实质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从分析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笼统的“人”和“共同人性”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历史的必然，也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五、至于“人是目的”，这原是十八世纪康德的伦理学口号，是针对人没有成为目的、仅仅是手段的社会提出来的。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时候，只把他们当作手段；社会主义当然要根本改变和永远结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并把这样的口号当作深刻的哲理，这就走入了歧途。在“人是目的”的问题上，如同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是目的，只有实现人民是目的，才谈得到实现人民中的各个个人是目的。社会主义铲除了剥削制度，使人民有了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人从此就只是目的，不再是手段呢?不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根本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人民及其每一个分子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但是人的利益并不会自动实现，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归根到底，仍然不能离开人本身的劳动。就是说，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是免不了要充当手段。当然，这跟历史上剥削阶级把人当作手段截然不同。首先，这里目的和手段不是分属于剥削者和被剥削的劳动者，而是统一在人民自己身上；其次，由于这种一致性，人不是被迫作别人的手段，而是自觉地充当人民(包括他人和自己)的手段，起码共产党人和人民中间的其他先进分子首先要自觉地这样做。

充当手段本身并不能决定是否丧失人的尊严和荣誉。这除了是否自愿以外，还决定于为什么目的而充当手段。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把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生命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手段，正是人的尊严和荣誉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地自觉地把自己当

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并且以此为无上的光荣。党也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亦即自觉地充当自己的手段。充当手段也不一定就是痛苦或牺牲，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基本实践活动即人的劳动，在消除了剥削之后，在自觉进行的条件下，既是谋生的手段，又日益成为生命本身的需要。对于人类的先进分子说来，即使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也不是对立的。马克思在艰苦条件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奋斗子一生，难道他在奋斗中就不感到愉快吗?鲁迅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是仍然自以为甘吗?中国红军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而胜利完成长征的时候，不是像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篇所描写的那样，“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吗?我们一切忠贞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成功以前和以后，无不以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乐事，而以不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为痛苦。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享受和劳动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离开人民的、社会的需要去宣传“人是目的”，去追求什么“自我设计”、“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等等，势必导致同社会主义格格不人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人也仍然摆脱不了做自己个人不高尚目的的手段。

六、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决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七、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八、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历史背景。了解这种思潮产生的背景，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思想争论的意义，是必要的。

这股错误思潮的产生，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本来我们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对十年内乱的历史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的认识和我们的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那段历史灾难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仍然留下很深的阴影。有些同志从斥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从批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走到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地步。对于我们党已经作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这就如同缘木而求鱼。

这股思潮的产生，还有国际的背景。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各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其中就包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一些哲学流。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不少人利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混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甚至加以颠倒，认为1844年的马克思才是成熟的，后来是倒退了，这种倒退又为恩格斯和列宁所加剧。我国思想界有的同志接受了这类思潮的影响，以为发现了可以便马克思主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大陆”而加以宣传。另一些同志在这些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虽不随声附和，也感到难以鉴别和批判，或者认为无关大体，因而采取观望态度。这样，虽然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仍然不能够阻止它们的蔓延，以致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这种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也波及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文艺界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不起来批评这种错误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那么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