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
对话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
2010-09-2009:43:36 来 源：猫扑网
郭宝成在得到退居二线的消息后，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再聊聊吧。”我是2009年那些采访神木医改而涌入神木县的采访者中的一员。而在所有人又一阵风地离开这个县城的时候，我继续把兴趣停留在了这里。我深信，这个奇特的县城有足够多的符号来承载一个宏大中国的故事和母题。
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
猫扑总编辑朱文轶
郭宝成在得到退居二线的消息后，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再聊聊吧。”我是2009年那些采访神木医改而涌入神木县的采访者中的一员。而在所有人又一阵风地离开这个县城的时候，我继续把兴趣停留在了这里。我深信，这个奇特的县城有足够多的符号来承载一个宏大中国的故事和母题。
他显得多少有些疲惫。这和我一年前看到的身陷“免费医改风波”中的那位强硬、精力十足的一把手大不相同。当时，郭宝成的一天从被人“包围”中开始，他要去乡下考察两个待定工业项目，中间还不乏媒体挤进来想继续打探“免费医疗”的话题。他说，在神木这样一个经济权重巨大的县，一把手如果哪天闲下来，就太不正常了。
郭宝成当时的重心都在他倾注心血的免费医疗改革上面。他把他的政治声誉和神木的未来，押注在了这场改革上。他在神木人面前把神木的未来描绘得引人入胜，这无疑减轻了财富膨胀给这里造成的紧张感和敌视。它将成为未来政府改革和民生工程展开的基础。他试图告诉大家，神木在阳光下——所有生活在神木的人，只要你看见财富，那里就有你可共享的一份。他告诫有钱人不要吝啬，要常常拿点钱出来给县里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他让200个私人企业去帮扶200个贫困村。“富人还有钱赚，但穷人不穷了。”他说。
“免费医疗”只是一个大课题的“开题报告”。郭宝成的执政生涯将始终伴随着这一场剧烈而后果未知的变革：他不光要面对如何为这座城市积累财富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管理和使用迅速膨胀的财富、平衡财富带来的社会风险，更是同样严峻的挑战。这场前途未卜的改革的一开始，郭宝成的政治仕途就留下了隐患。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下面的访谈隐去了关于这次“调离神木”前后的过程和原因。
免费医疗导致“爆发性看病”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可实际上，3月份报销的经费是960万，4月份报销的经费是1270万，这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300万，离预期的2600万都差了一截。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居民素质并不像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的评论家们想象得那么糟糕，相反，人们爆发性地去看病，不是道德问题，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朱文轶：“免费医疗”这个政策是怎样来的？
郭宝成：我没想到“免费医疗”引起这样的反应。实际上，它在神木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举动。我们这几年有钱了，一直就在做民生保障这一块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步骤。
我们2008年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不止是国家义务教育的概念，就是说，你家的孩子来上学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同时还给你提供“伙食补助”，保证你在校期间每天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实现免费教育以后，我们去年底就开始着手考虑免费医疗和全县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
本来这两件事情都是计划在今年元月一号就开始实施的。但因为我们新建的县医院的搬迁工作还没有完成，我担心没作好准备的话，“免费医疗”一实施，床位肯定吃紧，就先启动了孤寡老人、残疾人免费供养，这个标准也还是很高的，考虑到这里面存在反向的城乡差别，农村的老人毕竟有点土地，而城里的这个人群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们制定的标准是农村一天发放8块钱的保障，城市一天发10块钱，从一月份开始，这项政策全县就都覆盖了。
等到县医院的搬迁就绪，我们第一时间3月1日就发布了“免费医疗”政策，它是神木县包括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扶贫济困等一系列公共财政支出计划的一部分，这部分总投资是13个亿。
朱文轶：一开始出现了“混乱”你们事先想到了没有？一下子医院病房都住不下了。
郭宝成：实施政策的初期，神木县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的病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关于“免费医疗”的启动，我们很慎重，用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来调研。我们有一个事先的预测，病人增加比例，相应财政支出的免费医疗费在3月份到4月份大概会达到2600万。我还做了一层打算，在神木经济条件相对差的地区，积累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的病人，他们会来看病，那么有可能再超支400万，达到3000万。
可实际上，3月份报销的经费是960万，4月份报销的经费是1270万，这两个月加起来还不到2300万，离预期的2600万都差了一截。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明我们的居民素质并不像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的评论家们想象得那么糟糕，相反，人们爆发性地去看病，不是道德问题，是长期看不起病的结果。
神木推行的免费医疗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冒”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三月份和四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方面也说明我们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中制度暴露出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朱文轶：神木的人口流动很大，那些流出的人口，也在这个制度包括的范围之内吗？
郭宝成：流动出去的人，他们愿意参与就能享受。有人说我们“全民免费”这个提法不对，实际上，我们免费覆盖率是99.7%，剩下0.3%，有长期外出的，也有自己本身很有钱的，不愿意加入到这里来。这都是自愿的，99.7%的覆盖率要说是全民免费也不过分。
神木推行免费医疗有一个优势。我去国内很多兄弟县，包括好多排在全国百强县前面的县，它们有压力，人多，外来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又是当地建设的主力军。比如昆山，户籍人口150万，可外来人口比150万还要多，它这样一个县城，固然是全国第一县，但它要在全县实行“全民免费”，它的成本就要大得多。
你看我们是陕西面积最大的县，7600平方公里，实际上广大土地上没有多少人，神木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42万人口，光在县城就生存了18万人，我们利用城乡一体化搞了个第一新村和第二新村，事实上就是两座新城，而且跟老城连起来了，用不了5到10年功夫，我们有32万人都将是城镇居民。人少人口集中，这些对推广免费医疗都是有利的。
朱文轶：我相信大多数人担心的同样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关于“免费”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何去防范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人事关系会干扰这个“公平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比如，有关系的人可以开到好药，没关系的人用不上好药；有关系的人可以小病大养，没关系的老百姓住院需要排队住院？
郭宝成：这是我们当初担心的问题。我们县委这个班子，副县以上干部四十几个，反复讨论了多少次，请专家来论证，反复斟酌，我们充分利用县医院搬迁这个延迟期。在是不是要全民免费这点上，大家完全一致，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公共财政的杠杆，使得神木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缩小，不然相应的社会问题会很多。但也就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只是出台一个粗放的政策，根据大家不同意见，这个政策下面有众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包括单病种的最高限额；包括哪些病只能在门诊治疗而不能住院，但是还给钱，最高补贴多少；包括制定一个详细的《药品目录》，什么病开什么药，目录上是明确规定的。本来你得的是这个病，你就应该开这个药，你非要把人参开上，那不行，这有人管着，我们在医院的监管，设在医院的合作医疗办的监管，还有康复办的监管。出了错就要处罚医生和医院。
说实话，在这项免费医疗当中，政策设计的主要对象是城乡市民、农民，政府干部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保障程度，没有任何增加，相反倒还多了一个门槛，过去干部外出医疗没有3000元的门槛，现在纳入“免费医疗”之后，干部要和市民一样，到外地定点医院享受医疗服务，必须在3000元以上才全额报销。不然，你光给农民设门槛，不给干部设，这不又是制造差别，把人三六九等了吗？考虑到我们县医院的条件现在不比省级医院差，该有的设备都有，高价聘的外地专家也很多，我们鼓励在本地就医。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些“土老冒”县官、县领导没啥文化，没啥知识，脑袋一拍就决定这么干。他们不了解我们之前做的工作。之所以，三月份和四月份的医药费还没有达到当初我们预算的指标，某方面也说明我们准备是充分的。当然你要说这项制度完善不完善？不完善。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是打算先运行半年，通过运行中制度暴露出的毛病，不断纠正，对一些制定得不对的细则，要调整修改。
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不想报道的，也没有想让谁来复制我们的东西，根本想都没想。这就是我们神木的事情，我们把自己这个县40多万人的事情办好，我觉得我这个当县官的责任就尽到了。每个县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事情也好办了。
“民生工程”花钱13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010-09-2010:08:47 来 源：猫扑网
郭宝成：这13个亿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6个亿。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其它剩下的7个亿，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等。
朱文轶：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神木县财政收入的底子，它如何能支付在别人看来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支出？我手上的材料，神木县2008年地方财政收入是17.19亿，同比增长59.2%，而你们预计在“民生工程”上的钱就有13个亿，剩下4个亿，连吃饭都不够了，怎么保证发展呢？
郭宝成：你问对了。财政的事情比较复杂，这17.19个亿是明码标价的预算内收入，这个收入是一笔账；地方预算内可支配财力又是一笔账，我们神木去年财力是23个亿，这是我们可以花的钱。当然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像神木这样的经济大县预算外收入就高，这部分应该还有7、8个亿。这些加起来，县上去年可以支配的钱应该有30亿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拿出13个亿来，也还不至于捉襟见肘。
当然这是一个执政理念，我可以少拿点钱，多搞点政绩工程，我修一个大桥修一个广场，我的GDP也增长。说实话，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做秀，我今年55岁一大把年纪了，你看我满脸沟壑，十八大的时候我就60了，快到我告老还乡的年龄了。我还需要给谁做秀啊？当然我做的这些事如果算起来，都是政绩工程，但不是形象工程，它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这些钱花在民生上，看不见摸不着，但这是实实在在老百姓得收益。
“免费医疗”实行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体会最深的，是全县、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和市民得到了治疗，有一部分濒临死亡线而又没钱看下去病的人，我把他们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得到了重生的机会。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事情。
朱文轶：这13个亿具体是怎么花？
郭宝成：这13个亿直接用于老百姓的钱，比如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的免费供养、农村和市民的低保，五保户的供养，也就是说群众能直接拿到手的钱，6个亿。里面“免费医疗”一项是个大头，占了1.3亿。其它剩下的7个亿，基本用于城市生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比如说，通村公路等等。
神木县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这个通村公路，名义上是通村路，实际上标准远高于通村公路的级别，有时修得非常宽，不宽没办法，要跑60吨的大车啊，国家规定通村公路3米5宽，我们神木是两个3米5都不够，有时候要四、五个3米5才行了；国家规定是铺3公分的油面，我们三个3公分都不行，大车过来碾个五趟路就得散架了，所以我们这里修路的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再有一些是水库的投资、饮水工程的投资，这也得有3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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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成
(2010-09-1721:02:18)
任何一个县都能搞全民免费医疗
本刊记者陈磊
□ “过去我在神木干县委书记，只能说管好自己，不能说‘神木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那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现在，我可以说了，全国任何一个县，都可以推广、借鉴‘神木模式’。”
□ “你想想看，我们神木，搞全民免费医疗，一人一年报销额度从400元起到30万元止，一年下来，人均才400元，也就是一个县少盖半座楼、少修半条路的事，哪个县掏不起这个钱？”
□“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问题！”郭宝成说，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认为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医病医贫医天下。”
准备了9页讲稿，临到发言，郭宝成还是即兴发挥起来：“人民群众几千年来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温总理在人大报告中也讲，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郭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人大副主任，几个月前，他还是神木县县委书记，脱稿演讲是他的习惯，照本宣科他“觉得没意思”。
9月10日，应邀参加上海世博会“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论坛的他，由于谈到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改革”，点燃了听众的兴奋点，短短十来分钟的发言，不断被台下热烈的掌声打断：
“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县里面的农民、市民、职工、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只要交了一定的农卡费用，其他费用全部免费。使我们的农民和国家公务人员一样，在这一领域里享受到了公平待遇。”
“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地方的发展，是综合协调的系统。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发展成果让我们的老百姓来共享呢？我们为什么一味去追求GDP增长，而不顾民生的艰辛呢？”
吃饭时，一位德国籍的华人女士，得知“老郭”就是推动神木“全民免费医改”的县委书记时，大声赞叹：“你做的事情太好了，要是多出几个这样的书记，老百姓就有福喽！”
遗憾的，这位“神木医改”的幕后推手，3个月前已经退居二线，到榆林市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我将尽我所能，为全民免费医疗的推行鼓与呼。”在世博论坛上，他向听众这样表示。
一个穷县的资源富路
“我这个县，在陕西面积最大，由于以煤炭为基础的化工产业发达，经济总量，抵得上陕西全省五分之一。”在郭宝成2000年当上县长两年后，昔日的贫困县，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郭宝成1997年到神木县工作的时候，那还是一个穷县，全年财政收入才7000多万元，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1994年，神木曾是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确定的重点扶持贫困县之一。
当地人形容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冬酸菜，夏野菜，主粮不够瓜菜代，早晚喝菜粥，中午吃个窝窝头，一天三顿难见油。好点的人家，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片革命的热土上，人们最奢华的梦想是拥有“老三样”：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
一个故事是，1984年5月，在发现世界级的特大煤田——“神府煤田”后，原煤炭部部长于洪恩来到这里，镇政府的官员倾其所有招待这位大人物。结果，端上桌子的下酒菜，是几个水果罐头，一海碗炖羊肉！
范仲淹的《渔家傲·麟州秋词》这样描写这片土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杨家将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据说，名垂青史的杨继业父子就曾驻于此，镇守边关。
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煤海改变了神木。
1982年，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报告说，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等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两年后，新华社发出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消息披露后，震惊世界。
现在，从榆林一路向北，经神木，跨过乌兰木伦河，到内蒙古上湾，直至鄂尔多斯，这条2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被誉为中国的“能源走廊”。鄂尔多斯，被称作“大漠上的迪拜”；而榆林，则被冠以失落的“中国科威特”。
郭宝成介绍，在神木7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探明煤炭储量500亿吨，储煤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且煤质优良、埋藏浅、易开采，保守估计最少可以开采200年。截至2008年底，神木已成为全国第一产煤大县（亿吨级）。
“我这个县，在陕西面积最大，由于以煤炭为基础的化工产业发达，经济总量，抵得上陕西全省五分之一。”在郭宝成2000年当上县长两年后，昔日的贫困县，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一个“没投资、不需回报”的县委书记
2009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年龄大了，胆子也大了。反正快退休了，有一天权力就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农民出身的郭宝成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个县委书记，得来时没有任何“投资”，所以，提拔干部也不需要任何“回报”。
在9月10日的上海世博会论坛上，他接过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的话头，说：“刚才吴仁宝老书记说他是农民，那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祝神木县几十万人民群众生活富裕、健康、和谐、幸福。”
2009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年龄大了，胆子也大了。反正快退休了，有一天权力就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这就是他朴素的权力观。
1955年，郭宝成出生在陕西定边一户普通农家，这个有着6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艰难——读高中时郭宝成很多时候要靠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他“一年能挣1000多个工分，养活自己没问题”。
1975年，“文革”结束的前夜，郭宝成穿上军装，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汽车兵。“在部队呆了5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得了个三等功，还在《解放军报》上发了篇小文章，后来就退伍了。”
由于会驾驶技术，回到农村生活的郭宝成很快被公社农技站看上。接着不久，因写字漂亮、爱舞文弄墨，他又被公社相中。继之而来的好事是：文笔出众的他，被县领导选中，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写材料。
一写就是10年。
郭宝成至今仍记得，抽调到县里工作的第一天，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交代他为县委副书记写第二天的发言稿，时间很紧，却赶上“劳动日”，全体干部都要下地干活。组织部长的意思是：小郭有紧急任务，就不要去了。
刚去，年轻的郭宝成不想搞特殊，就“趁着挖地的功夫打腹稿”，等组织部长吃完晚饭回来，他“将稿子一气呵成了”。
1992年，37岁的郭宝成，“没花一分钱”，被提拔为政府副县长。又过了13年，这位以书法为乐、以写古典诗词为趣的人，成了神木县的一把手。
没事的时候，郭宝成喜欢看书、下围棋。上世纪80年代，在甘肃省委党校两年脱产学习期间，光读书笔记，他就做了100多万字。在县委书记任上，他还亲自写了《孙子兵法与治县》、《论语与治县》等大块头文章。
一次，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到神木考察。在饭桌上，他问起郭宝成：“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可能是觉得我说话还可以吧，所以问我。我坦率地回答：‘没上过大学，但读过不少书。’”郭宝成笑着说。
“在中国，还是一把手政治，很多事情要一把手同意才能干。”郭宝成说，这也可以回答为何多年前他就开始搞改革。
“悄悄先干起来”
“为什么要悄悄地干呢？”
“担心阻力。你想，在中国官场，这么一个县，突然报上来全民免费医疗方案，领导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了，其他县怎么办？不同意，我这不就白忙活了？”
拥有了“一把手”的权力，郭宝成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治县。他的一个观点是，经济发展了，要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发展的成果。
新政先从教育开始。
2005年，神木县在陕西率先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后改为“五免一补”：免学杂费；免教科书费；免作业本费；免食宿费；免电教费；对农村中小学寄宿生全部给予生活补助，每人每年600元。
2008年，神木实施了全面覆盖城乡、包括高中在内的12年免费教育，并且对学生给予每人每天5.5元的生活补贴。
“算是每天管一顿中午饭吧。”郭宝成说。
贫困生上大学的问题，他也考虑到了——“县里搞了一个慈善协会，有6000多万的经费，每年掏出几百万，对考上大学的困难娃娃进行补贴。”
对于孤残儿童，郭宝成专门成立了一所学校，教给这些先天抑或后天有缺陷的孩子以技能。“让他们做一些手工艺品，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一些热心公益的老板们。”
对于一个县城而言，住房这个问题并不突出。所以，在解决教育问题后，郭宝成的精力转向了医疗。
“在农村，很多家庭，如果没有病人，家里有个几万元的存款，日子算过得不错了。但如果有一个病人，全家都受拖累，很快就会陷入贫困的绝境。”
2008年初，“神木县康复工作委员会”成立，郭宝成的想法是借助日渐雄厚的财力，为全县民众解除医疗的后顾之忧。
“我呢，就兼着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调了一个卫生局既懂医又懂药的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开始了大规模的调研。这是个繁琐的工作，一年一年地查，看全县有多少人，每人大概需要多少钱花在医疗上，有了准确数据，才能决策。”
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具体措施还没有开始实施之前，只能悄悄地干，等“干上一年半年的再说”。
“为什么要悄悄地干呢？”
“担心阻力。你想，在中国官场，这么一个县，突然报上来全民免费医疗方案，领导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了，其他县怎么办？不同意，我这不就白忙活了？”
大规模的调研，证实了郭宝成的想法——县里面每年只需要拿出1.5亿元，即可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对于当时已经拥有二三十亿财政支配能力的神木而言，“完全不是问题”。
2009年3月1日，在调研了一年零3个月后，《神木县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开始实施。“本来说是要在2009年的元月开始施行，后来投资两个亿的县医院搬迁没有按时完成，拖了3个月。”
“神木医改”的超规格媒体关注
在央视节目播出后，榆林市的领导随即找到了郭宝成：“你看，中央台都这么说了……”
“其实，领导认为我给他捅了娄子。”郭宝成说。
身高1米8零的郭宝成自嘲为“傻大个”、“山野村夫”，可他不是莽汉，他有“偷偷干”的策略——2008年9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陪同胡锦涛主席到神木考察。其间，李源潮问郭宝成：“你的富民政策还有哪些打算？”郭宝成回答：“实行12年免费教育后，很快就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供养孤寡残疾人。”
对于郭宝成的这个回答，李源潮很高兴地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与免费教育不同，免费医疗要慎重，要把制度设计搞好。
“当时，陕西省的领导，榆林市的领导，都在场，尽管没有向上面打过一个正式的全民医疗免费的书面报告，可是我要干什么，都提前说了啊！”
结果还是出乎意料，尽管从未声张，“神木医改”还是得到了超规格的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200多家媒体，法国《世界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海外媒体，均大幅报道……”
“简直是狂轰滥炸，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到了后来，都不出来说了，让宣传部的人挡着。”
郭宝成不大理解的是，一些媒体从一开始就对“神木医改”充满质疑。如《神木免费医疗疑似大跃进》，指出“重大政策出台的时候，除了理想主义的动机，决策部门需要更多现实的思索和科学的考量”。
《医疗需要保障而非免费》认为，“与其不现实地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不如脚踏实地地建立切实可行且真正让民众受益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逐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
“就连榆林市的媒体，也跟着其他地方的媒体说，我们神木医改陷入尴尬。你说，我们为老百姓干事，财力足够，有什么尴尬？”时至今日，郭宝成依然愤愤不平。
让郭印象深刻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在这档名为《神木：免费“午餐”的味道》节目中，一个评论员对刚刚实施两个多月的神木全民免费医改，基本持否定态度：“我觉得生活中好多事情是听上去很美，不一定做起来很美，一个再美好的愿望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制度去做约束，甚至有可能事与愿违。”
“你看得出，这里面漏洞太多了……我觉得它要很好地去弥补这里存在的漏洞，继续把神木当成一个神话，留在我们的梦想当中，让大家一起看，会不会调成一个我们期待的未来，对其他的地区都有借鉴意义。”
在央视的节目播出后，榆林市的领导随即找到了郭宝成：“你看，中央台都这么说了……”
“其实，领导认为我给他捅了娄子。”郭宝成说。
一个无须言明、违背官场潜规则的是，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得郭宝成名声远播，风头远超诸多省、市领导，很多同僚“心里酸溜溜的”。
在随即召开的榆林市委常委会上，郭宝成接连说了5条为“神木医改”的辩护意见，无人接话。
“他们没想到我做了那么充分的调研，所有的质疑，我们都提前想到了。”郭宝成说，后来，还是市委书记发话：算了，神木全民免费医疗这个事，只是向各位通报一下，暂时不做结论。
“中国人就是这样，当官的坐高档车，住五星级宾馆，吃着山珍海味，没人说什么，为老百姓搞个免费医疗就不正常了？”
“医病医贫医天下”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肯定会继续，不然人民不答应——每个官员都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不继续，神木40多万老百姓不答应。”
在2009年5月份的媒体质疑风暴过去后，国内对于“神木医改”的声音，更多地转为了支持与赞扬。
“刚开始是媒体到神木采访，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各地来的考察团，络绎不绝。”郭宝成说。
今年6月11日，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他，突然接到市委书记派人打来的电话：“老郭，到市里来一趟，书记找你有个事。”
一见面，才知道，他的这个神木县委书记到头了——市委书记告诉他：“老郭，你别有什么想法，省委常委会研究了，决定免去你神木县委书记的职务，建议任命为榆林市人大副主任。”
“之前没人找我谈过话。”郭宝成说，“定下来再告诉你”，按照正常程序，到了明年，神木县才换届，“按说，我这个55岁的年纪，有的人退二线也有人不退。”
郭的离任，让他为之工作了13年的神木县百姓惋惜不已，“很多人写联名信挽留”，网上也有人发帖：“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退休了怎么办？”
郭宝成自己倒是无所谓，他说，“神木全民免费医疗肯定会继续，不然人民不答应——每个官员都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不继续，神木40多万老百姓不答应。”
“过去我在神木干县委书记，只能说管好自己，不能说‘神木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那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现在，我可以说了，全国任何一个县，都可以推广、借鉴‘神木模式’。”
“你想想看，我们神木，搞全民免费医疗，一人一年报销额度从400元起到30万元止，一年下来，人均才400元，也就是一个县少盖半座楼、少修半条路的事，哪个县掏不起这个钱？”
“其实，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问题！”郭宝成说，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很多人认为说到了点子上，那就是：“医病医贫医天下。”
“神木医改”
2009年3月1日，神木在全国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凡是拥有当地户籍并参加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患者（占当地人口的99%点多），在指定的乡镇医院住院开支200元以上、县级医院住院开支400元以上部分，均由县财政埋单，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最高可以报销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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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履新并非变相罢官
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虽然我不再担任神木县委书记，但我认为，神木医改如果说要变，也是会越变越好。不会因县主要领导的变化而搁浅。
———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
南都记者杨章怀发自北京“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虽然我不再担任神木县委书记，但我认为，神木医改如果说要变，也是会越变越好。不会因县主要领导的变化而搁浅”。昨日，已经当选为陕西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郭宝成如是回应网友“变相罢官”的传言。55岁的郭宝成因在去年3月推动“神木免费医疗”成为明星官员。
履新并非网友说的变相罢官
郭宝成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早在6月11日，他就被确定为榆林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人选，在7月3日闭幕的榆林市三届人大会一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两个多月后，榆林市委宣布了免去郭宝成神木县委书记的职务。
郭宝成任神木县委书记期间，在全国率先实施的“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医改”一直在“公共道德风险”“拖垮政府财政”的质疑中走过1年半时间。
在许多网友看来，郭的离任可能是因他力推的“神木医改”得罪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被“变相罢官”。对此，郭宝成解释，“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这是正常工作调动，虽然还没到60岁退休的年龄，“但我在县委书记中年龄是比较大的”。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在我国，55岁以上的县委书记较为少见，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抚远县委书记牛学有今年58岁，广东阳西县委书记李孔流为56岁，等等。
郭宝成当选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不再主持神木县工作，在世博论坛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和国内的论坛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的工作无非是在真正干实事的平台转到另外一个为人民鼓与呼的平台”，郭宝成表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将继续呼吁和推动中国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残疾人救治问题、儿童、老年人福利等问题。
神木医改要变会变得更好
郭宝成走了，轰动全国的“神木医改”也会偃旗息鼓吗？———这是很多网友的疑问。郭宝成说，神木医改经过一年半的实践，证明该制度花钱不多、容易监管、解决了千百年来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该政策已深入人心，并且神木财政越来越富裕，因此，神木医改不会因为个别主要领导的去留而搁浅。“如果要发生变化的话，是会变得更好。”郭宝成说着发出朗朗的笑声。
郭宝成坦言，他对神木医改也没有放不下的，因为医改大方向是对的，一些小的问题在实际工作稍作修正即可。“如果神木医改继续深入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把预防体系建立起来，走‘预防主、治疗为辅’的正确的健康的轨道。”
新书记也是神木医改推动者
新上任的神木县委书记是神木原县长雷正西，50岁的雷正西与郭宝成“搭班子”合作了5年，共同推动了“神木医改”。在改革之初，神木医院病床爆满的现象，将医改卷入了舆论的漩涡。很少在媒体面前表态的雷正西语惊四座：“神木医改不是哗众取宠”“神木医改不会养懒汉”。
神木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康复办主任张波也表示，自7月份以来，虽然郭宝成没有再主持工作，但医改机构的人员、医改制度等方面都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张波说，通过雷正西在平时讲话中能够看到，雷的思路更有新意，想把医改做得更细、更合理。
“厚民生才能聚民心，顺民意才能保民安。”这是雷正西一直挂在嘴边的话。雷正西曾表示，神木全民免费医疗只是神木近几年打一套“民生组合拳”的一个项目，神木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社保、住房、扶贫、交通、人居、安全10个领域，真正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张波也认为，“医改这么好的事怎么会不搞，应该会往好的方向搞。”尤其是8月底，卫生部长陈竺实地考察神木以后，对神木医改给予了高度评价，更加坚定了信心：神木医改不但要搞下去，今后可能还在全国许多地方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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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成“退居二线”的背后
2010-09-1916:50:33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编辑：蒋丽丽
关于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原县委书记郭宝成说：过去我当书记时不好说，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钱不是问题，前提是要不要搞。这位因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而名扬全国的陕西省神木原县委书记，在“全民免费医疗”推行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说：“说得好听点是正常调动，实际上是‘退居二线’”。（9月19日《南方日报》）
郭宝成“退”了，从一线退到二线；但级别没变，谁也不能妄断其被贬。这是一次“正常调动”，理由可以保密，或者大而无形，程序上不露一丝破绽，但必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觉察出“正常”当中的“不正常”——此般嗅觉，足以警醒那些准备如郭宝成般有所作为的官员，谨言慎行，“少折腾”、“多安分”，不然，下场略可参见。实践证明，让老实人不吃亏，基本还是很难。
有人说，“神木模式”绝不会因郭宝成而人走政息。毕竟，今日神木之医疗模式已成为全社会的那一眼梅林：望梅也能止渴，且看起来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甚至有乐观者基于神木的探索，而推及各地的远景。遗憾的是，郭宝成的境遇，其实可以为地方版的“全面免费医疗”画上句点：公共政策的命运，从不会因简单的民意判断而一眼见底。
郭宝成的境遇，基本上代表着主流决策层对神木模式的价值判定。据说2009年5月中旬，榆林市紧急召开常委会议，提出5个问题，认为神木在这个事情上“捅了娄子”，“抹了黑”。即便后来舆论转入正面，显然也给相关部门带来两种“压力”：一是对先试先干的“神木模式”心有余悸，唯恐一着不慎而影响了自己的官位或政绩，这次是医疗，万一下次是教育、地产等，上级容易措手不及，某种意义上说，神木显然带了个“坏头”；二是随着“神木模式”的深入解析，公众发现这免费的公共医疗福祉其实与神木的经济地位关联度并不高，这就给很多地方、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舆论压力，因此，郭宝成即便没有压力，其主管或上司的压力可以想见。
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压力”呢？2000年前的李康就说得很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句话，压力来自于对固封的官僚体制创新与变革的激荡：你做得太好，就显得人家做得不好；宁可一起差，不能一人好。譬如，曾挂职湖南临湘副市长的姜宗福，因网上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派实景演出、痛斥高房价等走红网络——后终因显而易见的原因，于今年5月离开副市长职务，被调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不动声色，又无可言说，这就是某些官场逆淘汰的最大特色。“特色”就是要你记住：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可以大家一起出问题，断不能一人独自出风头。
我一直相信：在我们的官场，真正能干事、想干事、会干事的公职人员并不在少数——每年国考的火热也足以为这个结论提供逻辑上的支撑。但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庸碌者、贪腐者又层出不穷？这里固然有监管与权力的历史纠结，但更多的，恐怕还在于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逆淘汰环境”。换言之，郭宝成如果不是为免费医疗而“折腾”，谁敢说他一定会在此时此刻必然遭遇“正常调动”的命运？
逆淘汰之恶在于无可言说。就如我们对于郭宝成，台面上的说法也只能感叹“真是天凉好个秋”！（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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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神木书记被贬不必担心人去政息http://www.sina.com.cn2010年09月22日02:01新京报
■观察家
人大是连接“民”与“政”的桥梁，郭宝成调任人大，可以推动民主、法制进程，用民主与法制捍卫改革成果。
据《都市快报》报道，因推行全县免费医疗改革而名声大噪的陕西省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在谈及自己被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坦言，这“实际上是被贬”，并认为“被贬”的根源，在于自己的改革争议大，领导意见不一。
作为一个普通人，郭宝成关注自己政治前途无可厚非，但坦率地说，商鞅、晁错、王安石、马基雅维里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改革先驱固然未必名利双收，却也不用像先贤那样，时刻担心身败名裂的灭顶之灾。郭宝成仍然能出现在世博论坛，面对中外记者和观众侃侃而谈自己对“被贬”的看法，和对神木改革的担忧，本身已能说明一些问题。
作为改革的弄潮儿，郭宝成产生这种“被贬”的感觉自然事出有因，却很难引起公众的共鸣。撇开行政级别不提，在现代社会里，人大常委会这样的民意部门、立法机构，在确保改革成果，推动改革深化发展方面，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相较于“县衙门”，由民意代表产生的人大常委会，显然更能体察和反映民间、社会的诉求，和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反馈，这对于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领导干部而言，可谓责任重大，工作重要，将“实缺县长”看得比“人大图章”高一等，把调职视作“贬官”，似乎不免带有一丝过时的“父母官意识”。
从古至今，社会、民众，甚至包括许多清醒的改革者本人，更关注的不是改革者自身的命运，不是“人亡”(亡的本意不是死，而是“走”)，而是当人事发生变动后，会否导致“政息”，令改革成果付诸东流。商鞅虽死而秦国新法延续下去，商鞅变法就被视作成功的新政；王安石隐退而北宋新政就此变质，王安石变法就被看成失败的革新。在当代社会，人们已不必为改革者的前途抱太多担忧，而对改革本身能否延续并持续发展、深入下去，自然就更加关注。
已“无官一身轻”的郭宝成理应相信，凡是符合民众利益和意愿的改革，就应该能够延续和发展下去，改革成果能否保留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是民众、社会所真正期盼和需要的。
退一步讲，倘若神木各项改革的存亡，仍要系于郭宝成一身之进退，那就说明在神木这个地方，民主和法制的土壤尚不深厚，改革的社会基础、民众基础仍有待加强，这种“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过时政治生活形态本身，同样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人大是连接“民”与“政”的桥梁，郭宝成既然调任人大，不妨参与推动民主、法制进程，用民主与法制捍卫改革成果。
不仅如此，俗话说“树老生妖”，一个改革者如果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思想观念会日趋陈旧，原本的“维新”很容易变成“维旧”。历史上的拿破仑就从时代的推动者，变成了迷恋皇权的复古迷，曾经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推动山西新政建设的阎锡山，则从锐意革新的革命家，蜕变为恋栈守财的军阀土皇帝。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改革者，适时跳出“一亩三分地”，开阔眼界，更新头脑和知识，对人对己对地方，有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愿郭宝成本人和舆论，都更多地关注神木改革之存亡进退，通过社会共同监督，让“神木免费医疗”这块金字招牌，不至于暗淡下去。
□陶短房(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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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木官员被贬看官场生态http://www.tianshannet.com天山网 2010年09月21日10:05:11 我来说两句
更换背景颜色： 更改文字大小：默认大小最小小一点正常大小大一点再大一点最大曾经主导过神木县教育、医疗、养老等配套保障制度改革的，原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被任命为为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网友普遍认为这一任命，就是郭宝成被“罢官”。当事人郭宝成也坦诚，自己这就是被“贬”（见9月19日《都市快报》）。
神木县医改的消息，一经媒体发布就引来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同时神木县的医改，也引起全国众多的媒体的质疑之声，并引发了一场公关危机。这场媒体危机，还遭到了榆林市委常委会的批评，认为神木为政府抹黑了，这也是郭宝成被“贬”的根源所在。
关于郭宝成的神木医改，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有关部门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更没有给出权威的说法。有关部门只凭着媒体对于神木县医改的质疑，就“判处”了郭宝成的“政治死刑”，就结束了郭宝成的“政治生命”。上级机关这样处置一名官员的“政治生命”，是在把一名官员的“政治生命”，当做是平息舆论风波的“替罪羊”。
其实真正的媒体危机并没有形成，当地的上级领导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神木县的医改会引起一场官场上的地震。上级领导急于与郭宝成“划清界限”，急于与郭宝成“撇清关系”，所以上级领导才急于把郭宝成“祭出去”，以消除自身面临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然而事情恰恰出乎上级领导的预料，神木县的医改在经过媒体危机的考验后，神木县医改的成功经验，反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的认可和肯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励各级官员要改革、要创新，鼓励官员大胆地摸着石头过河。有的地方甚至于推出了官员试错制，只要官员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存在为个人谋私的行为，就可以原谅官员在改革中的过错和失败。
然而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出头的椽子先烂。许多官员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敢创新，他们习惯于墨守陈规，他们喜欢于墨守陈规。他们习惯于“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工作方式。他们喜欢拿着别人成熟的改革经验来完善自己，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要埋怨这些官员们墨守陈规，不要笑话这些官员们不敢创新。不仅许多基层官员不敢探索改革新模式，而且当基层官员的改革新模式受到质疑后，上级领导就急于出面表态，与改革者划清界限分道扬镳。墨守陈规才是最大的保险箱，不敢创新才是最好的安全阀。一场媒体危机就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威胁，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例子。
作者：季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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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委书记“被贬”折射基层改革困境
2010-09-2108:21:16来源:半岛晨报
据《扬子晚报》报道，原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日前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自称“被贬”与推行免费医疗有关。由于推行之前未向省市领导汇报，后来又有大量媒体进行报道，上级认为这一措施给当地“捅娄子”、“抹黑”。
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官方的说法是正常调动，他自己则直言“被贬”，熟悉中国权力序列的人都明白，郭宝成的确是被贬了。
在民众被房子、教育和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民生陷于体制之困求解艰难时，处于偏远内陆的神木却杀开了一条血路。郭宝成主政神木5年，力推民生政策改革，一是从小学到高中实行12年免费教育，另一个是全民住院实行“免费医疗”。这两个先于东部发达地区实施的“免费政策”，让偏僻的神木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两项举措，几近于搬掉了神木县民众头上的两座大山，神木县民众可谓幸矣，也足以令全国其他地方的民众艳羡。这样的官员毫无疑问会受到民众的热爱和支持。因为力推的这两项民生政策，即使从主流的官方立场来看，郭宝成也可算是“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忠诚践行者，为如何减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有利的探索，功莫大焉。即使有不足和瑕疵，也应该是瑕不掩玉。
很多时候，官员在以“等级授职制”为特征的权力序列中所获得的评价总是和民众的评价难以重合，甚至南辕北辙。中国历史上，权力系统向来是不包容创新的，真正的改革者常常是得不到好下场的，从商鞅到王安石到戊戌六君子，其中最终能保全性命者已经算幸运的了。
究其原因，在于改革者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具体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既称改革，其核心内容不外是权力或是利益的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和利益，改革越是坚决彻底，遭遇到的反抗力往往越大，权力之争足以使人疯狂，杀头流血当然也就在所难免。
神木县位列全国百强县，有一定的财力，但钱数总是固定的，此处多花彼处就得少花。郭宝成透露，他在任时否决了一个豪华宾馆的建设。显然，对于很多官员来讲，花在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的钱用来盖政府大楼，搞形象工程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也正是为何国内常见政府大楼富丽堂皇，乡村小学不避风雨的原因所在。善良者常常因此感叹，少几辆公车、少盖几座大楼就能解决乡村教育问题，可为什么就没有人干？
改革如此之难，没有强大的权力推动就更难成事。商鞅、王安石背后有帝王撑腰尚且不成，何况是小小的地方官的异举。神木县改革，据郭宝成言，因为担心受阻，和上级连个招呼都没打，在媒体七嘴八舌的探讨中，榆林市听到了其中批评的声音，导致神木改革被定性为破坏了榆林的形象。像郭宝成这样没事儿找事儿，个性过于张扬的官员，是很难让上级领导喜欢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类似的话表达了官场中的铁律。大家都不干，为什么就显你能呢？你能就会显示出很多人的无能，你干了就会显示出有些人什么也没干，而大多数人“无能”，你就难免犯众怒了。
其次，受百姓拥戴的郭宝成之所以被贬，根本原因还在于郭宝成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非来源于民众。郭宝成能取悦民众而不能取悦上级，被贬也在情理之中了。
以改革开放为参照，中国社会的真正变革，一般而言，最可依赖的路径是由权力中心发出，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总在互动之中前进，所以来自基层和局部的改革探索永远有其积极意义，作为直接受益者的民众，有义务为其站脚助威。
□评论员钱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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