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同志讲了一句大实话

郭 海 强

对于中国来说，2008除了是“奥运年”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经过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我们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与失误作出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关于过去五年党的工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检讨过去五年以来党的工作问题时，首先点明了“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其后又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突出问题”之首。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上述问题并非仅在以往五年里才产生的，而是几乎贯穿于过去三十年的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何这些问题积重难返以至今天仍难以解决？据南方都市报1月19日报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出席广东省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参加广州团的分组讨论时指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是不是还用30年前的工作思路和观念来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能有些人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成了‘唯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在有些领导脑子里面就只有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文化建设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污染怎么样以后再说！经济上要干的事，千方百计！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要先生产后生活”。汪洋同志接着提出，“先生产后生活，导致这几年社会积累、政府的积累、企业积累都多了，国民经济也增长很快，但是居民收入增长不快。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片面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关系”？笔者认为，汪洋同志讲了一句大实话，因为这句“大实话”正是导致“改革开放”产生现存各种严重问题的关键原因。

温家宝总理在07年3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里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可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讲话”里亦曾经作出如此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即基本可以理解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发展”成为“硬道理”之后，“发展生产力（理论层面）”和“发展经济（政策层面）”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容置疑并全面推行的“主旋律”；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则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架空甚至抛弃。在今天的中国，日益泛滥的恶性资本逐利行为（原始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大大恶化了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及生存环境，以往较有保障的教育、医疗、住房竟然成了压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公义的缺失迫使各阶层、各群体的人们奉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丛林规则”，并异化为追求无限物欲的“物质奴隶”；在社会、思想、文艺方面，各种匪夷所思的丑恶现象“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以至于近年来频频出现由弥漫于全社会的暴力戾气所催生的“马加爵们”以及“城管杀人”的各种极端案例。与此同时，广东的“血汗工厂”和山西的“黑砖窑”表明，剥削并没有被消灭；今天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而达到触目惊心的0.50（由胡鞍钢等人提出并被世界银行确认），显示两极分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一国总理亲自为一个普通民工讨薪，可见共同富裕远未达到。这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事例已经十分清楚地印证了汪洋同志的这个观点：“有些领导脑子里面就只有发展经济”，“片面地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可见，正是由于颠倒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从地位及主次关系，在缺失社会公义原则之下片面地通过经济利益驱动“改革开放”，天真地忽视了人性中追逐利益的贪婪本性以及权贵资本的嗜血破坏性，促使各级行政官员盲目地、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今天的中国贪腐遍地、伪劣盛行、诚信缺失、道德沦丧，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则形成“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念，使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结果与现状备受质疑，造成了各项相关改革无法落实和深化的严重弊端和深刻矛盾。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表明，深化改革的关键已不能仅从制度建设或体制改革方面着手，因为这些技术层面的治标之举已经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而必须追根溯源，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上重新正确地认识及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唯一本质和根本任务，才是今后深化改革的大方向及指导改革的总原则，也是切实解决“改革瓶颈”、稳步实施科学发展的治本之道。只有在确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高原则的政治基础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理顺经济结构、完善法制建设以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民权民生”与“民主自由”才能真正地从理念层面落实到社会层面。

去年12月1日，汪洋同志在广东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推动广东今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仍然需要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求真务实。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因此，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与失误作出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就应该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方针，切实找出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而后药到病除。

08、01、27、

附上近来个别专家学者的有关言论：

06年2月23日，徐友渔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聚焦改革争论》一文内称，“我们从不怀疑普通民众的赤子之心，他们从改革中受益，但也承受着改革的成本，了解改革的得失，所以最有发言权。他们即便有些情绪，也可以理解。改革确实存在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坚持改革，必须以反思改革为前提。反思得越彻底，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希望就会越大，改革就会越彻底”。

07年12月15日，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题为“为改革开放辩护要还原历史”的演讲内称，“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08年1月12日，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城管局特聘执法监督员张耘同志就湖北“天门事件”接受媒体专访并剖析城管暴力的社会病理成因时指出，“我觉得现在从表面上谈城管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个社会综合治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对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注意不够。同时，政府一直处在一个不断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的变动过程之中，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又做得太多。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长期不到位，社会保障还存在很大问题，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民找不到就业门路，社会上有很多弱势群体。据我们了解，执法人经常面对的通常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城管要维护城市的秩序、社会的形象，可是又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些人要生存，在生存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城管再查抄，他们反抗的情绪必然是很激烈的”。

08年1月15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六届特约研究员任剑涛同志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一文里指出，“1989年之后，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这样的一种社会改革里，实际上30年来，我们愈加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1992年后，因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从民众到官员，我们远离崇高，一切以GDP数据的增长成败，以占用财富多少论社会价值”。“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还是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权钱勾结在近十多年来恶性膨胀，与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