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导致全面社会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导致全面社会危机
：［墨］阿尔瓦雷斯·贝让 著 李春兰 李 楠 摘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5期
美刊《每日评论》2007年7—8月号刊登了墨西哥学者阿尔瓦雷斯·贝让题为《大选后墨西哥合法性危机与掠夺性新自由主义大势已去》的文章，结合墨西哥在大选后的社会危机，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这一新自由主义堡垒国家已经大势已去：它造成严重的社会崩溃、社会分裂和社会动荡甚至此起彼伏的民众起义，而社会崩溃将使社会抗议运动持续不断，最终终结新自由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6年7月，墨西哥举行了大选，导致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右翼国家行动党（PAN）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赢得了总统职位。在官方的票数统计中，他以058%的优势击败了中左翼民主革命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这一结果让人难以置信，令人震惊。仅在三个月以前，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票数还遥遥领先。而此时，卡尔德龙则受到指控说，他在担任能源部长期间，曾暗中向希尔德布兰多公司（Hildebrando Corporation）（他姐夫和他妻子是该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勾结。希尔德布兰多公司也曾与联邦选举委员会（IFE）签订合约，负责设计2006大选计票用的电子计算系统。该公司还被指控为与社会发展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of Social Development）勾结，该处管理着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政府项目。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随即指责其中存在欺诈，拒绝接受这一官方结果，并要求“逐个投票站逐票”进行重新计票，直到消除所有的疑惑。否则，这次选举就是无效的。引人注目的是，150万余民众响应他的号召，游行穿过墨西哥城中心，开始了第一次抗议选举的示威。
此次选举也涉及对墨西哥国民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所有席位的争夺。最终结果显示，国家行动党和制度革命党（曾执政71年，如今在国会两院中只位列第三）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中右翼有效多数。国会议员匆忙就职，以尽快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国家行动党和制度革命党有效多数对于实施美国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所要求的第二轮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次改革涉及社会保障的私有化（特别是养老金）、税务改革、向私人资本开放能源部门、解除对劳动市场的管制以及教育和医疗的不断商业化——这些改革都是为废除福利国家而实施的。
在国家行动党统治下，墨西哥总统也将参与名为“北美安全与繁荣伙伴联盟”（SPPNA）的安全议程。这项议程是布什政府在2001年“9·11”之后随即提出的。它不属于立法监督的范围，旨在通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总统——如今，这三国总统都被视为政治保守派——之间的协议来加快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的活动。
双重政治危机：合法性和可信性
整个选举过程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体现在新总统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和国家选举机构所面临的严重信任危机两个方面。
2006年大选的每个阶段，都有大量证据证明政府操纵选举，实行了涵盖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内的一套综和的反民主战略。其中包括把公共资源用于购买选票、进行媒体攻击、在很多监督不足的地区实行贿选，甚至还通过电子设备篡改选举结果。政府甚至还颁布了一些荒唐的禁令，如置许多移居海外但仍享有投票权的墨西哥人于不顾，禁止在圣诞节假期或在美国的城市开展竞选运动。
最主要且最明显的证据是，即将离职的企业家总统福克斯领导实行的策略很不光彩。福克斯把公共资源转给国家行动党，以给希尔德布兰多公司和社会发展秘书处（SEDESOL）传递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机密信息。其中，国家行动党曾单独授予希尔德布兰多公司一份合约，让它负责设计于2006年投入使用的操作运算和电子计票系统；而社会发展秘书处则负责旨在消除贫困的所有具体项目。由于这些原因，福克斯不仅被冠以“民主背叛者”的绰号，还受到很多其他批评。
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卡洛斯·尤卡德（Luis Carlos Ugalde）和福克斯总统在电视上做出了相互协调的官方公开声明，对这个复杂骗局的操纵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几乎同时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卡尔德龙仅用25万张选票就“赢得总统选举”，但根据法律，宣布选举结果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这个策略立即得到了制度革命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马德拉索（Roberto Madrazo）的默许。他公开承认自己参选失败，以此来认可卡尔德龙胜出。这也进一步证明国家行动党和制度革命党为强行推出这一事实上的新总统进行过协调。
实际上，制度革命党的领导层参与了整个选举过程。特别是全国教育工联盟（SNTE）领导人埃尔瓦·埃斯特尔·戈迪略（Elba Esther Gordillo）早在选举开始之前就来到圣地亚哥，以确立一套精密战略，通过联盟成员来控制投票站的行政人员。参与选举过程的还有国家行动党的领导人，尤其是退役老兵、反共产主义者努埃尔·埃斯皮诺（Manuel Espino），他承认他曾号召国家行动党的州长们“协调”行动。
美国国际共和协会（IRI）用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为国家行动党的年轻党员提供咨询。西班牙人民党（PP）的专家确立了大众媒体战略，以让中产阶级恐慌。西班牙前总统阿兹纳（José María Aznar）甚至还到墨西哥公开败坏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名声。
但是比森特·福克斯总统领导的训练有素、集中指挥的军队是使卡尔德龙登上总统宝座的决定性力量，并为危险的墨西哥生活军事化铺平了道路。
虽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抗议这一骗局，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抗议时政治条件相对来说还不充分，而且在这个绝对腐败的政治过程中，他们准备不足，对手最终运用策略将其击败。至于在为不正当选举行为提供法律证据方面，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团队和民主革命党过于乐观，也缺少预见。这最终为福克斯在“符合宪法”——国家行动党和制度革命党占多数席位，同时又有军队支持——的掩盖下把权力交给费利佩·卡尔德龙敞开了大门。
国家行动党和制度革命党组成的联合力量正势不可挡地对“议会多数”进行部署。这一议会多数在假期刚开始时强行推进复杂的法律改革，以遣散不断持续的街头抗议。《国家工作人员社会服务与保险委员会法》改革、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也是这种情况。
墨西哥出现了四个危险趋势：选举体系信誉的丧失、宗教干预国家、社会运动的非法化以及独裁主义。
人们非常怀疑选民资料库的质量、选举结果的可信度、得到财政资源和广播电视竞选空间的公正性以及管理、重新计算选票和选票分类的透明度，更不用说选举官员逃避申述不正当行为这一责任了。
除了选举结果不可信之外，选举费用也极其庞大。政党犹如被腐败的经济和官僚精英所买下的专卖店。
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也引起了广泛的不安情绪，特别是在2007年8月卡尔德龙批准玉米粉圆饼——墨西哥贫困地区人口的主要营养和热量的——的价格上涨超过66%。现在这一问题丝毫未得到解决，因为政府为抑制玉米饼价格而推动签订的“合约”只持续到2007年8月，并且只有几个主要的连锁企业从中受益。
整个墨西哥还处处弥漫着失业带来的不安。2007年2月，国家统计、地理及咨询局（INEGI）道说，2006年底时墨西哥有将近160万人正式失业（根据一个“特殊的”衡量失业的方法，墨西哥的失业人口在拉美是最低的），300万人不充分就业，1200万非正式工人，还有500万人不再找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找到工作的机会了。有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未充分就业或者从事非正式活动。
槽糕的就业形势源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同时，这也反映了三个趋势，即移民、通过公众的不安全感（袭击、抢劫、绑架等）表现出来的社会瓦解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街头抗议。这三个趋势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担忧。
墨西哥移民打破了所有的世界记录：它向美国输出的人力是最多的。仅在福克斯执政期间（2000—2006年），平均每年就有45万人走出国界。
在选举以及随后的政治危机期间，墨西哥全国爆发了一场和平的人民抵抗运动。这种民众抵抗运动在几个不同地区进行。在其中两次运动中，政府以“犯罪行为”为借口，动用了极端的警察和准军事暴力。
第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圣·萨瓦多·阿丹哥市（San Salvador Atenco）。随之而来的是2006年5月3日和4日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在墨西哥城组织的“另一个墨西哥运动”（the Other Campaign）。私营电视公司把这次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宣传成政府以后对待“激进”力量的典型方式。就此次事件而言，“激进力量”指的就是捍卫土地联合阵线（FDPT）。
捍卫土地联合阵线（FDPT）是构成“另一个墨西哥运动”的部分和平力量。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组织和动员起来，是由于民众坚决抵抗福克斯政府在圣·萨瓦多·阿丹哥的土地上为墨西哥城修建新机场的计划。
这次，作为政治失利的复行动，福克斯政府于2006年5月在圣·萨尔瓦多·阿丹哥对捍卫土地联合阵线实施了镇压。其中2人遇害，207人被投进监狱，数千人被起诉，20余名妇女遭到联邦防暴警察（the Federal Preventive Police）特工的强奸。至今，仍有29人被关在监狱。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和所有被捕的人（甚至包括无辜者）被永久地冠以激进、暴乱和顽固的罪名。
此后，瓦哈卡人民大会（APPO）发起群众示威，要求制度革命党州长乌利塞斯·鲁伊斯（Ulises Ruiz）辞职。联邦政府和瓦哈卡州政府都无法阻止此次示威，于是政府再次实施了镇压行动。
2006年10月至11月间，大选后的墨西哥到处弥漫着冲突的气息，联邦防暴警察袭击了瓦哈卡人民大会的游行示威者。这场群众运动主要起源于教育工联盟制定的第22条民主规定。除了增加工资之外，该规定还要求改善学校设施，增加对学生食物和鞋子的财政供给（许多学生是赤着脚、饿着肚子来上学的）。州长指责该联盟把他们的要求“政治化”。
这场镇压掀开了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一页。冲突开始后，已有23余人死亡，另有141人被投入离瓦哈卡市1200多公里远的那亚力特州（Nayarit State）监狱，数十名妇女遭到性侵害。为震慑全社会，数百名群众被拘捕（包括没有参与运动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这场对社会运动的镇压和定罪是圣·萨尔瓦多·阿丹哥事件的翻版。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强调一下瓦哈卡人民大会斗争的原创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瓦哈卡人民大会发端于墨西哥最具跨国性的土著社区。它的成立在寻求底层阶级的自我代表和自我管理方面，又走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它通过运用新型方式抵制掠夺性新自由主义，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普韦布拉·巴拿马计划（PPP）。
普韦布拉·巴拿马计划是为墨西哥南部和东南部的9个州以及中美洲制定的区域性开发计划。这个计划希望建立一整套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多模式的海洋运输系统。这个运输系统包括电信网络、海港和机场的建造以及现代化。其位置所在地区土著人口最多（大约1000万人中有600万人是土著居民），穷人最多，被边缘化的程度也最高。因此，为了成功推行普韦布拉·巴拿马计划，必须结束危险的福利国家，而且还要改变土著社区的组织和文化形式，特别是那种把自然资源看作他们自己财富的文化，因为所有工程项目都会带来土地使用的巨大变化。
这也解释了福克斯和卡尔德龙执政时的联邦及州政府为何赤裸裸地残酷打击瓦哈卡人民大会领导人和激进分子（就像他们打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的“另一个墨西哥运动”的同情者和参与者那样）。
瓦哈卡的跨国土著社区在两个方面都遭到了政治攻击：在墨西哥，他们发起的社会运动被定为非法活动；在美国，土著移民也被布什政府定为非法移民。该地区工人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流动。他们主要从事生产率低下的服务行业以及那些被美国工人认为肮脏、危险或讨厌的工作。毫无疑问，瓦哈卡人民大会为实施新型的跨国行动铺平了道路。
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在墨西哥大势已去
我们必须简单地看一下墨西哥政治危机的结构性经济背景，这有助于我们解释新自由主义积累模式为何会在墨西哥枯竭，主要表现在经济停滞、盈余的挥霍、收入分配不平等、寄生式的金融体制和不断严重的垄断等根本性问题。国内和国际社会都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但这些结果与他们的预测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看一下福克斯执政期间（2000—200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墨西哥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3%。从2001年到2003年，增长率连续三年为负值或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根据过去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25年来的记录，墨西哥年均增长率为193%，而人口增长率还不到2%（只有176%）。在这25年里，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017%。这意味着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时间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墨西哥失败最显而易见的、活生生的证明。
约瑟·瓦伦苏埃拉（José Valenzuela）估计，在墨西哥，由于实际工资的减少，剩余产品与产品总量（即经济体扩大再生产的潜力）的比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只有15%—16%的总盈余用于投资；而剩下的84%—85%则花在了非生产性用途上。如果盈余、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85%的盈余用在非生产领域，而只有15%—16%的盈余成为资本，这一点则需要引起极大关注了。如果我们看看用于生产的投资，就会发现它还不足10%。总之，新自由主义模式使城乡工人遭到残酷压榨，并使盈余被大量挥霍。
历史上，墨西哥就是一个社会严重不平等的国家。甚至连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否认，在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25年里，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突出。一些指标就能说明这一点。墨西哥证券交易所的资料显示，2006年底，173万投资者（占墨西哥人口总数的016%）在股票市场上积累的资本就相当于其GDP的377%。据世界银行道，墨西哥105亿人口中有50%生活贫困，日工资不足4美元。其中，15%的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日收入不足1美元。
约瑟·瓦伦苏埃拉又利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委员会（ECLAC）2004年的数据强调了以下事实：在2002年墨西哥市区的家庭收入分配方面，10%最贫困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31%，而10%最富有的家庭却占了312%。不平等状况非常惊人。
在运用墨西哥现有的分类最详细的统计资料并考察30多种衡量社会经济福祉的变量之后，加百列·门多萨·皮卡多（Gabriel Mendoza Pichardo）发现了影响墨西哥收入水平和福祉的三个重要的区域性因素：（1）北方（相对富裕）和南方（贫穷、落后、生活水平低）的分化；（2）墨西哥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恰巧是实施普韦布拉·巴拿马计划的地区）最贫困；（3）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墨西哥31个州在1950—1980年间出现的GDP和人均GDP区域趋同的趋势已经停止。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到来，墨西哥经历了一个从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进口开始超过出口。墨西哥的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略超过90%），而且国内出口商只限于几个生产集团（仅有10个）。许多工业链被打断，导致数千家企业、甚至所有连锁店的破产。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属制造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重要性都在衰退。金融部门在GDP中的重要性提高了，而社会总产值的结构却因此被扭曲。
墨西哥经济也遭遇了寄生性金融体制所带来的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公共财政的支出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生产部门的低贷款率和银行服务佣金的高成本。
由于墨西哥还有一定的债务偿还能力，所以此次大选未爆发像1982、1987和1994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国家外债已达403亿美元，而且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拿出数千亿美元来偿还这些债务。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看到内债上升，目前，联邦政府的内部国债已达到1100亿美元。
最后，垄断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一个仅由20个强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团和其他20个外国集团组成的小型核心团体已稳稳地占据了整个墨西哥市场。结果，墨西哥诞生了一些世界上最富的人，而且这一金融集团的势力不仅延伸到了生产领域（工业和农业），还触及到了贸易、服务和金融业。他们在电信、电子、汽车制造、水泥、玻璃、啤酒和纺织品等行业中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石油出口、美墨边界加工区的产业活动和移民工人的汇款仍是墨西哥外汇收入的主要。这表明，至少有两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这些产业能否继续存在。第一，石油储量正在迅速减少。石油出口不仅是墨西哥外汇收入的重要，还贡献了三分之一强的国家税收收入。第二，未来移民汇款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实施怎样的移民政策。
我们还要补充一下美国经济外部和财政失衡对墨西哥经济所遇到的这些问题的影响。美国经济失衡会导致增长放缓，可能引起急剧通胀、社会开支紧缩。所有这些都与伊拉克战争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密不可分。因此，如果美国政治经济不稳定，那么墨西哥也会面临潜在恶果。未来抗议活动差不多会以这一模式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的速度蔓延。
[李春兰、李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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