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马克思的观点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探析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历史背景, 危机的政策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华盛顿共识。诊断当代国际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盲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魅力, 不仅为我们看清当前危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启迪, 而且为我们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国内外的两极分化, 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1月28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年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指出: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 金融及评级机构缺乏自律, 导致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失真; 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 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 1 ]勿庸置疑, 这些分析都很准确。而理论界还必须要探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 就是要对市场、政府与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进行探析。

　　

　　一、市场失灵

　　

　　市场是高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机制, 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 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 对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极力推崇。他认为, 要增加一国财富, 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 没有自由,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英国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 在批评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同时, 进一步阐明了自由主义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和1969年的《自由宪章》中, 大力推崇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认为只有自由放任, 才能实现人的本性, 通过个人自由提高效率, 并用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前西德自由主义学派特别推崇自由放任的思想, 他和哈耶克一起, 对前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是万能的。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在不完全竞争和非竞争环境下, 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 引导供求平衡, 这就是市场失灵, 也叫市场缺陷。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

　　

　　其一, 总量平衡, 市场无能。

　　

　　市场不能消除现实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生产总量和结构不平衡现象。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实现的条件时特别强调了总量和结构的平衡。例如, 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 “在简单再生产中, 第Ⅰ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 +m价值额(也就是第Ⅰ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 , 必须等于不变资本Ⅱc, 也就是第Ⅱ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 或者说Ⅰ ( v +m) =Ⅱc。”[ 2 ]这个公式可以说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最基本平衡式, 它从结构平衡的层面反映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它表明, 要使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 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 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 都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 只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各自保持供求的结构平衡,才能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

　　

　　一般说来, 市场的主要功能通过价格等调节参数实现从非均衡向均衡的过渡。其价格参数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供求关系, 缓解供求非均衡程度, 但市场的这种价格调节作用是有限的, 尤其是在宏观层面上, 价格调节难以起作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产生的不平衡, 如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失业、有效需求不足和过剩以及贸易赤字等, 都不能依靠市场本身来解决, 只能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缓解。

　　

　　其二, 经济波动, 市场难平。

　　

　　经济运行呈现出波动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 社会经济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 也会不断重复这种运动。”[ 3 ]694社会经济活动中, 这一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其波动幅度的高低则是由经济体系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增长机制所内在决定的。对这种周期性波动, 市场的价格调节也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只能靠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来缓解。

　　

　　其三, 公共物品, 市场不供。

　　

　　市场难以解决社会生产中出现的“短期化”和“利己”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以赢利为主要目的, 这就导致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动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 因而使那些短期不盈利和长期利润预期不高的产业、行业和产品投入资金不足, 发展滞后, 在产业成长过程中出现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一般性工业制成品供给过剩, 另一方面诸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森林水利、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公共物品明显短缺。这种“私人物品”过剩和“公共物品”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依靠市场是无法解决的, 它要靠政府财政加大以公共投资为基本内容的直接投资来解决。

　　

　　其四, 信息对称, 市场失真。

　　

　　分析市场经济的大多数交易, 可以发现交易的信息在交易双方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 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有关信息, 这就是经济学中说的“信息不对称”[ 4 ] 。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体现在: 一是信息不对称导致拥有信息多的一方以自己的信息优势侵犯拥有信息少的一方的利益。二是信息不对称影响市场交易效率, 交易双方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停地进行心理较量, 这大大延长了成交时间, 导致市场交易效率低下。三是信息不对称增大了交易成本。四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优质市场的萎缩, 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市场不是万能的, 市场运行中的许多问题依靠市场自身不能解决, 一个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其他单位造成影响的外部效应很难内部化; 经济周期波动使其运行不稳定; 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 交易双方获取信息的地位不平等, 掌握的信息不平衡。市场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 正是政府应该而且必须解决的。

　　

　　二、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现象, 其负面效应不能由市场机制本身自动地解决, 只能由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现实依据,在西方经济学中, 其理论依据可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 年, 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批评自由放任的政策, 主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提出政府调控总需求水平的主张, 把政府作用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

　　

　　在凯恩斯积极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同时, 美国罗斯福政府为克服经济危机于1933 -1939年实行“罗斯福新政”, 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新政”通过政府对财政、货币、金融、产业等部门的干预和调节, 对缓和危机、促进经济复苏、限制垄断资本、减少失业、调和社会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为此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践表明, 政府干预理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成为政府行为的理论基础的。从此之后,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政府干预, 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政府干预也非万能, 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所谓政府失灵, 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 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 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 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 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 决策失误, 不达目标。

　　

　　公共决策失误导致政府失灵, 达不到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预期目标。公共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 一是政府干预的对象复杂多变, 难以有的放矢。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 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从而达不到预期目标。二是政府依据非对称信息, 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 加之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 因而不可能穷尽, 从而使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三是政策效应的滞后性、政策效应的不平衡性和政策效力的递减性, 都将导致政府决策的无所适从。四是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追求目标的所谓公共利益, 布坎南指出: “在公共决策中实际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 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 5 ]国家的目标到底是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 是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问题, 选择一个皆大欢喜的均衡点十分困难。

　　

　　其二, 干预达标, 政府扩张, 成本高昂。

　　

　　政府扩张导致政府失灵, 政府干预虽然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表现有二: 一是干预的间接性导致低效。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 缺乏竞争, 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 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 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 很难计较其成本, 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二是政府扩张导致成本高昂。政府组织规模增长过快是难以治愈的全球性通病。政府的多重角色是其扩张的根本原因, 政府既是公共物品的供给者, 又是外部效应的消除者, 还是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 这些都是政府扩张的原因。政府权利和职能的无限制扩张, 助长其对国家财富的巧取豪夺, 形成了政府组织的专横, 与此同时, 行政权力和公共预算最大化倾向, 导致大政府、大公共开支和高行政成本。政府规模扩张包括政府部门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的增长。政府扩张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经济效益降低, 社会福利减少。因此,政府扩张最终导致干预经济活动的成本高昂。

　　

　　其三, 达标高效, 寻租活动, 负面效应。

　　

　　政府干预达到目标且有较高效率, 但由于寻租活动, 带来极坏的社会负面效应, 此种情况同样应看作是政府失灵。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其形式多样, 如有的向政府寻求优惠特惠,有的寻求政府特许或政治庇护, 有的寻求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资源等等, 不管采取什么形式, 寻租活动都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 相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其主要危害在于: 一是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 二是容易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破坏和浪费; 三是通过非法提供金钱或其他酬引诱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贪污、受贿、渎职, 并诱使官员化公为私、权钱交易, 制定和出台只保护少数人和少数地区利益的政策,从而使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加恶化。总之, 寻租活动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 妨碍了市场优越性的发挥, 容易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产生怀疑, 为政府干预以消弭普遍的社会不公现象带来很大困难。

　　

　　政府失灵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 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 等等。

　　

　　
三、新自由主义失灵

　　

　　从理论的深层根源看,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应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灵。

　　

　　(一) 新自由主义得势的历史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 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凯恩斯主义走向衰落。20世纪70年代, 西方经历了两次战后最深重的经济危机, 整个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 而当时人们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却提不出有效对策, 公司利益集团者们努力寻找支持削减政府计划的理论依据,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应运而兴。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两次能源危机①都是在石油供需基本稳定的背景下, 石油供给突然人为减少,导致石油供需骤然失衡而造成的。在危机中, 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源被切断, 各国经济停滞, 物价飞涨, 股市暴跌, 这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 而要克服这种脆弱性就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整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最后是社会主义体系遭受挫折。苏联和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经济效率低下, 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20世纪90年代初期, 苏东剧变后, 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 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新自由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而大行其道。

　　

　　(二) 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后果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华盛顿共识②。热衷于批判美国时事政治的乔姆斯基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 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 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 ‘使价格合理’) 、消除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稳定’) 和私有化”[ 6 ]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华盛顿共识专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 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尽管这些政策对于当时的拉美国家走出危机、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潜伏着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隐患。

　　

　　一是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 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尽可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 为金融自由化铺平了道路。尽管改革初期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曾一度好转, 通货膨胀得到控制, 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但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推进, 拉美国家在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缺陷日趋严重, 终于导致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与拉美地区不同, 东亚地区国家以出口导向为主, 经济开放程度高, 具有储蓄率高的传统。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 东亚国家在90年代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政府管制, 开放金融市场。随着金融自由化, 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 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热潮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 终于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二是在所有制问题上,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华盛顿共识认为, 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根源, 因此私有化是其重要的改革措施。从实践看, 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施私有化的主要途径。实际上, 当一个国家缺少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时,私有化往往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导致财富迅速转移到少数暴富阶层手中, 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改革就是例证。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偏差, 曾出现过诸如“不私有化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问题”等论调,把“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卖”字, 采取行政办法和搞运动的方式强制出售和变相出售国有小企业甚至大中型企业。从而造成了不良后果。

　　

　　(三) 新自由主义对危机认识的失误

　　

　　一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主导下的金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的偏见。在金融危机发生前, 风险已经不断积聚, 但金融理论界却没有深入研究和足够重视, 更没有及时提出风险警告, 以致在危机爆发后措手不及。金融危机发生后, 理论界对危机的原因阐述和理论解释并不深入透彻, 不少预测甚至是错误的, 例如,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对房价弹性的预测成了关键的预判错误, 这种预测带来了更多的按揭承销交易, 因为贷款机构认为, 如果捉襟见肘的借贷人陷入困境, 总可以获得再融资或者卖房子获利。然而随着房价的不断下跌, 有数十万贷款购房者面临止赎。格林斯潘也没想到房市繁荣的戛然而止以及紧随其后的金融灾难。在早期, 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美国市场发达、经济弹性大、美联储及其政策得到市场信任, 美国经济不会进入衰退; 即使进入衰退, 也将是较浅的和短期的。但从实际情况看, 危机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多数研究人员的预期, 这充分暴露出金融理论界在揭示现代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方面的偏见。

　　

　　二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主导下的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 错失干预的最好时机。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政界、财界玩起了推手游戏。当雷曼兄弟岌岌可危时, 美国政府认为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一家投资银行, 因而坐视不管, 结果导致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当美国决策当局认识到问题极为严重, 并决定使用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全力应对危机时, 美国经济实际已经进入负增长, 已形成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与偿付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

　　

　　(四) 新自由主义导致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主流学者曾告诉人们, 自由市场经济是通向最优效率、快速经济增长和创新, 使所有那些愿意勤奋工作并利用机遇的人享有繁荣富裕的坦途。然而实际情况是,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没有实现, 反而导致美国国内外的两极分化, 使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一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垄断资本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 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国际剥削的工具。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国家战略, 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控制权或主动权, 大力推动各国金融自由化, 对别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央银行的行动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施加影响, 进而影响到该国的实体经济。作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 美国不仅要通过金融机制在全球配置资源, 还要通过金融霸权在全球争夺资源。尽管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全球金融垄断的跨国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 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创造了更先进、更高效的生产力, 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但由于现实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因此金融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没有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相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复杂且多变的形式被激化。金融全球化使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财富越来越流向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06年2月15日, 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发布告称, 全球家庭财富分布: 2%最富人群占有全球50%财富, 并且财富高度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拥有全球超过90%的财富。[ 7 ]

　　

　　二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国内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辩护士引以为自豪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提高了利润率, 马克思的“利润率有一种越来越降低的趋势”论不灵了。然而, 他们忘了, 新自由主义为企业提高了利润, 却把税收负担从资本身上转移到劳动身上, 没有像许诺的那样为工人提高工资和税收收入, 反而正是以损害工人的工资和税收收入为前提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以各种方式削弱了工人的谈判权利, 例如, 对工会进行法律和政治上的攻击, 对工商企业解除调控,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 等等。

　　

　　
四、重温马克思的观点

　　

　　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有一种越来越降低的趋势”解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垄断资本依然有效, 理由有三: 第一,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 资本家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目的就是追逐利润。为了揭露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 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就活泼起来; 有50%的利润, 它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 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3 ]829竞争产生的压力驱使每一个资本家只能进行扩张, 否则死路一条。第二, 利润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 剩余价值率的高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 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节省; 资本周转的速度, 等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利润率有一种越来越降低的趋势。这是因为,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资本的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 这种提高必然要引起利润率的下降。第三, 存在阻碍和延缓利润率下降的因素: 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在不断地下降;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 等等。因此, 马克思说: “造成利润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 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 或多或少地抵消这种趋势的作用。”[ 8 ]263

　　

　　尽管利润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但这绝不等于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量越来越少, 更不等于工人的处境越来越得到改善。实际情况是,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由于投机因素和股市泡沫推动, 股票价格飙升, 增加了股民对股票价格将提供丰厚收益的预期, 同时,股市的表面繁荣大大刺激了美国公司证券投资。其结果是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向利润转移, 收入的不平等急剧扩大, 转移到处于美国收入金字塔顶端的那部分人手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个阶层把花不完的巨额财产储蓄起来, 机构投资基金和个人投资基金不断增长, 其大部分投资基金都用于购买股票[ 9 ] 。股市泡沫创造出一种对经济未来极为乐观的氛围,引发家庭消费热潮, 鼓励大多数人的借贷和消费行为, 尽管他们并没从股价上升中受益。在新自由主义夸耀的90年代扩张期之末, 尽管各阶层家庭债务都增加了, 但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债务负担远远重于富人的债务负担。可见, 从工资降低中获得的利润率上升对资本积累率具有两面性, 在刺激资本家投资和扩张的同时, 又产生因工资降低出现对产品需求不足的问题, 从而为生产过剩危机埋下隐患。正是由于利润率倾向下降规律的作用, 使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日益加强, 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日益尖锐。当然, 正如马克思所说: “必然有某些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 因此, 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 8 ]258

　　

　　马克思把形形色色的虚拟资本, 看成是必然会吹起来的肥皂泡: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 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 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 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倾向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 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 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 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 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de cap ital) 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 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 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8 ]531虚拟资本的发展趋势, 就是脱离现实的成倍增长日益虚拟化、扩大化、膨胀化、泡沫化。“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 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 有时甚至增加两倍, 因为有各种方式使用一资本, 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 8 ]533

　　

　　这种虚拟资本的发展趋势特点, 不仅是日益扩大, 惊人的扩大, 而且几乎是无限扩大: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 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 就其本质来说, 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 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 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 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 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 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部分。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 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 理解为银行家(职业贷款人) 手中的, 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 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 总之, 全部信用, 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 8 ]555最后,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 虚拟经济、虚拟资本的过分膨胀、过分扩张, 其要害问题就是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的需要。

　　

　　既然在信用经济普遍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 资本化、证券化、膨胀化、泡沫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那么信用中断, 造成危机同样不可避免: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 只要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 8 ]555所以, 乍看起来, 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 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 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总之, 考察当前国际金融危机, 既有“市场失灵”, 也有“政府失灵”, 但其根源应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失灵, 新自由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盲点。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不仅为我们看清当前危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启迪, 而且为分析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 1 ] 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2009年会上的特别致辞[ EB /OL ]. http: / /politics. peop le. com. cn /GB /8198 / /index. Html

　　

　　[ 2 ] 马克思. 资本论: 第2 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446.

　　

　　[ 3 ]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4 ] 蓝叶瑾. “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易的影响及对策[ J ]. 北方经济, 2007, (4).

　　

　　[ 5 ] James Buchanan. A Contraction Paradigam forApp lying Economics [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5).

　　

　　[ 6 ] 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 ]. 徐海铭, 季海宏,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4.

　　

　　[ 7 ] 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贪婪腐败以及政府职责的失灵[ EB /OL ].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 fortune / /07 / content_ . htm

　　

　　[ 8 ] 马克思. 资本论: 第3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9 ] 大卫·科茨. 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 C ] ∥李其庆, 主编.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86.

　　

　　注释:

　　

　　①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 世界范围内发生过两次能源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于1973 - 1974年。在这场危机中, 原油价格从每桶3. 011美元提高到每桶10. 651美元, 使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因此而上涨了4倍, 从每桶3美元涨到每桶12美元, 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持续近3年的能源危机给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 , GDP下降了4. 7%; 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了7%; 欧洲的GDP下降了2. 5%。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于1979 - 1980年。危机中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 全球石油市场上每天都有560万桶的缺口。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 从当时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每桶35美元。此次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1989年, 拉美国家仍然处于债务危机之中, 国内经济急需改革。针对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 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后期,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 并声称就此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 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四川大学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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