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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新自由主义酿成的恶果

2025-02-27 文摘 评论 阅读

  贫困,新自由主义酿成的恶果

  

  
原载:《参考消息》摘自日本《文艺春秋》月刊6月号

  

  2008-06-25

  

  

【日本《文艺春秋》月刊6月号文章】题:

  

  世界同时贫困——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弊端

  

  作家:佐藤优

  

  在全球经济不断膨胀的21世纪,新自由主义的幽灵正在全世界徘徊。这一幽灵使得全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产生了“新的贫困阶层”。

  

  
  中产阶级沦为贫困阶层

  

   新自由主义是19世纪末在英国产生的自由主义的现代版,其初衷是依据竞争和放宽限制的市场原理来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事实上这两者却似是而非。以往的自由主义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两大特征,而新自由主义继承的只是经济的特征,即竞争至上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缺点是排除政治自由主义,一味追求竞争,从而导致经济的合理性抹杀了自由主义本来所具有的宽容性。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是“信赖”。在实物交换的时代,商品交易的主体是彼此间熟悉的邻居或熟人。然而,货币出现后,交换的主体成了不相识的人。正因为如此,与不相识的对方进行交易就需要建立一种对包括货币在内的社会体系的信赖关系。
  然而,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也卷入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当中,社会中的信赖关系遭到了破坏。
  结果,日本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中产阶级也被卷入了竞争的漩涡当中,开始沦为贫困阶层。

  

  
  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效药

  

   近代以来,日本遭遇贫困问题并非始于今日。
  大正时期日本也曾遇到过这一问题。当时,日本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全球主义的刺激下,处于泡沫经济当中,首次出现了被称为白领的中产阶级。然而,战争结束后,泡沫经济破灭,产生了与明治时期不同的新的贫困问题。
  为了解决贫困司题,当时的有识之士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俄罗斯革命是在大正6年(1917年)发生的,但是,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巩固,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还没有显示出其魅力。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的高帛素之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现实意义。他在1925年编撰的《社会问题辞典》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其中关于“贫民问题”这样写道:“贫民是指在个人所属的社会关系中,无法在肉体和精神上获得满足的群体。”
  究其原因,高帛素之引用了英国的调查结果指出:“60%乃至80%的贫民都是由于外界的因素,即社会原因造成的。贫困并非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恶习造成的,大部分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造成的。”
  换言之,贫困并非贫困者自己的责任,而是造成贫困的社会本身的责任。因此,高帛素之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和社会保障政策,这些政策在现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正时期,作家河上肇曾经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刊登过一篇名为《贫乏物语》的连载文章,其中以英国为例写道:“人世间现在还存在着_种误解,认为‘如果不建立一种不劳动就会受穷的制度,人就会成为懒汉。因此,为了迫使人们去劳动,有必要容忍贫困的存在。然而,至少今天西方存在的贫困决非这一性质,而是一种无论怎样努力工作都无法避免的‘绝望的贫困’。”
  这难道不是现代劳动阶层同样感叹的吗
  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世界上的有钱人都停止一切奢侈和浪费,那么即使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并且社会的经济组织也照样如旧,那么我所说的穷人应该会从世界上消失。”
  换言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特效药是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到穷人那里。
  要解决现代的贫困问题,也唯有这一方法。

  

  
  企业负责人的危机感
  迄今为止,政治家和专家学者们都未能采取真正有效的政策,也没有建立可靠的安全体系。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的现代社会,工人和革命运动也无力促使社会体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指望“现代的资本家”,即企业经营者转变思想。承担着社会责任的优良企业不仅要努力保障本公司职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等社会保障,而且应该保证其子公司或集团下面公司人员的福利待遇。
  支撑着日本企业社会基础的,实际上是被称为贫困阶层的劳动力。日本的企业负责人应该抱有这样的危机感:没有这些人的劳动,企业的实力就会下降。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甚至会因此而瓦解。日本社会就会更加衰落下去。

  

  【编注】同期《参考消息》文章《贫困困扰着美国中产阶级》和《日本社会贫困化加剧》可作本文补充。

  

  【日本《文艺春秋》6月号文章】题:美国医生也面临跌至社会底层的危机( 自由撰稿人堤未果)
据道,现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四分之三过着独居生活,属于无依无靠的“饥饿人口”。由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饭费,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很多人因无法获得医院的治疗而死亡。
    
     高昂的保险费
丹尼斯向工作所在的医院提出辞职是在2007年11月,原因是医疗过失保险费急剧上涨,无法继续支付。
在美国,通常产科和外科等风险高的医师都要加入医疗过失保险,为的是应付有可能出现的医疗诉讼。然而,2001年12月,在美国医疗过失保险行业排名第二的圣保罗公司因经营不善而出现了10亿美元的亏损,不得不从该行业退出。原来加入该公司保险的4.2万名医师被迫加入其它公司的保险。丹尼斯也是其中之一。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新加入的保险费急剧上涨,与其他许多医师一样,丹尼斯不得不做出决断。
丹尼斯介绍说:“原来每年5万美元的保险费,一下子涨到了18万美元。要么支付巨额的费用,要么放弃自己的职业。”
丹尼斯必须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他的年收入为20万美元,如果选择了前者,那么支付了保险费后只剩下2万美元,沦为贫困阶层。如果选择了后者,那么就不得不作为失业人员开始寻找工作。丹尼斯思前想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他的很多同事都因为患抑郁症或者工作过度劳累而辞职,但是,丹尼斯还是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生活很清苦,与妻子不断地发生争吵,但是我还是坚持不懈地从事医疗工作。支付了高额的保险费并不能保证不受到起诉,出于对随时有可能被起诉的恐惧,对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检查和处置,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都感到厌恶。我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安眠药的用量也随之增加。”
结果,丹尼斯在3个月后最终还是辞职了。据说起因是一名重度的糖尿病患者,他被送往急诊室抢救,后因无法支付治疗费而被医院赶出去。
“当时我正在医院停车场朝停车的方向走去,突然看到那名被护士赶出来的男病人,他胳膊上还留着点滴针的痕迹,似乎在向我求助。那种绝望的表情让我一下子联想到最近妻子看我的神情。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一下子瘫倒在地。”
从那一天开始,丹尼斯就一直闷闷不乐。
从医院辞职后,找工作一直不顺。丹尼斯出现了食欲减退、失眠和头晕等症状,白天感觉昏昏沉沉。由于失去了收入,家里的开销主要靠妻子打工挣来的微薄的收入,还有他的失业保险和食品配额券。
他被心理医生诊断为重度的抑郁症。为了节省昂贵的药费,他不得不要求医生把开的药量控制在五分之一。
医生得了抑郁症后,自杀率要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患者。为此,妻子增加了打工的时间,目的是能够让他定期去接受心理治疗。
    
     庞大的社会底层
在当今的美国,像丹尼斯那样,从社会中层沦为底层的人不在少数。这一沦落的过程对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与以往因贫困而产生的窘迫完全不同。本来以为自己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在突然降临的疾风暴雨面前一下子显得手足无措,这样的情景在美国已是随处可见。
如今,代表着美国梦的一代人,包括医生、教师、公务员和制造业的中层管理人员,都面临着跌落至社会底层的命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了社会保障费用并推进了民营化,社会各领域都引进了竞争机制,削减成本和精简人员造成了劳动强度的增大,这些都侵蚀着劳动者的肌体,使他们难以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他们在精神上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的哀诉之声,在美国各地随处都可以听到。
家住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高中老师马科斯·怀特(34岁)也是这群失落者当中的一员。
据说自从2002年美国政府实施教育改革法,开始引进竞争机制以来,他所在的城市圣何塞,很多教师不得不辞职。
教育改革法要求美国所有的学校实行全国统一的学历考试,将学生们的得分与对老师的考核评定直接挂钩。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竞争将给孩子们带来良好的教育”。
按照这种做法,越是贫困地区的学校,学生的得分就越低,因此毫不留情地降低了老师的工资和评判标准,一部分人被淘汰。学生的得分低于一定的水平,就裁减政府的补助金,有的学校不得不关闭。
马科斯所在的高中位于圣何塞市,这是一座教育水平很高的城市,在全美50座城市管辖的公立高中当中,该市学生的毕业率曾经是最高的。而今,美国高中生的毕业率整体下降,平均只有51.8%,有17个城市低于50%。
马科斯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引进了竞争”机制。
他说:“在教育中引进竞争机制,牺牲的不仅是学生。这一机制把教师们逼进了死胡同。教师也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他们也不得不争取高分。结果就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是做假。”
“做假?”
“也就是考试舞弊。”
为了提高学生的平均得分,他们事先把考题透露给学生。学生没有答题栏目,老师事后偷偷地将正确答案写上。有的一小时的考试,老师竟然给学生5个小时答题,类似的情形在全美国的高中上演。据说在芝加哥教委发现这种情况并展开调查之前,美国国内很多高中学校学生的考分急剧上升。
“另一种情形呢?”
听到我的问话,马科斯神色黯然地回答说:“患上抑郁症或者因过度劳累而患病。我也属于这种情形。”
越是认真的老师,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要求就越是严格。越是怀抱教育理想的老师,就越是夹在分数上不去的学生和自己的生存夹缝之间。当马科斯感到自己的饭碗快要出现问题时,他曾经给学习成绩差的孩子的家里打过一次电话。
为了孩子们而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与不得不为了自身生存而牺牲孩子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怎么也无法填平。每当照镜子时,再也见不到以往活泼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生气的愁容。
“是的,我就像是机器人一样。周围的老师也都一样。我们的学校过去有一个习惯,老师们在放学后经常一起去喝咖啡,相互聊天。”
“彼此说说烦恼的事情,各自谈谈教育的理想。那时是多么有趣啊!然而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家都很浮躁,累得喘不过气来。在走廊里相互见到,连笑一笑打个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了摆脱身心受到的压力,马科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周末也不休息。州教育部门不断地以“教育预算”作为威胁,向校长施加压力,而校长则反过来一再地要求教师提高效率和学生的平均考分。不管怎样去做,总是没完没了的工作,教师们有的超出了自己体能的极限,有的精神上处于崩溃的边缘。
与前面提到的丹尼斯一样,马科斯终于患上了失眠症,一站到黑板前,手就发抖。
他说:“最近教师之间彼此问候的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你找到好的心理医生了吗?’”
竞争使得过去处于社会中层的人们出现了新的额外负担。医生因为害怕诉讼而雇用律师,比孩子更紧张的教师雇用心理医生。在一个由竞争支配的社会,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付出的代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
    
     统计的负担
美国政府削减了社会保障费用并把过去由国家包揽的一些中枢职能改由民间来承担,这就使得很多人生活失去了安全保障,贫困层急剧增加。
2007年9月,尽管布什总统宣布美国的家庭收入已连续两年上升,贫困率也下降,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这一点从国民的平均工资连续3年下降可以看出。
截至2006年度,美国的贫困人口有3650万人,没有加入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7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8%),比上年度增加了220万人,增幅为5%。
美国国民负担的医疗费比率是世界最高的,即使是处于社会中层的人,一旦患病也会债务缠身。因此,实力较弱的企业,干脆不上昂贵的保险。
美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对于美国国内的少数人来说,这确是事实。2006年美国国内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人约为1000万美元,是普通劳动者的364倍。
政府公布的数据说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上升了,实际上这是由于家庭内劳动人数增加的缘故。本来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稳定状态的中层人员一下跌入了底层,因而劳动人数需要增加。
美国国内的经济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少数富有阶层赚取了国民所得的一半以上,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据税务部门统计,2007年美国国内对冲基金管理者的平均年收入约为6.5亿美元,是普通从业人员的两万倍。
过去,社会精英所应具备的是知识和道德这些素质。然而,在利益至上的竞争机制的冲击下,愿意从事救死扶伤和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些职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过去人们曾经信仰的社会价值,现在芷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向低收入阶层的次级贷款也是其中一例。拜金主义的盛行使人迷失通往未来的方向,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医疗和教育这些最根本的核心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留给下一代呢?
可以说,当今的美国的现状并非都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它是产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所追求的物质至上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日本,再怎么辛勤工作也不富裕的贫困阶层人数在不断增加,从“workingpoor”这个词已经成为日常用语就可见一斑。在被贫困的锁链反复缠绕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一步步走向地狱的最底层
    
【日本《文艺春秋》月刊6月号文章】题:小泉改革的牺牲者们( 自由撰稿人奥野修司)
    
     贫困阶层人数增多
所谓“超过伊奘诺景气的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事实上2006年的经常性利润达到54.3万亿日元,大约相当于2002年的两倍。
但另一方面,再怎么辛勤工作也变不富裕的贫困阶层人数却在增加,从“workingpoor”这个词已经成为日常用语就可见一斑。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数据知晓日本人目前的贫困程度。
比方说平均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工薪族在2000年有825万人,但是到了2006年就增加到1023万人。而平均年收入300万日元以下的人口达1741万人。也就是说每3.5个日本劳动者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300万日元。
储蓄余额为0的家庭比例也从2000年的12.4%上升到2006年的22.9%,超过1100万户。此外非正规雇佣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在2007年创下了新高,达到33.5%。
在被贫困的锁链反复缠绕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一步步走向地狱的最底层。
    
     低收入者日子难过
虽说短工的年龄上限一般在40到50岁,但是据劳务派遣人员工会“派遣联盟”的总书记关根秀一郎介绍,如果过了50岁,你只能依靠于那些把违法行为不当回事的无照劳务公司了。现在这种中老年低收入者正在迅速增加,笔者就在东京见到了其中的一位。 w先生今年58岁,他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的样子让我有点吃惊,似乎还依稀可见当年在邮局推销保险时的样子。受到邮政民营化改革的冲击,他于2003年从邮局退休。妻子随即就以“没有了邮局的工作无法维持生计”为由提出离婚,并且和女儿一起离开了他。之后w先生先后在几家保险公司干过,从2006年开始以打短工的形式维持生活。
当年5月一家银行翻建董事办公室,w先生被要求在既无安全帽也无安全靴的条件下搬运厚重的板子,结果不慎被一块突然倒下来的板子砸中,右半边脸缝了10针。
“虽然流了不少血,可他们并不帮我叫救护车,只是让我拿毛巾按住止血,然后让我在那儿躺着。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认识的一家医院,我怕是要有意隐瞒造成工伤的事实就拒绝了。过去就曾有一个妇女,手都被切断了,由于没有叫救护车,因而并未被确定为是工伤。最后还是监工叫来了救护车,终于把我送到了医院。
w先生登记的那些劳务公司都是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公司。工作机会很少。即便有也多是诸如捆扎钢筋这种卖力气的建筑业工种,发生事故的概率很高。如果不愿意干还会被清除掉注册信息,所以“不干也得干”。
这种工作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00日元。如果扣除午餐费和交通费,到手的也就两三千日元,也就是“勉强度日”。
    
     悲惨的“单身母亲”
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人中,74%是女性。非正规雇佣者的比例是1/3,而女性劳动者中这一比例高达50%。贫困阶层中的大多数是女性。
女性劳动者中,与打短工的同样悲惨的是被称为“单身母亲”的那些人。
根据2003年的数据,日本全国共有单身母亲123万人。而此前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单身母亲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另一方面,年收入堪比单身母亲的男性也在增加。尽管“女性联盟东京”的伊藤碧代表说“贫困正在女性化”,实际上2002年到2006年的5年间男性贫困人口大约增加了70万人。
过去说到贫困阶层,主要指的是那些在东京的山谷、大阪的釜崎和横滨的寿町三条低级旅店街打短工的人。但是现在随着手机的普及,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可以联系到工作,贫困阶层聚集的现象已经不大看得到了。但是怎么辛勤工作也得不到快乐的人却是在迅猛增加的。
据都留文科大学的后藤道夫教授所说,日本社会贫困化进程的加剧“始于桥本执政时期,小泉时代更是展开了激烈的结构改革”。新自由主义使得大企业摆脱了束缚,提高了竞争力,减轻了法人税,取而代之的则是削减了国民的社会保障而成就的“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活动”。也就是把每个国民的财富重新分配给大企业以复兴其竞争力。
贫困人口增加,医疗体制崩溃,教育失败……乍一看涉及的领域颇多,其实归根到底都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这样的社会会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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