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植棠：舍小我成大我 播种革命火种

　　

　　陈淑妍
2011-05-13

　　

　　【人物档案】

　　

　　谭植棠(1893~1952) ：广东高明人，与同乡谭平山、谭天度被世人誉为革命的“三谭”。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之一，经历中国民主革命的全过程，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了终生。

　　

　　

　　

　　追求进步参与广东党组织建立

　　

　　1893年的高明明城镇濠基村，米铺老板谭超喜得长子嫡孙。为祈求孩子安定长寿，这个拥有数百亩田地和一家米铺的人家将孩子的乳名取为“亚定”。这个乳名“亚定”的孩子就是谭植棠，字仙槎。7岁入读高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东洲书院），10岁考进广东高等师范附属中学，首次接触康有为、赫胥黎等中外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潮，在小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烙下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概念。1917年夏，与同乡谭平山、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在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和学术氛围较浓的北大就学的谭植棠，有机会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受先进思想。他深深感到：“斯时的北大乃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洪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反帝爱国运动，谭植棠作为北大的一员，参加了学生游行，并参与了于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会刊出版工作。1920年3月，他与谭平山、陈公博在北大创办了《政衡》杂志（月刊），评论时政，权衡社会利弊。他在该刊发表了多篇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和对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同情的文章，逐步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和社会革命的信念。

　　

　　1920年夏天，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被聘为国立广东法政学校教员，兼授广东高等师范的课程。为唤起广大民众对革命思想的认识，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等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创办一份纸。“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阵地，就可以扩大宣传和影响，号召民众起来，改变目前的现状。”此后谭植棠与友人缩衣节食、私人集资，并请求家庭资助，10月，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创办了《广东群》，谭植棠在该刊先后发表多篇文章。经过努力，《广东群》成为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做了舆论准备。

　　

　　“谭植棠等人创办《广东群》，采用办的形式唤起民众，是取发展人类群性，建立群众团体，团结互助，创立民主自由平等社会之意。”原高明区史志办主任陈仕金曾撰文如此说。

　　

　　《广东群》出版后，谭植棠立即把刊物寄到高明老家，后来还连同《青年周刊》等革命刊物寄回去。在此期间，他还经常回乡探亲，利用茶余饭后向乡亲们传播革命思想，宣传破除迷信等新思想、新文化。谭植棠是从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读的书多，被视为“状元”，深受村民敬仰。在他的宣传教育下，乡亲们把乡间的镇海宫、白业庵里的华光大帝、十八罗汉等神像扔进池塘，并拆掉庙堂成立青年会。

　　

　　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共有9名共产党员，将《广东群》定为党组织的机关。谭植棠任宣传委员兼《广东群》经理。他除办好《广东群》外，还积极参与“广州宣讲员养成所”、机械工人夜校的创办工作，兼任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并在“注音字母教导团”讲授共产主义思想，培养革命干部。为初创的广东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积极开展农民运动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此革命形势下，谭植棠积极投身国共合作。他先后被聘任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担任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主持教务工作。自1925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开展农民运动，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至1926年4月，广东建立了66个县农民协会，会员达62万多人，全省农民运动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隐乡十年宣传革命不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长年累月工作的谭植棠积劳成疾，于1926年冬身患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正在广州的博济医院住院治病。根据当时形势，组织立即决定让谭植棠转到东莞县石龙镇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当晚，国民党特务就闯到谭植棠家里，在屋里搜出一条红布，上面写着“广州总工会代表会”。特务于是说：“这就是奸党活动的证据！”并逼着谭植棠妻子罗亚女交出丈夫，逼供未果打得她口吐鲜血。此后，罗亚女得了重病，又担忧丈夫生死，最终疴血而死。

　　

　　谭植棠转诊后，广东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敌人通缉他的风声越来越紧。谭植棠的叔父谭仲珊立即赶到东莞把谭植棠接出来，先转到澳门，然后让他隐蔽在一副棺材里，雇一只船，采取“活人死运”的方法，安全返回家乡。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是秘密回乡，但这位共产党革命英雄的归来已为村里人所知。回到乡间后，谭植棠深居简出，等身体稍好一点，便和堂兄弟一起做生意度活。虽然联系不上组织，但这期间，他仍然不忘做群众工作。

　　

　　乡间盛传谭植棠当时是用棺材伪装成“僵尸”逃过军警检查的。如此神秘的革命人物，自然引来了不少青少年前来拜访。

　　

　　据谭植棠当时的邻居谭扬回忆，谭植棠精神稍好，就会给子侄、兄弟、乡亲讲革命故事和先烈事迹。当时谭扬年纪小，经常跟大人到他家里去。村里的年轻人常常来听这些新鲜事，并拿出来议论，从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谭秀华、谭秀馨、谭志英等多名子侄在谭植棠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妇女抗敌同志会”，有的还在抗日救亡中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员。

　　

　　陈仕金在回顾谭植棠的革命思想实践的文章中称，谭植棠对于我们继承先辈敢于探索真理，勇于革命实践的革命精神，激励人们奋发进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舍小我做好统战工作

　　

　　1944年底，谭植棠在谭天度的介绍下前往东江抗日游击区，担任东宝行下督导处财经科长，满怀革命的热情参加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得到党组织的肯定，于1945年冬，经分管华南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审理，终于恢复了党籍。

　　

　　1946年，党组织派谭植棠到香港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8岁的儿子谭汉威跟随其到香港学习和生活。在谭汉威回忆中，父亲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忙碌的工作常让他把家庭私事置之度外。　 谭植棠在港做统战工作期间，按规定因工作需要车费是可以销的，但他从不浪费组织一分一毫，能省则省。曾在当时与其共事的同族兄弟谭健回忆，有一次跟着谭植棠与革命团体联系工作，从旺角到深水埗防毒面具厂，又到九龙城，整天奔波，也不搭车、不吃小吃、不上茶楼。

　　

　　谭植棠生活简朴，平常衣着就是一身土布唐装。有一次，为了统战工作访问国民党大人物蔡廷锴，谭植棠穿起一套年轻时代的旧西装，谭健对他说：“穿这套衫很不舒服吧？”他笑着说：“为了工作，不这样怎能见得大人物呢？”谭健当时觉得他的那套旧西装还是寒酸，但谭植棠却认为这已经是一套礼服了。

　　

　　1949年3月，谭植棠肺病复发，经组织批准前往澳门医治，期间，他边治病边进行统战工作。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谭植棠等多名同志的辛勤工作下，1949年9月，在港民主人士都派代表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廉洁为公

　　

　　1950年1月，谭植棠由中共华南分局派往肇庆担任西江行政专署工商科科长兼贸易、粮食、百货三大公司经理。他抓紧集中培训经济干部，并在仅有二三千元作为开办费的艰难条件下，他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以身作则，带动干部群众，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大公司，为西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时，他并没因身为三大公司的经理，而改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按照当时国家工作人员供给制规定，他可以享受“吃小灶”的待遇，但他坚持和普通干部职工一起在大饭堂吃“大灶”。有亲友劝他为子女积攒点钱，他说：“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胜过我，要钱做什么？”并经常教育子女做人要有骨气，不要依赖别人的恩赐。

　　

　　1952年6月，谭植棠在广州逝世，临终前留给儿女的遗产只是五件——《毛泽东选集》三本、自传一份、私章一枚、旧绒衣一件、须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