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边患又起的当下，展读澳洲华人雪珥描述古代中国是如何沦丧制海权的力作《大国海盗》，无疑是一次极为痛苦的精神跋涉和探寻。

众所周知，与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先驱开始横跨远洋，展开地理大发现竞赛几乎同时代的明代早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规模，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其实是处于那个时代全球首屈一指的执牛耳水准。

然而，以郑和七下西洋为顶峰的古代中国航海事业，随着郑和及其主子明成祖朱棣的死去，犹如昙花一现般地顿成历史的绝响。此后，中国明清历代帝王个个蜷缩在陆地上，拱手将无边无际的大海和上天恩赐给中华民族的海权，全撂给了西方的蛮夷和东方的倭寇。直到晚清时代，满族帝王统治的华夏神州，被英国人驾着兵舰，在中国的沿海指哪打哪，痛揍的满地找牙，直至这帮武装到牙齿的海盗，将舰艇在梳着一根根猪尾巴的众多愚民傻傻地呆在河岸两侧的围观之下，如入无人之境，从中国的内河长江抵达南京，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满载胜利果实而归。至此，颟顸愚昧的满清王公大臣尚未被揍醒，还是在经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的动荡之后，过了20余年，才经近代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同治中兴之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鼓捣之下，于东亚建立了第一支世界东方的近代海军“北洋水军”。

无情的历史早已表明，尽管腐朽的满清专制王朝可以不惜重金，买来一支当时非常现代化的海军编队，但却由于这帮蠢人固守“中体西用”的政治制度和陈腐的治军观念，结果这支当时远在日本海军实力之上的堪称亚洲最现代化的舰队，竟在1895年展开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成了日本海军的靶子和战利品，很快折戟沉沙湮没于历史的硝烟之中。

在随后的几乎100年间，中国无论是在国防概念中，还是在国家建设领域，却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制海权可言的世界大国。如今，一个堂堂的13亿人组成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规模已然坐二望一的海洋国家，竟不知在何时才会有一支航母编队可巡弋在岛链之外，示军威于周边觊觎领海和岛屿的操蛋国家，而可以用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方式，来拱卫国家领海与岛屿的安全！

为什么一个堪称历史上首屈一指的航海大国，会无视乃至抛弃海洋这一赖以生存的最大自然资源？

为什么一个世界上公认最勤劳和内敛的民族，会在皇权的压榨之下，守着富饶的大海在漫长的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哭泣和悲伤？

为什么一个最早熟的东方文明，会面对来自西方的蛮夷和东方的倭寇，不是战败屈辱求和，就是割地挖肉疗伤？

为什么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只重视陆地的经略，而几乎无一例外对开发和经营大海不屑一顾？

所有这一系列令人大惑不解的问题，相信你只要读完雪珥一个人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在澳洲寓所中的一盏孤灯之下，不断地翻检来自中西社会的厚厚历史档案，而呕心沥血写出的这本只有区区25万余字的著作，就一定会恍然大悟。

下面，就是本人作为雪珥著作的最先读者之一，对上述问题试着给出的一孔之见解读。

一

谈论雪珥的这本新书，其实从郑和开始说起，会比较靠谱。自然，关于三宝太监的故事，哪怕对一个中国的中学生而言，或许都是能够娓娓道来的中华精彩历史故事之一。

不过，与众多中国历代愚民看待郑和的不同之处在于，雪珥所谈论的郑和，带给许多读者的感悟，却无半点的民族自豪感和兴奋感，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悲哀和一声长长的历史叹息，会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在谈论雪珥所描述的郑和之前，我其实一直有个怪异的念头萦绕在心，简直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因为我私下以为，当年明成祖朱棣之所以选择一个阉人领军率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远渡重洋，去寻找自己的政敌和剿灭逃逸的汉族流民，恐怕十有八九是接受了秦始皇派出一个正常人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丹，却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才有意遴选了一位没有后代的太监，来做这支军队的统帅，以绝其滞留海外不归之念。

按照雪珥在本书第一章“以海为敌：郑和舰队大阉割”的叙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以开疆拓土的地理发现为旨归，也不是为了给大明王朝的农副产品去寻找市场，更不是去进行更有科学意义的海洋自然资源考察，其目的竟然是追剿明成祖朱棣念兹在兹必欲斩尽杀绝的海外华裔流寇，是去四处宣示大明王朝的浩荡皇威，或许还有追寻那位自己篡夺帝位时不知所终的皇上侄儿建文帝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此，雪珥在书中开宗明义这样写道，郑和远首航归来的永乐五年九月初二日，即：1407年10月2日，在京城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隆重完成了展示皇权至高无上的献俘仪式，并斩杀了虏自南洋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之后，大明王朝一干愚昧的君臣们，遂“在一片弹冠相庆的（喜悦）气氛中，包括后世的普遍称颂声（的谀辞）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侩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断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断了海洋中华的命根。”（P2）

自此，我们会不断在雪珥的书中，可以不时地看到，那些中华民族中被生计所迫，不避艰险，筚路蓝缕开拓远洋事业的先民们，遂成了皇权专制的拥趸者们眼中的海盗、土匪和不服管束的野蛮流民，均属于犯我皇权专制威风者，得“虽远必株”的贱民和垃圾人口。

在这样一个以海洋及其开拓海洋的先民为敌的社会中，有一个强大到无所不能的皇权专制绞肉机，时不时地深入到海中绞杀这个民族的海洋开拓者和贸易者，中华民族不漠视海洋，不失去海洋，不在海洋中失魂落魄，也就真正没有天理可言了。

二．

在雪珥看来，与明太祖朱元璋将举国百姓束缚在土地上不准流动，将整个国家建成一个硕大无边的劳改农场相配套的措施，无疑是严格的海禁。史载。明太祖对海设禁，亦称“洋禁”，“始于明初，在有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并未明令撤销。”

海禁对中华民族不仅仅是一个被束缚在土地上刨食那样简单的问题，究其实，这一完全违背人类发展自然愿望，由皇权专制机器维持的反发展、反自由、反民生的国家政策取向，最惨烈的危害，是令中华民族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近代五百年来，彻底沦丧了面对海洋的自发冒险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它不仅对后来使明王朝面对满人用武力取代其统治华夏大地，失去了尚武的民族气质和勇敢精神，而且，对迎头赶上西方刚刚兴起的地理大发现，泯灭了一次原本只要放任国民自由面向海洋，就可以至少并驾齐驱收获地理发现成果的历史性机会。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因由与后果，在雪珥的著作中，有着极为精彩的记叙和议论。在书的第二章“东海之殇：王直帝国落陷阱”中，雪珥对明代初期中国沿海民众自发地展开的跨海贸易现状，有着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令人信服描述。其中，尤其对酷吏浙江巡抚朱纨以铁腕绞杀浙江沿海贸易和屠戮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岸边民，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叙述。雪珥在书中写道，仅仅一次查获走私案件，这个名叫朱纨的屠夫，就不问青红皂白，将所有逮住的96名船夫，不加区别，也不加讯问，就一律斩首“就地正法”，而令当时朝野为之震动。（P39）

虽然后来因为这个屠夫主政浙江杀伐太重，遭致其政敌以滥杀和擅杀为由的参劾，而受到革职被遣返原籍的处罚（P40），但有明一代朝廷对民间的自发贸易持敌视态度的基本国策，并未受到根本上的影响。其中，尤以朝廷将王直从积极靠拢朝廷的顺民，只图在皇权的包容之下安分守己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转而逼到海外投靠日本的世家大族并自称“净海王”，而与朝廷一度分庭抗礼，显得最为典型。（P44）

从雪珥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浅显的道理：当皇权专制堵塞了民间自由发展和自由开拓的渠道之后，其实它也从此埋下了自己必然日后走投无路，被暴民用暴力埋葬的历史报应基因。

三．

在雪珥的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从来就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达人，对海洋和对被朝廷逼到海上为“盗”的民间义士，有着不同凡俗的深邃认识。这样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以明晚期的思想家、史学家李贽最为典型。

有一次，李贽对时人拿一个“海盗”林道乾来嘲笑他这个与“海盗”同乡的福建人，竟然勃然正色道：“尔等是骂我耶？（还）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绝不会如此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万一乎？”（P71）

在当时的士林领袖级的学者李贽眼里，像林道乾这样的汪洋大盗，乃旷世奇才，“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朝廷不用他是有眼无珠。为此，李贽甚至这样认为：“设使（朝廷）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绝不敢肆。”“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当胜兵三十万耶！”（P72）

在雪珥的笔下，李贽用这样极端尖锐的语言，真实地概括了良民被逼下海为盗的现象：腐朽的朝廷和社会，“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P72）

事实上，历史记载早已表明，正是明王朝的内残外忍的荒唐政策取向，不仅为渊驱鱼，将众多衣食无着的沿海贫民逼成了四处流窜的海盗，而且，其执行的对外藩羁縻有加的朝贡外交政策，更对日后为中华民族埋下真正的内忧外患，准备了导致丧权辱国的温床。

四

与明代之后的历代中国朝廷对大海的恐惧与厌恶形成强烈反差的历史事实是，西方近代国家对本国民众发起的远洋探险大力扶持资助同时进行的事件是，那些亦商亦盗的西方航海者们，却得到了自己祖国的统治者的包容乃至纵容。

在运用历史材料论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快速崛起的历史事实之后，雪珥在书中这样写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先后崛起，证明了两点：一、只要抓住了海洋，小国、弱国也能变成大国、强国；二、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海盗是获得成功的手段。”（P195）

而回望当时的大明和大清王朝，他们不仅一次又一次放弃了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其一代又一代愚昧的帝王，只会蜷缩在长城围起来的陆地上，以“中央王国”自诩而妄自尊大。他们不仅禁绝自己的子民做赶海人，而且，对海防也形同儿戏。结果，在屡屡遭致来自海洋的蛮夷侵略被揍伤打痛之后，却始终没有悟出自己的国家走向失败的缘由在哪里。

参照同时代的西方列强对尚武探险的国民赶海冒险的坚定支持，那时的明清王朝，却一以贯之的对赶海的国民加以仇视和轻视。只是等到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才基本打醒了愚钝的老大帝国，他们才姗姗来迟地花重金买来了一支近代海军编队。但其构筑在2000多年形成的社会结构上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却丝毫没有值得一提的改动，最后在新崛起的东洋外患到来之时，其走向彻底失败的国家行列，也就顺理成章了。

结语

展读《大国海盗》，确实是一场犹如病人咀嚼黄连般痛苦的体验。那是因为，雪珥用残酷的血淋淋历史事实，说明白了中华民族是如何因为皇权专制的绞杀，而渐渐从郑和执世界航海技术之牛耳，沦落到最终失去海权，其成为一个可耻的失败国家真正缘由，究竟隐藏在历史的哪个旮旯。

如今，在一个全球走向一体化的开放世界中，我们作为一个世界上正踏在崛起半途之上的东方大国，该如何避免再次成为丢掉海权的失败国家？雪珥以这本薄薄的著作，明白无误地告诉和警醒国人，我们这一代人若再不在政治和文化体制上改弦更张，进而再次失去海洋和海权，亦不过是可以想见的自然结局。届时，我们这个身躯浮肿，内心衰竭的东亚经济大国，必将再次在同一块石头上重重地摔倒，又一次沦为可耻的失败大国，而不可救药地陷国家于解体的万劫不复之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