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政治运动的经济基础　　

　　中国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的运行基本上已经趋于稳步发展。但是中央在农村发展政策上分歧较大，在左右之间争论，即在坚持集体化道路和“三自一包”家庭经营道路之间争论。当时的情况是，采取“三自一包”的政策，农业明显要发展快一些，农民积极性要高。而毛主席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农民集体化方向，至于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组织的效率关键还是党的领导问题，是党政干部做群众工作的好坏问题。　　

　　

　　在全国各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状况，并不是简单化的左右两级争论所能够说明的。原本强调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化，很多地方实际上拔高为大队核算、公社核算，甚至是县一级完全具有财产的所有权，随意处置农民的财产。那些在“三自一包”方向走得更远的农村并不少见，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搞“三自一包”，放开农村放活农民，的确能够增加农业产量。但总体来说，农业开始停滞甚至下降，国民经济又得调整，农产品供需矛盾开始尖锐，财政赤字又再次连续发生，1974年突破百亿元大关。结果到1978～1979年，财政赤字连续接近两百个亿。而当时财政收支总额才不过一千个亿，这就意味着连续两年有20%的财政赤字。扩大再生产能力下降，失业问题突出，城市问题也严重起来。这时又不能像毛主席那样，再动员城里人下乡。于是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改革。不过，如果看1978年前后有关会议文件中的政策变化会发现，当时的改革并没有打算从农村开始。当时强调的是加强城市经济，提出的政策是要加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但是，由40万个大中型企业组成的全国城市工业经济体系，其改革根本是无从下手，牵一发而动全身，想改也改不动的。于是改革就从体制最薄弱的农村开始，却不想，农村改革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70年代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农村及农业都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剩余积累的主要。整个三十年的发展，只有农村的政策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农村就没有安宁过。中央在农村的不断折腾，看来并不是党内高层领导个人的主观政策倾向，而是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党在城市的处于工业建设中行政体系趋于官僚化，在从农村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从农民口中夺粮。一直到60年代末，党都没有对城市里的这个行政体系做过大的调整和冲击。因为这个体系才是国家的主导，在此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总是受到农村发展的制约，一旦出现财政问题，就必然要把农村折腾一番。每次出现社会经济的大问题，党内大部分领导都只是认为问题出现在农村，很少有主动改革城市行政官僚系统的政策和行动。又因为当时在农村主要的制度还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制度，各级城市都是依靠农村的组织体系来过度的占有农民的劳动产品，于是一个对上负责被动执行“计划经济”命令的农村集体组织体系就成为了众矢之的。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问题表现为农村农业问题，农村农业问题有表现为集体制度问题。　　

　　

　　关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判断，只有毛主席是能够看到全局的，并且超前于他那个年代，现在看来他的警示就一点都不为过。他并不就经济问题的现象来判断是农村出现了问题，只有他自始自终在维护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坚决与各种分田包干主义者争论，甚至斗争。早在60年代初期，毛主席就不再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的归结为是领导干部个人思想的问题，个人作风的问题，而是将问题上升为社会出现了结构性的对立矛盾。于是，毛泽东从八届十中全会就明确以政治性话语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在建国以后，非常强调中国应该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带动农村人口进城，并且中国在“一五”之前，在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之下，从1950年开始就放开城门，鼓励城乡之间自发的市场交易。再者，由于1959年前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进行设备转移性的投资，这时候也需要有劳动力来搞“三通一平”：挖土方、修马路、盖围墙、挖沟，等等。于是乎，“一五”时期两千万青壮劳动力进城，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谁提城乡二元对立，没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性的对立矛盾。但是，1957年前苏联中止了对中国的投资，其结果就是，本来以为有苏联帮助和借鉴的工业化计划经济发展道路化为泡影，党不得不依靠自身去摸索，自己去尝试。随之就是1958年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制来成规模地集中农村最多的劳动力，以此来继续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基础建设。而城市搞重结构的工业化，党连续多年拿出财政资金很大的比例进行投资，在投资周期开始几年的基本建设阶段需要大量劳动力，一旦形成“产业资本”正常运作之后，其必然的经济规律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所以，就有了1959年开始的第一代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在城市工业化投资发展的过程中，正如马克思论述的，必须随时具备一定数量的相对过剩劳动力，而当大规模投资阶段过后，这些过剩劳动力需要有出路。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大规模的失业，靠社会救济解决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将劳动力再次转入农村进行农业生产。　　

　　

　　由于中国人口在这段时期伴随着粮食的增产而快速增长，使得粮食产量每年都显得很紧张。从1949年全国人口约5亿人，粮食产量约3000亿斤，到1978年人口约10亿人，粮食产量约6000亿斤，正好是人口翻倍，粮食产量翻倍。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产量的保证，就成为城市工业发展的绝对制约因素。因为是一个刚好够吃的粮食产量，工业化就只能局限于重工业体系的建立，而无法形成大量吸纳就业的轻重工业合理的体系。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满足民生需求根本就不是国家的目标，通过高积累高投资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才是党的核心目标。所以，当时国家的政策就必然是为此目标服务，对农民进城限制非常严格，且由于粮食供给和就业的威胁，随时都有可能将城市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农村。这就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　　

　　

　　按说，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所造成的，确实无法怪罪于个人，因为它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经济规律客观作用造成的。毛主席曾经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体现，不是敌我矛盾。当后来一系列的希望解决问题的政治运动努力未果后，毛主席显然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本质性，这才有了重提阶级斗争，要求党大力反修防修，既然解决不了那就预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来看当初的频繁政治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瞎折腾，是意识形态狂热的表现，是失去理智疯狂的表现，甚至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精英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这就完全离谱了。对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意识形态的争论都应该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待，并且是在当时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下，在城市行政官僚体系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要么追求过度投资，要么消费挤占投资，名为计划经济实则混乱不堪，问题基本上不是出在农村。试想，当时人民公社的农民组织体系加上统购统销的交换体系，完全是为城市服务，按照城市的意愿把农村剩余产品拿走，怎么可能是农村有问题呢？要说农村有问题，只可能是城市拿得太多了，农民不乐意，故消极反抗，导致农业产量不高。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的改革对象正是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以及其上的行政官僚体系，实际上对农村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尽管文化大革命对已有的行政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团有所冲击，但是这一体系有城市工业体系作依托，并没有达到根本性的变革，文化大革命失败。　　

　　

　　从城市工业系统、财政系统、行政系统的角度看，整个70年代无疑是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下，借助于78、79年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国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改革开放。从以后的发展来看，一时的农村政策让农村经济得到显著的增长，但是随后的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并不成功，整个行政官僚及城市工业系统权力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即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性，加重了城乡二元对立矛盾，所以才有了90年代后更加严重的三农问题。　　

　　

　　现在针对三农问题，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但似乎各方面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本质。这个问题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并不是加大城市化就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招商引资能够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两面同时着手，一是要把集体化还给农民（不等于机械化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是要改革城市行政官僚体系，即打造一个适合于城乡产品等价交换和劳动力合理配置的上层建筑（不等于现代化法律和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