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袁隆平先生保持必要的谦虚谨慎　　

潘老师　　

　 　

比较早以前，当我在媒体上看到袁隆平先生发表过一些缺乏历史意识、政治水平和群众观念的言论时，就想写一篇文章讨论一下。但考虑到袁隆平先生毕竟是一位对人民群众有贡献的特别人物，为了照顾他的声誉，最终没有动笔。　　

最近，看到袁隆平先生又有一些“攻击”新中国前30年的信口开河式的政治性言论，我却觉得有必要提笔了，理由同样是为了保护他的声誉。作为一个关心袁隆平先生的人，我认为应该提醒袁隆平先生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否则很容易有心无心地伤害到人民群众和国家民族。　　

我想提醒袁隆平先生的第一点是：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仅仅是袁老先生一个人的功劳吗？凡是有点理性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正确回答：当然不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宇宙中任一事物的出现，都是无数因缘作用的结果。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数社会大众合力作用的结果。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也一样，从纵向的历史演进看，水稻培育技术的进步，凝结了无数前人的辛勤劳动和知识经验，从横向的社会环境看，高产水稻的出现，聚合了当时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杂交水稻的出现，跟毛时代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年代密切相关，有毛时代存在，没有袁隆平，也会有杂交水稻。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配合协调，运转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文明和科学文化状态，终于促使高产水稻通过一个叫袁隆平的中国人而得以培育成功。即使社会历史条件不通过袁隆平把高产水稻培育成功，也会通过李隆平、张隆平把高产水稻培育成功——只要人类有培育高产水稻的需要，就会迟早为高产水稻的出现创造合适的社会历史条件。乃至于袁隆平先生也是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创造物：如果没有父母的生养，哪里会有袁隆平的肉质性存在；如果没有社会文明和科学文化的熏陶、老师的教育、学友的切磋，哪里会有袁隆平的精神性存在；如果没有前人积累的知识和同志们的合作，哪里会有袁隆平的科研行为存在。所以说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把人类文明整体作用而创造的成果占为己有。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袁隆平是主导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我想袁隆平先生如果有哲学头脑的话，是会承认我这个判断的。如果我们的全体人民，我们的文化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政治人物，都能够如实认识到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彼我互存的世界（或如佛教所讲的缘起世界），那么就会比较容易破除自私自利的观念（或如佛教所讲的我执），而能够深刻理解共同拥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可贵之处在哪里，也就不会走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的资本主义道路了。　　

我想提醒袁隆平先生的第二点是：高产水稻的培育成功是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良好基础，但并不是唯一的充要条件。阶级社会里，由于风调雨顺等因素，丰收的年份也常有，但粮食被统治者拿去了，底层老百姓照样还得忍饥挨饿。所以除了水稻改良之于改善民生的作用外，社会制度的改良之于改善民生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只有建立了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能解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压迫关系，才能让科学文化回到人民群众手中而不是为统治者的特权服务，从而真正地广泛地造福民生。试想，如果袁隆平先生生活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连温饱安全都没有保障，他有条件搞科研吗？所以我希望袁隆平先生能够感谢新中国，能够感谢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为他开辟了一个和平年代，能够感谢那个和平年代对农业的重视，能够感谢那个年代教育人们以忘我劳动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品格。这个世界上对人类有益的人很多，不仅仅是袁隆平先生一个。袁隆平先生为无数人作出了贡献，无数人也为袁隆平先生的贡献作出了贡献。如果袁老先生因为自己的糊涂认识而错误地（或被人利用）去攻击那个培养了他的老时代，那是会令人感到惋惜的。事实上民间对袁老先生近期的一些言行也有了物议。　　

我想提醒袁隆平先生的第三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记得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袁隆平是复习资料上印着的重要时事人物之一，这使我很早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敬佩之心。后来走南闯北，见识广了一些，思维辩证了一些，也就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我应该尊重袁隆平先生在水稻科学方面的知识，但我未必要认可他在政治认识方面的水准。作为一个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是优秀的，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袁隆平先生可能是幼稚的。作为一个科学家，袁隆平先生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袁隆平先生则应该对自己的言行有所约束，以防止给别人浅薄的印象。如果袁隆平先生因为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大名气而导致在政治方面的大错误，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正确认识，则恐怕难以拿他在科学方面对国家人民的贡献去抵消他在政治方面对国家人民的伤害。　　

除了媒体上看到的那些介绍外，我对袁隆平先生没有其他了解。我也不知道他发表那些政治性的言论，到底是在政治上过于圆熟、善于投机呢，还是在政治上过于幼稚、随口说说而已。所以我只能很笼统地对袁隆平先生提醒一句：请在自己的思想言行上，保持必要的谦虚谨慎。袁老先生应当如此，其他科技名人、文化名人亦当如此。就我们的人格修养来说，毛泽东同志的告诫并没有过时：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转载请附此说明：我对袁隆平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曾经为他没有评上中科院院士抱屈。因为尊重，所以要求严格。正如我尊重毛泽东，就拼命找毛泽东的缺点一样。这篇文章是一种哲学性的讨论，是必要的学术工作。我看得很平常，希望大家也理性讨论。唯有平等的讨论才能推动民族理性的进步，对有影响的名人更要深入剖析，如此方能为中华民族提供合适的学习榜样和学习方法。但有些人似乎只喜欢谩骂而不喜欢讨论，我也懒得反驳喜欢谩骂之人，因为那是浪费时间。喜欢骂人的人，请到网站或其他网站查找更多关于袁隆平先生的资料。如有助于我们辩证分析袁隆平先生的贡献和声誉，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新中国建设的真实里程，则是我所盼）

2009、4、9　　

附文：

网民评袁隆平
　　
　　我在八十年代对于袁隆平的印象就不太好。杂交水稻是在毛时代国家花大力气专门攻关，有领导有组织地研究出来的。全国参加者至少十几个省，大量的科研所和研究人员，以及几十万个农民参与才能成功。就算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的提出者也靠国家把他从学校选拔去专门攻关搞科研，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本是毛时代的成就，我国优良品种的选育也不仅仅杂交水稻。可是从来没有听他说到别人的功劳。比如为了杂交水稻开了好多次十几省的大会，难道就是他能够组织的吗？总有组织者。就算直接组织者被打成了极左，他不敢说，总得说说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重用吧，他不说。就算他对毛主席有意见不愿说有理，那也得说说国家的作用。可是他从来不说谁重用了自己，并给自己提供了条件。也不说成千上万的其他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农民的作用，倒听到他把在文革中，刘邓的工作组把他的坛坛罐罐砸了归罪于造反派。实际是保守组织搞的。1968年他的试验田受到了破坏，没有查出来，这显然是文革反对派高的反革命活动，当时杂交水稻已经作为研究项目了，不可能不查案，充其量是查不出来，但是他也归罪于文化大革命。除了自己以外他从来不说别人的功劳。说到底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他是个政治上适应于当时需要的人物。我对他最高的评介是“伟大的科学家，卑劣的小人物”。不知道是不是溢美了。但愿不要使我失望。
　　
　　如果说有个科学家说，美国的原子弹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即使在技术上主要就是他提出、他解决的，人们也要鄙视他。谁都知道原子弹的研制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的成就，而是美国的成就。可是袁隆平却毫不至此地把我国一个时代的成就全部归功于自己，还对那个时代大泼污水。当时刘邓路线整他，他还喜爱能够刘邓路线献媚。人格上是低劣的。
　　
　　无意中发现目前网上鄙视他的人很多。

　http://comment2.news.sohu.com/d46047146.html
　　
　　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解决了湖南和南方水稻产区的水稻产量问题.在1974年，与袁隆平同期培育出杂交水稻的就有十六人(16个科研单位)，况且，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每个人培育的品种都有局限性，各种品种适应不同的地区;北方的杂交水稻都是北方的农业育种科研人员培育出来的，非常适合北方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东北和黑龙江.
　　
　　中国的土地大多数是旱田，小麦和玉米的产量提高的更多，是中国人的主要粮食.人均占有超过300公斤，还大量出口.假如说中国的耕地都种玉米和小麦，粮食会更多.
　　
　　有人说:"没有袁隆平，中国人会饿死;袁隆平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等，这些话太夸张，很难让人相信;相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社会在发展，生存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有无穷的创造力.
　　
　　袁的研究成果都是国家投资组织人力和物力研究的， 是中国许多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知识产权也是国家的，不存在袁的知识产权;就好象你投资盖房子一样，无论是你雇佣了谁为你建设，产权还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个科学家，不应该拼命的追求个人名利. 请袁先生不要惟利是图.

只争朝夕的年代--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简史

[ 红旗满卷 ]

发表时间： 2007-05-24 20:26:0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现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 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选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同黔阳农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 “三系”的研究工作。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 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终于在荔枝沟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1971年，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系列良种进入繁育阶段，其中南优２号（二九南A与IR24配制的杂交种）在不同的地点试种, 比当时的对照品种增产48.4％-61.5％。
1975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推广，10多个省区当年试验种植5600多亩，其中早稻200多亩，中稻1400多亩，双季晚稻4000多亩。大面积亩产在500公斤以上，高产田块超过600公斤，小区亩产达到750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30%。1975年10月，全国第四次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10月20日, 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元月，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籼型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并组织力量进行南繁和制种。当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7万亩，以后逐年迅速扩大，到七十年代末大体完成推广。1991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8亿亩。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 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附： 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的五大因素

我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大因素：
一是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以山东粮食产区为例，七十年代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加 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首先还要建立起农业科研推广体系。如，我国籼型杂交稻良种从开始研究到大体完成推广，用了20年的时间。
第二是化肥革命。六十年代末开始到七十年代中页，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到1975年，已投产的化肥厂就使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了 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水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这些装置和改扩建项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修路挖沟迁坟植树等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很少投入，多多获益。据央视一台前阶段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养护，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养护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
第四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还会提高。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还没来得及全部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就由1952年的1.64亿吨，人均288公斤，增加到了3.05亿吨，人均319公斤，不含大量的工业用粮、饲料粮和国防储备粮，从4亩耕地养活一个中国人达到了2亩耕地养活一个中国人；充分享受到上述成果的1979年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4.695亿吨。也正是包扩上述原因，使得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达到1976年的8.9亿时，人均寿命还能从35岁提高到65岁。
综上所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