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主导权博弈 一场前景难料的改革

　　

　　
2009年12月09日 ： 《当代金融家》

　　

　　

　　观察2009年世界范围内的大变革，其实才刚刚开始。美国经济、金融、货币霸权的根基未被动摇；IMF改革未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起到积极作用；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矛盾重重，未有定数；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也刚刚搭建。短时期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但世界经济、货币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发展中国家依然要不懈努力，争取话语权，积极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改革中。

　　

　　中国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则需再接再厉，将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融入到新的秩序中。

　　

　　G20：勾画世界新版图

　　

　　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首脑第三次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举行，并发布了《领导人声明》，首次明确指定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年，全球金融海啸从狂虐渐渐转向平息，面对经济的狼藉，全球经济合作已然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支点，G20亦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事务的新主导，开始绘制世界经济新版图。

　　

　　G20随危机应运而生，又随危机走上前台。1999年，为防止再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困境，西方7国集团（G7）提出成立G20。G20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所代表的人口约占全球的一半，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

　　

　　全球金融海啸肆虐了两个月之后，2008年11月15日，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四处奔波活动下，欧盟成员国组成统一战线，力推国际金融改革，促成第一次G20首脑金融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翻开了G20新篇章。2009年4月，正值世界努力平息金融海啸的关键期，G20首脑再次齐聚伦敦，举行第二次峰会。峰会前夕，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3月14日在英国霍舍姆召开，在英国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两项共识——全球采取共同行动刺激经济尽快走出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终，峰会推出了1.1万亿美元资金计划以应对危机的实质性措施；做出了刺激经济恢复的6项承诺；发布了《增强金融体系宣言》，形成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共识和基本框架，有力地推动了G20合作迈向新台阶。

　　

　　2009年9月，全球经济初露曙光，可持续均衡增长成了新焦点，在此背景下，匹兹堡峰会召开。《领导人声明》作为更广泛和更高层次共识的标志推出，让G20走到了未来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的聚光灯下。

　　

　　G20绘制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致力于国际经济平衡与增长的新蓝图。过去，G7、G8讨论和决策全球性国际经济事务的出发点是“富人俱乐部”的利益，达成的协议也是俱乐部内部博弈的结果。G20让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与G8平等的身份出现，尽管新来者要分担的责任与分摊的利益并不匹配，但意义深远。

　　

　　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在协调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后推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逐步提升，其在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与此同时，“G2”（中美）亦成焦点。2009年3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华盛顿邮》联名发表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文章称，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将会令人失望。

　　

　　国际舆论也频谈“G2”，夸大之词不时出现。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中美应“共享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地位”，此番说辞令欧洲和日本等国望而生畏。哈佛大学弗格森造出新词“Chimerica”，并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

　　

　　中美关系确是21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后在与胡锦涛主席的首次电话谈话中讲到，“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在4月的伦敦峰会上，奥巴马再次表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9年11月17日，奥巴马访华，并同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但正如温总理所讲，“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G2无疑夸大了中国的地位。中国不具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经济影响力，人民币也不具备美元的影响力。G2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策略，是美国借以向外界宣扬其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假象，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然而，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利用G20平台提高国际地位。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3次亲自出席G20金融峰会，致力于恢复和稳定全球走出危机的信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增长，为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胡主席在G20峰会提出“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要全面、均衡、渐进、有效地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的倡议，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2009年中国经济快速走出衰退，恢复强劲的增长势头，为中国之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G2不切实际，但中国正努力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以改革者和建设者的身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利益，制衡美国及美元的霸权主义，为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有序、多元的发展方向贡献自己的力量。

　　

　　金融主导权博弈：欧美监管改革竞赛

　　

　　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充分暴露出各国金融监管普遍存在的4个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事前预警与事后控制不够；二是金融监管交叉重复与真空地带同在；三是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保障机制缺失；四是金融监管以金融竞争力为核心，国际合作不到位。

　　

　　针对上述问题，G20峰会已达成金融监管改革共识，确立金融监管新框架。这包括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加强金融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合理化薪酬制度；改进会计准则；打击避税天堂。

　　

　　新框架下，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大举改革金融监管政策，以夺取金融主导权。面对危机，“改过自新”无疑是重塑形象，争夺权力的最佳态度。6月17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框架：重建金融监管》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白皮书，旨在加强美国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性，提振美国金融全球的吸引力、竞争力。两天后，欧盟理事会则通过了以《德拉罗西埃告》为基础的《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泛欧监管改革计划，旨在加强欧洲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协调，推进欧盟金融一体化，提升欧盟金融在全球中的地位。而欧洲各国内部各项措施也不断出台，跟进改革步伐。

　　

　　美国、欧盟此次金融监管改革都采用集中权力、强化监管的策略，营造改革的大声势。奥巴马改革计划中，联邦政府（财政）大力介入和联储集中管理权力为一大特点。例如，联邦财政部和主要监管机构负责人新成立金融服务管理理事会，识别新兴风险，向美联储建议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的确定标准；再由美联储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同时，财政部设立全国保险办公室，弥补保险业监管在联邦层面的真空，规范大型保险公司经营。

　　

　　欧盟改革计划蓝图更是宏伟，包含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及跨国监管合作在内的清晰泛欧金融监管体制框架，致力于统一加强并协调欧盟内的金融监管，提升欧洲金融地位。

　　

　　同步提高国际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则是各国“公平”改革竞争的战术。美国强化规则导向的监管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稳定美国金融市场；但同时也会提高美国金融业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有损其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因此，敦促国际监管标准同步提高是美国监管改革方案的一个核心。内容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改进新资本协议的框架，加强协作，加强监管国际金融机构及评级机构，加强金融稳定委员会能力建设，审慎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完善投资者补偿机制，改进会计标准，加大反金融恐怖、反洗钱力度等。法、德等国亦积极致力于欧盟提高各国监管的一致性，通过设立监管团和建立欧盟单一规则守则来强化对跨境机构的监督。

　　

　　欧美金融监管改革气势磅礴，但收效如何，各自存在的不确定性还很多。

　　

　　美国监管改革步履维艰。针对各项提案，美国参众两院的分歧颇多。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多德近期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草案，更是引起了美国国内广泛争议。草案支持更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与奥巴马的改革初衷有所背离。这让美国监管改革最终方案的出炉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顺利通过，但欧洲内部金融主导权的争夺让欧洲改革也存在变数。

　　

　　首先，德国和法国积极推动欧盟金融监管改革与全球监管合作，力求赢得欧洲和国际重头话语权。而不属于欧元区的英国，对欧盟改革计划持有怀疑态度，因为欧盟超主权的监管不利于伦敦金融中心的自主发展和竞争力保持。虽然作为对英国的妥协，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改变最初由欧洲央行行长兼任主席的设计，而是通过欧洲央行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但其根本性矛盾未得到解决。

　　

　　其次，欧盟加强规则导向的金融监管理念与英国冲突。英国金融监管模式为原则导向，伦敦金融监管的特色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体系之上的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自我监管，富有弹性，鼓励金融创新。欧盟统一监管的加强对遭受危机重创的英国无疑是雪上加霜。“限薪令”事件即是英国与德法严格监管主张相冲突的佐证。伦敦自由市场理念之中，高管的薪酬自然也由市场来决定，“限薪令”无疑会降低伦敦对高级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对此，法国总统萨科奇表示，“限薪令”不通过，其将罢会G20匹兹堡峰会。英国被迫加入盟友改革之列，与欧盟其他各国统一口径，将力推匹兹堡峰会限制银行家奖金，结束现行的金融薪酬制度。

　　

　　有批评指出，美国和英国并未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只是修修补补。

　　

　　超主权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格局重塑

　　

　　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

　　

　　美国极力反对超主权货币构想。但超主权货币构想得到了国际组织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广泛支持。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3月25日表示，“对可以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进行讨论完全合理，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全面开始讨论”。俄罗斯对超主权货币的主张尤为推崇。早在3月15日伦敦金融峰会筹划中，克里姆林宫就已经建议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国家”的“超级储备货币”。周小川行长提出该构想后，梅德韦杰夫旋即表示赞同，并在G20峰会落幕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中指出，“特别提款权是一个现成、可利用的选择”。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超主权货币构想并非要以新储备货币替代美元，而在于遏制美元霸权，约束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行为，以防止其无限制地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成本，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在超主权货币冲击波下，美元霸权需要得到制衡的呼声已此起彼伏。

　　

　　10月份，英国《独立》称，海湾国家、俄罗斯、巴西和法国秘密磋商，讨论在石油定价中用日元、欧元、人民币、海湾合作委员会统一货币或黄金在内的一篮子货币代替美元。虽消息不确凿，但反映了世界对美元的担忧。伊朗政府近日也表示，将彻底放弃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并准备成立伊朗商品交易所，以便为伊朗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使用非美元货币结算提供可能。10月底，全球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宣布，从明年1月开始，将放弃以美元计价的西德州中级原油（WTI）作为原油销售指标，改以一篮子货币计价的阿格斯含硫原油做为指标。阿根廷为减少外汇储备损失，也欲在外汇储备中适当增加欧元和黄金，并买入澳元、加元和挪威克朗等升值趋势明显的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则恰逢契机。超主权储备货币现阶段只是构想，美元在中短期内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但国际货币多元化则是大势所趋，是国际货币体系现实的矫正器。这为有国际化能力的货币走向前台提供了机会。人民币存在这样的基础和潜能。

　　

　　危机以来，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利益的高度提出主张和利益诉求，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并逐渐增大话语权。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谋求霸权，而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负起大国责任，这也赢得了国际支持。俄罗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可能会增加人民币成为其储备货币一员，虽然以美元和欧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结构在中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11月11日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处理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元就有可能丧失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人民币有可能在未来15年内成为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IMF总裁卡恩11月17日也表示，人民币未来可能加入确定特别提款权（SDR）价值的一篮子货币中。

　　

　　2009年，人民币自身国际化进程迈开了关键一步。

　　

　　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央行先后同韩国、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外、中资银行相继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权后，2009年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下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7月6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分别与其境外合作银行，完成了其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这标志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计价货币”提升至“结算货币”，迈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伐。

　　

　　人民币国际化前路还很漫长，但意义重大。充当国际货币，责任与利益相伴。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区域化为人民币的崛起提供装备和缓冲路径。而人民币在亚洲的崛起，有助于区内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形成对美元霸权的制衡，帮助推进完成国际货币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肇事者、失职者、受益者：美国与IMF

　　

　　美国和IMF作为此次危机的肇事者和失职者，都难辞其咎。美国作为危机的源头，任其国内道德风险泛滥，导致危机之火蔓延全球。而IMF肩负着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使命，未能及时就经济情况的恶化提出预警，任火势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

　　

　　美国作为危机的肇事者，却不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欧洲、日本及一些新兴国家受到了比美国更严重的经济创伤。美国的损失只不过是维持美国经济金融霸权的一个手段罢了。美国用于巩固霸权的金融手段已被揭晓，未来将不再如危机前般奏效。

　　

　　美国损失了金融手段，依然还有“可持续平衡增长”杀手锏。为维持经济金融霸权，美国做了调整策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作为金融手段的替代被美国在匹兹堡峰会上推出。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在7月份的一个演讲中指出，“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以出口而不是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振兴制造业而不是金融手段”。奥巴马更是在匹兹堡峰会前夕先声夺人，“现在是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回到只有中国、德国等卖给我们东西，而我们没东西可卖，只生产信用卡和房贷的时代了”。而“可持续平衡增长”的背后是危机责任的推卸和调整成本的转嫁。

　　

　　在此次危机中失职的IMF，却成了危机最大的受益者。危机过后，有关改革的建议不断被抛出，特别是IMF被寄予未来起到更重要和更良好作用的厚望。IMF的地位也在无形中被重视和抬高。伦敦金融峰会上，各国承诺对IMF增资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7月1日，IMF还正式通过决议将发行1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SDR)定价的IMF债券。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承诺购买。5月末，俄罗斯宣布计划购买100亿美元IMF债券；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于6月5日表示，愿在安全、收益合理的范围内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的IMF新债券。这在IMF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目前，中国在IMF中所占基金份额为3.72％，位居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法国之后，但投票权仅为3.66％。而美国在IMF中依旧拥有16.77％的投票权，即“一票否决权”，因为IMF重要提案的通过需要85％的投票。

　　

　　IMF的改革只动皮毛，未动筋骨。G20伦敦金融峰会上，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将增发并分配给IMF各成员，以增强流动性，同时强化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危机治理和金融监管角色。由于此次按照成员国基金所占份额进行分配，各成员国在IMF中的基金份额依旧未变，因此即便有接近半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仍未得到丝毫改变。

　　

　　（丁志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孙小娟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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