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到最后一个公社的傲然迄立

　　闫万寿

　　一、人民公社的兴起
农村人民公社的兴起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必然。
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一片生机，解放的农民对幸福生活更加渴望，组织起来快速发展，呼声更高，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高级组织形式顺势而生。人民公社的诞生，源于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出现的为提高农业产量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建立共产主义的雏形设想联系后就以公社命名。人民公社在经过短时间的摸索后，成为农村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各种建设物资、生活用品馈泛，农民出于新增粮食和提高产量的目标，开始了开荒和对现有农田改造。从1952年到1962年全国机耕面积、灌溉面积、粮食产量和农业机械化的数字变化，反映了10年间的发展进程。
全国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1952年 机耕面积13.6万公顷 灌溉面积1995.9万公顷
1957年 机耕面积263.6万公顷 灌溉面积2733.9万公顷
1962年 机耕面积828.4万公顷 灌溉面积3054.5万公顷
全国粮食产量 全国农业机械
1952年88公斤/亩； 1952年机械总动力1.8亿瓦特
1957年98公斤/亩； 1957年机械总动力12.1亿瓦特
1962年88公斤/亩（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机械总动力75.7亿瓦特
（摘自《中国统计年监》1989年9月第1版）。
这组数据反映出1952年至1962年十年间：粮食单产走出了一条上下波动曲线，与自然灾害有直接关系。中国农业除制约于天灾外，受当时科研水平的限制，无法通过农业实用技术（如改良种子）的提高来增加单产是更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一条切实的政策，就是增加可耕地面积、改良土壤和建立、完善灌溉系统。十年内，新增机耕面积814.8万公顷、灌溉面积1058.6公顷；新增农业机械总动力73.9亿瓦特，其中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44.3亿瓦特。特别是1957年到1962年公社化期间新增机耕面积564.8万公顷，新增灌溉面积320.6万公顷，新增机电灌溉486.3万公顷。这样迅速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粮食增产，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个体农民（或者包产到户）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组织人力、物力采用农业新技术、大搞农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已成为有效地农业政策的积极手段，而且，势必冲击传统小农经济，引发农村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重组。
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在更广阔的时空扩展，要求人力、物力的投入相适应，合作社得到了普遍建立，规模也逐渐扩大，而且经济利益的分配也要相称。薄一波同志对这种互动的关系作了说明：“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28页）。1957年冬至1958年春，投入农田水利建设人力达到一亿人，这种客观形势加速了小社并大社的步伐。另外，考虑农业机械的投入和农村兴办工业，大社被看成是能够容纳这些生产力的组织形式。1956年出现的高级社，规模已较大。全国出现千户甚至上万户的特大高级社在安徽、河南近千个。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使农村劳动力紧张。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紧张问题，一些地方自动办起了简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还有一些省份的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其实，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农村已出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与统购统销政策衔接的工厂、供销社、信用社、公共食堂、托儿所、学校这些经济组织和服务组织，这是小社所无法容纳的，它预示了一场深刻地变革——公社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有取名叫“公社”，犹如婴儿正在母腹中躁动，已到了破腹见天之时了。
二、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河南信阳嵖蚜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诞生
人民公社最早的提出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少奇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可能是1958年4月底——薄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耕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就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有了，学校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当时天津是河北的省会）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篇文章开始透露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精神。
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嵖岈山人民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的6月底7月初，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冀、鲁、豫、陕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他在会议的总结中，讲到了农业合作社的变革问题。他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他让信阳地委的同志到郑州汇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情况，并向他们讲了一番办“工、农、商、学、兵”公社的道理。
信阳同志回去传达后，地委根据《红旗》杂志两篇文章透露的毛主席关于办大公社的指示和谭震林谈话的精神，进行了讨论和研究，认为合并后的大社，实际上已构成人民公社的雏形。由地委秘书长赵光带领工作组，首先在遂平县卫星集体农庄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农户参加。7月初，正式建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样，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了。
后据史料记载与考证，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诞生后，在全国起到了轰动效应，7月初他的建立，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紧跟其后，（现保留刘庄村为原公社唯一一个坚持走集体经济的村庄——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至1959年底，公社达到个，占总农户的99.1%，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公共食堂391万多个，吃饭人数约4亿之众。
信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建立后，社员家的粮食收归大队粮仓，猪羊入大圈，树木房屋统归公社所有。社员集体劳动、集体就餐、月底领工资。整个公社布局已出现社会主义大农村气魄，在公社中心区域内，工业区：炼钢炉、木业加工等，（当时还未上升到工厂的高度）。服务区，设有幼儿院、敬老院、商店（当时为代销点）、缝纫组等服务单位。工业区白天热火朝天，夜晚灯红通明，大干社会主义，劳动不计酬，干活不论点，吃饭不论碗，吃哪儿住哪儿干活在哪儿的忘我劳动，发挥的淋漓尽致。“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等于几千年，利刀斩断私有制，开辟历史新纪元。”是人民公社化期间社会巨变的真实写照。
那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什么会诞生的这么快？话还得从1956年说起：1956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已经受到水利的制约，水利事业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全国开展兴修水利运动，1957年已达高潮。遂平县正是因水利建设需要修建一条贯通全县的水渠需动员全县劳动力，这样全县统一规划，统一指挥，全体出动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合并了的高级社仍然满足不了生产形势的需要。人民公社的十月怀胎就一朝分娩了。
人民公社、大跃进是中国农民翻身后求发展，努力建设新中国、新家园的渴望，是发自内心献身精神的时代产物。毛泽东主席紧紧抓住这一苗头，大加赞扬、大力推广，终于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实现了全国公社化。
嵖岈山人民公社同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一道在一个适应他的时代诞生，但又在另一种不适合他生存的时代消失了。
三、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傲然迄立
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自1958年诞生以来，一直坚持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周家庄2005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从统计数据上显示，这个目前惟一存活着的人民公社仍具有着一定的活力。
周家庄公社的经济活动，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公社干部、队长的工资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周家庄对不同的工作进行了数百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帐，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公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多元。公社的创始人雷金河是周家庄细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从1953年直到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年增加了4.8倍。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盈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直到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公社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周家庄当时除了一两户外，其社员都不愿分田到户。
但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说，当时雷金河找到河北省省长保证：干一年，我们赶不上分田到户的产量高，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如今这些福利政策还在执行。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公社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200平方米，全公社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整齐划一。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即使购买材料也会吃力，便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
对于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雷宗奎知道，主要是靠着9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我们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
“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雷宗奎说。
目前，周家庄的9个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人数是1400多人。但农业的人均分红不过六七千元。雷宗奎说，目前周家庄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附加值低是他一直所忧虑的，“不过整个工业状况还在发展。”根据2005年市政府定下的税收任务，周家庄三年不变，每年是949.6万，2005年实际完成了1447万，今年已经完成1600万，估计全年能完成2214万。
周家庄公社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公社统一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公社的各种福利。
周家庄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如果不想从事个体经营，经营者仍可以回到集体做工。这样既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也为新一代年轻人打开了生活空间，同时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雷宗奎已意识到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以提高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增加更换先进设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增加农业产值，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到外面招聘部分生产人员和聘请技术专家、高层知识分子，提高整个公社企业、农业生产水平，为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四、集体经济再现生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一直围绕着是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单干道路争论不休。早在“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当事人薄一波回顾说：“……毛主席找刘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门前横着一条不可俞越的障碍，毛泽东就下了决心。“未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就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的决议，显然就是在行使主席的最后决定权了”。（摘自《学习时》6.12-26林蕴晖文。）此后几年，中国农业集体化由艰难起步到高速发展，直到1958年全国基本实现由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并走向了较为健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
1960年以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五风”横行，中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中央的领导集体内，如何走出困境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且严重对立。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以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同志则主张分田到户与包产到户，以走出困境。”（摘自岳青山《毛泽东论包产到户——李锐“非毛”（10）》。）
7月2日（1961年），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曾讲过包产到户的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摘引自《毛泽东传》下卷第1229、1231页）
农业集体化的三次争论，由50年代的上马与不上马（毛泽东与刘少奇、波一薄之争），60年代的上马与下马（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之争）到80年代的马上与马下之争（华国锋、王仁重与邓小平、陈云之争）。三次争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现在到了再认识的时候了。其实，实践对中国农业半个多世纪坎坷道路已作出严酷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一：安徽小岗村由分田到户又恢复到土地统一耕种的集体经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二：看农村集体经济和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之比较。
先看农村集体经济，从1955年到1979年，共24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万吨，增加到.5万吨。平均每年增产617万吨。
再看包产到户的22年，即从1982年到2003年，这22年粮食总产量，由万吨增长到万吨。平均每年只增产112万吨。
二十多年的大账说明，集体经济年均增长，是包产到户年均增长的4.5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三：中国小康村研究会举办的首届“乡村发展世纪论坛”由各省“第一村”参加的经济发展历史展览。对中国农业发展依靠集体，还是靠分田到户的私有经济划上了句号。
在全国包产到户的汪洋大海中，我国部分农村，像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韩村河等等，在那样严峻的生态环境中，坚决抵制包产到户，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真正做到了共同富裕，他们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的英雄”，2000年5月2日，由中国小康村研究会、北京韩村河村、江苏华西村联合发起，在韩村河村举办了首届“乡村发展世纪论坛”。同时举办了各省“第一村”经济发展历史展览。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展览会参展的各省“第一村”，竟全是依靠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唯独没有一个包产到户的村庄。包产到户二十多年，据说还是“伟大的历史创举”，“劳动者的第二次解放，”全国找不出一个包产到户走向共同富裕的典型；这件事很值得深思。
中国农业改革，安徽小岗村作为一面旗帜，率先包产到户，20多年以来，究竟怎么样？
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有过这样的概述：小岗村“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温饱”水平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上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中国一场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第234页）
不过，话又说回来，小岗村在临近二十年的几个月里，突然“旧貌换新颜”。原来这两位讲的那“七个没有”，不到半年，神奇般地都有了。盖起了40套住房，修起了水泥马路，喝上了自来水，新建了小学，户户装上了电话，等等。只不过，这一切全由有关省厅、县局无偿奉送270多万建成的形象工程，是专为迎接江泽民前去参加小岗村包产到户二十年大庆的“庆典工程”！ （第234页）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自勇奔。”——张爱萍老将军参观南街村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