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老对卫生部和中国的病毒疫苗科研能力的质疑是对的。

　　

　　前几年在sars病毒上，卫生部就闹了个大笑话，祸国殃民。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

　　衣原体”学说是非典理论第一大错

　　

　　
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SARS病毒袭击中国科研体制 :张静 :21世纪经济道 发布者: 刘斌 类别:新闻扫描 日期: 2003-06-11 今日/总浏览: 1/2350
　　2月11日下午3点，广州南方医院，一例SARS病人的尸体解剖正由病理科专家丁彦青主刀进行。在现场等候分取标本的有广东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简称广东省CDC)、广州市CDC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三家单位。这例尸解是中国第一例，亦是全球第一例。



　　标本难题

　　记者从丁彦青教授处得知，5月前广东共有5例SARS尸解，4例在南方医院进行，另一例在广州军区总医院。丁教授主持和参与了4次SARS尸解。在病因不能确定的情况下，科研人员遵循“可能是周身性病毒感染”的初步推断，在4次尸解中都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取样，包括血液、渗出物和所有脏器。

　　4例尸解的尸体依次由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中山二院、广州中山二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历次尸解所得标本除分给广东省CDC和市CDC外，上述尸体提供单位均有“份”。而各次尸解标本均为国家CDC留出了份额。2月中，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简称中国CDC病毒所)副所长梁国栋带着2例SARS患者肺组织标本飞抵北京。此即南方医院交由广东省CDC保存的特地为中国CDC留出的标本份额。

　　梁所长带回的标本被分成了3份：一份给中国CDC首席病毒学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洪涛院士做电子显微镜观测，一份给李德新研究员做PCR(聚合酶链反应，又称无细胞分子克隆系统)，另一份用来做细菌培养。

　　2月13日，南方医院发布患者的尸解告，称死因为“病毒型肺炎”。但到了2月18日，洪院士向社会宣布了其电镜观测的结果：SARS的病原体为衣原体，是破坏力并不大的“细菌”。

　　2月19日，广东非典型肺炎治疗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对衣原体之说公开表示“震惊”，认为仅凭2例尸检告确定在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由衣原体引起还为时过早。

　　“可用的标本资源太少”，CDC病毒所副所长毕胜利坦承这是导致产生“衣原体说”的要因之一。

　　2月25日，丁彦青教授主持第3例尸解时，正在广州的洪涛院士到场观摩，为中国CDC病毒所取回了第2批标本，这次包括所有器脏。2月26日，洪涛院士向广东告，10份送验标本测出衣原体阳性。

　　2月中下旬，CDC病毒所郭教授在香港大学微生物系管轶教授处意外发现了5块SARS患者肺标本。管轶教授后被媒体称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管最初“成功分离”的时间是3月18日，其“辨认病毒花了10天”，而3月5日香港才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

　　一位中国CDC病毒所人员对记者说，从时间上推测，香港获得该标本的途径有两种可能，一为来自广东省CDC，二为中山二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后也向外界确认自己在“2月中下旬”向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提供了“血清和咽拭子”，“但绝不是肺组织标本”。钟南山事后回忆，“当时的确有压力，特别是期间我们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合作寻找病原体，港方还一度怀疑是禽流感，当时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单方面宣布这个结论，但港方严格遵守了双方签订的协议。现在看来，禽流感有明确的疫源、明确的传播方式，反而比这种到现在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传染病好应对一些。”

　　据丁彦青教授回忆，2月底，南方医院的领导传达了卫生部关于禁止SARS标本四处流传和流向境外的指示。

　　对于这样的的指示，6月4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在北京一个研讨会现场向本记者解释：“他们的意图，是希望不要引起更多感染”。但钟院士同时坦承“这对SARS科研有一定的阻碍”。



　　3月17日会议

　　3月16日，洪涛院士从302医院进行的北京首例SARS尸解中得到了第三批器脏标本。为观摩解剖和得到标本，70多岁的洪院士“在一个小板凳上站了3个多小时”。

　　但标本数仍不足使病毒所12位专家都能开展科研。毕胜利副所长告诉记者，中国CDC曾请求有关部门协调，得到的反馈是：标本的事情“很敏感”。后来中国CDC主任李立明安抚大家称：“开完这个会就会有标本了。”李所指的“会”，是3月17～18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为攻关SARS组织全国20多位专家开的研讨会，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召开的首次全国专家联席会。

　　李立明主任的信心来自于“这次会议上会将中国CDC定为全国进行SARS科研攻关的牵头机构”。

　　丁彦青教授说，会上出了这样一个精神：“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研究成果，包括发表文章；要发须先中国CDC”。

　　曾参与3月17日会议的丁彦青教授说，南方医院在2月20几号就通过电镜在SARS病人肺组织标本中找到了病毒颗粒，但在会议发布“禁令”后，他们的研究被迫中断，4月初才开始恢复。



　　3条战线

　　3月20日，毕胜利终于得到了可供自己研究之用的病毒标本。这是广州市CDC迪彪主任经领导同意派其研究生送来的40克肺部组织及血清、咽拭子和细菌培养物若干。

　　3月底，毕又通过朋友关系从北京佑安医院得到了3块器脏标本。从此，他不用再为标本犯愁了。

　　3月19日香港宣布分离出冠状病毒后，中国CDC病毒所内于是分为两条线：一组专攻衣原体，由洪涛院士带队；一组专攻冠状病毒，由李德新教授带队。在卫生系统之外，2月12日上午10时，军事医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长助理、流行病学专家和病毒学专家曹务春和病毒学专家祝庆余受命前往广东采集SARS病毒标本。同时，军事医学院以设在该院的全军微生物检测中心为核心，组成13名权威专家带队、由病毒学、细菌学、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等多个实验室参加的SARS攻关团队。

　　2月14日，与中国CDC同步，曹和祝带着从南方医院热带卫生系获得的器脏标本返京。

　　2月26日，军事医学院一线科研人员发现病毒颗粒，经请陈德惠等6位病毒形态学家辨认后，确定为冠状病毒。33月21日，军事医学院向有关部门告发现冠状病毒。但因需“层层申”，结果到4月9日才正式对外宣布。

　　4月9日，毕胜利应邀前往军事医学院交流。被告知已发现冠状病毒但不能确认就是病原。交流回来后，毕得知病毒所在9天前也分离出了冠状病毒，“但所里没让上”。4月10下午4：30到晚上11：00，急于确定病原的毕胜利等8人在病毒所P3实验室连做6个试验，证明了SARS与冠状病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请示领导后，毕等人在次日的《健康》上发布了自己的发现。11日晚，有新闻重申所有科学家不得自行发布研究成果。“所里有人认为我学风有问题”，毕用一句“常使英雄泪满襟”涵盖了自己满腔的委屈。

　　在美国CDC工作过的毕胜利知道美国CDC“一般会选在周五发布成果”，而4月11日正好是周五。

　　卫生和军事这两个系统因拥有标本资源而在科研上“有所进展”，而其他希望能参与研究的部门，此时还在为寻找标本而四处奔劳。

　　4月4日，在2个多月里遍寻未果的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汪建找到了毕胜利。在毕的协助下，当天晚9点后，汪派人进入CDC病毒所取得核酸标本若干。4月18日，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宣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合作鉴定出患者血液中的SARS病毒蛋白质。

　　4月15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陈则也从CDC病毒所得到了追寻多日的SARS器脏标本。5月初，武汉病毒所宣布分离出冠状病毒。

　　这是中国最主要的几家在SARS科研上有所成就的机构。毕胜利认为“军事医学院成就于它的管理，其他(单位)的成就在于获得了资源”。而在资源的取得与共享上，“主管部门协调是完全失败的，只能靠私人关系”。



　　联而不合

　　中国各方在查找病原上的较力，以4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关于SARS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正式声明而告一段落。

　　4月25日，科技部牵头的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组成立，各方力量开始进入“联合攻关”阶段。多项SARS科技攻关项目纷纷出台。

　　北京大学医学部在这波SARS科研项目竞标中大获全胜：获教育部项目3个、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3个、获科技部863重大项目一个。这些项目均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神速”的程序进行审批。一位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的教授说，“5月5号交标书，9号就定了”。此外，“在2～3天内就分完了钱，很多人都不知道”。

　　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在北京疫情严重的4～5月，该院抽调了40多位老师和学生投入一线，其中有15位老师在北京15个区担任副总指挥。“我们投入的人最多，一线经验也最丰富，但结果一个项目也没有得到。”

　　而获得教育部项目的北大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陈慰峰院士，却也发起了愁。6月4日，陈告诉记者“既没有资源，又没有P3实验室”，虽然得了项目，但“基本没做什么研究”。

　　据了解，北大医学部已多次召开校SARS领导小组会议，撮合校基础研究部门与下属医院进行“联合攻关”。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北大医学部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医院手里握有标本和临床数据，要联合得先讲清楚论文的第一是他们才行”。北大医学部的庄辉院士也抱怨：“他们(合作医院)都出了两篇论文了，我们还是零。”

　　医院之间的联合也是难度重重。朝阳医院从科技部获得了一个将北京市9家医院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性回顾的项目。但项目启动后半个多月内，“从其他医院没能得到一份病历”。

　　北大医学部的一位教授说，“北京一共不到3000多个病例，资源就这么多”，现在大家的心理是“谁有能力谁先占了再说”。“北京市卫生局没有研究项目，但是前不久它也通知下属医院，要求每个医院提供多少份SARS患者的血液。”

　　据5月26日《中国青年》道，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前段时间逢会便讲：“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整体失败。”而毕胜利认为，“这样下去，中国不仅在寻找病原上吃了败仗，在疫苗上还会再吃败仗”。

: 张静
: 21世纪经济道
发布者: 刘斌

　　

　　第一部分 非典理论方面的失误。

　　

　　一、“衣原体”学说是非典理论的第一个大失误-1

　　

　　理论于实践，反过来要指导实践。但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中国出现了很多不注重实践，产生错误理论，还强制要求用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但全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

　　

　　谈到失误，我不得不首先谈到洪涛院士，他的失误是非典时期的第一个重大低级失误。由他一手创立的非典病原体是“衣原体”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并造成中国在防治非典的问题上出现重大损失。

　　

　　“衣原体”学说简述如下：

　　

　　1、“衣原体”学说的产生

　　

　　由于广东出现了非典的流行，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于2003年2月7日开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003年2月13日，首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广东送来的“非典”标本，这天洪涛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并于2月18日下午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权威部门的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衣原体”为继续滥用抗生素通过了理论基础，广大患者继续受害。

　　

　　这个结论如果没有全世界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是错的，恐怕到现在卫生部和洪涛也不会承认错误。这就是21世纪中国科学家的特点“心虚嘴硬”。

　　

　　2、“衣原体”学说存在的问题

　　

　　这个结论存在三大问题

　　

　　（1）严重脱离实践

　　

　　这个结论的最大问题是严重脱离医疗实践，脱离临床。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SARS开始流行时，广东的医生用了各种抗生素试验治疗，大量病例证明抗生素治疗无效。这是公开的事实，广东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到非典无药可治，抢购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体，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发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轻，死亡率低，并且在应用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应用抗生素无效。如将衣原体作为SARS病原体，经不起临床实践的检验。钟南山院士根据疾病的临床特征，认为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卫平，是“广东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员，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动地说：“要是衣原体，我把头砍下来给你……”

　　

　　洪涛院士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如果按照“衣原体说”治疗非典，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这正是对付过多起临床非典病例的广东专家直言“衣原体说”过于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涛院士不调查广东的医疗实践，不研究患者的治疗过程，不重视同行的不同意见，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不正确结论，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公布，误导了领导，误导了百姓，使中国在抗击SARS的战争中，在全世界面前打了第一个败仗。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很低级的、很遗憾的、很不应该的、损失是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2）是严重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的

　　

　　对于新流行的传染病的病原体研究，涉及到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诸多问题，涉及到千万人的生命。因此研究者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科学的态度，可视我们的院士，既不调查研究，也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洪涛院士通过“非典”标本的电镜照片，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很明显是对人民的生命高度的不负责任。

　　

　　（3）是严重违反科赫法则的，

　　

　　要确定一种微生物作为新传染病的病原体不是哪个人说得算，而是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学验证方法,被称为确定病原的“金标准”--科赫法则。每一个学医的学生都知道这个“科赫法则”，作为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应严格遵守。但是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犯了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结论，不符合“科赫法则”，为什么敢这样做？

　　

　　证据：

　　

　　①、2003年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

　　

　　②、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4月16日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③、《诚实的胜利非典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始末》特约记者廖怀凌

　　

　　人民网

　　综上所述，洪涛院士的“衣原体”理论，是明显的错误，而且是低级错误。

　　

　　3、专横跋扈，唯我独尊

　　

　　洪涛院士以权威自居，利用权利和媒体，压制不同意见。“衣原体”说出现后，国内外医学界无一家研究结构认同，广州的刊首先出现不同观点，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过中央媒体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实际这些抗生素对SARS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学术的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没有争论就不能鉴别和发展，任何以权威和行政手段无理压制不同观点都是错误的、不应该的。于是出现了南北论战，卫生部不但不调查清楚，反而要求全国统一口径，不许发表与北京不一样的观点。

　　

　　这就是中国的强权政治，于是权威专家，权威媒体、强权部门开展了一场错误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证据：

《财经》封面文章之一：追查病原 2003年04月20日 20:02 《财经》杂志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亦明
　　
　　　　SARS（非典型肺炎）的暴发肯定将成为2003年中国、甚至世界十大新闻
　　之一。尽管有些问题尚不能遽下结论，但以下几点是世界目前公认的：该病最早
　　发现于中国广东，病原体是冠状病毒，该病毒侵染性极强，已经对有关国家的经
　　济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SARS公诸于世始于2003年2月11日。这一天，广东政府正式承认广东当时
　　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非典）病人，并有5例死亡。2月20日，中国卫生部向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简，称2月11日发现的急性呼吸道综合症（ARS）病原可能是
　　衣原体（与细菌类似的生物），主要依据是从两例标本中“通过电镜观察到了衣
　　原体的形态”（据新华社道）。
　　
　　　　用“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到PUBMED数据库检
　　索，发现最早道这个疾病的学术刊物是《英国医学杂志》，它在2月22日介绍
　　了SARS在广东的发生情况　［BMJ 326，　416　（2003）］。世界卫生组织
　　（WHO）3月12日向全球发出“非典”警。3月17日，WHO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包
　　括全球欧美亚三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11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其中没有中
　　国大陆的科学家。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从患者体内发现病毒，根据电子
　　显微镜观察，初步认为这是冠状病毒。三天后，美国CDC肯定了这个发现。［
　　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网
　　络。4月16日，WHO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
　　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中国决定正式加入WHO的SARS研究网络，已经说明对早先的“衣原体”病原
　　说发生了怀疑。但在这之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
　　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教授还在向中国的记者宣布“衣原体绝对
　　是主要元凶”。据4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介绍，洪涛院士在2月18日就
　　首先通过解剖病人尸体发现衣原体样颗粒，并以此为起点，该中心目前已有了围
　　绕衣原体在“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非典型肺炎
　　病原的联合攻关”。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上，洪涛通了中国疾控
　　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原体和冠状病
　　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洪涛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
　　（《财经》杂志2003年4月20日）。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涛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
　　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
　　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
　　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http：／／
　　com／lm／562／31／.html）。
　　
　　　　应该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体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洪涛领
　　导的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国唯一从SARS病人体内发现衣原体的单位。截止到4月10
　　日，他们也仅从5个样品中发现了含有与衣原体形态相似的物质。洪院士的发现
　　几乎马上就受到了中国临床专家的置疑，从广州到北京，从2月18日一直到今天，
　　洪院士在中国疾控中心之外几乎就找不到一个同行知音，日本专家就直斥SARS的
　　衣原体病原说“违背常识”。［Nature 422，　459　（2003）］。倒是政府在4
　　月上旬以前一直以洪院士的发现为制订宣传和防治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洪院士是搞病毒研究出身的，他凭借一双72岁高龄的昏花老眼，观看来自
　　极少数几个病人的、放大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电子显微照片，然后就铁嘴钢牙
　　地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
　　其勇气、其自信真能让人敲破胸膛。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根据这双昏花
　　老眼来组织联合攻关，政府并且依此来压制、排斥临床医生的不同意见（见《财
　　经》杂志2003年4月20日系列道），这一切都令人感到这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学，
　　而是在搞政治。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洪院士来说，重要的似乎不是找到
　　SARS的真正元凶，反倒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我倒想问一问：到底是院士服务国
　　家呢，还是国家服务院士？虽然科学研究允许出错，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
　　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胆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的院士不仅学术水平低劣，
　　道德水准也不达标。
　　
　　　　如果说洪院士在SARS风波中的表现不能够代表院士整体水平的话，那么一
　　群不包括洪院士的22名院士应该能够。4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先生
　　领衔的22位院士向中国政府提出“以非典型肺炎防治为切入点构筑我国预防医学
　　创新体系”的建议。读完这篇向全国公开的信件，我不禁再次为中国的院士脸红。
　　22位院士，代表中国医学科学界的最高水平，怎么连一封正式的信件都写不好？
　　通观这封信，几乎就是一些概念、术语的堆集和罗列，文字不通顺，语法有毛病，
　　语气不连贯，说明他们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这且不说，从这封信中，人们很难
　　看到中国学术界自己的思想、见解、特性、和个性。如果说它有什么中心思想的
　　话，那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要政府掏钱，建立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机构。
　　
　　　　中国有几个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叫做亡羊补牢，叫做顺手牵羊，叫做趁
　　火打劫。领袖的作用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匠人的功能是亡羊补牢，把损失
　　降低到最小；无赖的表现是顺手牵羊，得捞一把就捞一把；流氓的本能是趁火打
　　劫，你招灾我得福。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没有能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使人
　　民免于SARS的灾难，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没有科学领袖的能力和资格。SARS出现之
　　后，他们又丧失先机，把研究引向歧途，遗害全国，波及世界，说明他们连匠人
　　的功夫都不具备。现在又趁着全国上下苦于SARS荼毒之际，提出这么个建议，他
　　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美国现今的科学研究体制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于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目前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和国家卫生科学研究院（NIH）之
　　外，尚有能源部、国防部、农业部等众多部门扶持科学研究，主要是大学的科学
　　研究。它之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政出多门的样子，既非政府的本意，也不是这个科
　　研政策制订者万·布什的本意，而几乎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万·布什的计划是
　　要建立一个统一掌管、规划全国基础科学（包括医学科学）研究的基金会，但由
　　于他与议会主要成员发生矛盾，结果使NIH得到可乘之机，在1950年NSF成立之前，
　　把医学研究的指挥权揽了过去。虽然目前尚看不出这个体制有什么弊端，但同样
　　看不出它比万·布什的原定计划有什么优势。陈竺等22名院士凭借着自己对美国
　　科研体制的一知半解，趁着目前这个混乱时机，想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之外另
　　立山头，自搞一套，既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谁都知道，中国的学术腐败根源之一就是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制度，而在
　　所有的体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基金分配可以说是比较公平的。
　　在目前学阀、帮派横行的学术界，在目前控制学术界的人士知识水平严重落后的
　　今天，再另搞一套科研基金分配系统，无疑会使它成为某些院士控制的傀儡，成
　　为他们垄断科研经费的机器。而垄断和控制只能够使学术腐败愈演愈烈。不仅如
　　此，从洪涛的衣原体事件还可以看出，集权和垄断是学术发展的死路。中国科学
　　的发展，目前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建立一套套的官僚管理机构，恰恰相反，中
　　国需要的是砸烂这个机构，使科学家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言权，而
　　不是凭借自己的地位。
　　
　　　　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废除中国的院士制度。中国有句古语：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同样：院士不废，学术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