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华儿女》记者 华南

　　

　　改革开放整10年之时，一场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并在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对此，人称“价格闯关”。
由于工作关系，经济学家杨帆当时并没有太多感受到价格所带来的恐慌。但在随后的工作中，他看到了这次“闯关”的背后深意和反思之处，并在之后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回顾者、研究者逐渐成为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使价格闯关这一改革开放必经阶段在日后经济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惊心动魄价格闯关

　　

　　1985年，杨帆在东北获得了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成为第一批世界经济方向硕士的一员。毕业后，已经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的杨帆正赶上14个沿海城市开放，为了投身中国的对外开放，他放弃了出国和回京，与胡启立同志去了天津，从事对外贸易。“当时中青年经济学家有分工，一部分人在北京设计改革，一部分以蛇口和天津开发区为两个主要基地推动对外开放。”
杨帆专心致志致力于天津经济开发区外贸工作时，没有留意国内改革正在悄然但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1988年1月1日，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的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国家对价格改革方案的施行工作不断推进。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
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6月9日，《人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物价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过程中，某些人的利益暂时受到一些影响，最终总是会得到解决的。文章认为：较之过去来说，现在物价改革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经过过去九年的改革，我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对物价改革带来的波动有相当的承受能力。
8月1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当时，只要听说商店要出售电冰箱等家电产品，天还没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商店门口排队。生产厂家才将产品运到商店，不等摆上柜台，人们就涌向运货车，抢着自己动手往下搬，好像白送一样。卸下车后，打开外包装检验产品质量，如果没有问题，再到商店里交钱，然后装到自己的车上拉走。
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当时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囤家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亏本生意，而在1988年，一些开始有钱的中产者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抢购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这次价格闯关波及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
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的风波，经济改革再一次陷入了低潮，间接调控的提法消失了，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极其相似的“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再一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双轨价格的摩擦也很严重，不利的形势把主观设想的加快价格改革的思维打翻在地。“鸟笼经济”的比喻再一次被官方媒体肯定。
1990年，杨帆回到北京，进入国家物价局物价处任处长。此时，价格问题于他已是分内之事。他总结说，这时，中央进行全面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放开价格’，取消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物价放开，基本实现了物价市场化。这种现象促使杨帆更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重新认识这段价格波动。
杨帆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酝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国光、赵人伟联名发表文章，率先提出对传统计划经济改革；中国社科院工经公所蒋一苇于6月发表“企业本位论”，从企业体制改革角度提出改革。这两篇具有奠基意义的论文，一时间引发薛暮桥、马洪、董辅等老一辈在经济学界影响比较大的经济学家大讨论。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选择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进行难度最大的改革。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此时不适当的宣传起到了刺激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杨帆认为，这是改革理论尝试的一次失败，但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增量改革的必然过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效益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教训，这就是认识长期不能统一，理论不成熟。中央数次调整力度不够，不能遏止经济过热，10年的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在政治强控制之下进行一次总的紧缩，使增长率迅速下降，下降过度。“而且在此之前，改革开放一直很顺利，大家于是开始轻视历史经验，认为计划经济是过时的经验，从思想上轻视和否定了当年陈云提出平衡的经济政策。”
同时，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学思潮的进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都为这次价格闯关现象提供了理论推手。“当年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时我们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理论理解也不深入，也许当年懂得了‘预期经济’，也不至于造成1988年的结果。10通货膨胀的能量很大，唯有‘硬着陆’。”

　　

　　成熟的理论为“软着陆”撑腰

　　

　　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终结了长达4年的经济调整和“左派”理论回潮，全社会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同时，经济增长全面失控。1992年经济增长14.2%，物价上升5.4%。1993年经济增长13.8%，物价上升13%，“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记录逼近。老百姓则再次萌发出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国内的领导人并无成功经验，如何从失败中总结出教训，避免再次失败，是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次，杨帆正式加入到关于宏观调控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路线进行的经济学家大讨论中。
但是，一向站在“改革派”经济学家阵营的杨帆，接受了左大培的经济学思想，站到了对面的阵营中。
1994年，国务院副总理朱基主导宏观调控，但遭到投机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猛烈攻击。一批著名的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批评复辟计划经济，并提出“工资与物价挂钩论”、“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
在那些年里，左大培引入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比如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对“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进行了彻底的反驳。杨帆认为，这是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点的，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必经阶段。中国经济学界食洋不化的一个例子，就是长期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必然损害经济增长。其实，发达国家的“停滞膨胀”早已打破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
其时，左大培发表文章，提出“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激烈批判某些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代言，因此受到他们的集体封锁。一贯被认为是“左派”经济学家的杨帆当时坚定地支持了左大培，“一方面觉得愤愤不平，另一方面确实觉得他是对的。我是崇尚理论要符合实际的，我善于反思，因此我选择对的，而不在乎什么阵营。”但这一举动也激起经济学界一次新的大分裂，“经济学非主流”派因此而生。
国际经济学最新的概念是“自然增长率”，超过这个增长率，物价会加速上升；而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将比物价下降得更快——这就是说，在自然增长率之上，根本没有什么“物价与经济的同步增长”。企业家误以为价格上升是自己企业产品有销路，因此扩大了生产，其实，所有企业都因此扩大了生产。每个企业家并不知道。通货膨胀在短时内就这样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生产很快过剩。此时生产下降，但物价却降不下来，因为每个企业都面临着更高的成本，当企业普遍采取“限产保价”的时候，停滞膨胀就发生了。以此来驳斥“物价与经济同步增长论”，其效果非常彻底。不久，杨帆在左大培思想的基础上起草《理性预期论》，短短千字，为理论界定局。此后至今，将近20年，在这一问题上再没有引起争议。
由于理论上逐步成熟，加之没有过多受到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中央政府认识一致，政策坚决而且能够长期坚持，这次“软着陆”以5年时间，终于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免了经济的较大波动。

　　

　　经济过热背后的冷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个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2003为年9.1%，2004年达9.5%。
对此，杨帆做出的判断是：我国经济已严重过热，主要表现为：积累过高；信贷投放过多；对贸顺差过大；投机资本大举进入；能源与原材料高度依靠进口，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房地产价格连续上升等等。
长此以往，势必会加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此后，中央政府一直控制经济过热，不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积极扩大内需，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切实抓好自主创新，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杨帆认为，上世纪90年代宏观调控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层认识一致。目前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迅速坐大，这就是地方政府、国内外投机资本、与某些经济学家联盟控制经济学话语权，力图打破中央宏观调控，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和地皮制造经济泡沫，谋求集团利益；各权力部门则通过垄断求取高额利润。
而现在，房市、股市双向“爆发”，外部资本大量涌入，中央也在想办法进行“软着陆”。持续关注价格管理的杨帆，此次又支持15年前萧灼基提出的价格管理办法：物价没有必要一定要管。目前，我们国家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分层，各阶层对价格的感受和承受不同，而现在我国CPI没有超过10%，这对于一般群体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目前状态下，不会像1988年出现“价格闯关”的风潮。
在杨帆的预期里，粮价将会继续上涨，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CPI不会下降，而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将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真正落实，贯彻实施。“政府绝不能退出市场。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开放就处在这样一个‘大工业期’：高污染、高耗能、高经济增长。但是他对中国经济一直持乐观态度，他预计，到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维持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