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文斗，不要武斗。”——试论共产党的斗争　　

先说明一下，咱这里所要论述的，虽然不是跟毛泽东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离心离德，但也不敢说是符合中共领导社会斗争的大政方针，应当怎样怎样。本文不去讨论共产党的领导层应该怎么样，也不论共产党形成组织的历史因素，只是谈谈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改造社会过程中，有着许多的斗争方式，而本文就只选取其中的“文斗”方式，与资本阶级的斗争方式相比较而展开讨论。讨论的深入与否，要随读者的理解而定，可广可窄，所以这不去讨论的问题，如果读者要去思考，并不属本人所能限定，与作者无涉。若能瞧得起作者的一点个人浅见，那当然是欢迎的，为了探索真理，想必是不该在咱们头脑中设置讨论禁区的，只要不在现实生活中去触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也就行了。　　

第一章、文革就是文治，法治就是武治　　

第二章、没有武治的文革被废止，没有文斗的法治再兴起　　

第三章、非暴力的法治表象，掩盖着法律武器的残酷性　　

第四章、冲刺法制的币治思想，继承文革的文治精神　　

第一节，法治经济决定社会方向，权力关系统治生产关系　　

第二节，法治形式的权力，就是契约方式的暴力　　

第三节，货币机制的运作逻辑，劳动体系的运动路径　　

第五章、发扬文化革命的传统，畅想中国的文斗社会。　　

第一节，思想斗争的启蒙，运动奥秘的破解　　

第二节，辩证思想悖论法，争取劳动话语权　　

第三节，神思恍惚对梦话，向往文革新社会　　

　　

第一章、文革就是文治，法治就是武治　　

现在的中国媒体总是说毛时代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只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才使中国社会有了法制的治理结构。姑且不论这毛时代的法律构建，咱就谈谈工人阶级对于治理社会的体制创新，有什么新意。大家知道，“治”这个概念，用在人与人关系上，就是一种强权性质的利益调节，也就是表现为强势一方控制弱势一方的支配关系。为了明确此种关系是否合理，就需要对那些遭遇不合理或者不公平一方，给予一个申诉或反抗的机会支持。而在传统的体制中，要有这样做法，往往会影响到运作程序的稳定性，让控制程序的人不得安心。但人心是肉做的，人同此心的语言沟通，并不必定是太难的事，而若形成共识的思想认同，也是可以唤醒人心的趋同性的，只要不诉诸武力，就能实现相互关系的平衡制约，就能在管理与自我管理的辩证关系中，根治传统体制的独裁根子。或者说，辩证的法治关系，必然是有着推动法治实践的进步意义。而辩证法思想，就是承认现实事物的矛盾性，承认对立双方的互动作用，尤其承认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起主导作用力的是群体，决不是有才华的个人力量，因而不承认矛盾过程的单边作用力，不承认超然于他人利益之上的“所有权”范畴。　　

唯物辩证法是治理社会的根本智慧，它从矛盾的对抗性中求得矛盾过程得以高效率推进的辩证方法，一方面借以对抗自然力对人类的束缚而锻造出自身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借以对抗人类自身中逃避劳动而偷懒的思想行为，尤其是要战胜为此中偷懒而提供大量敲诈勒索机会的统治体制。这显然是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所决定，决定着人们不得不直面社会的人生路径，无论是劳动还是管理，都要有一种高昂的奋斗精神，从斗争中取得矛盾过程的和谐解决。所以说，“和谐”不是手段，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政策产品，而是人们向往的目标罢了，尚需劳动的人民通过革命的斗争手段，才能达到这消灭不和谐因素之目的。就如资本社会中的“吃饭”概念那样，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把它当成手段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把它当成统治人类的手段，才是在反作用力下，反倒把这初始的目标概念，沦落为劳动过程的全部目标，或者说成为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而中国改革从谋求发展沦落为谋生存中的疲于奔命，也就因为单纯地谋求“吃饭”，从中形成“贪吃不厌”的利欲熏心，在越吃越馋的“馋嘴”循环中，反而使人的劳动机能不断退化，至多是在投机取巧方面，生成了寄生虫那样的生物功能。　　

只有把思想的重心放在劳动上，才会有吃饭问题获得保障的效果；只有以身体健康为目标，才不会把吃饭的效果作为唯一的目标；只有把工作中心放在打击反劳动分子时的正义事业上，才能取得社会和谐的安定环境；只有把和谐的目标，建筑在劳动者解放的基础上，才不会构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统治者意识。　　

和谐社会的实质，本来就是斗争社会的结果，而且是与个人的争权夺利目标无缘，根本是专属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和胜利结果。所以说，“和谐”的思想观念，既不是治理社会的好方法，也不是可以在回避阶级矛盾中单纯追求的唯一目标，应当是一个阶段性工作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决定各阶段目标的全部依据或客观条件。特别是那发展社会的目标本身，就根本不可能从不尊重劳动的所谓和谐中实现的。资本意义上的发展，都是以破坏劳动者生存基础上所引发的，每一个色彩绚丽的小发展，都在引发着人间大灾害，都将展示资本魔爪在伸向各个社会领域以后的血淋淋。资本社会中的法治概念，原来就包含着以暴力处理问题的武治思想，原来就不属于一个和谐的手段。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不和谐手段处理社会问题的作用力，必然在社会运行中产生抵抗法治的反作用。　　

因为资本体制的法治概念，其暴力性质的武治职能，是由一小撮人在操刀，由少数人在掌握法治的刀把，置多数人于刀口下，这就形成了等级不同的权力关系，也是武治体制的基本功能或副作用。咱们通常把此种含有专制权力作为支配关系的不同等级，称之为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完全在于权力的垄断性质所派生，根本不是劳动付出的差异所决定。阶级斗争论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让中国社会沿着科学发展观的轨道运行，而任何反对斗争论点的学者，即便不能说他是一个无知的笨蛋，至少也是一个不懂牛顿第三定律的科盲，不懂得社会运行中的阻力是与前进方向的动力相当的，资本社会的每一个进步，也都是劳动者克服种种困难才作出科学奉献的使然，在超过了“资本持有者”所作价值耗费时的动力性表现。而持有货币的小资本家，也大多是以劳动者的贡献起步的，只有劳动者的奋斗抗争，才会产生人类利益构成中的“价值”概念，才有人类社会获得和谐的生存和进步。　　

但对于人类为增长社会价值而争取解放的斗争思想，从中小资本阶级他们看来，是毫无必要的。一方面，这个阶级真正为人类提供利益的劳动过程，早已在取得生产资料控制权以后相继结束，是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的“停产阶级”，除了在远离劳动方面谋求“发展权”有更大膨胀的贪欲之外，在生活消费过程中的“生存权”是安逸的，没有“生产阶级”①那样，有着做羊时被狼吞吃的险象环生，穷于应对那朝不保夕的生存权问题；另一方面，资本持有者一直是在从事阶级斗争的活动，不过是按照资本家学者的提法，把他们钻营于“人际关系”中的利益斗争，改称为“猫捉老鼠”的经济游戏，随时由大资本家们商量着游戏规则的制订，以便摆平他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关系或利益争端。或者露骨一点，先借助那外表上看来很平等很公正的法律体系，把劳动者群体牢牢钉在非常弱势的社会位置上，然而再释放人类进化前的动物野性，以便使得野性阶级所依赖的动物法则在人际关系中合法化，叫做市场经济制度，据说是最先进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社会的发展已经到顶了，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法制经济可以创新出来了。　　

这就让人们只能看到抽象而空洞的法律范畴，看不到法律范畴中的控制主体，正是一些不正不义的少数人在垄断法律武器的把手，正是金权势力把全体劳工置于他们手把法律的刀口之下，动弹不得。维护资本家利益所需，也是政客投机家的用武之地，坚持要以法治宣传，淡化了劳工的人权价值，淡化了法治范畴的暴力概念。这就形成了中国法治的吃饭特色，中国的大官僚，或者叫大领导，专门从提升资本家法定权力来治理吃饭问题，使得所谓的法制经济，离开了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利益诉求，离开了劳动者需要解放这个根本点，使得所谓的经济政府，又封建又愚昧，在专治吃饭之“标”，不治解放之“本”的无序管理中，成了市场赌博的坐庄衙门，以其野蛮成性的赌博嗜好，与人类劳动的理性呼唤遥遥对峙。　　

既然不存在劳动者被允许发展其自身权益的改革特色，当然也不存在对中国有发展性质的法治措施，除了维护大领导地位的“维稳”概念之外，中国官僚们对于资本概念极为保守的思想观点所导致的思想麻木，已经达到了十分僵化的程度，其十分蒙人的作秀表演，也无法掩饰那虚伪的思想品质。这品质就是以野性当成人性，以赌性冒充理性，使他们道貌岸然的“改革开放”，都在热衷于男盗女娼的改头换面，把市场迷信作为社会信仰，促使中国的主权利益被资本帝国稀释于美丽的肥皂泡影中，却还能为中国放弃大好发展时机所形成的附庸国地位而自吹自擂，还在为失去人民利益和信任的“改革开放”而坚持蛮干下去，还是不肯为巩固中国的国家实力而承担起反贪污反卖国的政治职责，还没有为政府的错误决策所招致的巨额损失有一点反思观念。甚至还有着社会主义事业受挫折的问题上暗自庆幸，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创下了更多社会条件而幸灾乐祸，为开辟一条通向美国圈套中的宪政体制而鼓噪普世的价值观，一直麻木到要为中国的失败而额手相庆。因为这丧失了应有的国家实力而使中国无法摆脱那受欺凌受奴役的地位时，正是个人权威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独裁统治，最有成就感的炫目展现，所以要感谢美国老板的暗中扶持，感谢经济学家对于人间野性的阐释与开发，感谢资本体制提供了精英分子发挥个人才华的大舞台。所以才有官僚们的快活腾飞，带动整个的国家机关，就像飞蛾一样，狂妄地扑向烈火喷射的无机运动。也就是说，任何的精神狂乱，同样是离不开自然的一种运动表现，在脱离劳动者现实关系而臆造的改革理论，也能在与劳动者相对抗的立论中，回归到动物世界去凑合大自然，从社会生命的高级运动，退化到动物世界的野性社会，促使劳动者属于高级生命的有机化运动，退回到低级生态的简陋化运动，甚至将社会矛盾引入那烈火燃烧般的权力冲突中，将生命态势的有机方式，回归到化学方式的“无机物”运动。不仅可以是释放动物野性的社会返祖，而且可以是毁灭社会的飞蛾投火，可见中国的大官僚太自由了，不受人民抗议的呼声所约束，只待无声的自然运动所惩戒。　　

中国上层建筑的野性释放，就是通过理论界反抗官僚主义的专制法律才形成的一种野性意识，或者说通过将劳动价值野蛮化的经济学家，以其混帐逻辑，混淆了劳动不劳动的是非界限，才得以沿着桀骜不驯的资本路径，将他们那种缺乏劳动者人情味的野蛮理论，再次以“法制建设”的好名声而展开的，又在合法的官僚权力控制下，控制大众的利益机制，由不得劳动人民说一个“不”字。当劳动者数十年以来在生产资料中所积累的价值，被强行在一纸卖断工龄的文件上，别无选择地“签字”时，或者说即便您不签字，这法律形式的手续权利，也无维持工人资产权的任何意义了。此种公然独裁的政策措施，显然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才有体会其法律的野蛮性和暴力性，才能证实中国法律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和“文明”程度可言。　　

但此种工人体会，真实地检验中国改革的理念是否属于正确的“真理标准”，同样不会被理论界所认可，知识阶层中许多背离企业员工利益的学者，当然是不会也不愿证明，这资本主义“法治”的冷酷性和强暴性。中国三十年来所谓的法治建设，就主要方面而言，原本是为了提高吃饭的品位问题，但因为吃饭问题的处理，是在剥夺劳动者处理问题的基本权力方面上进行的，因而越是按那些少数“权力人”去处理问题，这问题的繁衍发生就越多，这处理问题的危害后果，也就越发地严重。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这问题严重到了大部分人的吃饭反都成了一个随时要挨饿的境地了，根本不存在品味方面的发展权益获得任何维护的可能处理，反而是被逼着要依赖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才能解决这有没有饭可吃的普遍问题了。多数人要生存的硬道理，建筑在少数人能不能发展的软道理中，就这样成了上层建筑的基本思维，构成了毫无保障，非常不可靠的软道理思维，使得中国全部的法制完善，也就贯穿着一个“为资本经济服务”的立法思维和执法原则，无疑是在合法的形式上，开辟一个野蛮社会中的豺狼世界，使得文明的科学法则，蜕变成巨兽们遥控着的丛林法则。　　

那么，无数先烈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曾经为劳动者确立的科学法则，为什么不能战胜“资本动物”的野蛮法则呢？因为尚存于中国宪法的科学法则，通常被简称作“四项基本原则”，是与官僚阶级的“改革开放”利益，或者说，是与统治手段中相对应的“资本开放”这个基本点，有着不能相容的冲突性。就这“基本点”的用词来讲，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是很中性的，没有褒贬，也没有阶级利益的差异，但其所实施的政策措施，明显地表露出对抗宪法原则的野蛮性和破坏劳动机制的强暴性。何为“改革”？就是“改”换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就是以“革”除官僚腐败的名义，依然在保卫官僚腐败的体制及其个人腐败所需要的权力。只是其保卫的方法，却是在革 “除”掉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地位，换之以资本经济的解放，取代官僚性质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本属“文革”运动的治理对象，使之治理成“劳动主义”的经济体制，所以这官僚性计划根本不属毛时代的计划概念，事实上十年文革也为劳动经济的体制创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改革思想的来由，也正是借助着文革中这一个普通常识的理念）。何为“开放”？这“开”字就是为了开辟出一个魔兽世界，这“放”字就是释放一切与劳动过程相对立的牛鬼蛇神。对于这种充满了违宪之罪的“改革开放”，咱就不需详细论证了，跨世纪的一代企业员工都是清楚的，而在学术界，也还轮不到咱这些普通网友可以说话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话语权②，还有待革命同志的努力争取。咱在此只想跟有机会读到本文的读者强调一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应是个空洞的骗人话，而应当是要具体贯彻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以唯物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是无产阶级同历史上所有被统治阶级反抗斗争相区别的根本特性，也是无产者所奉行的阶级斗争，所具有的文明特色。因为工人运动的“造反有理”，不是只有一些简单道理中的价值观，而是有着理论系统十分详尽的科学道理，有着按照现代劳动技术所构建起来的方法论，作为反抗斗争的客观依据。　　

所以，毛泽东经典语言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问题的典范，强调了毛时代工人阶级也还没有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还需要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之激烈，别说这“改革开放”中所达到的白热化程度，把整个工人阶级的思想认知都融化在市场竞争的对立关系中了，而且在毛时代的上层建筑，也是以资本思维极为普遍的价值观，构成了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态度，漠不关心，心不在焉，言不由衷，甚至口是心非，勾心斗角，言行不一，文过饰非。但这些人中大多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同志，才可以身居要职，其中也不乏对于毛泽东怀有深切的阶级感情，成为重要的党政干部也不能算是太成问题的，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理解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一心想着革命到头了，也该轮到自己过安逸生活的时候了，颐养天年。所以，刘邓那种解除人民思想武装的非政治化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强调要马放南山的愚民意识而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确实对那个盼望“社会和谐”的知识阶层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改革开放的倒行逆施，可以获得步步推开而不受约束的原因所在。毛主席面对他所处上层建筑的历史环境，悲切地叹息人们当初对于文革的各自心态，说这赞成文革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主席作为无产者的先锋战士，虽然年迈体弱，精力不如从前，仍在利用其既有威望，暂时给工人运动创造了新的运动方式，但不得不反复地警告人们，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已经建立，虽然由于他的艰难维持而暂时没有变修，但还没有获得巩固，还没有形成由工人们监督政府而主宰社会运行的内在机制，还存在“官本位”的阶级关系，构成了“资本位”生产关系得以复辟的潜在威胁，所以，“资本位”思维浓厚的投机政客们要上台是容易的，千万别忘掉本阶级利益的整个权力，都被投机客虎视眈眈呢！这就是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来由，明确了复辟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于政客们的投机意识，一直企图从资本体制上轻松获取升官发财的政治业绩，以构成其窃国夺权的竞争资本。　　

毛泽东明确告诉人民，在中国的当权派队伍中，存在着许多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反动人物，存在着坚持要推行“资本经济”因而也坚持要打压工人利益的各类政治投机客。现在咱们的工人也知道，这所谓投机，就是投合人们的需求，利用人们给予信任的时机，从而取得了掌控人们利益的支配权。既然人们能够给予“走资派”以很多的信任，无法给革命派准确地授权，或者闹不清谁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可以给予推举出来，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管理，还是漏洞很多，还是不能鉴别出资本阶级的胡混人物，在混入党内领导体系过程中所施展的投机手段，这就使得党内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不得不陷入了争权夺利的私人竞争中。　　

私人利益的争权夺利，就是反动统治的阶级根源，而要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其依据或动力来源，也只能出自无产者为全阶级所进行的利益斗争，只能依照唯物辩证法所确定的思想路线，进行那反抗资本阶级体制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根本不同于习惯性权力斗争的明显特色，也正是体现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跟传统的形而上学意识之间的对立斗争上。因为，一切社会生活都充满着矛盾斗争，都体现着作用力与反作用之间的动量关系，不承认矛盾斗争的那种闭门修养，也不是闲来无事地养心修德，而是在风花雪月中既修炼成资本驯服的奴性意识，也培养出经济赌博的暗算能力。而这种依靠武治手段的强硬法律，来实现统治者要求人民必需有的驯服性或奴才性，就是特色当局所要改革的法治作用。就笔者所知，毛泽东是第一个直接以“牛顿第三定律” 来阐述人民斗争的必然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相应而言，按照无产阶级管理社会的视角来分析，可以说，哪里有文化革命，哪里就有最和谐的劳动。　　

最后，请关注本文讨论的读者，注意待续的后文。　　

　　

①注：机械地孤立地看待社会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所以，咱们也不应静态地看待“生产与停产”的阶级关系。这里所称“停产阶级”，不等于是没有行动的阶级，因为其所占的统治地位，也包含着管理社会的职能，仍然没有停止它的运动，只是此种职责的履行，不是增长社会价值的劳动，而是减少社会利益的一种负价值劳动，每天都在处心积虑，抢劫人类共同劳动的社会成果，或者以极少的劳动付出，攫取巨大的社会财富，由此还可以说是一个好逸恶劳的抢劫阶级，凭着资本法律赋予的垄断性所有权，维持其抢劫企业成果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生产阶级”也不是单纯地为社会贡献价值增长的那部分人，也可能是被奴役的白领阶层，勉强维持其家庭生活，他们所付出的劳动贡献，远大于其所得的物质待遇，但他们还可能是富裕的技术工人，有钱投入商业经营，可能是勤俭节约又善于抓住劳动发展时机的普通工人，或许还有碰运气通过证券投机或者其他的资产方面收入，以补足或提高其家庭生活的抗风险能力，但仍不能构成其停止生产劳动而可以抢劫企业成果的阶级条件。　　

此种复杂的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以劳动者政策来捋顺各项人际关系，揭示出人们所处的劳动状况，是否处在生产阶段还是停产阶段，从而在消灭了“停产者”对于“生产者”的侵略路径之后，才有可能形成了一种依靠“生产者”维护“停产者”应有利益的法律措施，才有可能消除两者之间由货币的个人垄断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只剩下劳动量付出的差异所形成的为劳动者群体所认可的级差关系。这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所确定的消灭阶级关系的基本思路，我们将继续顺着马克思方法的分析思路，对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式，展开讨论。　　

②注：中国人民所要争取的话语权，是工人运动得以引入文明斗争方式的充要条件。工人利益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劳动者利益出发的自由发言权，这种发言权最初的现实措施，就是废除那些随便封杀“工人出版物”的行政干预或反共政策。关于封杀出版物的有关问题，笔者此前所做的论述，参见以下网址的文章：　　

“追求真理”的《中流》人惹谁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2794.html　　

不能只给《炎黄春秋》自由而封杀《中流》和《真理的追求》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9/1023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