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个稳重的央行行长

　　

　　萧美珊

　　

　　2005-11-23日

　　

　　2006-1.-4日发表于《成》

　　

　　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它在主管什么，而是它缺少什么。它最缺乏的是一个稳重且专业的领导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自由知识分子主控的大陆媒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吹捧一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包括对前行长朱金容基的赞美，也远没有对周行长小川先生的赞美为多。比如，周小川上任以来，2004年11月9日，《人民日》旗下的《国际金融》以罕有的两个整版刊发长篇访谈"周小川：中国银行业改革迈上新台阶"，直接把他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划上了等号。又称之：几乎创新和动用了现代货币政策的一切操作工具来完成“法律赋予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 2005年8月15日， 《南方日》旗下的南方网讯　（称：周小川上任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地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周小川的学者风范和金融调控艺术，让人们习惯于将其和各国央行行长特别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风范加以对比。但是，这一切赞美，只是溢美，是一些廉价的恭维。

　　

　　周小川先生，作为一个大国的央行行长，有学者风范不假，还不能说有经济学学者的学养，更不具备“金融调控艺术”。他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容易混淆身份，二是经济学学养不足。

　　

　　首先，周行长小川先生分不清央行行长与经济学者的身份，经常将二者混同，是无法与格林斯潘相提并论的。2002年12月28日，周小川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还兼任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之职，其责之大，其任之重，其位之高，当慎言笃行。然而，他履任之初，尚守慎言之道，但很快，就常常借助出席会议的场合，在国内国外对媒体讲话，而且讲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多。近半年来，他还以接受媒体专访、亲自撰文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和国际市场，传达他改革中国经济问题的思想。可以说，在中国，人们已经分不清自己国家的央行行长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他自己在讲话、发闳议，连他自己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媒介时，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一个央行行长，还是一个经济学者，甚至连全世界都搞不清他倒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一概视之为一个改革派的央行行长，很合西方的口味。

　　

　　一个大国的央行行长，往往由经济学者来担任，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常常要在经济学者之中，选用财长与行长，是因为司此关键而重要之职，没有一点经济专长，很难胜任。但是，一旦担当了行长一职，经济学者只是一种个人的学术背景，行长一职才是真正的行政职务。作为经济学者，说话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甚或可以不负责任，而做为一名行长，尤其是央行行长，说话是要负大责，担大任的。在上位者，每关涉国家要务，应当深明 “言多必失”，这不是要领导者老于事故，而是要对每一句话负责，明白一个道理：上位一言，百官之令，百姓之命。故尔，深思熟虑，谨守慎言，是一种对国家、社会负责的态度。反观周行长小川先生，平均每月出镜一次，每次上镜必有新语，尚觉有所不足，还接受长篇专访（见2004年11月9日接受〈国际金融〉的长篇访谈[1]，2004年11月8日《财经》杂志的独家专访，2005年9月29日《财经》杂志长篇专访）、撰写长文（见2005年11月21日《第一财经日》），更多是一个行长的身份，讲一些自己个人的观点，或只不过是一般经济学者的话，而又达不到经济学专业的高水准，实在有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政治智慧与专业精神，有失一个大国央行行长的身份。

　　

　　中国正在走向新闻发布专业化之路，国务院新闻办升格为新闻局，国家鼓励各大直属中央的部、委、办推行新闻发布制度，并为各机构培训新闻发言人，让中国百姓与国际社会，能够更充分、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政府下属各主管部门的政策，连各大省、市政府也实施了这一制度。可是，周行长小川先生，好象身兼了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每当他一出现，就成为媒体追逐的政治明星，自身也因博士头衔、考究的西装和一表人材，而星气十足。这是越俎代庖呢，还是新闻发布会与新闻发言人制度还未落实在人民银行，在此改革上落人一步，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他是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行长中，对外访谈与撰文最多的一位，而这都只是发生在其长达四年任期的不到三年中。

　　

　　其次，关于周行长小川先生的经济学学养，也是可以质疑的。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民币主动升值的态度与做法上。中国中央银行与日本中央银行，均为不完全独立的央行，日本央行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在外国压力下，让日元升值；与日本央行相反，中国央行在中国政府倍受美、日压力时，却主动要求升值。毫无疑问，周行长是一个有深厚学养的学者型官员，但在经济学上的造诣不深，有其讲话与文章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为证。如，在2005年9月29日接受《财经》杂志记者的专访时，他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大了，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过量顺差的发展趋势。这就是他对人民币升值2%的解释。原话是：“选择百分之二的初调水平的依据是：过去五年，我国平均年商品与服务贸易顺差在二百亿美元左右，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左右；同时，测算到中国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因此，百分之二的调整，基本可以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 张五常教授认为这是“令人尴尬的分析，不仅逻辑大错，而弹性系数是无从测算或估计的，……” （《周小川的职责与格林斯潘不同》，《苹果日》2005年月日）。贸易顺差的发生，有多种因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力的储备、特别是配额的取消、贸易限制的减少，都可能成为顺差增加的条件之一。今年贸易顺差的增加，重大的因素不是人民币的汇率太低，而是根据中国入世的条款，配额原本可取消，贸易限制放宽，是出口大量增加的根本原因。此外，日本的经验也表明，币值上升与贸易顺差有关，但不一定会消除贸易顺差。1970年代，日元开始升值， 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 从360日元：1美元，升至1994年的最高值78日元：1美元，长达22年间，日本的贸易顺差一直为世界前列，最高曾超过1000亿美元。且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百亿的贸易顺差，也算不得什么，2002-2003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就高达600亿美元，比中国高3倍，而它只有8500万人口。理论与案例都没能为周行长借鉴，甚为遗憾。

　　

　　另外，周行长多次在一些公开演讲中，强调房地产过热是危险的，并在2004年10月28日，执行了上任以来首次的加息，也是9年长期低息以来的首次加息，尤其是房屋信贷，十分确当。但他在中央政府利用行政等其它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又于2005年月7月21日宣布人民币立即升值2%，这是一组自相矛盾的金融政策。众所周知，日元升值后，日本国内的房地产热浪狂起，从国内一直炒到美国、加拿大、欧洲、香港等不同地区，还掀起了国际拍卖品的非理性出价与抢购。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热的降温，有害无益，大量内外游资从长三角与京津地区，转移到珠三角。近四个月以来，广州与深圳等地的房价飚价，正在重演半年前上海房地产的故事。

　　

　　在2005年月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后，周行长小川先生很快以央行行长身份，强调了他对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重视，包括对黄金市场、外汇市场的衍生产品的关注，此前，他也在2004年9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伦敦金银市场协会2004贵金属年会上谈过，但媒体视之为“跑题”。衍生工具是西方的玩具，中国要进入西方市场，学一学也是应该的，但是不是在道德失范、人才不备之时，有这样急迫的必要性，我们实在是看不到，尤其是在条件不成熟，银行问题成堆的时候，衍生工具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引狼入室，还意味着新业务引发银行坏账的巨大隐患。但正是这一系列的表态，被不知深浅的中国媒体称之为：“比照国际惯例，周小川应当算是中国历任央行行长中职能最国际化、也最明晰的一位行长了，似乎越来越像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而从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经验与立场上看，他是中国堪与孔祥熙媲美的财经官员，都是对西方金融工具最热衷的人，也是热衷于在金融领域进行激进式改革的人。希望近日来海内外媒体议论纷纷的“刘其兵伦敦期铜事件”，令中国国家储备局面临困境，能让周行长有更多的感性认知。

　　

　　不是说，央行的行长一定要出自经济学者，但对一个现代央行的领导人，经济学背景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否认，周行长小川先生是一位好学的学者，但还不足以称之为经济学家。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他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四年中系统地学习数学、机械、电子、电机、自动化、化工工程以及英语和日语等，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他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前辈严筱均教授。1982年8月，周又考上清华大学系统工程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导师是自动控制及系统工程专家郑维敏，1985年4月被授予博士学位。虽然，周行长后来公派到哈佛大学，做过两年经济学的访问学者，但必须承认，这样大幅度的学科跨越，是很容易导致基础的欠缺。很多时候，周行长小川先生的公开演讲、访谈、撰文，的确显示了很多经济学的功夫，也很多术语，但多花巧，功夫不够扎实，更没有格老的细腻。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说明，换一个央行的行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找到一个合资格的、优秀的央行行长，是不容易的。周行长小川先生是一位想有所作为，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也是一个敢担当的、有修养的人。如果他明白自身的两大问题，敬尊使命，慎言笃行，去急戒躁，缓步徐行，加深经济学学养的广植厚种，多听，尤其是要多兼听，多下基层，去明星味，去贵族化， 在央行行长的大位上，致虚极，守静笃，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尤其我们注意到，他非常注意中国金融领域与传统文化建设的关系，是“要打造和建构的既是一项浩大繁重的金融工程，也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文化工程”[2]，难能可贵。但还需要把所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西方市场文化深加领悟，不要中学不精，西学不专，直把中国的金融领域变成西化的试验场。最值得继续关注的，是他在2004年11月8日《财经》杂志的独家专访，提出了"渐进改善金融生态"的新设想，指的是"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显然，他还是设想以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他理想中的中国金融生态，这是否会令中国出现经济殖民化的结果，当政者当三思后行。同年12月初，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周行长再次提出“改进金融生态”。我们拭目以待。

　　

　　寄望周行长先做好软功夫，避免花拳绣腿，吸引那些浅薄的大陆媒体与别有用心的外部言论的青睐。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张五常教授，也不欣赏周行长小川先生以西化自由市场为目标的“改革派” 作风，称其主导人民币升值是“太轻浮”。尽管我们不敢苟同张教授的很多经济学观点，但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良言逆耳，老马识途，当听忠言。

　　

　　背景资料：

　　

　　1，行长周小川在不久前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经济增长最终必须走上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来推动的道路。

　　

　　从1998年之后，“扩大内需”，变为“扩大消费”的口号。与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拉动消费而不是鼓励政府投资，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在识者看来，这不应当仅是一次熨平经济波动的短线操作，而应与公共财政转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而与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大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结构性调整。

　　

　　2，据海关最新修订数据，今年前八个月贸易顺差已近608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达到1000亿－120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只有320亿美元，其中上半年的数字还是负数！

　　

　　3，这位研究员认为，政府掌控货币政策的最终发言权会带来尴尬的局面。前车之鉴已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由于当时日本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一些发达国家便联手要求日本政府让日元升值，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不景气，最终导致泡沫破灭。

　　

　　目前的现实情况仍然值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不久前人民币升值后，中国仍然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按照这位研究员的说法，如果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有本质的独立性，这些国家就没有理由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在外交环节，政府也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4，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国内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讨论。一次是在1984年前后，人民银行确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权时有过大的讨论；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在《人民银行法》的起草修订过程中有过讨论；第三次是在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之前。

　　

　　5，国外有定量研究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越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越小，通货膨胀率越高。另外一个定量研究表明，不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大是小，与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和韩国都把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放在改革的首位。　

　　

　　--------------------------------------------------------------------------------

　　

　　[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访谈的主要内容刊发于人民日，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应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周小川表示：上市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最终目标”。人民日刊发该消息时，只字未提周小川作为中国央行行长的身份。

　　

　　[2]《阿蒙：周小川利率新政的文化呼唤》，人民网 2004年11月29日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