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问题，胡总书记先后在17大告和纪念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12••18讲话”）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改革以来的历届中央都始终坚持了这个正确方向。但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并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动态坚持的。党内和社会上围绕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是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中的核心问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矛盾的特殊复杂性，这种是非中确有许多界线，在理论尤其是实践中难以划清，所以是不能、更不容许回避的问题。现在虽然中央详细阐释了正确方向的内涵，但争论并未因此终止。本文试图以胡总书记总结的十个结合宝贵经验，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来讨论近15年来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

　　30年来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倾向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中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倾向，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我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从纠正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与错误理解开始的。当时由于这种思想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左”的僵化思想成为主要阻力。这种错误的认识，主要是过高估计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照套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照搬经济上只适用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纯粹公有制和产品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中央在11届3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先后通过12大确定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尤其是通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就全党全社会总体上讲，思想理论战线上基本解决了上述误解。

　　

　　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错误解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在11届3中全会后不久，就冒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针对此情况，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在13大和14大告中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1992年14大以前，如果考虑到思想影响的滞后性，改革开放的前15年，虽然同时有“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但主要的方面是“左”的僵化影响；而那时的改革大体上是普遍受惠，因而全党、全社会对改革的必要性却有着广泛的共识，虽然也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并不是改革方向性的问题，因而不存在全社会的激烈争论。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恰是盛行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向市场机制转型，需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我国许多青年学子和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大本营学习，因而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正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发生了苏东剧变，西方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趁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势头，加紧向我国渗透，推销新自由主义。而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有着形而上学思想的广泛影响，加上“舆论一律”的流毒，存在跟风的陋习，容易发生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在中央强调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氛围下，一些人片面解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在90年代迅速泛滥起来。这个时候，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忽视思想教育的倾向，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实践中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任其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随着市场导向改革的深入，逐渐发生利益分化，导致阶层、城乡和地区差距迅速扩大，不同阶层在改革中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出现社会学家所说的官商学利益联盟，强势群体在利益驱动下极力煽动和推行自由化，权力腐败也愈演愈烈。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利益和思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断裂，社会矛盾凸显。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两个基本点关系认识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时的争论，在理念也就是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不同改革观的争论，而背后主要是受利益关系的支配，因此难以调和。加上互联网的兴起，所以分歧发展为全社会的激烈争论。到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借“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批评掀起了“反思”浪潮，并且形成阵营分明的两军对垒，延续至今大体已达15年之久。

　　

　　虽然对这场改革方向争论中的是非，胡总书记作了权威的、详细的、有说服力的阐释，但由于十多年来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僵化，散布“左”的错误思潮是贯串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的主要干扰，仍有人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明的暗的散布自由化。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形而上学思想，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认识贯彻两个基本点干扰中主要矛盾的这种变化，以胡总书记总结的十个结合宝贵经验正确认识近15年来争论中的是非。

　　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评自由化？　　

　　十多年来在改革方向的争论中，一股自由化势力“以攻为守”，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强大舆论垄断了话语权，并成为“主流”。包括少数官方“学者”和媒体人指控他们否定改革开放、反对改革开放，甚至给戴上“反动思潮”的帽子，污蔑是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交锋》P281、《交锋三十年》P 145、195、247、253、259、260、338，《大碰撞》P 237、258、269、276）。　　

　　

　　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谓“主流”话语认定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呢？我从近年几位记者所写关于这场争论的五本书共约160万字提供的资料，认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这五本书，有的搜集的资料很全面；有的改革开放开始就进人新闻界担任记者，还曾任《中国青年》和《人民日》的评论部主任编辑，而且说他耐心地摘抄了他认为是“左”的文章，实际他是专门搜集摘录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资料。不论对这个问题持什么观点（事实上是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的），但是，仅就其所提供的资料讲，大体上直接（就较全面提供资料的书讲）或者间接（有的基本不提自由化言论而专门揭露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反映了十多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对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是很充分的，尤其是关于被认为是“左”的错误思想的资料可说是比较全面的。下面是我的几点结论。　　

　　

　　首先，反对改革开放的只是极个别人。

　　

　　小平同志早就对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个基本估计。他曾说“改革不是一个派，是全民赞成改革，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个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派。保守的人是有，但作为一个派别，中国没有。中国有一些人有这样那样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持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他们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与开放，有意见也是正常的” （《邓小平年谱》P102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一直跟踪研究我国的改革开放，其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在评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时也说，尽管改革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尽管面临一些问题，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随着改革中发生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个别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是不足为怪的。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取得重大成就，这种言论已不成气候，远不能构成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上述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专门批判反对改革开放的，从提供的资料中也只看到前鞍钢总经理马宾的言论可算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见《交锋三十年》P278、279和《争锋》P277、279）。此外被该书作为反对改革所引的言论中，虽然也包含有一些可以认为是比较僵化的观点，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消极作用估计过分，有些地方混淆所有制与经营管理方式，以及对自由化影响和危害看得过重。对这些的批评也是必要的，这客观上对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影响，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除此以外都不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而且，前述马宾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探索的第一个丰硕成果 “鞍钢宪法”创立单位的总经理。这里只是就几位记者提供的资料本身讲的，也很难相信一位改革的先进人物竞会在改革大潮中根本上反对改革开放。

　　

　　其次，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人和文章，都明确肯定是拥护改革开放的。

　　

　　虽然不可能对所有文章的都进行考证，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主要倾向。但对十多年来各个时期被认为是反对改革言论的主要代表的研究都是足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从1990年代中期至2002年，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代表，是因此被迫停刊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以及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急先锋”的所谓“万言书”。其中《真理的追求》的主编喻权域，是最早宣传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早在11届3中全会以前，就在新华社和《人民日》发表文章提出改革经济体制（《争锋》P169）。而所谓的“万言书”，第一封就肯定发展私有经济和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锋》P243、248）；以后的几封还引用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话作为立论依据（《交锋》P276、351）。被划为“左”的代表、被广泛“怀疑”为“万言书后台”的邓力群同志，据《交锋三十年》（P119）说，早在1984年起草12届3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说他倾向于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讲他在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这就说明他也是拥护改革开放的。

　　

　　2004年以后，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主要代表，也是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和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的程恩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其中郎咸平就曾声明并非全面反对改革，主要只是揭露国企领导层收购的弊端，这已被国资委随后宣布大型国企不搞领导层收购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程恩富，2004年6月，曾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中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建议中央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后来他就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一职，这足以证明他不会反对改革开放。至于刘国光，更是最早提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他就是因此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　　

　　

　　这些都充分说明被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言论的绝大多数，实际是拥护改革开放方针的。

　　

　　最后，被“主流”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实际基本都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论断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证据上，难免要引用足够的资料，这难以为本文全部容纳，所以我专门撰写了《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该文主要的是引用上述五本书中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证明其实主要都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且这些被指责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提出的问题，实际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关键问题，都是关系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根本问题。因而无可辩驳的证明那些指控是站不住脚的。由于篇幅难免很长，如果要研究其结论是否正确，建议看看拙文。

　　

　　这些也可从这些书的无意中的论断得到证明。例如旨在专门揭露“反改革”言论的《交锋三十年》就在“第三次大争论”一篇的提要中把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急先锋的四份万言书定性为反私有化的“代表作”（P181）。另一本由高尚全作序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一书则说：“2004年的思想交锋……是‘国退民进’这一阶段中国有资产流失引起”（P210）。这两件事正好分别在争论最主要的两个时期，很具代表性。这就用的话证明，那些被指控为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实际上是批评自由化的。　　

　　近十多年来主要是自由化干扰改革方向　　

　　胡总书记近年来一再强调求真务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正视矛盾、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进一步以实践标准研究近十多年来干扰改革方向的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是什么。

　　

　　首先，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近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的“左”倾僵化思想已不是主要干扰。还把它说成是主要错误思想倾向，既不合逻辑，更违背事实，也低估了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领导地位。

　　

　　其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依据，就是针对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其主要表现就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出现新的“三座大山”，很大一部分工农群众权益受到侵犯，变为弱势群体，沦入社会底层，权力腐败蔓延，社会矛盾激化，资源环境恶化。

　　

　　那么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归咎于旧僵化体制或者什么“市场化不彻底”。众所周知，所谓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房产商追求超额利润正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根源。上述问题正是受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恶果。这种思潮反对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问“姓社姓资”，只讲资权、不讲甚至侵犯劳权，鼓吹市场万能、私有制万能，煽动私有化，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鼓吹利润挂帅、GDP挂帅，把就业、社会保障说成是包袱，鼓吹“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反对国家调控等。上述恶果正是这些谬论对改革方向直接干扰所致。

　　

　　实践充分证明，近十多年对改革方向的主要干扰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清理形而上学的新僵化思想　　

　　十多年来造成上述恶果的自由化泛滥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除了改革中的利益和阶层分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些需要专门研究）外，就思想领域讲，主要是形而上学、片面性，表现为右的形式的新僵化。

　　

　　自发的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虽然要引进市场机制，但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但是，曾在资源配置由产品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变过程中宣传市场机制起了一定历史作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不能与时俱进，“吃老本”，产生了新的僵化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由改革过去只适应发达社会主义的纯而又纯公有制和产品计划经济走向了另一极端，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缺乏效率论的影响，排挤马克思主义、贬低公有制，反对国家调控、推崇自由化，鼓吹新自由主义。他们中一些受自由化思想影响、身居官方研究机构显赫地位的“名人”，和少数媒体人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片面解读两个基本点，以其垄断的话语权，把对自由化的批评硬说成是反对改革。

　　

　　例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著声称是全面描述争论的书《交锋》和《交锋三十年》，就只字不提自由化的干扰，一方面把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打成反对改革开放，一方面拚命鼓吹自由化（《交锋》P281、《交锋三十年》P145、195、247、253、259、260、338），说：“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交锋》P181），说“2004年以来，一些反对改革的力量逐渐聚集起来……否定改革开放” （《交锋三十年》P247）。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竟然公开露骨地说批新自由主义是对改革的干扰（　2005-3-1　中国改革论坛：“改革是不断排除干扰的过程”―― “2005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 ）。

　　

　　一些“名人”和媒体人还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矛头对准中央，甚至说成是“反动思潮”，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成是对批评自由化人士的“痛击”，还屡屡在媒体上呼吁中央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例如说“万言书”是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说江泽民总书记的“五二九讲话”和15大告主要是、甚至只是对“万言书”的痛击。（《交锋三十年》P203、247、259、286、302）美国之音就为此叫好，欢呼15大前后“改革派”发动了强大的、密集的宣传攻势。另外一位记者写的《争锋》和《大碰撞》，虽然提供的资料比较全面，但的评论仍然受自由化观点的影响。例如说胡总书记的“六二五讲话”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被认为是对否定改革开放大方向和成就的回答”。（《争锋》P279，《大碰撞》P262、269、270、273、276）　　

　　

　　《大碰撞》在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对自由化思潮受到批评“忧心忡忡”后，讲了他“通过特殊渠道”写给中央领导的文章，说他在文章中“剖析”了“郎旋风”的性质：“一些20多年来一直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左’派，把科学发展观歪曲成‘新发展观’，纷纷著文‘批判旧发展观’，实际上就是批判邓小平发展观。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改革派’。他们……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为民请愿，最容易煽动‘草根群众’不满。可矛头对谁？是执政党！……这是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文章在引用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后说：“这声音与‘文化大革命’前，说什么农村60%和工厂60% 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手中’，何其相似乃尔！”众所周知，后面所引的话乃是毛泽东的话。刘吉不但污蔑刘国光批评自由化的言论为“否定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而且也把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成是“反动思潮”。（P269、270）。　　

　　

　　尤其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为《与总书记谈心》和《交锋》作序，特别是前者取的书名，故意让人误认为真的是与总书记促膝谈心的实录，以为其观点是得到党中央认可的。原上海解放日副总编周瑞金，故意宣扬其笔名“皇甫平”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辅佐”邓小平的意思。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方研究员吴敬琏则顶着“吴市场”的桂冠，每每在改革方向争论激烈的时候频频在媒体亮相。他们常常按自己自由化的观点以官方权威架势解读中央领导的话，并挑拨批评自由化的人士与中央领导的关系。尤其是高尚全、刘吉和周瑞金多次讲他们对反自由化的批评是中央领导授意的（《大碰撞》P185、267）。吴敬琏还频频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是“煽动弱势群体”；高尚全更攻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为“利用群众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刘吉攻击批评自由化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自称是代表弱势群体的‘草根经济学家’，不仅全面否定党和政府领导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且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和政府。”（《大碰撞》P266、262、270）他们以“名人效应”并以代传“圣旨“的架式扩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对批评自由化的人士施加政治压力。　　

　　

　　因为我国的形而上学思想影响较深，容易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类似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大方向正确”作虎皮打倒一切一样，在所谓主流媒体散布的我国改革开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交锋》P424）的舆论氛围中，以改革开放“大方向”正确为掩护，一方面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铺天盖地，以“反对改革开放”的大棒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一方面放肆鼓吹自由化，相当时期竟然在社会舆论上对批评自由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例如许多媒体不敢道批评自由化的言论。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转轨，与吴敬琏同时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刘国光的文章，就因为批评自由化多次被“主流媒体”和官方研究机构的刊物拒绝发表（《大碰撞》P211、275，《争锋》P273）。而吴敬琏却广受媒体吹捧，频频在各种会议宣传他的观点，甚至到香港凤凰电视台贬低他过去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玄耀他到美国镀新自由主义之金的历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万言书”被认为是“非法宣传品”，不能印刷出版，只得口传、手抄。站在批评自由化前线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被迫停刊（《争锋》P169）。这就更助长了自由化的嚣张气焰。　　

　　

　　更为严重的是，强劲的自由化之风把官商联盟推向了既得利益强势群体，一些媒体和所谓“学者”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把持着话语权，在“反‘左’”口号掩护下，凭借其强势地位进一步扭曲改革，形成恶性循环，终于导致以上严重恶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解放思想，就应克服新的僵化思想，摆脱既定框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如实认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把批评自由化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是对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主要干扰。　　

　　

　　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基本保持正确的方向，取得辉煌成就，与党内外广大群众，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顶着强大的压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批评，抵制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对促进中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诸如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叫停大型国企领导层收购和拒绝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等，广大群众的呼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人士契而不舍地开展批评，自由化的恶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正确解读小平同志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谈话　　

　　姓社姓资问题是讲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的通俗说法。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改革方向争论的焦点。小平同志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本文简称“谈话”）中用过这个术语。他在谈话中以深圳的改革开放为例，全面论述了应如何全面看待姓社姓资问题。可是许多人长期歪曲这个谈话，说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中不要问姓社姓资，并以此为据进一步把批评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士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最近人民网理论栏（）转载《中国改革》的文章中还有改革“突破了姓资姓社的框框”的说法。今天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保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应该以十个结合再次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讲的意思。　　

　　

　　南方谈话的背景，是1989年因自由化引起的政治风波平息过后，又产生了怀疑改革开放方针“左”的思潮。谈话的中心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动摇不得。”　　

　　

　　谈话当时主要是针对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解。即便当时主要是针对“左”的僵化思想的，但谈话却同时强调两个基本点，通过实例精辟地分析了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是强调全面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他说，市场、市场经济、证卷、股市等，这些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文明成果，虽然有些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创造的，但它们本身没有阶级和社会制度属性，只是一种手段，属于中性，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在这个层面上是没有姓社姓资问题的。　　

　　

　　他还指出，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这本身虽然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因为它们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是“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的，“政权在我们手里”，“公有制是主体”，“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这就从经济运行机制、手段和经济结构两个层面上，说明在这些问题上不要怕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励大家在改革开放中胆子和步子要大些。　　

　　

　　小平同志特别以深圳为例，回答一些人把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的误解和攻击，解除一些人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疑虑。他说，按照上述标准，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公有制是主体”。　　

　　

　　这就强调从宏观层面，即从全局和目的、最终结果讲，要坚持姓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谈话还进一步把这个姓社姓资问题上升到路线和理论的高度。改革开放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要按照以上原则对待姓社姓资问题。他指出问不问姓社姓资，总原则是遵循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而正确看待和处理姓社姓资问题措施是非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小平同志强调，归纳起来，总的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里还特别把其内涵具体展开加以诠释：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都是十分全面的。谈话既讲到生产力、经济，又讲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强调不能偏颇；其中都包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既批评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想，又澄清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右的思想；一方面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以两任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为诫，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小平同志并没有笼统地说改革中不要问姓社姓资，不能笼统地批要问姓社姓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讲，宏观制度层面要问，而微观手段上则不要问，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可是，有些人引用他的话，却只讲改革和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只讲反“左”，不讲反右。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页）。但有些人却肆意歪曲小平同志的话，说成是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讲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尤其是某些很有影响的人物，以其垄断的话语权，17年来一直加以亵渎，借用其威望打击对自由化的批评，为自由化思想开绿灯。

　　

　　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彻底澄清这些误解和歪曲，消除其流毒，全面、正确地解读南方谈话。　　

　　正确解读中央领导关于改革方向讲话的内涵　　

　　近年的争论集中在如何解读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关于改革方向完全正确的话。

　　

　　长期来关于改革方向的问题争论不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先后在参加2006年的人大时，分别讲了“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来两个人的话中都包含两个基本点。前者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者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这个话被许多人片面解读。他们断章取义，掐去后半截，歪曲前半截，把讲话解读为，只是强调坚持改革方向，甚至只说坚持改革开放，利用“坚持改革方向”命题的多义性，歪曲概念的内涵，解读为只讲坚持改革开放、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争论说成只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之争，只字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之争，说这是对反思改革的批评，是表态支持“改革派”、批评“保守派”，说反思就是反对改革，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

　　

　　在一些人误读、曲解甚至歪曲他们关于坚持改革方向内涵的背景下，胡总书记在17大的告中突出强调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实际上解释了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正确，就是指坚持十个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然而在17大告以后，仍然有人，例如出版于2008年的《交锋三十年》的，曾任人民日评论的主任编辑，应该不缺“政治敏锐性”，但他又一次不理采中央的声音，并且歪曲胡总书记的话，说胡总书记只是批评那些批评自由化的人，言下之意是对“改革派”的支持，而闭口不谈其内涵包括批评僵化和自由化两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胡总书记又进一步在“12••18讲话”中，以不容误读的明确措词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厌其烦地反复12次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并详细地诠释了其内涵。那就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他再次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必须全面坚持、一以贯之。”尤其是明显地针对这些误读和歪曲再明白不过地明确宣布“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就再次强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既反对僵化，又反对自由化。

　　

　　作为我们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同志早就强调：“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P39）

　　

　　争论中的关键，是只讲坚持改革开放（要害在实际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这种提法会掩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歧），还是同时也讲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正如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学家之一、与吴敬琏同时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吴国光（他们两人在这场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中走向了针锋相对）所说：“争论的核心不是坚持不坚持改革的问题，而是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还是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交锋三十年》P260）胡总书记的讲话正是使用了刘国光所用的“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措词，并且接着阐述了正确方向的内涵。我以为这正是要澄清对他们话的误读和歪曲。然而，至今还有人不提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而只讲坚持改革开放。尤其是一些顶有“改革派”桂冠的“名人”仍坚持这么讲（他们一贯对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甚至整个改革方向只说“市场化”，而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影响就更甚。这在提法上只有一个基本点，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的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可见，这并不只是咬文嚼字，是关系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尤其是有些人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仍然不顾中央的声音，坚持其错误观点。例如《人民日》早在　2007年5月10日　就实际上批评了谢韬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而胡总书记在17大告和“12••18讲话”中又先后郑重声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先后在2008年10月出版和2009年1月第二次印刷的《交锋三十年》，仍然不理采中央的庄严声明，而继续挺民主社会主义，贬斥对它的批评，并说北京盛传高层指示不转载、不争论、不批判（P326），制造中央不支持批评民主社会主义的印象，继续干扰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交锋》和《交锋三十年》说是描述争论全过程，但支字没有从正面意义提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也没有辑录自由化的言论，更没有批评自由化；而且把90年代中期以后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这无疑说明他是肯定这些自由化的言论，从而说明从总体上讲他是以自由化的观点撰写这两本书的。而《交锋》印数之多（据说卖了200万册），说明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决不能小视。而《大碰撞》和《争锋》的，虽然注意了两种观点的平衡，但的议论中，却在17大明确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以后，还竞说胡总书记的告“没有预设的固定答案”，问“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争锋》P282、284）；尤其是为扩大发行量找明显倾向自由化观点的吴敬琏作序，让吴敬琏和高尚全修改，并由吴敬琏、高尚全、刘吉和周瑞金以显眼的广告联合推荐，充分说明自由化影响之大。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还必须在分清是非并肃清影响上下大功夫。

　　

　　实践是认识及其发展的源泉。人民是认识的主体。真理越辨越明。我们党中央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理论创新，不断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汲取改革开放中空前广泛深入讨论的成果，丰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因而不仅加深了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认识，而且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提到了空前高度。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总结宝贵经验的这十个结合，全面、具体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在各个领域的十对主要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这些辩证关系实际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或者是基本路线贯彻的保证。这也就更深化了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辩证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正确评价改革方向争论中是非的武器。让我们认真学习讲话，把认识统一到讲话上来，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